出于卫生考虑，我决定用纸来包饺子——而且要用我自己带的纸。筷子在炉火上烤一烤就安全了，只要把它们在火焰里放上一小会儿，就可以杀灭细菌。但实际上，很多中国人出门时都会自己带筷子。
后来在昆明的小巷子里逛市集的时候，我还忍不住一直在笑。正是在市集上，我找到了一个办法，既能让我吃到美味的中国饺子，又不用担心染上传染性肝炎、霍乱或者黑死病（这种催命的病曾在中世纪时席卷欧洲，也在中国的云南北部和青海爆发过）。几乎没什么东西比新鲜出炉的煎饺或蒸饺更好吃了，而露天市场更是能把它们的美味发挥到极致。可是，他们盛饺子的盘子经常是在脏水里洗过的，筷子也是随便擦一擦就重复使用。
我在昆明最喜欢的地方是翠湖公园。这个公园不怎么起眼，里面有一条卡丁车赛道，一个儿童足球场，还有一个可怜巴巴的马戏团住在两个棕色的帐篷里（马戏团最受欢迎的明星是一只熊，它被关在一个很小的笼子里，看起来十分痛苦）。翠湖本身早就消失了，湖水已经干涸，如今湖里杂草丛生，一滴水都没有。
他的报价是17000美金。
但是这片区域现在成了人们聚会的好地方，大家可以一起唱歌、表演话剧或戏曲，或是弹奏音乐，以此来打发时间。刚开始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小团体——公园里起码散布着二三十个，他们凑在一起，不是在演话剧，就是在听某个人唱歌。其中有二人组合也有三人组合，还有许多人拉小提琴来伴奏。二人组合通常是一位老先生搭档一位老太太。
在展览地附近的一家旧货店，我发现了一个样子很好看的铜香炉——是水牛的造型。摆在它旁边的都是些廉价的首饰、坏了的怀表、齿尖歪歪扭扭的旧叉子，以及云南人用的烟袋。我询问了铜香炉的价格。
“他们在唱一首爱情歌曲。”一位旁观者这样告诉我。这位先生姓辛，他和我一样，认为这些人的表演非常感人。
我来昆明则是为了闲逛，甚至成功地躲开了方先生好几天。我去了周恩来逝世十周年纪念展，中国人民对于这位领导人的崇拜之情似乎日益高涨。
他说：“在那十年里，我们都在相互憎恨，所有人都疑心重重。我们从来不跟别人说话，太可怕了。那段历史对许多人来说就像做梦一样。年长一些的人几乎都无法相信它真的发生过，所以他们到这里来相互聊天，回忆往事。他们不想忘记那些老歌，这是他们缅怀过去的方式。”
大家来昆明的另一个目的是去参观石林（在那儿一定会有人问你“我们把这块岩石叫做‘乌桕树’，你们知道原因吗？”）。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去看那个受到污染的大湖，以及湖边山上的寺庙。那些寺庙因为访客络绎不绝，实际上早已被一波又一波的脚步践踏得破落不堪；而有的寺庙即便有幸躲过此劫，却也到处堆满了雪糕棍、糖纸和没吃完的月饼。
这里尤其特别的地方，在于群众的热情奔放。中国人生性腼腆，自尊心又相当强，所以一旦有人把他们单独拉出来还盯着他们看，他们就会感到苦恼不已。实际上，独自表演就是考验他们的活力与自信的一种方式。如果你感到高兴的话，一个人站在那里歌唱要容易得多。
这些少数民族自己怎样想呢？他们的规模很小：云南的壮族只有5000人，基诺族虽然只有12000人，却是普米族人数的两倍。维吾尔族和彝族则有好几百万人口。
有的表演者在用对话的形式讲故事，还有的人在演唱传统歌曲。至少有一半的老年人团体都在唱云南的地方戏，也就是“滇戏”。
中国人蜂拥至昆明，为的是看一看多姿多彩的土著民族——这里总共生活着二十三个少数民族，人们身上穿着缝得很漂亮的百褶裙和小棉袄，脚上蹬着长靴，头上戴着美丽的头饰。他们从云南的偏远地区过来，就为了售卖那些好看的绣品和篮子。他们十分引人注目，带着点原始风情，毫不妥协地坚持着自己的民族装扮。在他们五彩缤纷的部落文化中，毛泽东时代那种灰不拉几的衣着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
我见到最热闹的场面，是四五个人站在树下唱“花灯戏”5，讲的是一个发生在浙江的凄美的爱情故事。
