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随地吐痰、大喊大叫、喜欢盯着人看，而且还不穿外套。虽然有这么多问题，但他们却很少吵架。他们极其羞涩、谦卑甚至懦弱，并且非常天真。毛主席说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火车上，他们总是显得若有所思。
他们常常不关门——全国人民都这样，而且他们还喜欢坐火车时不穿外套，脱得只剩下贴身衣裤。他们天生不喜欢约束，即便是最短的旅程，也能被他们变成一场睡衣派对。他们衣着干净整洁，行李收拾得井井有条，但却热衷于乱扔垃圾，把厕所弄得跟地狱一样。他们自己穿戴整齐地下车，身后的列车里却被搞得一片狼藉，这现象真让人匪夷所思。
* * *
他们讲话非常大声，就当别人是聋子一样，唠唠叨叨的，很是烦人，好像没人在听，必须吼出来才能让人听见似的。广播和电视的声音也极响，往往都调到了最高音量。为什么会这样呢？全国人民听力都不好吗？或者说这只是一个可悲的习惯而已？
列车正在穿越渭河峡谷，过了宝鸡以后，地势豁然开朗，变得更加平坦了。周围到处是麦田，人们在田里用镰刀割着麦秆，将它们捆好拉走。天气已经变得非常炎热，眼前灰蒙蒙的一片。尽管空气也很潮湿，下午三点的田里还是挤满了人，因为收获的季节到了。他们站在齐胸高的麦秆中间，一旦拿着镰刀弯下身去，人就被挡得无影无踪。
在宝鸡的站台上，我注意到有人在拖着脚走路，姿势有点像溜冰，双臂前摇后摆，窄窄的肩膀忽高忽低；也有人四肢猛然开动，像小狗一样往前冲去。他们时而惺惺作态地迈着碎步，时而拖着沉重的步伐缓慢前行，时而你推我搡，一直将手放在外面——因为要伸直双臂来护住自己的道路——头却始终低着。他们的样子粗俗无礼——想不到中国有人会是这样的。
附近的村子破落不堪，但即使是最简陋的房屋也装上了长长的电视天线。在有的农村地区，时常能看见丑陋的公寓和营房般的建筑，显得与周围的田园风光格格不入，这是中国的又一个不解之谜。列车停靠在了咸阳，中国第一位皇帝曾在这里活埋了他的460余位批评者，后来我们再次跨越渭河——此处的河水浅到连最小的船也无法承载——接着经过更多麦田，朝西安市驶去。
每个人都会像这样清嗓子、吐痰，他们的痰有时会成滴快速落下，有时则会拉成细条缓缓下流，就像顺着痰盂边缘而下的烛蜡。一般他们都会吐在垃圾篓里或者树干旁边，但就算政府专门发起倡议，也无法阻止一部分人随地乱吐，我见过有人把痰吐在地毯上，并且还记得要礼貌地用鞋底去抹两下。
* * *
正午时分，列车停在了处于铁路枢纽位置的宝鸡市。一位先生告诉我：“渭河里没有鱼。”然后，他大声清了清喉咙，往站台上吐了一口痰，随即习惯性地出于礼貌，用鞋底把痰擦了擦。
到了西安市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周高耸的围墙，它们始建于明代（十四世纪），最近才得到修复，很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墙。围墙顶部有锯齿状开口，并且设有哨岗和塔楼，塔楼的窗户（和长城上的差不多）都是按照弓箭的宽度设计的。就像长城一样，这些城墙的作用就是将一些人阻隔在外，同时又将另一些人保护在内。西安城墙高大宏伟，火车经过了北门，这座城门有着大红色的梁柱和巨大的拱顶，像一座庙宇。它的不远处是一条横幅，上面用两英尺（60厘米）见方的大字写着“遵纪守法”。
渭河本就浅而泥泞，水流平缓，每年这个时节还会形成许多沙洲。
西安火车站很新，街道也很宽阔，整座城市井然有序，仿佛就是为了迎接游客而规划的。它曾经是有过短暂辉煌的大秦帝国的都城，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常常被认为是一处必游之地。即使在8000年前，这里的生活也是相当舒适——如果你到市郊去看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就会发现许多证据。它大多数的辉煌历史都要归功于秦始皇，他统一中国，焚书坑儒，建造长城，规范了法制、货币、道路、文字、度量衡和车轴长度，并且下令建造了兵马俑。这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了，但兵马俑仅仅在12年前才被发现。
所有的景观都是出于实用目的而加工和塑造，看起来并不美观，但却匀称有序。在这里你没法跟谁说“快看那山坡”之类的话，因为山上全是梯田——泥巴围出的水沟和田地，泥巴修筑的房屋和道路。中国人能在微小的桃核上刻出复杂的纹样，又将同样的手法运用到这些庞大的蜜色山丘上。如果有岩石裸露在外，他们就会种上一块稻田来遮挡，台阶和梯田沿陡坡排列，宛如玛雅人的金字塔。这样的景致在中国西部并不常见。它规模庞大，就像昆虫用泥土建造的复杂王国，眼前所见的一切都出自人类之手，让人既印象深刻，又感到惊愕。你当然会说世界上的任何城市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是一座城市——它原本只是渭河之上的一片群山，如今看上去却像是人工建成的。
