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岩洞样子很怪异，类似迪士尼的风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俗气——上帝这次的作品可不怎么有品味，就像用聚酯材料或者混凝纸浆做出来的。水流不停地下滴，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大块的泥灰岩从洞顶垂下。在地下冒险者的眼中，这里就好比洛杉矶的日落大道或者上海的外滩。人们成群结队地从洞中穿过，脚底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打滑，导游则不停地介绍着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
芦笛岩的情况和中国许多景点（比如兵马俑和十三陵5）一样，也是有人在挖井时发现的。那人用铲子打开了一条通往巨大岩洞的路，洞里遍布着石室、穴道和壁龛。这事情发生在1959年。后来人们就在洞里安装了电灯和指示牌，修了露台和阶梯，让它变成了中国人习惯且易于接受的样子。
“我们把这块叫做‘莲花石’，这块是海螺壳，这块是象脚石——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块是鲤鱼……”
“那我们走吧。”我说道。
我抛下了蒋先生和方先生，来到岩洞下方的漓江旁边看小船。有些自住船是可以出租的，于是我租了两位老太太的一条船。我们顺流而下，经过了一些多岩而秀美的石山以及几座寺庙。过了一阵子，她们表示不能再往前走了，否则将无法用竹篙把船撑回去。漓江的水蜿蜒向南，先汇入桂江和西江，再流向广州。我问她们有没有到过那么远。
看这些枯燥乏味的所谓奇观有什么意思？我刚在贵州和广西的土地上穿越了成百上千英里，已经看够了岩石，这辈子都不想再看了。之前喜欢它们，是因为觉得那些都是我自己发现的——没有人领我去，也没人不停地对我嘟囔：“快看！”
“到过，但不是坐这样的小船。”她们有着含糊不清的广东口音，说起话来像鸭子似的嘎嘎直叫，而且她们的普通话跟我一样糟糕，“我们是坐大船去的。”
“实在对不起，”他说道，“我们马上就走，我觉得你应该想去看看我们这里著名的芦笛岩。”
“为什么不坐这种小船？”
“我们来这做什么？”我质问道。
“坐小船去就回不来喽。”
我跟他说过不想去景点观光，可见面还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把我带到桂林城外去看岩洞，那里有好几百名拖拖拉拉的中国游客。
她的意思是，你无法撑着竹篙从广州逆流而上到桂林。是的，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
蒋先生挺年轻的，刚做这份工作不久，但他有点太活跃了。有些年纪大的外国人喜欢跟人戏谑，就像喜欢被人尊重一样，而蒋先生就有和这种人打交道的本领，他爱开玩笑，却不甚真诚。我觉得他这副谄媚的嘴脸是故意装出来的，目的是破坏我的计划。
然而，有个想法开始萦绕在我心头：我想带一艘折叠式皮艇之类的小船来中国，再到桂林这样的地方把它装好，然后划过一条又一条河流，困了就睡在岸边的树下。这样的方式既可以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这个国家，又可以避开方先生和蒋先生这样的人。要是厌倦了这个地方，我可以伴随着汩汩的水流声穿过某个泥泞的河口，径直奔向中国南海。
“那些太容易了，我可以安排。”
艰难地划行了一段时间后，这两位老太太把船停在了漓江南岸的一个渔村附近，打算休息休息。岸边的浅滩上有一些造型简单的像竹筏一样的小船，用六七根大竹子弯曲捆绑而成。除此之外，还有些舢板和自住的船。很多船上都有鸬鹚停栖，这两位老太太叫它们“乌鬼”或者“鱼鹰”。
“我想吃点有意思的东西，”我模棱两可地说道，“麻雀怎么样？鸽子？蛇？甲鱼呢？”
在马可·波罗之后第一个来中国的西方旅行者名叫鄂多立克6，是来自意大利弗留利7的一名传教士，他曾在书里描述过这种鸟。鄂多立克于1321年离开乌迪内8的方济会修道院，到东方旅行了三年，整个旅途中他都光着脚。他坚韧而虔诚，对待自己非常严苛，一路只穿一件粗糙的布衣。