* * *
“这个故事在中国很有名。”辛先生说完，接着给我讲了讲剧情梗概。
过道上，乘客们都在把行李扔向窗外的月台。昆明站到了。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梁山伯的年轻人和他的爱人祝英台，情节与《罗密欧与朱丽叶》差不多。这对爱人各自的家庭都非常反对他们来往，因此他们不得不编造理由出来相会。梁山伯想到一条妙计，他把自己乔装成了女的6（在公园饰演梁山伯的人用了一把扇子来表现这个情节），这样就可以接近心爱的祝小姐了。爱情的花朵绽放了，但双方的家庭却都不同意这桩婚姻。经历了一些复杂的情况后（辛先生说“情节很曲折”），他们意识到二人无法成婚，于是祝英台自杀了。梁山伯在祝英台坟前唱了一首悲伤的情歌，之后便随她而去。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坦白地说，我希望如此。但我做不了主，这取决于他自己。我不能安排他做什么，现在他想去部队当兵。”
这个公园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团体，但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出戏。很多人会在竹林间演唱它，戴着帽子、穿着褪色蓝夹克的老人们还会在一旁拉着小提琴伴奏。但即便是最瘦削的老先生和最年迈的老太太，他们的动作表情也都非常生动，而且他们都很爱开玩笑。我在中国见过的所有人当中，他们是最快乐的。
“何先生，你提到你有个儿子，”他刚才说自己的孩子六岁了，在成都上学，“你希望他追随你和你的父亲，来铁路上工作吗？”
* * *
“在我的车上你就是一名乘客，你是受到欢迎的。哈！”他这一声“哈”，是在告诉我：别再问这种问题了！
中国面临着人口泛滥的问题。然而，除了偶尔发生的地震和沙尘暴，我几乎见不到有例子可以表明人类在更具力量的大自然面前有多么微不足道。他们移过山，开过河，消灭过动物，铲平过旷野，他们征服自然。如果人足够多，把整块大陆都开垦出来种卷心菜也是很容易的事。他们造了一堵墙，据说是唯一能够在月球上看到的人造工程。他们所有的省份几乎都变成了菜园，山也没了山的样子，倒是成了垂直种植水稻的地方。有些破坏并不是有意为之，毕竟繁荣往往意味着破坏。
“我想，我自己也是个资本主义者。”我说道。
在到达云南之前，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后来我在这里见到了比较熟悉的情景——而且是一个我认为更奇妙和激动人心的情景——人类在自然界里显得相形见绌，他们被丛林包围，为大自然的力量所限，困扰和受迫于天地万物的喜怒无常。
“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乘客。”
我在去越南的途中也见过类似的风景，而昆明距离越南边境只有200英里（320千米）。某天我在地图上发现了一条往南延伸的铁路，于是我找来了方先生安排这条铁路上的行程。难道他不是一直在跟着我，要向我展示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吗？难道他没有催促着我给他找点事干吗？我请他为我翻译的时候，他是多么地激动啊！当他被那些游手好闲的小孩捉弄，我同情地说出“真该怪他们的父母”时，他又是多么地感动啊！
“回答得很好，何先生。可是现在中国也有资本主义者了，不仅仅是那些从西方国家来的游客，中国人自己也在积累财富。”
然而，当我请求他帮我获得许可，好让我搭乘这条通往边境的窄轨铁路时，他突然变得脸色苍白。
“我们不为资本主义者服务，”他说，“我们服务的是人民。如果罢工的话，人们就没法出行了，那样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这是不允许的。”他说道。
