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广东话。”
“香港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奇怪的是,”我说道,“香港其实真正讲英文的人很少。”
“这就对了,它其实是广东省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并没有渗透进去,到处都是广东文化。”
张先生说:“他们每天最少得赚70块钱,计价器上显示赚够了这些之后,多出来的部分才会按比例抽成。但他们每天只需要工作八小时,在香港我们要工作十二小时。生活非常艰难,吃得贵,住得贵,什么都很贵。”
张先生并不想同我争辩,他说道:“我不在乎,我要去美国了。”
因为中国百姓几乎没人能坐得起出租车,所以他们的顾客经常是老外。在我看来,中国的出租车司机作为一个群体,驾驶技术不是特别娴熟。
“你的意思是,不回来了?”
“内地出租车司机很赚钱的——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是的,我有个妹妹在旧金山。我马上就要从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拿到签证了。”
“是的,”他说,“但我并不想这样。”
“你在美国还会开出租车吗?”
“十年以后,你就可以把出租车从九龙开到内地了。”
“不,我会去餐馆找份工作。”
他已经结婚,有三个孩子,在九龙当出租车司机。跟许多海外华人一样,他来中国内地也是出于情感上的原因。当然,他也有一些实际的考虑,比如打折、送东西、兄弟般的友好往来、作为海外同胞安排各项事务时的便利,还有统统可以归结为民族亲缘关系的各种理由。他在西安遇到了一些内地出租车司机,那些人买了很多啤酒给他喝,足以将他灌醉。
“中国餐馆吗?”
“我们都生在蛇年。”我说。
“当然了,唐人街有很多中国餐馆。”
我们离成都越来越近了,九龙男人说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内地。他姓张,跟我同龄——他给我看了护照,所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而且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
“你去过美国吗?”我问。
“问问他是不是‘造反派’。”他把我的问题翻译过去,但“红卫兵”小声嘀咕了一句“问得够多了”,说完他便溜下床铺,匆匆去了过道,塑料拖鞋在脚底下噼啪作响。
“没有,”张先生回答,“但我跟我的朋友们聊过了,我每周可以挣800美元。”
我很高兴,因为我早就看出来了。可是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是一副红卫兵的派头呢?
“具体干什么?”
“是的,他当过红卫兵。”
“也许做厨师吧。”
“再问问他有没有当过红卫兵。”
“‘也许’是什么意思?你会做菜吗?”
“他说是十六岁,他那个时候入的党。”
“我是广东人,我觉得我可以做粤菜。”
又是一阵咕咕哝哝。
“为什么不留在香港呢?”我问,“你是不是怕中国接管之后会有什么变化?”
“不可能。”
他想了一下,然后说:“在香港工作太辛苦了,美国要好点,生活条件要好些。”
“八岁的时候就入了。”
“为什么不去英国呢?”
“问问他什么时候入党的。”
“我不想去英国,那儿的生活不好。”
“是的。”
“你到过英国吗?”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吗?”
“没有,但我的朋友们是这么说的。”
原来他是一名官员。为什么他们要用“干部”这个词?也许因为他们讨厌“官员”这个词吧——它有点封建主义和阶级制度的意味。
他正在收拾自己的装备。此时已经接近早上十一点了,窗外是一片氤氲的绿色,稻田不断在火车两侧闪过。我们很快就要到成都了。不管怎样,张先生厌倦了我的问题。但我却被他深深吸引了,他决定放弃香港的生活,移民去美国,那是一个很不错的新地方——一个名叫“唐人街”的小天堂,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安定下来,挣着美国的薪水,却从来不用融入这样一个大型庇护所似的国家,也不用为此做出任何妥协。我还觉得有意思的是,英国竟然会被受自己殖民统治的人拒绝。
“当干部的。”
“英国首相是谁?”
“那他是做什么的?”
“我不知道。”
“……他不是老师。”
“中国的领导人呢?”