“你想吃点违禁的东西吗？”
他从沿海城市福州出发，旅行了三十六天之后，到了一家旅社寄宿，旅社的主人对他讲：“如果你要看美妙的捕鱼，随我来。”9
“穿山甲，又叫鲮鲤。我可不想吃。现在吃这个的人太多了，”我说，“它们是濒危物种。”
那已经是660年前的事了，但中国人至今仍未改变用鸬鹚捕鱼的方式；所以鄂多立克的叙述仍然有效：
“干蛇，蛇汤，这些都不违禁的。我说的是一种用鼻子吃蚂蚁的动物。”
于是他领我上桥，我看见他在那里有几艘船，船上的栖木上系着些水鸟。这些水禽，他现在用绳子圈住喉咙，让它们不能吞食捕到的鱼……再把水禽放出去。它们马上潜入水中，捕捉大量的鱼，一当捉住鱼时，就自行把鱼投入篮内，因此不多会儿功夫，三只篮子都满了。我的主人这时松开它们脖子上的绳，让它们再入水捕鱼供自己吞食。水禽吃饱后，返回栖所，如前一样给系起来。10
“我们在说的是什么呢？”我问，“蛇吗？”
我们附近的一条船上停着十七只这种鸟。有个小男孩正在刷一个泥乎乎的桶，他跟我说这鸟要三四百块钱一只，但两位老太太告诉我真实的价格要接近一千块。不论是多少，一二百英镑已经是一大笔钱了，因此这些鸟必须要真的能够自谋生计。渔民在它们的脖子上套了个圆环，以阻止它们吞食捕到的鱼。
“不好意思，我只知道中文名。”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中国人对待动物的方式相当残忍，但他们也很注重实际。他们可以把猪塞进车里带去市场交易；也可以把水牛赶进货运车厢；还可以把几只鸡捆在一起，好让买主方便带回家；但必须对昂贵的鸬鹚悉心照料。我看见一只船上有个男人像抚摸猫咪一样抚摸着一只鸬鹚，而且还兴致勃勃地同它玩耍；另一个男人则在给一群鸬鹚喂食，边喂边轻抚它们的羽毛，用鼻子在它们身上蹭来蹭去。
“哪种违禁的东西？”
所有这些鸟都如同流亡者一般。它们都属于普通鸬鹚，是如今唯一用于捕鱼的鸬鹚种类。人们在遥远的沿海省份山东抓到它们以后，会把它们装进篮子，再通过货运列车运来此地。
那声音真是令人兴奋：我们吃违禁的东西。
我们又乘着那条自住船继续上路了，我拿起一根竹篙在船的左侧撑了起来。然而，小船不知不觉陷入了一股急流，虽然我的块头比对面跟我搭档的老太太要大上一倍，但我根本无法应对，另一名老太太只好接过手来替我度过难关。当我不再瞎捣乱，她们二人默契而敏捷地把船撑回了城里。
他开始变得神秘兮兮的，环视了一圈，把我拉到身边说道：“可能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lackey4，我从没听说过吃那个的。但是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们还吃——”他意味深长地吸了口气，“违禁的东西。”
* * *
“那是什么？”他随身携带的英汉字典中并没有“raccoon”这个词。
再次见到蒋先生是好几天之后的事了，我趁那几天到街上走了走，还去市场转了转（市场上到处是珍奇的鸟类和漂亮的甲鱼，不过都被关在笼子，显得无精打采的）。我搭游船从漓江顺流而下去了阳朔，沿途都是低矮起伏的石灰岩山丘——其实它们不是很有山的样子，倒是更像一个个松果和驼峰，碧绿的河水中有它们模糊的倒影，就好像这些山是直接从倒影中破水而出的一样。船上挤满了自以为是的游客，他们不停地叫嚷着：“要是在这里建所房子多好啊！”“应该把那个叫做‘多莉·帕顿11山’！”然而，考虑到这里到处都是奇情妙景，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了。在浑圆的山丘和一片片竹林间，有孩童在游泳，有男人在捕鱼，还有水牛仰着鼻子在河里淌着水，偶尔它们会没入水中，去扒一扒水底的野草。
“Raccoons（浣熊）?”我用英文问道。导游手册告诉过我，浣熊在桂林也很常见。
即便下着雨，即便游客闹哄哄的，沿途60英里（96千米）的风景仍然是蔚为壮观。游船在阳朔放缓了速度，我的视线如慢镜头般平扫过河流低岸的小镇。岸边的石头栈桥有着古雅的桥顶，穿得五颜六色的中国人正等待着游船载我们上岸。游客们纷纷下了船，小镇立刻喧闹起来，我们被人团团围住——其中有小贩，有商人，也有挥着竹制痒痒挠的老太太。为了这艘船的到来，他们已经等了整整两天，时间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没有游客会在阳朔久留。