他摸了摸下巴，变得非常严肃。
“这条铁路最远可以开到宝秀7。”我说道。我已经查过了铁路时刻表，一天有两班车。
“为什么？英国和美国的铁路工人动不动就罢工。中国人民也有罢工的权利，宪法里有规定的。”
“但您是外国人。”
沉默良久之后，何先生答道：“不会。”
“方先生，你说过会帮我的，如果不帮我的话，你跟着我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工作条件很恶劣——比如不给你吃饭或休息的时间——或者工会的意见没有得到尊重，你们会考虑罢工吗？”
“我试试吧。”我知道他会去试一下，因为他看起来非常慌张：他要鼓起勇气去见一位更高级别的官员。
“不会。”他回答。
当天夜里方先生找到我，跟我说许可已经下来，我可以坐火车往南走了。但是通往越南的那段铁路在1979年就切断了，所以我只能经历这条铁路大概三分之一的路段，到了宜良8之后，就得直接返回。对此我应当感到满意了，所以我对他表示没问题。
“会讨论钱吗？”
“魏先生会陪您一起去。”
“大家会提出一些关于工作条件的意见，也会讨论一些问题。”
“魏先生是谁？”
“工会都做些什么事情？”
“明天您就知道了。”
“当然了，铁路工会，每一名铁路工人都是其中的一员。”
火车在第二天早晨七点开出。魏先生提前到了车站等我。他已经买好车票，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开始为这趟车道歉了——他说这是一列小火车，车厢很小，还是蒸汽火车头，座位不太舒服，也没有餐车。魏先生三十来岁，身材矮小，看起来跟营养不良似的。但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沉闷，只是有些紧张而已。他说他讨厌这些小火车，还有这些丛林密布的地方。
“何先生，你加入了什么工会吗？”
我想告诉他，我喜欢这样的地方，因为可以感受到人类在更具力量的大自然面前有多么微不足道。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我在昆明的市集上买了一磅花生，旅途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吃花生，直到魏先生放松下来。
“他们也会遵守规则，”何先生说道，“很少有人乱来。”
这条铁路是法国人修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强化了对于中南半岛的控制，于是他们决定开发中国内陆。他们不但想通过在中国西南各省售卖法国产品来赚钱，也想买中国的许多东西，比如丝绸、矿产、皮草、皮革制品和宝石。当时他们有个模糊的想法，希望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张至中国。铁路于1910年完工后，从上海运东西来昆明方便多了，不用再像以前那样穿越整个内陆，而是经河内周转便可到达，直到最近都是如此。
“那外国人呢？”
魏先生并不喜欢这趟列车，但对我而言它却无可挑剔——能够坐在懒洋洋的支线列车上嘎吱嘎吱地穿越郊野，实在是再好不过了。这种窄轨列车在欧美都已被淘汰，却还在中国的大地上闲庭信步。乘客们下着象棋，吸着又长又大、像排水管一样的竹烟枪。他们都是农民，所以不戴墨镜，也不穿松糕鞋，没有人穿广州产的胸罩，也没人放录音机。
“不会，他们很守秩序。我们没有这种问题。实际上，我们遇到的问题不是很多。我的工作很轻松，中国人总体而言都是守规矩的，这是我们的本性。”
列车开出十英里（16千米）后，魏先生放松了许多，他开始指着窗外的风景向我介绍：那边是跑马山，山上那一片建筑是火葬场。
“他们会喝很多酒吗？会不会大喊、争吵或者闹事？”