“红卫兵”在床上含糊不清地咕哝着。
“邓小平。”
“他说他在那工作……”
“美国总统是谁?”
“他会说外语吗?”
他犹疑了一会儿,但只是一小会儿。“总统是,”他开始若有所思,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尼克松。”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尼克松下台已经十一年了。
我问:“他在学校教什么语言?”
“你是说美国现在的总统还是尼克松?”
“他说,去乌鲁木齐的人很多。”
“嗯,我想是的。我挺喜欢他的,你喜欢他吗?”
“我去过乌鲁木齐。”
“不是很喜欢。”
“他在一所高校工作——农业学院。哦不,语言学院。在乌鲁木齐。”
“你支持哪个党?自由党,还是另外那个?”
“红卫兵”此时正在床上生气。
“自由党,”我说,“我们管它叫民主党。”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但张先生并没有听进去,他拎起自己的包,为到站做好了准备。我说:“顺便问一下,香港总督是谁?”
他说:“我自己也对他很感兴趣!”
“某位先生。”说完他就匆匆下了车。
我听不懂“红卫兵”说的汉语,于是我问九龙男人愿不愿意把我的问题翻译给他听。
* * *
现在外面全是玉米地,收割者们正把摘下的玉米穗扔进麻袋,水牛在吃草,一只橙嘴褐毛的鹅立在一洼水田中央,妇女们担着水桶;一个小男孩挥舞着绑着蓝色飘带的长棍,想要吓走周围的鸟雀,活脱脱像个稻草人;岸边有个男人在钓鱼,一手拿着一根鱼竿,这完全是中国式的钓法。
我们来到一家名叫“陈麻婆”的餐馆(麻婆豆腐的发源地),这里的环境像车库一样阴暗嘈杂。我朝一面镜子里看了看,发现方先生正盯着我的后脑勺。吃完一碗麻婆豆腐后,他们又给我端来了一盘辣饺子。我觉得挺好吃的,但我并没有点这个。菜单上并没有这道菜,他们是从一个小摊上买来的。
这是在中国坐火车的又一个好处。沿途的变化可以让你形成直观的视觉印象,这样到了某个地方就不会突然感到满是震惊和困惑,其他任何一种旅行方式都会让这个国家显得令人费解。而且,即便是坐在火车上看,它有时也是难以理解的,但这样做总会对你有所帮助。乡村的外观并非一成不变:风景可以千变万化,作物有成百上千种。有时在短短一小时之内,一切都变了样。
“是那位先生买给您吃的。”服务员指着房间后方说道。
雾中的风景显得十分柔和,但当所有迷雾散去,原本质朴宜人的风光却露出了老态。在这样一个潮湿的夏日早晨,农民们正同往常一样辛勤地劳作。中国的耕作方式能把人的腰累断,但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的是,农民如今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比教师和工人要富裕得多。自由市场帮助了他们,保证了他们的东西能够卖上好价钱,他们再也不用按固定价格把东西卖给国家。列车从陕西进入了四川,虽然只前进了几百英里,却从小麦种植区来到了水稻种植区。这里更具南方特色,更加温暖湿润。
然而,那时候方先生已经不见了。过去几周他一直在仔细地观察我:他知道我喜欢吃饺子,但他从来没提过。我被他的举动感动了,但后来我又变得怀疑起来。他还注意到了我别的什么事情呢?