“不是猫狗。”
满脸皱纹的中国男人身穿黑色长衣长裤，头戴灯罩一样的帽子，鸬鹚稳稳地停在他们肩膀上拉着屎，如果游客想给他们拍照，他们会索要一元钱一张的费用。他们卖的东西多种多样，比如风筝、茶托、围裙、餐巾、扇子和雕花沙拉碗。我被一副手工制造的眼镜吸引住了——就是那种戴起来很像中国学究的眼镜，于是我把它买了下来。除此之外，我还买了一个银盒和一个老旧的木偶头。这是典型的面向游客的市场，其中大部分商品都是废物，偶尔有一些可爱的手工艺品，以及几个从潮湿的阁楼里拿出来非法售卖的宝贝。中国人讨要起价钱来非常狠，游客们为此惊叹不已。这些人已经孤零零地过了几十年共产主义生活，他们根本没有权利知道自己摊位上那些东西的真正价值，照理说应该有点不了解行情才对吧？然而，就像在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不了解行情的往往是游客。小贩们几乎不会在价格上让步，要是有游客对他们大声嚷嚷，他们会以牙还牙地吼回去。因此，就算这只是个泥泞河岸上的小镇，就算它地处漓江上遥远的弯道，便宜货也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中国普遍存在的事实，也许也正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关键所在。我心想：中国人这么快就觉醒了。
“狗？还是猫？”我密切地注视着他。我曾无意中听到过一名旅客抗议中国人吃小猫。“你们吃小猫吗？”
那天夜里，蒋先生突然从我宾馆的一盆棕榈树后面冒了出来，把一个长得跟猴子似的男人介绍给我。
“我甚至都叫不出名字。”
“这是我们的司机。”他说道。
“什么别的？”
“我姓齐。”那人说话时仿佛带着笑容。但他并不是在笑，只是在自报姓名而已。
“你这人真有趣！”蒋先生说道，“是的，树木、青草、叶子、动物、海藻、花朵，我们统统都吃。在桂林的话，吃的东西更多，比如鸟、蛇、甲鱼、青蛙，还有一些别的。”
“我已经照您的要求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蒋先生说道，“司机会带我们去桃花——‘桃园饭店’”。
“我明白了。除了桌椅，所有四条腿的东西你们都吃。”
司机迅速戴上了一副手套，猛地为我拉开了车门。蒋先生坐到了前排副驾驶的位置。调整了镜子角度之后，司机把手伸出窗外做了个手势——尽管我们身处停车场，目之所及没有任何别的汽车——然后驶向了空荡荡的马路。开了50码（45米）左右，他又停了下来。
“‘We eat everything except planes and trains’in China.”他用英文解释了一遍。
“出什么毛病了吗？”我问。
“我们管这个叫半韵，”我说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和吃飞机有什么关系吗？”
蒋先生先是发出了一阵胖男人般的笑声：“吼！吼！吼！”然后又用一种无聊的口吻补充道：“我们到了。”
“在中国，我们有个说法，”蒋乐松先生对我说，“除了飞机火车，样样都能吃。”他看起来很得意，继续补充道：“还押韵！”
“我们根本没必要开车，不是吗？”
* * *
“您是尊贵的客人！绝对不能让您走路！”
凌晨四点，列车到达桂林。
我早就明白了，中国人几乎见谁都这么说话。每次有人用这样正式又略带谐谑的口吻跟我讲话，我就知道自己又被忽悠了。
车内的空气很闷热，我躺在凉席上读着《绑架》3，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我停下来睡觉。当我再次醒来时，车上的灯还亮着，我用橡皮筋把摇晃不定的门固定住。后来灯灭了。我又听见上铺传来了下午那种吃西瓜的声音，那对新婚夫妇正睡在一起。但我知道他们并没有在吃瓜，因为几小时之前他们就吃完了。那声音听起来既丰富又透露着满足感，同时伴随着深深的呼吸，就如同一个好胃口的人吃东西时发出的声声感叹。黑暗中，他们正亲吻着对方。