“人们会把死者的尸体送去火葬场，”魏先生说，“那些人就会给尸体浇上汽油，然后烧掉。等到都烧成了灰，他们就把骨灰放进一个小盒子。人们会把盒子带回家，供奉在桌子上。”
“你的意思是？”
“每个人都这样做吗？”
“他们会给你带来麻烦吗？”
“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少数人会把骨灰带到山里去，放在佛寺里面。但我自己是带回去的，我家里供着我姨娘的骨灰盒。”
我问了他一些关于旅行者的问题，因为我发现中国现在有个特点，就是到全国各地旅行的人特别多。“是的，”他说，“尤其是最近三四年，旅行的人很多，什么样的都有。”
1970年代，一些美国企业家试图向中国出口棺材，但中国的这些丧葬习俗对于他们来说可不是好消息。本着同样的追逐财富的精神，十九世纪时谢菲尔德银器公司往中国运送了大量刀叉，企图吸引中国人，让他们放弃使用筷子。
“我的升职是上面任命的，”他说道，“我并没有主动申请。有一天他们来找我，跟我说‘我们想要你当客车长’，然后我就同意了。”
铁路旁有一些蜂箱似的小屋，靠近一看才发现是坟墓。魏先生说三四十年前死者都是这样下葬的，但现在再也没有了。
何先生是从基层被提拔上来的。他做过行李搬运工、售票员和厨师，这些工作的收入都差不多，每个月大概100元钱。他二十岁就进了铁路局，他说自己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原话是“六十年代机会不多”）。他选择在铁路上工作，是因为他父亲也是干这行的。现在，他成了这趟车的总管。
我看见有人在浅黄色的林间穿行，赶集途中的农民在铁路附近停了下来，用沟里的死水洗着他们的蔬菜——那水真的很脏。某个阴凉处，有个男人在宰杀一头水牛，他正不紧不慢地撕开它的喉咙。水牛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被割开的脖子颜色鲜红，一团肉向下吊着，鲜血直流进铁轨旁的壕沟。
这就是那些人唠唠叨叨的原因：他们工作过度了。
列车一路要经过许多小车站，在其中一站有位老太太上了车。和她同行的还有个小女孩，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妇女，背上背着个婴儿。
他说：“因为这趟车不会在昆明停很久，只有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就调头返回成都。”
我开始跟她们聊天，她们说的是乡土味浓重的云南方言，魏先生负责翻译给我听。好像这名年轻妇女之前生了个小女孩，但她和丈夫都很失望，于是他们采取了极端的做法，又要了一个孩子。她一怀孕就被罚款了一千块，但她心甘情愿地交了钱，希望这次能生个儿子。后来她的确生了个儿子。
“为什么服务员们总是急着收拾床铺？”我问客车长何先生。
这些人真是穷得难以想象，他们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手上的皮肤都已开裂，头上的帽子皱皱巴巴，脚上的拖鞋破烂不堪。而这名妇女为了生二胎所付出的钱，相当于大多数城市居民一年的工资。
早上七点，暴躁的列车员过来砰砰砰地敲门，但敲门仅仅是礼节而已。敲了几下之后，她就用自己的钥匙把门打开，找我们要床单被褥。“快点！快起床！床单给我！现在就起来！”我心想：这些人真是爱唠叨。
“城里人不会超生，”魏先生说，“他们有一个孩子就很高兴了。但是乡下人觉得孩子越多越好，因为可以帮忙干农活儿，老了以后还可以照顾他们。”
我睡着了，但是睡得并不安稳，因为每次列车驶进隧道前都要聒噪地咆哮一阵，而隔间里则充满了引擎排出的烟雾和蒸汽。第二天清晨，我们来到了一片更加立体和湿润的山区——云南的山谷全年都很凉爽，因为这个省的大部分地区的海拔都挺高。