雾气缭绕在山头,在阳光的照射下逐渐化开,显露出盎然的绿意,山下是郁郁葱葱的稻田。就像透过毛玻璃看到的景色一样,到处都是模模糊糊的,时不时能清楚地瞥见群山秀美的轮廓,看见田地和峡谷。线条最鲜明的是山坡上那条被人踏出的小径,狭窄的道路蜿蜒而上,看起来明亮而耀眼。在这样一个朦胧的世界里,有人锄地,有人骑车,有人赶着一群毛绒绒的猪去市集。
麻婆豆腐用油、洋葱、猪肉末和拇指盖大小的红辣椒片调味制作而成,煎饺则是菠菜馅儿的。米饭湿得都结成了块——中国的米饭大多是在大锅里煮出来的,经常夹生到难以消化,所以现在这样已经不错了。这种餐馆算是中国的快餐店,人们会突然走进来,迅速吃完饭,然后匆匆离开。我附近坐了一个盲人和一个为他引路的小男孩,盲人紧紧地抓着男孩的手腕。而那些酒足饭饱的客人,要么在用手指擤鼻涕,要么就在“咳咳”地清嗓子,或者往地上吐痰。
窗外迷蒙一片,看不清黎明是什么模样。随着浓雾逐渐变淡变薄,我们早早地从陕西进入了幅员辽阔的四川省,枝干多节的小树和轮廓模糊的远山都变得清晰可见,眼前的风景仿佛一幅质朴的中国水墨画,而人们就像画中细小的黑色笔触。
看到有位男士正要往痰盂里吐痰,我赶紧把目光移开了——我觉得那种满溢的痰盂出现在餐馆里非常不合适,这样想是不是太不讲理,太过于大惊小怪了?——此时,我发现一位女士在注视着我。
我这样不配合的口气很快就把人都赶走了。我们关了灯,但隔间里其余的三个人——后来又新来了一个——却在黑暗中继续相互喊话。
“Are you an American?(你是美国人吗?)”她满怀期待地用英语问我。
“我叫保罗,他坐在了我的床上,我想睡觉。”
这位女士姓季,她说很高兴遇见美国人,因为她最近才去了美国走亲戚,而且在那里玩得很开心。旅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西雅图,不过也去了洛杉矶、旧金山甚至拉斯维加斯,她还在拉斯维加斯赌了一把,结果没赚也没赔。
“他是新疆来的,”九龙男人说道,“他是个学生,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上海的时候遇到过一位中国女士,她说波士顿的唐人街让她感到很失望。她觉得那个地方既愚昧又落后,有点像广州的贫民区。那里的人只知道像绵羊一样听话,难道不能搞点名堂出来吗?我问季女士,她是否感受到过类似的愤怒。
我回到隔间,发现里面坐满了人——除了九龙男人和“红卫兵”外,又进来了三个人。走廊里挤满了穿睡衣的男人,大喊大叫的孩子,还有一些打牌的人。风扇吱吱嗡嗡地响着,火车也是。
“我懂她的意思,”季女士说道,“我不喜欢美国食物,所以我经常去中国餐馆吃饭。那些馆子全都很糟糕,而且所谓的川菜馆根本一无是处。”
我吃了四根香肠,味道还不赖。马肉黑黑硬硬的,有一股很浓的烟熏味。
“但那里没有这么多人吐痰,”她说,“你看看这些痰盂……”
“不,马肉。”
“我们吐痰太多了,”她说道,“政府正在尝试遏制这个现象。”
“猪肉做的?”
反对吐痰的海报贴得到处都是,但这项倡议实际上是在鼓励大家把痰吐在适当的地方,而不是禁止大家吐痰。关键信息在于:请使用痰盂。
“还有一些香肠。”
我和季女士聊了一会儿,问及家庭情况时,她说自己离婚了。
“我还是很饿,”我对服务员说,“还有什么吃的吗?”
“我前夫几年前遇到了一个更年轻的女的。”她说道,并且主动告诉我她已经四十八岁了。
最后那个外宾团终于出现了:十四个矮矮胖胖的瑞典人,他们的胳膊已经被晒黑,头发是白色的。其中一个人有一台摄影机,当他把它取出来弄得呼呼作响时,其他人都把手撑在了餐车黏兮兮的桌子上。他们的导游把所有的啤酒都买了下来,所以我一点也没买到。食物终于上来了——先给他们上,最后才给我。这时候已经九点多了。这些瑞典人吃东西慢悠悠的,不停地尝试用筷子去夹那滑溜溜的面条。列车猛地停在了一个车站,盛面条的碗都滑到了这些瑞典人的膝盖上。
“那时候离婚方便吗?”
