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广东话。”
“香港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奇怪的是，”我说道，“香港其实真正讲英文的人很少。”
“这就对了，它其实是广东省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并没有渗透进去，到处都是广东文化。”
张先生说：“他们每天最少得赚70块钱，计价器上显示赚够了这些之后，多出来的部分才会按比例抽成。但他们每天只需要工作八小时，在香港我们要工作十二小时。生活非常艰难，吃得贵，住得贵，什么都很贵。”
张先生并不想同我争辩，他说道：“我不在乎，我要去美国了。”
因为中国百姓几乎没人能坐得起出租车，所以他们的顾客经常是老外。在我看来，中国的出租车司机作为一个群体，驾驶技术不是特别娴熟。
“你的意思是，不回来了？”
“内地出租车司机很赚钱的——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是的，我有个妹妹在旧金山。我马上就要从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拿到签证了。”
“是的，”他说，“但我并不想这样。”
“你在美国还会开出租车吗？”
“十年以后，你就可以把出租车从九龙开到内地了。”
“不，我会去餐馆找份工作。”
他已经结婚，有三个孩子，在九龙当出租车司机。跟许多海外华人一样，他来中国内地也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当然，他也有一些实际的考虑，比如打折、送东西、兄弟般的友好往来、作为海外同胞安排各项事务时的便利，还有统统可以归结为民族亲缘关系的各种理由。他在西安遇到了一些内地出租车司机，那些人买了很多啤酒给他喝，足以将他灌醉。
“中国餐馆吗？”
“我们都生在蛇年。”我说。
“当然了，唐人街有很多中国餐馆。”
我们离成都越来越近了，九龙男人说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内地。他姓张，跟我同龄——他给我看了护照，所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而且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
“你去过美国吗？”我问。
“问问他是不是‘造反派’。”他把我的问题翻译过去，但“红卫兵”小声嘀咕了一句“问得够多了”，说完他便溜下床铺，匆匆去了过道，塑料拖鞋在脚底下噼啪作响。
“没有，”张先生回答，“但我跟我的朋友们聊过了，我每周可以挣800美元。”
我很高兴，因为我早就看出来了。可是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是一副红卫兵的派头呢？
“具体干什么？”
“是的，他当过红卫兵。”
“也许做厨师吧。”
“再问问他有没有当过红卫兵。”
“‘也许’是什么意思？你会做菜吗？”
“他说是十六岁，他那个时候入的党。”
“我是广东人，我觉得我可以做粤菜。”
又是一阵咕咕哝哝。
“为什么不留在香港呢？”我问，“你是不是怕中国接管之后会有什么变化？”
“不可能。”
他想了一下，然后说：“在香港工作太辛苦了，美国要好点，生活条件要好些。”
“八岁的时候就入了。”
“为什么不去英国呢？”
“问问他什么时候入党的。”
“我不想去英国，那儿的生活不好。”
“是的。”
“你到过英国吗？”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吗？”
“没有，但我的朋友们是这么说的。”
原来他是一名官员。为什么他们要用“干部”这个词？也许因为他们讨厌“官员”这个词吧——它有点封建主义和阶级制度的意味。
他正在收拾自己的装备。此时已经接近早上十一点了，窗外是一片氤氲的绿色，稻田不断在火车两侧闪过。我们很快就要到成都了。不管怎样，张先生厌倦了我的问题。但我却被他深深吸引了，他决定放弃香港的生活，移民去美国，那是一个很不错的新地方——一个名叫“唐人街”的小天堂，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安定下来，挣着美国的薪水，却从来不用融入这样一个大型庇护所似的国家，也不用为此做出任何妥协。我还觉得有意思的是，英国竟然会被受自己殖民统治的人拒绝。
“当干部的。”
“英国首相是谁？”
“那他是做什么的？”
“我不知道。”
“……他不是老师。”
“中国的领导人呢？”
“红卫兵”在床上含糊不清地咕哝着。
“邓小平。”
“他说他在那工作……”
“美国总统是谁？”
“他会说外语吗？”