中国自1976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9，效果看起来不错，但他们的人口却仍在继续以超乎意料的速度增长。目前让人担忧的是，中国到二十世纪末将出现大量老龄人口——这有点像蘑菇效应，而且独生子女家庭将会培养出一代被宠坏的小孩。如今他们已经开始大规模出现在中国：不少孩子既肥胖又自私，满嘴烂牙，总是坐在电视机前，哭闹着要再吃一个冰激凌。
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的十年，正好也是爱国主义高涨的时期。当时愿意自我牺牲的士兵和工人前所未有地多，这些人情绪激昂，工作辛苦卖力，这才有了如今的成昆铁路。
列车正行驶在一个狭窄的槽道中，稍往上看就是俊秀的山峰。山上建了很多挡土墙来防止山体滑坡，但并没有起到作用。人类在这里是如此渺小，大自然让他们的生活举步维艰。但世界就是这样的，不是吗？在其他地方，中国人早就把动人的风景变成了卷心菜地。
客车长何先生告诉我：“那里葬的都是修铁路时殉职的工作人员，这条铁路修了十年，你知道吧。”
魏先生说他设法在长沙的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了几年。他在昆明的一家工厂修过货车。他说自己很讨厌那份工作，而且也不擅长。他总想上大学，所以那些年他虽然手握电焊枪，心里却在不停地骂骂咧咧。
我询问了一些关于这片墓地的情况。
我说我打算自己去长沙，而且很想去毛主席的出生地韶山看看，那儿离长沙不远。他去过吗？
就在夜幕降临之前，我从某个山谷的上方往外望去，发现铁轨之下有个平台——那是一块墓地。墓地的大门是石头做的，门的上方有一颗红色五角星。红色五角星往往与人民解放军有关。这块墓地里面共有50座坟墓，每一座都用石头砌得方方正正，旁边还放了花。
“我十年前去过，1976年。”他做了个鬼脸。
我坐在窗边，看世界从身旁经过。在山中的一条小路上，四只大小各异的黑猪排成一列，小步往前奔跑着。有的山上布满了侵蚀沟，有的山上覆盖着矮松——这是我在中国第一次看见松树。山谷显露出深红色，土地光秃秃的，山坡上的灌木郁郁葱葱。河水已经变得和黏土一样红。火车站附近有许多杜松，现在起风了，它们正弯着腰随风摇曳。远处有五重山峰，由于远近不同，阳光在它们身上投下的灰色阴影也是各具形态。在一个叫做沙马拉达4的漂亮的山谷小镇，除了坚固的房屋和铺满瓦片的屋顶，还能看见十个没穿衣服的小孩在泥滩上翻筋斗，翻着翻着就跳进了红色的河里。时间还不晚，但太阳已经溜到了山的背后，将道道阴冷狭长的影子投向山谷，仿佛给山坡罩上了一层又长又大的外衣。
“你觉得怎么样？”
他给我端来了辣子鸡、麻婆豆腐、青椒肉片、小葱炒生姜以及汤和米饭，这顿午饭花了我四元钱，吃完我就回去午休了。在有的国家，坐火车旅行不过意味着要度过一段焦虑的时间，你会从头到尾都在等着到站；而在另一些国家，坐火车本身也算得上是一次旅行经历，你可以在车上吃饭、睡觉、运动，也可以跟人交谈，或是看看风景。我的这趟旅行显然属于后者。下午三点左右，我从睡梦中醒来，见到窗外的迷雾和乌云都已消散。长长的列车已经呼呼地从低矮陡峭的山区驶进了一片更高且更广阔的区域。
“我不喜欢那里。”他说。
“那我要吃川菜。”
“但毛主席是在那里出生的呀。”
“是的。”
“我知道。”他的语气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这趟车是四川的，对吧？”
---“你们最尊敬的中国领导人是哪位？”
“您中午想吃点儿什么？”厨师问道，此时我注意到餐车里也没什么人。
“周恩来受到很多人的爱戴。”