进桃园饭店前，蒋先生把我拉到一旁说：“今天我们有蛇汤喝，还有鸽子吃。”
日落时分，我们来到了一个宽谷的上方，因为夕阳西下的缘故，整个山谷都没什么光亮，处于一片阴影之中。山谷的边缘都是浑圆的山峰，也在慢慢变暗，但它的两侧隔得很远，也许有30英里（48千米）宽。随着太阳慢慢躲去远山身后，天空下沉到了山谷之中；山谷很深，我遥望不到地面，看见的只有一片黑暗，显得它深不见底。列车还在往上爬，但在我们走完所有的上坡路前，傍晚时的橙色光线和火焰般的云朵就已消失不见。夜幕降临，我们开始在黑暗中前行。
“棒极了。”
我在等着你……
他摇摇头：“这些都没什么特别的，太常见了。”
我知道呀你爱我，
“还有别的吗？”
厨房的姑娘还在唱着歌，歌声充满了力量和感情。
“进去再告诉您。”
那对新婚夫妇买了个西瓜。他们回来爬上了同一个铺位，用折叠刀把瓜切成两半后，开始用一个勺子轮流挖着吃，你一口我一口的，不停地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那女的只有这一次没有在接二连三地抽她的“金牌”香烟，也只有这一次他俩是待在一起的，他们在凌乱的铺位上吃着西瓜，吃完以后也没有再分开。
然而，进去之后他们在餐桌旁商量了半天，说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最后蒋先生跟我说：“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餐桌。现在我得走了，司机和我要去隔壁的小房间吃。请坐！不用管我们，您自便！”
我们来到了马尾2，一个位于石灰岩堆和深绿松林之间的车站。此处并没有城镇，附近的村落也只是零散地分布着。乘客们匆匆下车冲向了站外，那里约有50个人摆了桌子在卖黄色或紫色的鲜李、落满灰尘的香蕉和滚圆滚圆的西瓜。这是我到过的停车时间最长的一个小站，我确信他们是故意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下去买水果。
同样，这也是个明显的暗示。
我在等着你……
“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吃？”我问。
我知道呀你爱我，
“噢，不行的！”蒋先生说道，“小房间是中国工人吃饭的地方，我在小餐桌上吃饭会感到很自在。”
厨房那位姑娘还在用鼻音哼着她的情歌。
我心想，有点太夸大其词了吧，但因为这顿饭我又有点过意不去，独自一个人吃好东西会让我觉得自己很自私。
他向我表示了感谢，后来我见他在推一车食物，身上只穿了一件T恤和一条蓝衬裤，不过还系了条围裙，嘴里不停地重复着：“Sam Chen，Sam Chen，Sam Chen。”
我说：“这么大的桌子呢，一起吃吧。”
我忖度良久。在我看来，“翔安”的发音很像爱尔兰名字，比如“Sean”或者“Shaun”。但后来我还是建议他叫“Sam”，因为这个要简单点，而且我觉得“Sam Chen”挺有上海的味道。
“好吧。”蒋先生故作敷衍地答应道，并示意司机跟他一起留下。
“听上去一定要像我的中文名字。”他说道，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叫陈翔安。
叫司机同桌吃饭是很平常的事——实际上，中国人在长途旅行中总喜欢把司机视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赴宴时会邀请司机一起，出游时会与司机同行，而且旅途中的每一顿饭都不会让司机缺席。我觉得应当鼓励这种文明有礼的行为，所以并没有提出异议，尽管这位司机只载着我走了50码。
这样的请求并非不寻常。英文名正在重新流行起来，现在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再也不会因为叫自己“罗尼”（Ronny）和“南希”（Nancy）而遭到红卫兵攻击，被扣上“布尔乔亚”“走资派”或“修正主义”的罪名。
“这顿饭是特别准备的，”蒋先生说道，“我们有鹤可以吃。可能还有一种叫鹌鹑的鸟吧。还有很多别的，连违禁的东西都有。”
“我想请您帮我取个名字——英文名字。”
“违禁”两个字并没有再让我感到兴奋，原因是这天夜里很热，同时我认为这个年轻人不大可信，而且自己也不是特别饿。