我对他说我饿死了,叫他快点把吃的拿来。“饿死了”的中文发音有点像英文“Ursula”(厄休拉,女子名)。可是,等了半天还是什么吃的也没有。
“很方便。”
列车停靠在了宝鸡,一周之前我们曾经过这个铁路枢纽站,但这次我们要转而向南开去四川。已经八点半了,还是没有食物送来。服务员对我说道:“再等等那个外宾……团……”
“中国有很多人离婚吗?”
“但你是一个人,”他说,“我们等的是一个外宾团。”
“很多。”
“我就是外宾。”
她没有详细解释,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个敏感话题。大家都很清楚中国社会面临多方面的压力:缺钱、住房拥挤、独生子女政策,还有夫妻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分居两地(这样的情况占了很大比例),比如在不同的工厂、不同的城市,有时甚至是不同的省份。“文革”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同农民结合,这导致了如今大量离婚案件的发生。
“车上有一些外宾要过来。”服务员说。
也许我的问题让季女士难堪了,她不再那么坦率,而是变得非常拘谨,不久便匆匆走开——她是不是发现有人在看她?我付好午餐的钱,出门散步去了。
我又回去写日记,可是他们的喊叫声仍然不绝于耳,让我无法集中精力,于是我走去了餐车。中国人的晚饭时间通常在六点半或七点之前,当时已经过了晚上八点,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很晚,但他们却照常向我报了菜单,于是我点了些吃的。然而食物却一直没有送来,我问他们为什么。
成都有很多佛寺和美丽的公园。过去二十年间,中国有许多城市都失去了城墙、城垛和漂亮的城门,成都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现在也很少有城市的主干道上还耸立着毛主席的雕像,成都也是其中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雕像都或将被毁坏。成都的毛主席雕像是全国最大的之一1,而且它既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被推倒。毛泽东非常喜爱杜甫的诗歌,因此这位唐代诗人在成都某个公园内的小屋2如今成为了全国人民朝圣的地方。尽管这座城市的一些传统市集和商铺得到了保留,但为了建造工人宿舍和摩天大楼,还是有很多被拆掉了。
“我在专心做我自己的事,你为什么不去做你自己的事呢?”我说道,“你这个死鱼脸。”
鼓励人们住进大城市和高楼大厦有利于更方便地掌控他们的生活。当然,中国的城市经常人头攒动,但国家的政策却让它们丧失了原本的趣味,变得更加平淡无奇。同时这些政策还提醒着人们,他们不过是庞大机器中各尽其用的螺丝钉而已。觉察到这一点时,我正在成都市内四处转悠,希望借此来放松肌肉,消解车旅劳顿。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总是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它们不是闲逛的好地方。这些城市就像更大的迷宫中的某些角落,你不可能畅通无阻地走很远——不是到了路的尽头,就是遇到路障,或者碰上某道关卡,难怪大家都要抢着坐火车。而中国人到了西雅图或旧金山这样的地方之后就不想离开,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说出这句话时,他几乎是咬牙切齿的。
有一天去成都市郊溜达时,我经过了四川省第一人民医院。那是个繁忙的地方,又或者我到那里时正值医院的探视时间。不管怎样,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医院对街摆起了很多蔬果摊,人们可以在那里买礼物给病人。但也有六七个卖药的人混在这些摊位中间,他们推销着各种药物,有一些完全骗人的东西,也有许多中国医院都愿意接受的草药。这里对江湖郎中来说是个好地方,他们来到附近活动,假想着如果有人对这家国有医院的治疗方法不满意,还可以买些干蜥蜴或者鹿角粉作为药物的补充。
“为了我们的友谊。”他接着说。
无论我走到哪儿,方先生都犹犹豫豫、畏畏缩缩地跟在我身后,当我注意到他在看我时,他会向我投来一个微笑,那永远是一种怯生生的微笑。
“我们必须合作。”他说。他的意思是:别再招人烦了。
我路过成都市中心附近,在一块巨大的布告板上看到了一张计划生育海报。海报上画的是一位中国领导人在欢迎一个女婴的诞生(孩子的父母正把孩子递给他,希望获得表扬)。画面下方的标语写着:中国需要计划生育。
“为了熄灭烟头用的。”我说着,试着瞪了他一眼,想灭一灭他的威风。
我转过身去和方先生说话,谁知这个可怜的家伙吓得尖叫了一声。等到情绪平复以后,他自己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是在对我说:我为刚才的尖叫道歉!