这里的山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密集、最陡峭的，火车在隧道里的时间从来不会超过几分钟。所以，为了看书写字，我必须一直开着隔间里的灯。此刻列车可能驶入了一个敞亮的山谷，你可以看到两旁的大岩石上遍布着白色的纹理，靠近山谷底部有许多种植园，山坡上的菜地成45度角次第排开，但下一刻它就会呼啸着穿越一个黑漆漆的隧道，把挂在墙上的蝙蝠吓得四处飞窜。这条线上的乘客经常抱怨旅途太长，但这无疑是中国最美的火车旅行线路之一。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从一个城市匆匆赶往另一个城市，明明是旅游观光，却搞得像急行军一样。真正的中国往往存在于某些不起眼的小地方，而这些地方只有通过火车才能到达。
“你喜欢他吗？”
铁路无法直接通过大雪山山脉，因此需要绕道而行，穿过山的侧翼，爬到稍高一点的地方盘旋一圈，再沿原来的方向继续前行。此时低头往下看，会发现隧道入口已经在你脚下，你这才意识到列车并没有前进，只是上升了一些。接着，火车进入另一个山谷，再次朝下方的河流驶去。下面这条河名叫“大渡河”，河面很宽阔，河水却比天上的乌云还要灰。在大部分河段，水中都布满了岩石，渔民们坐在岸边，手里要么握着鱼竿，要么拿着古老的捕鱼笼。
“是的，很喜欢。”
这么多隧道意味着我们一整天都要穿行在山区之中——眼前不是山丘就是山谷，还有晃荡在峡谷之间的窄窄的吊桥。山上的沟壑陡峭而壮观，山与山之间挨得很紧，所以山谷都非常狭窄。所有这些壮丽的地貌都在无言地诉说着，当初修建这条铁路有多么不易。实际上，当时存在许多被认为是难以解决的工程问题，但经过士兵和服刑人员的共同努力，铁路最终还是在1970年代初完工了。
“他出生在哪？”
四周都是高大的锥形山丘，山坡非常陡峭，因此梯田只能开垦到半山腰，再往上就没法种东西了。在对于土地经济近乎痴迷的中国，这是非同寻常的事。天空阴云密布，瀑布从较低的云层中飞溅而出，小径沿山坡蜿蜒而上，最终消失在一片迷雾之中。
“江苏淮安。”那地方离这里很远，在中国东部，上海的北边。
“峨眉和昆明之间有200段隧道。”列车员检票的时候这样告诉我。他话音刚落，我们就站在了一片黑暗之中：列车驶进了第一条隧道。
“你觉得周恩来的出生地怎么样？”
铁路峨眉站位于一条很长的泥土路的尽头，朝圣者们杵着拐杖在这里耐心地候车，车站附近有个市场，专门向这些人兜售水果和花生。不久就有火车的汽笛声传来，淹没了麻雀的叽叽喳喳和竹林的轻声低语。我喜欢这种乡下车站，周围都是处在四川山区之中的稻田，坐在这里欣赏风景简直太完美了。时间一到，大火车就气喘吁吁地进了站，随后它一路往南，将我带向云南省。从峨眉山到昆明要24小时，列车内空旷得有些反常：我独占了一个隔间，而且因为天气闷热，车里的软垫换成了凉席。
“打心底里喜欢，我想去那看看。”
* * *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尊敬周总理？”
尽管如此，我还是过得很开心。这里给我的感受如同内蒙古、嘉峪关、吐鲁番和乌鲁木齐一样，它们都是中国境内较为原始和空旷的地方。我已经受够了中国的城市，但这个地方却让人感觉很愉快，你可以花很长时间来走遍郊外的角角落落，去观察人们锄地，去看猪在地上打滚，或者去远处的村庄，看茅草屋前的小朋友在练习簿上写家庭作业。
“因为他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
他的英文和厨艺一样，都模仿得怪怪的。但我最后终于搞清楚了他要说的是什么——原来是维也纳炸肉排3。
正午时分，太阳慢慢爬上了头顶。越往前走，路边的植物就越繁茂：片片竹林，声声鸟鸣，俨然一片热带风光。眼前出现了一些房屋，但那并不是中式风格的房屋，而是像越南法式小镇里的房子——抹满灰泥的墙面，绿色的百叶窗，巨大的凉台。无论是在顺化和岘港，还是在西贡10的小街道上，我都见过类似的房子，那都是法国政府为殖民地官员修建的。而在此处，房子的主人则变成了铁路工作人员。奇怪的是，在经历了快一个世纪之后，藏在云南深山之中的这一抹法式风情，竟然保存得完好如初，而且还有人居住。
他用英文答道：“Bean（豆子）……”
那就是宜良了。火车站内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人民铁路为人民”。