他犹疑了一会儿，但只是一小会儿。“总统是，”他开始若有所思，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尼克松。”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尼克松下台已经十一年了。
我问：“他在学校教什么语言？”
“你是说美国现在的总统还是尼克松？”
“他说，去乌鲁木齐的人很多。”
“嗯，我想是的。我挺喜欢他的，你喜欢他吗？”
“我去过乌鲁木齐。”
“不是很喜欢。”
“他在一所高校工作——农业学院。哦不，语言学院。在乌鲁木齐。”
“你支持哪个党？自由党，还是另外那个？”
“红卫兵”此时正在床上生气。
“自由党，”我说，“我们管它叫民主党。”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但张先生并没有听进去，他拎起自己的包，为到站做好了准备。我说：“顺便问一下，香港总督是谁？”
他说：“我自己也对他很感兴趣！”
“某位先生。”说完他就匆匆下了车。
我听不懂“红卫兵”说的汉语，于是我问九龙男人愿不愿意把我的问题翻译给他听。
* * *
现在外面全是玉米地，收割者们正把摘下的玉米穗扔进麻袋，水牛在吃草，一只橙嘴褐毛的鹅立在一洼水田中央，妇女们担着水桶；一个小男孩挥舞着绑着蓝色飘带的长棍，想要吓走周围的鸟雀，活脱脱像个稻草人；岸边有个男人在钓鱼，一手拿着一根鱼竿，这完全是中国式的钓法。
我们来到一家名叫“陈麻婆”的餐馆（麻婆豆腐的发源地），这里的环境像车库一样阴暗嘈杂。我朝一面镜子里看了看，发现方先生正盯着我的后脑勺。吃完一碗麻婆豆腐后，他们又给我端来了一盘辣饺子。我觉得挺好吃的，但我并没有点这个。菜单上并没有这道菜，他们是从一个小摊上买来的。
这是在中国坐火车的又一个好处。沿途的变化可以让你形成直观的视觉印象，这样到了某个地方就不会突然感到满是震惊和困惑，其他任何一种旅行方式都会让这个国家显得令人费解。而且，即便是坐在火车上看，它有时也是难以理解的，但这样做总会对你有所帮助。乡村的外观并非一成不变：风景可以千变万化，作物有成百上千种。有时在短短一小时之内，一切都变了样。
“是那位先生买给您吃的。”服务员指着房间后方说道。
雾中的风景显得十分柔和，但当所有迷雾散去，原本质朴宜人的风光却露出了老态。在这样一个潮湿的夏日早晨，农民们正同往常一样辛勤地劳作。中国的耕作方式能把人的腰累断，但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农民如今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比教师和工人要富裕得多。自由市场帮助了他们，保证了他们的东西能够卖上好价钱，他们再也不用按固定价格把东西卖给国家。列车从陕西进入了四川，虽然只前进了几百英里，却从小麦种植区来到了水稻种植区。这里更具南方特色，更加温暖湿润。
然而，那时候方先生已经不见了。过去几周他一直在仔细地观察我：他知道我喜欢吃饺子，但他从来没提过。我被他的举动感动了，但后来我又变得怀疑起来。他还注意到了我别的什么事情呢？
雾气缭绕在山头，在阳光的照射下逐渐化开，显露出盎然的绿意，山下是郁郁葱葱的稻田。就像透过毛玻璃看到的景色一样，到处都是模模糊糊的，时不时能清楚地瞥见群山秀美的轮廓，看见田地和峡谷。线条最鲜明的是山坡上那条被人踏出的小径，狭窄的道路蜿蜒而上，看起来明亮而耀眼。在这样一个朦胧的世界里，有人锄地，有人骑车，有人赶着一群毛绒绒的猪去市集。
麻婆豆腐用油、洋葱、猪肉末和拇指盖大小的红辣椒片调味制作而成，煎饺则是菠菜馅儿的。米饭湿得都结成了块——中国的米饭大多是在大锅里煮出来的，经常夹生到难以消化，所以现在这样已经不错了。这种餐馆算是中国的快餐店，人们会突然走进来，迅速吃完饭，然后匆匆离开。我附近坐了一个盲人和一个为他引路的小男孩，盲人紧紧地抓着男孩的手腕。而那些酒足饭饱的客人，要么在用手指擤鼻涕，要么就在“咳咳”地清嗓子，或者往地上吐痰。
窗外迷蒙一片，看不清黎明是什么模样。随着浓雾逐渐变淡变薄，我们早早地从陕西进入了幅员辽阔的四川省，枝干多节的小树和轮廓模糊的远山都变得清晰可见，眼前的风景仿佛一幅质朴的中国水墨画，而人们就像画中细小的黑色笔触。
看到有位男士正要往痰盂里吐痰，我赶紧把目光移开了——我觉得那种满溢的痰盂出现在餐馆里非常不合适，这样想是不是太不讲理，太过于大惊小怪了？——此时，我发现一位女士在注视着我。
我这样不配合的口气很快就把人都赶走了。我们关了灯，但隔间里其余的三个人——后来又新来了一个——却在黑暗中继续相互喊话。
“Are you an American?（你是美国人吗？）”她满怀期待地用英语问我。
“我叫保罗，他坐在了我的床上，我想睡觉。”
这位女士姓季，她说很高兴遇见美国人，因为她最近才去了美国走亲戚，而且在那里玩得很开心。旅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西雅图，不过也去了洛杉矶、旧金山甚至拉斯维加斯，她还在拉斯维加斯赌了一把，结果没赚也没赔。