“每个隔间都有烟灰盒,”“红卫兵”用一种恐吓口气对我说,“它们是拿来做什么的?”
“这个人看上去很面熟,”我说,“是周恩来吧?”
“为什么不去问服务员或者列车员?”我说道,因为列车员正从我们的门口走过。
“没错,是他。”
“他想知道为什么墙上会有一个烟灰盒。”九龙男人敲了敲墙上的烟灰缸说。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计划生育海报上?”
“除非大家都同意,否则车厢内是不允许抽烟的,”我说道,“我不同意。”
“人民爱戴他,尊敬他。”
“他想抽烟。”
我问他,现在人们是更爱戴毛泽东还是周恩来。
“得让我先写完才行。”我说道。
“我自己更喜欢周总理,我觉得其他很多人也是这样,但我也不能代表他们。”
“他说他得写报告。”
“方先生,为什么你更喜欢周总理呢?”
他们把烟扔掉了,然后开始聊天——声音非常大,实际上就是在吼,因为这个九龙男人跟所有香港人一样说不好普通话,而“红卫兵”则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普通话说得也相当糟糕。然而语言上的障碍不但没有阻止他们喋喋不休,反倒意味着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得相互打断,不停地让对方重复。因为太热,我打开了车窗。从引擎排出的烟被风吹了进来,又让我感到一阵窒息,而那“哧——哧——哧”的声音,让我不禁打起了牙颤。
“他很真诚,是个好人。”
“这是违反规定的。”我说。
再次出发前,我对他说:“方先生,你为什么不回旅馆去休息一下呢,没必要老跟着我。”
这两个人掏出香烟来抽,弄得整个隔间都是烟味。我叫他们把烟灭掉——中国铁路最近出了一项规定,乘客只有在他人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抽烟。当时天色已晚,而且很热,这个小小的隔间几乎让人窒息。
“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他回答。
“我的也是。”
成都的公园吸引的都是稍微新潮些的中国年轻人。
“他的报告非常重要。”
六月的某个下午,我在成都郊外的人民公园观察到一对年轻情侣走了进来。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个小伙子和计划生育海报上的男人一点也不像。他嘴里叼着一根特大号香烟,手里拎着一只手提箱似的卡带收录机,刺耳的音乐从里头砰砰地传出(也许是一盒香港的歌带),声音大得淹没了人们的对话,吓跑了灰色的八哥。这家伙上身穿了一件写着“cowboy(牛仔)”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个戴宽边牛仔帽的长鼻子男人,下身则穿着蓝色紧身牛仔裤和一双松糕鞋,鞋跟高得像女人穿的一样。他的头发是专门烫过的——烫发本是广州的潮流,后来席卷了上海,最近又来到了成都。他戴着墨镜,收录机在手里晃呀晃,嘴里吐着烟圈。
“我也要写报告。”我回答。
他的女友(如果是太太的话他不会这么卖力地表现)穿一条粉色长裙,裙子轻薄飘逸,可能是她自己做的,长裙下是一双年轻女孩都喜欢的尼龙长筒袜,脚上蹬着一对高跟鞋。她也戴墨镜,镜框上镶着人工钻石。
因为是我先进来的隔间,而且这是我的床,桌子和这个角落里的座位都是归我用的。我知道他觊觎这个位置,此时九龙男人对我说:“他要写报告。”
那天他们休息,所以来了公园。再过一会儿,他们就会躲去一棵树后面,用老套的方式亲热一番。公园里和大马路上全是这样的情侣,他们是新的一代,是这个国家的继承者,但他们却把“及时行乐”奉为座右铭。
“不好意思。”我答道。
我问方先生有没有看见这对男女,他说看见了,但他对于这种年轻人很不满意。
“他说他必须睡在那里。”九龙男人对我说道。