“好极了，”我答道，“我都不舍得走啦。”然而，宾馆厨师在打量了我一番后，对我做出了一个厨师在中国乡下所能做出的最残忍的事：他给我做了西餐——他眼中的西餐。他给我端上来一堆半生不熟的土豆、带着血色的鸡肉和开水煮过的白菜，还有一样很奇怪的东西，我不得不问他那是什么。
“我饿了。”我说。
“您觉得大学宾馆怎么样？”方先生问我。
“您不能在这吃东西。”魏先生说道。
我住进了传说中的“峨眉山铁道学院”——方先生是这样称呼它的，但这里实际上是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有三万名在校生。他们给我安排的是又新又“现代”的大学宾馆，这里有些奇奇怪怪的装饰，中国人一般在最贵的建筑里才舍得用。而当这些建筑不再受到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制约，它们便会一股脑儿地吸收进许多新的东西，比如在阳台上放几把实实在在的大伞，在墙上装天鹅绒衬垫，在餐厅里安保险丝盒；再比如挂熊猫画像来装饰墙壁，把仙人掌放进浴室来暗示那里没有水；除此之外，还有墙壁表面凸出来的能吓死人的裸露的电线，印了水渍之后看起来跟讽刺漫画一样的天花板，以及明明体积最大却被硬塞进最小房间的巨型沙发。倒影池是这种地方的又一特色，这东西非常有趣，因为你从来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也许你能找到死鱼、鞋子、自行车轮、生锈的易拉罐和筷子，但永远也不会见到像水藻这样无聊的东西。峨眉山的这个池子水注得很满，里头有一面从墙上落下的大镜子，已经摔得粉身碎骨。
他说什么？
不知什么原因，峨眉山到处是猴子——而且是双眉紧锁的猕猴。这些猴子对朝圣者们纠缠不休，不但伸手去抢他们的食物，而且还懒洋洋地骑在食物主人的脖子上，两条腿吊在他们胸前，一边骑还一边剔着牙，看起来自信得很。在峨眉山附近的一条小道，我看见一个男人骑车时背上还驮了只猴子，活像一对父子。
我还没来得及抱怨，他就迅速把我拉出车厢，把我带到月台上。在踏上返回昆明的列车之前，我的双脚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地面——回程的火车已经开动，我却还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宜良是什么样我基本没看清。我本想在法式小镇附近转转，看看那些房子里面的状况，还想和当地人聊聊天，去市集上逛逛。
中国共有五座圣山1，把它们都登个遍是所有中国佛教徒的愿望，也是许多外国徒步旅行者的愿望。然而问题在于，由于大家都要去朝圣，它们又地处中国，所以已经被践踏蹂躏了几千年。这些山都有台阶从山脚一直通向山顶，路上不仅有很多面摊和卖明信片的小亭子，还能遇到卖珠串的僧侣、沿途叫卖的小贩、卖水果的商人以及每张照片要收一元钱的专业摄影师。除了辛苦往上爬的勇敢的老奶奶，还有穿中国T恤的美国人和穿美国T恤的中国人，背帆布包的德国人，以及手里攥着封面印有“Chine”2的导游书的法国人。所有这些都不会减少山的神圣感，但却让登山的过程不再那么有趣。
魏先生说他只是在照命令行事。后来方先生对我解释了一通。我坚持要乘坐这趟火车，但这趟车是不准外国人上来的，因为中国不允许他们深入云南的南部——中越两国正在边境交战，这太危险了。但方先生向他们解释说，我感兴趣的只是火车本身，而不是沿途的城镇。铁路局这才表示，只要我不在任何城镇停留，不去乱逛或吃东西，就让我上车，但是到了旅程中的某个路段，我就得停下来，他们要负责让我调头，直接将我送回昆明，不给我任何左顾右盼的机会。如此安排下，我既搭上了火车，又没有违反规定。这样的解决方法非常有中国特色。