“非常乐意。”我回答。
“我们喝两口吧，”蒋先生说着便倒了三杯酒，“这是桂花酒。‘桂林’就是‘桂花林之城’的意思。”
我在车里闲荡着，厨房的姑娘还在唱歌，此时一名年轻男子过来向我介绍自己。他叫陈翔安（音译），来自上海，在餐车工作。他根本不会说英语，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
我们大口喝起了酒，这酒很像糖浆，还有点药味。
她用的是一把硬刷子，而那口锅的块头和她本人差不多大。厨房真是一个原始的存在：到处都黑乎乎的，里头有一个黑煤炉和一个已经开裂的水槽。到了用餐时间，它简直变成了铁匠的锻铁炉。这趟车上的伙食非常糟糕。午餐供应的是坏鱼干、令人作呕的肥火腿、腐臭的大虾和嚼不动的米饭。但我吃的是自己的香蕉，而且在四川买的花生也还剩下一些。
食物一波接一波地上桌——种类很多，但份量都很小。也许是觉得它们很快就会被吃光，司机开始不停地往自己的盘子里装菜。
你要让我去哪里？
“那个是甲鱼，”蒋先生说道，“漓江里的。”
我在等着你，
“那个是违禁的，”他压低了声音说道，“娃娃鱼，非常稀有，非常美味。这种鱼很难抓到，而且是违法的。”
我知道呀你爱我，
这道菜是用小块的白色鱼肉加上调味汁炖煮而成，味道鲜美至极。司机正忙着用筷子扒来扒去，寻找着最肥厚的鱼片。
餐车的厨房内，有位年轻姑娘一边刷着锅，一边唱着歌。
蒋先生蹑手蹑脚地靠近我，用中文含含糊糊地说道：“这是麂子，山里抓来的，也是违禁的，里面放了洋葱。”
在那些宝塔似的山丘之间，有一方浅浅的水池，池里有一只灰白相间的鹤。鹤在中国人眼中是吉祥鸟，代表长寿。由于受到火车的惊吓，那只鹤飞走了，它盘旋着冲向高空，而我们则在隆隆声中继续前进，去穿越一幅似乎永远也展不尽的中国山水画卷。
“麂子是什么？”我问。
石灰岩山丘上有许多岩洞，这是广西一道奇特的风景。那些山本来就像高大的圆柱和宝塔，而岩洞则让它们看起来像是空的。后来我才知道，广西到处都是这样的岩洞。虽然有些水流滴落形成的溶洞位于地下，但这些地上的洞都被改造成了住宅——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有许多是如此。最奇怪的那些洞，看上去都像张开的大口，里面不但满是孔洞，还有很多如獠牙一般的白色钟乳石。
“一种吃水果的兔子。”
在这些石灰岩块和山丘之间，坐落着一个小村庄，村里的房屋也都是石灰岩建的，像是火山喷发后留下的遗迹。但这些石屋附近并没有火车站，甚至连月台或铁路道口都没有。村子地势较低，泥泞的街道被一片阴影所笼罩。引人注目的是，这地方马的数量特别多。这些马被用来交易，供人们骑行，有人把它们拴在树上，也有人将它们套在车上。这天是赶集日，时间已临近黄昏，商贩们都在收拾东西。列车前进了一小会儿，我看见几匹矮种马正拉着车子往回走。在中国内地很少见人骑马，但我打听了一下，这才知道骑马的是苗族人。全中国苗族人口总共有500万，其中许多分布在广西。汉族人虽然非常尊重少数民族，但却难以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与之相比，他们甚至更了解西方。他们凝视着那些人，深深地被吸引，但就是无法理解。
全世界都知道麂子是一种小鹿，而且被认为是有害动物，在伦敦郊外的高尔夫球场经常可以见到。马可·波罗当年曾在西凉王国发现过一种叫瞪羚的动物，外表和鹿也很相似，他在游记里写道，“瞪羚的肉也颇为可口”，还将干瞪羚的头和脚带回了威尼斯。
这片区域的主要作物是水稻，但水源却不充沛。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在广西看到这么多新颖奇特的抽水和灌溉方法。我大概见到了十种抽水装置，还看到两个小孩在踩链泵。根据李约瑟教授的说法，这种链泵自公元一世纪被发明起，设计就一直没改变过。我见到的所有水泵都要靠人工操作——没有发动机，甚至连水管也没有。他们用的最大而且最奇怪的工具是一个木制巨勺，大约有十英尺（3米）长，我看见有妇女用它来把低处田里的水舀向高处，但她并不是简单地先举勺然后再慢慢倒水，而是飞快地舀水泼水，仿佛在辛苦地演奏。