“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错,”他说,“大家都觉得那就是场灾难,那段时间从头到尾都在搞破坏,根本没人听话。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讲礼貌,不守纪律,也没有思想。”
我没有理他,继续写我的日记,西安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这名“红卫兵”对着那个九龙男人嘟囔了半天。
“方先生,听起来你很愤怒。”
我的话让他不高兴了。他穿的有点像制服——下身一条军裤,上身一件卡其色外套,而且有着红卫兵那种爱出风头、爱欺负人的神气。我心里非常清楚,他是一名十足的恶棍。
他没有回答我,而是笑了起来——他发出了一种尖锐的、断断续续的、爆炸式的笑声,这表示他非常愤怒。
“这是我的床,”我说道,“我要睡这里的。”
他说过他不喜欢中国现代的小说,他的意思是自己并不能感同身受。《北京文学》《收获》和《文学月刊》上那些被宠坏的小鬼和败家子都是从哪来的?实际上他们就是你每天在公园里看到的这种年轻人,他们想装酷,于是就模仿西方人的装扮——墨镜、卷发、松糕鞋、长筒袜、喇叭裤、蓝色牛仔裤、半导体收音机和耳机,极少数幸运的人还有摩托车。女孩们甚至还想要穿花哨的胸罩,在中国这也许是最不必要的衣物了。
“我想睡在这里。”他说着拍了拍我坐的床铺。
这个新来的人颇为年轻,外表看来相当强硬,他脸上的肉很结实,肚子和脚都很大。
每当中国人需要在东西方之间做出抉择,他们总会感到矛盾和困惑,中国旅行者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1919年5)中曾经表达过这种心情,他写道:
后来隔间里又进来一个男人,这样的来来往往很平常。旅行者们在车内徘徊,看有没有空的床铺和座位。如果找到的话,他们会在票价之上再多付一点钱来获得那个位置。一个空的隔间并不会空很久,而且整夜都会有人出出进进。
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6
“昨晚喝太多酒了。”随后他猛地丢下包裹,跑出了隔间。回来时,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我刚去厕所吐了。”
方先生跟我一起溜达着(但稍落后我几步),我们路过一家小吃摊,听见有人在唱歌——那声音响亮而躁动,像是在尝试演绎一首激昂的中国歌曲。唱歌的是个男人,他背朝我们坐在桌子旁边。他身旁还有两个同伴,这两人是清醒的,脸上挂着怯生生的笑容。那个男人已经醉到不行:他面色通红,唱个不停,口水直往下淌。要是再来一瓶啤酒,他的眼睛肯定会肿到凸起,呼吸也会变得十分困难,用不了多久就会失去知觉。
这人看起来病恹恹的。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笨手笨脚地摆弄着行李上的带子和拉链。他的腰间系了条厚皮带,皮带的链子上挂着一串钥匙,他一动起来,钥匙就叮当作响。他的田径鞋里散发出阵阵恶臭。他不停地用普通话和英文对我说着“对不起”。他的眼睛小得就像两道狭窄的伤口。
“这也要怪‘文化大革命’,”方先生说,“他在乎什么呢?他已经毫无自律可言,连自尊都没了。这样的行为太恶劣了。”
“我是从九龙来的。”他说道。
那个男人站起了身,继续唱着歌,有点晃晃悠悠的。他转向了一边,并没有瞧见我,但我却认出了他——原来是张先生,那个从九龙来的出租车司机。
夕阳西下,蒸汽火车擦着侧轨:“哐哧——哐哧——哐哧——哐哧——哧——”此时,有个满身大汗的黝黑男人一把摔开了列车隔间的门,拖着四个大包闯了进来。
1成都的毛泽东雕像位于天府广场,高达三十米。
傍晚时分的天色依旧很亮,列车在五点半左右发出,将一片片麦田和田里的收割者抛在身后。途中我们还经过了许多坟堆、陵寝和墓塚,也许它们全都被洗劫过(但没人把宝贝拿到政府的古董交易所去卖,因为他们在那里只能换得少量津贴)。我在旅馆听说刚刚在西安附近又发掘出了一个坑,里面的兵马俑数量更多。我询问了一些相关情况,但是没人了解,或者他们决定要保守秘密吧。