“他是新疆来的，”九龙男人说道，“他是个学生，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上海的时候遇到过一位中国女士，她说波士顿的唐人街让她感到很失望。她觉得那个地方既愚昧又落后，有点像广州的贫民区。那里的人只知道像绵羊一样听话，难道不能搞点名堂出来吗？我问季女士，她是否感受到过类似的愤怒。
我回到隔间，发现里面坐满了人——除了九龙男人和“红卫兵”外，又进来了三个人。走廊里挤满了穿睡衣的男人，大喊大叫的孩子，还有一些打牌的人。风扇吱吱嗡嗡地响着，火车也是。
“我懂她的意思，”季女士说道，“我不喜欢美国食物，所以我经常去中国餐馆吃饭。那些馆子全都很糟糕，而且所谓的川菜馆根本一无是处。”
我吃了四根香肠，味道还不赖。马肉黑黑硬硬的，有一股很浓的烟熏味。
“但那里没有这么多人吐痰，”她说，“你看看这些痰盂……”
“不，马肉。”
“我们吐痰太多了，”她说道，“政府正在尝试遏制这个现象。”
“猪肉做的？”
反对吐痰的海报贴得到处都是，但这项倡议实际上是在鼓励大家把痰吐在适当的地方，而不是禁止大家吐痰。关键信息在于：请使用痰盂。
“还有一些香肠。”
我和季女士聊了一会儿，问及家庭情况时，她说自己离婚了。
“我还是很饿，”我对服务员说，“还有什么吃的吗？”
“我前夫几年前遇到了一个更年轻的女的。”她说道，并且主动告诉我她已经四十八岁了。
最后那个外宾团终于出现了：十四个矮矮胖胖的瑞典人，他们的胳膊已经被晒黑，头发是白色的。其中一个人有一台摄影机，当他把它取出来弄得呼呼作响时，其他人都把手撑在了餐车黏兮兮的桌子上。他们的导游把所有的啤酒都买了下来，所以我一点也没买到。食物终于上来了——先给他们上，最后才给我。这时候已经九点多了。这些瑞典人吃东西慢悠悠的，不停地尝试用筷子去夹那滑溜溜的面条。列车猛地停在了一个车站，盛面条的碗都滑到了这些瑞典人的膝盖上。
“那时候离婚方便吗？”
我对他说我饿死了，叫他快点把吃的拿来。“饿死了”的中文发音有点像英文“Ursula”（厄休拉，女子名）。可是，等了半天还是什么吃的也没有。
“很方便。”
列车停靠在了宝鸡，一周之前我们曾经过这个铁路枢纽站，但这次我们要转而向南开去四川。已经八点半了，还是没有食物送来。服务员对我说道：“再等等那个外宾……团……”
“中国有很多人离婚吗？”
“但你是一个人，”他说，“我们等的是一个外宾团。”
“很多。”
“我就是外宾。”
她没有详细解释，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个敏感话题。大家都很清楚中国社会面临多方面的压力：缺钱、住房拥挤、独生子女政策，还有夫妻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分居两地（这样的情况占了很大比例），比如在不同的工厂、不同的城市，有时甚至是不同的省份。“文革”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同农民结合，这导致了如今大量离婚案件的发生。
“车上有一些外宾要过来。”服务员说。
也许我的问题让季女士难堪了，她不再那么坦率，而是变得非常拘谨，不久便匆匆走开——她是不是发现有人在看她？我付好午餐的钱，出门散步去了。
我又回去写日记，可是他们的喊叫声仍然不绝于耳，让我无法集中精力，于是我走去了餐车。中国人的晚饭时间通常在六点半或七点之前，当时已经过了晚上八点，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很晚，但他们却照常向我报了菜单，于是我点了些吃的。然而食物却一直没有送来，我问他们为什么。
成都有很多佛寺和美丽的公园。过去二十年间，中国有许多城市都失去了城墙、城垛和漂亮的城门，成都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现在也很少有城市的主干道上还耸立着毛主席的雕像，成都也是其中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雕像都或将被毁坏。成都的毛主席雕像是全国最大的之一1，而且它既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被推倒。毛泽东非常喜爱杜甫的诗歌，因此这位唐代诗人在成都某个公园内的小屋2如今成为了全国人民朝圣的地方。尽管这座城市的一些传统市集和商铺得到了保留，但为了建造工人宿舍和摩天大楼，还是有很多被拆掉了。
“我在专心做我自己的事，你为什么不去做你自己的事呢？”我说道，“你这个死鱼脸。”