我把鸽子、蛇汤、麂子、鹌鹑、鱼肉和甲鱼都尝了一遍。这些东西的味道都很好，但中国的野生动物是如此之少，因此这顿饭让我感到既恐怖又压抑。这些动物在这个国家都濒临灭亡。我总是很讨厌中国人吃珍稀动物，比如熊掌、鱼唇和鹿鼻。我读过一篇文章，说中国的老虎数量正越来越少，但中国人却仍在不停地屠杀它们，迷信地拿它们来治疗阳痿和风湿病，这简直让我作呕。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的行为也很恶心。这种吃法只能拿来供骄纵的富人消遣。
再往南走，风景就有了明显变化：所见都是驼峰状的灰色山丘，大大的烟囱，还有垂直陡峭的舍利塔。它们是全世界形状最为奇特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山，因为每一幅中国画卷中都有这样的身影。眼前的风景近乎神圣，显然十分具有象征意义。所有的变化都是在瞬间发生：周围的山变得有点近似条状，看起来非常古老，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座已经石化的古城。此时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省份——广西，这里距离桂林市至少还有200英里（320千米），沿途都是中国古典画中的风景。
“您觉得怎么样？”蒋先生问。
下午三点左右，我们进入了贵州省东南部，这里的山更加青葱翠绿，其间有许多耕种后留下的伤疤和毁坏的梯田。前往桂林的路十分迂回曲折，因为一路都是山区。这些山虽然阻碍了道路畅通，但它们本身却非常好看——青草绿树覆盖在山的表面，远望就如同天鹅绒一般柔软蓬松。现在天气变热了很多，车上大部分乘客都睡着了，到达都匀1时他们几乎没有动静。这地方看起来像墨西哥城，晴朗湛蓝的天空下，是黄色灰泥粉饰的大型车站和一棵棵高大的棕榈树。
“我喜欢甲鱼烧竹笋，”他继续说道，“麂子肉有点咸。”
在中国，似乎越是偏远乡下的地方，人们越是热情好客。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这对新婚夫妇变换了装扮：男的换了一件夹克，戴上了一副太阳镜；女的则换了一条花呢短裙。他们时而抽烟，时而昏睡。他们如此疲惫，蜜月怕不是要提前结束了吧？
“你以前吃过这个？”
“可惜啊，来的人很少。贵州省自1982年起才开始对外国人开放。有些人会路过，但不会停留。可是，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有一些很漂亮的寺庙，有黄果树瀑布，还可以泡温泉。你一定要回贵阳来呀，我带你转转。”
“噢，是的。”
“来贵阳的旅客多吗？”
“司机觉得如何呢？”我问道，并且试图在心里描述蛇肉、鹌鹑和鸽子的味道。我笑了，心想不论什么时候，人们只要吃到野味，总是会说它们的口感像“鸡肉”。
在中国的车站和列车上，如果他们不放中国歌曲，放的就是轻管弦乐，比如《溜冰者圆舞曲》和《马来亚之花》，或者《卡门》中的选段。
司机一声不吭，没完没了地往嘴里塞着食物，他猛地把筷子伸向装甲鱼的盘子，夹了一些放进自己的碗里，然后狼吞虎咽起来。吃娃娃鱼时他也是这副熊样。
他干脆利落地答道：“轻管弦乐。”
“他喜欢吃这个鱼。”蒋先生说道。
“哪种类型的呢？”
司机头都没有抬一下。他吃东西的样子就像在荒野中捕食猎物——时不时异常机警地停顿一下，眨眨眼睛，然后就像动物用爪子那样，飞快地把筷子伸向食物，把它们夹起来，迅速放进嘴里。
“都有，不过我很喜欢西方音乐。”
这些违禁食物吃得我后来有点想吐，那感觉就像一个印度教徒刚吃完牛肉汉堡。我表示要步行回旅馆，但蒋先生试图把我拉进车里，然而我还是挣脱了。再后来，他一边用热情的大笑掩饰自己的羞怯，一边把账单递给了我：200元。
“你买的是中国音乐还是西方音乐？”
这真是一大笔钱：这个数目相当于这些年轻人四个月的收入，也足够老外买一张从桂林到北京的机票；中国最好的“飞鸽牌”豪华自行车，两辆加起来也不过这个价钱；长城喜来登酒店一晚上的房费都没这么贵。用这些钱可以买到一台好收音机，也足以支付上海一间小公寓两年的租金。在吐鲁番的巴扎内，这么多钱可以买到一个古董银碗。
“我没结婚，也没孩子，所以钱都用在音乐上了，”他笑着说，“我喜欢音乐，我会吹口琴。”