2杜甫草堂,又称浣花草堂、工部草堂、少陵草堂,位于成都市青羊区的浣花溪畔。
他假装没看见我上火车,但我大声朝他喊道:“成都见。”
3该小说最初于1980年以中文在《文汇增刊》上发表,作者读的是1985年出版的英文版Because I am Thirty and Unmarried。
方先生学的是俄语专业,曾经教授过关于普希金的课,在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还是同志的时候,他曾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当过口译员,但在1960年代,他却因为教资产阶级外语而被人怒斥,并且被迫和一帮囚犯拴在一起搬运石头。现在,他整天跟着一个毫不领情的美国人,要走遍整个四川中部。他没有尖声冲我喊“接下来去哪”,而是抬起头,羞怯地朝我笑了笑。
4刘锡诚等编:《当代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第476页。
他抬起头冲我笑了笑,这让我感到更加难过了,因为我怀疑他心情也不大好。可是,后来我发现他一点都不难过。他像许多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性格保守、相信宿命,明明感到难过却还要故作坚强。没错,万里长城是他们的杰作,唐朝也曾经灿烂辉煌过,他们还成功击退了日本人,毒气、厕纸和小数点都是他们发明的;但他们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动荡和混乱。他们忘记了自己曾发明过机械钟,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一百年间都发生了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欧洲和日本的侵略、义和团运动、1912年清朝灭亡、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还有“大跃进”和所有其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政治运动。有谁会感到好过呢?毫无疑问,正是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痛苦,才没什么人显示出对未来的信心。还是不要去想这个比较好。而且,表现得难过是一件丢面子的事,这也是中国人从来不当着送礼者的面拆礼物的又一个原因(不论礼物大小,他们也不会当面评论),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受到惊吓时总要做出大笑的反应。
5《欧游心影录》主要写作于1919年,出版于1920年。
方先生把头歪向一边,挤弄着一只眼睛,头顶上一撮头发像大钉子似的翘着,见他朝我露出一副憧憬的神情,我不禁难过起来。他竟然能如此沉默。他只是跟在我身后,或许还希望我能出点儿差错。当我请他帮忙时,他总是表现得那样感恩。现在我们坐进了西安火车站的软卧候车室,靠翻阅杂志来打发时间。他在看一本叫作“China Products Monthly”(《中国产品月刊》)的英文杂志,试图借助字典来搞懂其中的某一页,我因此感到更难过了。我手里拿着同样的杂志,那一页是给“江苏陶瓷厂”做的广告——都是些又小又丑的塑像,比如天使、圣诞老人、白雪覆盖的教堂、米老鼠和手握竖琴的少年歌者。在方先生正尝试阅读的宣传内容里,这些陶瓷产品被描述为:“设计精巧!造型逼真!颜色鲜艳!乐趣无穷!”
6《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合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