鼓励人们住进大城市和高楼大厦有利于更方便地掌控他们的生活。当然，中国的城市经常人头攒动，但国家的政策却让它们丧失了原本的趣味，变得更加平淡无奇。同时这些政策还提醒着人们，他们不过是庞大机器中各尽其用的螺丝钉而已。觉察到这一点时，我正在成都市内四处转悠，希望借此来放松肌肉，消解车旅劳顿。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总是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它们不是闲逛的好地方。这些城市就像更大的迷宫中的某些角落，你不可能畅通无阻地走很远——不是到了路的尽头，就是遇到路障，或者碰上某道关卡，难怪大家都要抢着坐火车。而中国人到了西雅图或旧金山这样的地方之后就不想离开，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说出这句话时，他几乎是咬牙切齿的。
有一天去成都市郊溜达时，我经过了四川省第一人民医院。那是个繁忙的地方，又或者我到那里时正值医院的探视时间。不管怎样，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医院对街摆起了很多蔬果摊，人们可以在那里买礼物给病人。但也有六七个卖药的人混在这些摊位中间，他们推销着各种药物，有一些完全骗人的东西，也有许多中国医院都愿意接受的草药。这里对江湖郎中来说是个好地方，他们来到附近活动，假想着如果有人对这家国有医院的治疗方法不满意，还可以买些干蜥蜴或者鹿角粉作为药物的补充。
“为了我们的友谊。”他接着说。
无论我走到哪儿，方先生都犹犹豫豫、畏畏缩缩地跟在我身后，当我注意到他在看我时，他会向我投来一个微笑，那永远是一种怯生生的微笑。
“我们必须合作。”他说。他的意思是：别再招人烦了。
我路过成都市中心附近，在一块巨大的布告板上看到了一张计划生育海报。海报上画的是一位中国领导人在欢迎一个女婴的诞生（孩子的父母正把孩子递给他，希望获得表扬）。画面下方的标语写着：中国需要计划生育。
“为了熄灭烟头用的。”我说着，试着瞪了他一眼，想灭一灭他的威风。
我转过身去和方先生说话，谁知这个可怜的家伙吓得尖叫了一声。等到情绪平复以后，他自己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是在对我说：我为刚才的尖叫道歉！
“每个隔间都有烟灰盒，”“红卫兵”用一种恐吓口气对我说，“它们是拿来做什么的？”
“这个人看上去很面熟，”我说，“是周恩来吧？”
“为什么不去问服务员或者列车员？”我说道，因为列车员正从我们的门口走过。
“没错，是他。”
“他想知道为什么墙上会有一个烟灰盒。”九龙男人敲了敲墙上的烟灰缸说。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计划生育海报上？”
“除非大家都同意，否则车厢内是不允许抽烟的，”我说道，“我不同意。”
“人民爱戴他，尊敬他。”
“他想抽烟。”
我问他，现在人们是更爱戴毛泽东还是周恩来。
“得让我先写完才行。”我说道。
“我自己更喜欢周总理，我觉得其他很多人也是这样，但我也不能代表他们。”
“他说他得写报告。”
“方先生，为什么你更喜欢周总理呢？”
他们把烟扔掉了，然后开始聊天——声音非常大，实际上就是在吼，因为这个九龙男人跟所有香港人一样说不好普通话，而“红卫兵”则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普通话说得也相当糟糕。然而语言上的障碍不但没有阻止他们喋喋不休，反倒意味着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得相互打断，不停地让对方重复。因为太热，我打开了车窗。从引擎排出的烟被风吹了进来，又让我感到一阵窒息，而那“哧——哧——哧”的声音，让我不禁打起了牙颤。
“他很真诚，是个好人。”
“这是违反规定的。”我说。
再次出发前，我对他说：“方先生，你为什么不回旅馆去休息一下呢，没必要老跟着我。”
这两个人掏出香烟来抽，弄得整个隔间都是烟味。我叫他们把烟灭掉——中国铁路最近出了一项规定，乘客只有在他人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抽烟。当时天色已晚，而且很热，这个小小的隔间几乎让人窒息。
“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他回答。
“我的也是。”
成都的公园吸引的都是稍微新潮些的中国年轻人。
“他的报告非常重要。”