我把钱给了蒋先生，想看看他会如何反应，但他什么反应都没有。他这是在敷衍了事。不论受到了怎样的热情款待，中国人总是无动无衷。然而，我坚持要一探究竟。
“你都是怎么花的呢？”
“司机对这顿饭印象很深吧？”
他说自己每个月可以领130元。
“根本没有，”蒋先生答道，“他吃过很多次了，哈哈！”
“我在家里待烦了，”他说，“这份工作已经做了半年，我挺喜欢的，但我不缺钱。”
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着——我在中国很少听见如此纯粹的笑声。
双先生已年近七旬，面色红润，留有长须，头上戴着顶没有形状的帽子，手臂上套了个红袖章，这表示他是一名铁路工作者。但是他已经退休了，因为实在无聊，才回来做了月台监督员。
它仿佛是在对我说：我们经常这样骗老外。
新婚夫妇从上铺爬下来去了餐车，那里早餐有米粥和面条供应，而我只是吃了些在昆明买的香蕉，又喝了点绿茶。我们经过安顺（“这里曾是鸦片贸易的中心”），在贵阳停了一会儿，然后我遇到了双先生。
身为老外的我，肯定被他们当作了从某个穷乡僻壤来的浑身毛的大鼻子怪物。在中国人眼中，外国人都是乡巴佬。我们的国家都是挤在“中原王土”边缘的蹩脚小国；我们居住的地方微不足道却又千奇百怪。他们曾以为，为了不被老鹰抓走，我们会把自己跟别人捆在一起。我们有一些社会很奇怪，里面全是妇女，她们盯着自己的影子看就能怀孕。我们的鼻子长得像食蚁兽，体毛比猴子还多，体味闻起来跟死尸一样。我们当中有个奇怪的种族，那些人胸口上长了个洞，只要用杆子从洞里穿进去，一个人就能把另一个人扛着走。12如今这样的观念大都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却造就了一些自欺欺人的谚语，其中有的似乎也无不道理。所以，我刚才听到的笑声应当是发自内心的。
在这些大斜板一样的山丘之间，可耕种的土地极少，能种东西的平地也不多。要开垦菜地，只能靠修建梯田和挡土墙，而且要利用大石块来建造一切其他有用的东西，比如石桥、水沟、道路和堤坝。村子里到处是别墅和两层楼的房屋（一层楼以上的房屋在乡下很不常见），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石头砌的，屋顶则是拿石板做的。他们的坟墓同样坚固，也是用岩石盖成的：墓地就是村庄缩小以后的样子。
1都匀，贵州省南部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
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岩石遍布的贵州省，到处都是金字塔形的石灰岩山丘和花岗岩峭壁。这里葱郁而多石的风景和爱尔兰很像，人们住的不是石头小屋就是带有粗糙横梁的木屋，也非常具有爱尔兰风格。这些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坚固的房屋，每栋房子四周都用干燥的石头砌出了匀称平整的漂亮围墙，清楚地标示着它们的地界。
2马尾，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
整个夜晚上铺都寂静无声，所以我没什么好写的，但这似乎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沉着淡定。
3《绑架》（Kidnapped），苏格兰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ewis Stevenson，1850—1894）创作的历史冒险小说。
香烟的烟雾让我困扰不已，这趟列车由上海铁路局负责运营，到处都破破烂烂的，根本没有东西可以正常工作。风扇一直不转，门锁被扯掉了，座位扶手早已变形脱落，行李架是坏的，车窗也无法推动——最后这个问题最严重，因为隔间里又热又呛人。这对新婚夫妇要么是睡着了，要么就是当我不存在，这是件好事，因为我掏出瑞士军刀旋开了窗锁，拆下了窗户边框，把玻璃往上推了6英寸（15厘米），然后又把五金件安装回去，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我动过手脚了。随意破坏火车上的东西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就连打破了车上的茶杯都要罚款。