老太太们头上戴的有点像尼姑帽——这种帽子是先用硬挺的白布小心地折出形状，再用别针固定而成。她们脚上穿着像护腿一样的厚袜子，而且和同行的老先生们一样，她们走路时也需要依赖登山杖。她们直率而勇敢，脾气也很好，其中几个人吸着烟斗，还有一个在大口抽着雪茄。老先生们都穿着大袖子的斗篷。这些人说他们已经登过峨眉山顶了。可是，他们脚上穿的不是凉鞋就是布鞋，根本没有人穿结实的鞋子。
1中国佛教五大名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贵州梵净山。
“我们现在要去成都的武侯祠，”其中一位老太太说道，“去那里拜一拜。”
2法语，意为“中国”。
“来拜佛。”
3维也纳炸肉排（Wiener Schnitzel），奥地利名菜，做法是将小牛肉排裹上面包屑后炸酥。
“你们来这做什么？”
4沙马拉达乡，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
广元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离这里有300多英里（480千米）。
5花灯戏是贵州云南一带的传统戏剧，其特征是手不离扇帕，载歌载舞，唱做紧密结合。2006年，花灯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广元过来。”
6编者注：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中，是祝英台女扮男装，疑为作者记忆有误。
“你们从哪里来？”
7宝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下的一个镇。
在峨眉山，我遇到一群上了年纪的朝圣者。他们总共有八个人，都是七十多岁，肩上背着精巧的柳条篮，手里拿着拐杖和包好的食物。他们是那种典型的朝圣者，总是面带微笑，轻装上阵。
8宜良，昆明市下属的一个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东。
我走进一家乐山的饭店，看见里面有几个龙舟选手。他们边唱歌边大口喝着啤酒，而且还相互比赛（输了的人要把晾衣服用的夹子夹在耳朵上，这样他看起来就像一头十足的蠢驴）。这真是个令人愉悦的小城，午饭我尝了一些青蛙腿和四季豆之类的当地特色，然后就去了峨眉圣山。和乐山一样，峨眉山也是朝拜的圣地。信徒登峨眉山被认为是非常虔诚的行为——这座圣山海拔有一万英尺（3千米），是到达最为神圣的西藏之前的最后一站。
9编者注：1982年12月，计划生育政策写入宪法。
然而，与其说这尊大佛是众人朝拜的对象，倒不如说它是中国人异想天开的例证——它又大又奇怪，他的耳朵有12英尺（3.6米）长，中国游客经常在他的脚上嬉戏打闹，他大脚趾的趾甲上甚至可以停车。靠近一点看的话，你会觉得他像个巨人——虽然大，却没什么特点，比例也不怎么协调——他身上的裂缝中还有杂草钻出来。之前在河边的时候，我没想到过他看起来会如此怪异。那个星期河上正好在举行龙舟比赛，这个活动更是异想天开：他们让选手们把一群惊慌失措的鸭子扔进水里，再划着漆得五颜六色的龙舟去追赶它们。
10西贡（Saigon），越南胡志明市旧称。顺化和岘港也是越南的城市。
从成都出发，沿着通往昆明的铁路干线行驶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一个叫做乐山的河畔小城，世界上最大的佛雕就坐落在这里。因为大佛的缘故，加上周围寺庙林立，乐山便成为了一处朝拜的圣地。大佛位于三条河流的交汇处，容纳他的壁龛有峡谷那么大。据说以前河流汇合之时总会掀起巨大的波澜，导致许多船夫溺水身亡，因此人们在1200年前造了这尊佛雕以求平安。即使是今天，我也能看见有人在舢板上奋力地挣扎，企图冲过湍急的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