六月的某个下午，我在成都郊外的人民公园观察到一对年轻情侣走了进来。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个小伙子和计划生育海报上的男人一点也不像。他嘴里叼着一根特大号香烟，手里拎着一只手提箱似的卡带收录机，刺耳的音乐从里头砰砰地传出（也许是一盒香港的歌带），声音大得淹没了人们的对话，吓跑了灰色的八哥。这家伙上身穿了一件写着“cowboy（牛仔）”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个戴宽边牛仔帽的长鼻子男人，下身则穿着蓝色紧身牛仔裤和一双松糕鞋，鞋跟高得像女人穿的一样。他的头发是专门烫过的——烫发本是广州的潮流，后来席卷了上海，最近又来到了成都。他戴着墨镜，收录机在手里晃呀晃，嘴里吐着烟圈。
“我也要写报告。”我回答。
他的女友（如果是太太的话他不会这么卖力地表现）穿一条粉色长裙，裙子轻薄飘逸，可能是她自己做的，长裙下是一双年轻女孩都喜欢的尼龙长筒袜，脚上蹬着一对高跟鞋。她也戴墨镜，镜框上镶着人工钻石。
因为是我先进来的隔间，而且这是我的床，桌子和这个角落里的座位都是归我用的。我知道他觊觎这个位置，此时九龙男人对我说：“他要写报告。”
那天他们休息，所以来了公园。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躲去一棵树后面，用老套的方式亲热一番。公园里和大马路上全是这样的情侣，他们是新的一代，是这个国家的继承者，但他们却把“及时行乐”奉为座右铭。
“不好意思。”我答道。
我问方先生有没有看见这对男女，他说看见了，但他对于这种年轻人很不满意。
“他说他必须睡在那里。”九龙男人对我说道。
“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错，”他说，“大家都觉得那就是场灾难，那段时间从头到尾都在搞破坏，根本没人听话。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讲礼貌，不守纪律，也没有思想。”
我没有理他，继续写我的日记，西安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这名“红卫兵”对着那个九龙男人嘟囔了半天。
“方先生，听起来你很愤怒。”
我的话让他不高兴了。他穿的有点像制服——下身一条军裤，上身一件卡其色外套，而且有着红卫兵那种爱出风头、爱欺负人的神气。我心里非常清楚，他是一名十足的恶棍。
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笑了起来——他发出了一种尖锐的、断断续续的、爆炸式的笑声，这表示他非常愤怒。
“这是我的床，”我说道，“我要睡这里的。”
他说过他不喜欢中国现代的小说，他的意思是自己并不能感同身受。《北京文学》《收获》和《文学月刊》上那些被宠坏的小鬼和败家子都是从哪来的？实际上他们就是你每天在公园里看到的这种年轻人，他们想装酷，于是就模仿西方人的装扮——墨镜、卷发、松糕鞋、长筒袜、喇叭裤、蓝色牛仔裤、半导体收音机和耳机，极少数幸运的人还有摩托车。女孩们甚至还想要穿花哨的胸罩，在中国这也许是最不必要的衣物了。
“我想睡在这里。”他说着拍了拍我坐的床铺。
这个新来的人颇为年轻，外表看来相当强硬，他脸上的肉很结实，肚子和脚都很大。
每当中国人需要在东西方之间做出抉择，他们总会感到矛盾和困惑，中国旅行者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1919年5）中曾经表达过这种心情，他写道：
后来隔间里又进来一个男人，这样的来来往往很平常。旅行者们在车内徘徊，看有没有空的床铺和座位。如果找到的话，他们会在票价之上再多付一点钱来获得那个位置。一个空的隔间并不会空很久，而且整夜都会有人出出进进。
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6
“昨晚喝太多酒了。”随后他猛地丢下包裹，跑出了隔间。回来时，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我刚去厕所吐了。”
方先生跟我一起溜达着（但稍落后我几步），我们路过一家小吃摊，听见有人在唱歌——那声音响亮而躁动，像是在尝试演绎一首激昂的中国歌曲。唱歌的是个男人，他背朝我们坐在桌子旁边。他身旁还有两个同伴，这两人是清醒的，脸上挂着怯生生的笑容。那个男人已经醉到不行：他面色通红，唱个不停，口水直往下淌。要是再来一瓶啤酒，他的眼睛肯定会肿到凸起，呼吸也会变得十分困难，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去知觉。
这人看起来病恹恹的。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笨手笨脚地摆弄着行李上的带子和拉链。他的腰间系了条厚皮带，皮带的链子上挂着一串钥匙，他一动起来，钥匙就叮当作响。他的田径鞋里散发出阵阵恶臭。他不停地用普通话和英文对我说着“对不起”。他的眼睛小得就像两道狭窄的伤口。
“这也要怪‘文化大革命’，”方先生说，“他在乎什么呢？他已经毫无自律可言，连自尊都没了。这样的行为太恶劣了。”