4此处是对“raccoon”发音的模仿。
晚上十点十六分，这对新婚夫妇没有任何活动。他们安心惬意地呼吸着。我好像听到了鼾声。其中一个可能已经睡着。故事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5编者注：明十三陵方位明确，且有地上建筑。1955年，在历史学家吴晗的组织下开始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挖掘工作。
他们抽了会儿烟，窃窃私语了一阵，又唰唰地翻起了杂志。我写道：
6鄂多立克（Friar Odoric，1286—1331），又译为和德理，中世纪著名旅行家，著有《鄂多立克东游录》。
“你不会影响我们的。”男的说着，把他的包扔到了上铺，然后把新婚妻子推上了对面的铺位。列车从昆明开出后，他们坐了很久。夜色渐沉，已经是晚上九点左右了，这也许是他们第一次在一起过夜。显然，他们一个初为人夫，一个初为人妇。我真心愿意把隔间让给他们吗？当然不是。我只是在揣度这里的形势，但巨大的空间却干扰了我做出正确判断。在努力探求真相的时候，我总是需要些运气，所以我经常会在女人们翻开包时偷瞄几眼，看看里面有些什么。要是去别人家，我会开他们的抽屉，读他们的信件，还会在他们的橱柜里搜寻一番。如果有人掏出钱包，我会试着去数数他有多少钱。如果出租车司机把他和爱人的合影别在了仪表盘上，我会细细端详。如果看见有人在读什么书或杂志，我会记下名字。我还喜欢到处比价。我会抄下墙上的涂鸦和标语。我会找人翻译墙上的告示，尤其是那些讲述罪犯生平龌龊细节的布告（在罪犯被枪决前，这些细节都会被逐条列举和公布出来）。我会记住别人冰箱里放了什么，旅行者的行李箱里装了什么，我还记得他们衣服上的标签内容（“白象牌”工具、“三环牌”男士内裤和“标准牌”缝纫机之类的东西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我翻遍了各种宣传册来挑语法错误，还收集不同旅店的“入住须知”（比如有的会写“不得在浴缸内小便”）。因为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我会不停地缠着别人问来问去。所以，我真的会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不看看一对新婚夫妇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吗？
7弗留利（Friuli），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自治区。
“这样你们就可以享受二人世界了。”
8乌迪内（Udine），位于弗留利大区的一个城市。
“为什么？”男的反问道。
9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66页。
“你们希望我换个隔间吗？”我问，“我很乐意的。”
10同上，第66—67页。
他们要去度蜜月！这男的二十多岁，非常瘦，贼头贼脑的，身穿一件皮夹克，脚蹬一双尖头皮鞋，很是时髦。女的穿一条长裙——长裙和牵手一样，也是火车上难得一见的风景。她的裙子用蓝色绸缎裁制而成，有一圈花边装饰，尽管与黄色短袜和红色鞋子搭配得有些奇怪，但是裙脚很高，我可以看到她的双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她的腿型有多好看，而是她敢于把它们露出来。中国的妇女穿衣极少露腿，如果有的话，可以说是十足的新鲜事。
11多莉·帕顿（Dolly Parton，1946— ），美国歌手，以创作和演唱乡村音乐而闻名。
“我们今天早上结婚了，”男的说，“现在要去桂林玩几天。”
12编者注：指清代小说《镜花缘》中描述的靖人国、女儿国、毛民国、穿胸国。
一对青年男女牵手走进了车厢隔间，这在中国很不常见。然而，他们给出的解释却很有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