“我是从九龙来的。”他说道。
那个男人站起了身，继续唱着歌，有点晃晃悠悠的。他转向了一边，并没有瞧见我，但我却认出了他——原来是张先生，那个从九龙来的出租车司机。
夕阳西下，蒸汽火车擦着侧轨：“哐哧——哐哧——哐哧——哐哧——哧——”此时，有个满身大汗的黝黑男人一把摔开了列车隔间的门，拖着四个大包闯了进来。
1成都的毛泽东雕像位于天府广场，高达三十米。
傍晚时分的天色依旧很亮，列车在五点半左右发出，将一片片麦田和田里的收割者抛在身后。途中我们还经过了许多坟堆、陵寝和墓塚，也许它们全都被洗劫过（但没人把宝贝拿到政府的古董交易所去卖，因为他们在那里只能换得少量津贴）。我在旅馆听说刚刚在西安附近又发掘出了一个坑，里面的兵马俑数量更多。我询问了一些相关情况，但是没人了解，或者他们决定要保守秘密吧。
2杜甫草堂，又称浣花草堂、工部草堂、少陵草堂，位于成都市青羊区的浣花溪畔。
他假装没看见我上火车，但我大声朝他喊道：“成都见。”
3该小说最初于1980年以中文在《文汇增刊》上发表，作者读的是1985年出版的英文版Because I am Thirty and Unmarried。
方先生学的是俄语专业，曾经教授过关于普希金的课，在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还是同志的时候，他曾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当过口译员，但在1960年代，他却因为教资产阶级外语而被人怒斥，并且被迫和一帮囚犯拴在一起搬运石头。现在，他整天跟着一个毫不领情的美国人，要走遍整个四川中部。他没有尖声冲我喊“接下来去哪”，而是抬起头，羞怯地朝我笑了笑。
4刘锡诚等编：《当代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第476页。
他抬起头冲我笑了笑，这让我感到更加难过了，因为我怀疑他心情也不大好。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一点都不难过。他像许多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性格保守、相信宿命，明明感到难过却还要故作坚强。没错，万里长城是他们的杰作，唐朝也曾经灿烂辉煌过，他们还成功击退了日本人，毒气、厕纸和小数点都是他们发明的；但他们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动荡和混乱。他们忘记了自己曾发明过机械钟，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一百年间都发生了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欧洲和日本的侵略、义和团运动、1912年清朝灭亡、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还有“大跃进”和所有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政治运动。有谁会感到好过呢？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痛苦，才没什么人显示出对未来的信心。还是不要去想这个比较好。而且，表现得难过是一件丢面子的事，这也是中国人从来不当着送礼者的面拆礼物的又一个原因（不论礼物大小，他们也不会当面评论），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受到惊吓时总要做出大笑的反应。
5《欧游心影录》主要写作于1919年，出版于1920年。
方先生把头歪向一边，挤弄着一只眼睛，头顶上一撮头发像大钉子似的翘着，见他朝我露出一副憧憬的神情，我不禁难过起来。他竟然能如此沉默。他只是跟在我身后，或许还希望我能出点儿差错。当我请他帮忙时，他总是表现得那样感恩。现在我们坐进了西安火车站的软卧候车室，靠翻阅杂志来打发时间。他在看一本叫作“China Products Monthly”（《中国产品月刊》）的英文杂志，试图借助字典来搞懂其中的某一页，我因此感到更难过了。我手里拿着同样的杂志，那一页是给“江苏陶瓷厂”做的广告——都是些又小又丑的塑像，比如天使、圣诞老人、白雪覆盖的教堂、米老鼠和手握竖琴的少年歌者。在方先生正尝试阅读的宣传内容里，这些陶瓷产品被描述为：“设计精巧！造型逼真！颜色鲜艳！乐趣无穷！”
6《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合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