“我年轻的时候，根本没人来西安旅游。”我们一起在市区闲逛时，夏先生这样告诉我。他今年三十岁，是一名当地导游。“来过一些东欧国家的游客和外籍专家，但从来没见过美国人。”
列车还在甘肃境内，正驶向东南方向的陕西（不是偏东北的山西），刚刚经过天水市。此处的风景和我在新疆看到的一点都不一样，甚至同甘肃的其他地方也不像。窗外又是精心营造的中国式风景：土山上嵌满层层梯田，田里疯长着一片片成熟的稻谷。只有在下方的山谷底部，才能见到一些平坦的土地。除此之外，其他地方都充满了人工的痕迹，整个郊外都是用双手打造而成的——山坡上用来固定梯田的石墙，随处可见的小径和台阶，水闸、排水道，还有挖出来的犁沟。这里的小麦比水稻多，一捆捆地堆在一起，等着人来收去脱粒——也许要靠那头埋身泥洼、只露出鼻子的大黑水牛来负责搬运。
“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的？”
他说这趟列车是由青岛铁路局运营的，刚从海边过来。它在中国绕了一大圈，带来了很多山东特产——海鲜、牛皮糖以及中国最好的啤酒。
“显然是兵马俑发现以后，那时候人们都很有兴趣，后来出土了越来越多的东西。1980年的时候，一些挖掘者发现了铜马车。大家都想来看看这些东西。”
厕所间旁边有一桶死鳗鱼，我半夜的时候瞥见过一眼。这让人印象深刻——同时也是件好事，因为第二天早上我去餐车询问当天有什么菜色时，厨师回答道：“鳗鱼！”
这对中国人来说再好不过了。或许他们已经认识到，游客的好处就在于他的注意力集中而短暂。对政府而言，游客要是只把观光作为旅行目的就太完美了。他们来访，去各处景点参观，等到把所有地方都转了个遍，就会马上离开。不以观光为目的的人往往会驻足徘徊，他们不看博物馆的介绍，喜欢问尴尬的问题，不是让人感到心惊胆战，就是把人搞得垂头丧气，所以他们最好不要来。而且通常来说，这些人不是消费大户，而且行事毫无章法，让他们到处走动会非常危险。
* * *
我讨厌在中国观光。在我看来，中国人的本色早就隐匿在了他们重修的废墟之后，所以没人能近距离观察到他们的生活。而且，他们的重修做得很糟糕——不是修坏了就是漆得太马虎。这些地方常常拥挤喧闹得无法想象。中国人谈起恋爱来都很热烈，所以他们会不断地一起出游，为的是找地方躲起来亲热。在每一处圣山和名塔，都可以看见异常多的情侣，他们纹丝不动地抱在一起，有时还互相亲吻。具体说哪个地方难以忍受或者不值得去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游览（外出）时大家都习惯在那里做什么。
我继续往下读着。列车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行进，汽笛发出阵阵哀鸣，这些都让我内心感到平静。
西安是我心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例外。这地方真的很有趣也很漂亮，并且相当庄严宏伟——这与大部分其他中国城市不同，那些城市往往乌烟瘴气、杂乱无章，充斥着工业气息。但西安深知自己的重要地位。为了迎接八方游客，各种旅馆被迅速兴建起来。这个城市地方观念极强，沉寂了数百年而鲜有人问津，但如今人们似乎已经认识到，它成为了一处新的旅游胜地，并且因此而声名远播。
唯一让人烦心的是车厢里还响着音乐。就算缠上橡皮筋我也无法扭动喇叭开关，于是我掏出瑞士军刀拧开固定它的螺丝，将它从天花板上卸下来，切断它的线路，然后又装了回去，我终于能安静地看书了。我正在读鲁迅的《阿Q正传》，因为有位中国女士跟我说过，这篇小说揭露了中国的国民性。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读到的都是阿Q如何傲慢、愚蠢、虚伪和怯懦，而且他跟普特尔先生1一样对周遭事物充满了误解，让人忍俊不禁。这些是重点吗？2
西安的小贩们不停地在强买强卖。他们讨好你，恳求你，跟你讨价还价。他们卖兵马俑铸像，卖地垫，卖皮影，还卖小得可怕的杯垫，他们推销时恨不得把这些东西推到你脸上来，还要扯着嗓子对你喊：“明朝的！”
列车在午夜时分驶进了站。车站外乱哄哄的，各家旅馆的推销人员和代理人都在竞相吸引人们的注意。我去了卧铺车厢，方先生消失了。我找到自己的铺位，发现要去西安的再没有别人。卧铺车厢空空如也，在中国的火车上此种情形极其罕见，应该好好享受一下。这样的环境几近奢侈，真是太惬意了。长颈台灯、塑料花、暖水瓶、枕头、毛毯和被子都是我一个人的。靠窗的小桌上铺着桌布，座椅靠背上铺着一块五英寸（12厘米）见方的钩织盖布。
游客和自由市场经济差不多是同时到来的，这意味着当第一批游客来到这里时，他们就遇上了这些贪婪的人一边挥舞着各种工艺品，一边跟他们讨价还价。
这是一本官方汉语词典，由国家出版社于1985年再版，这本字典显然已经过时了，和许多还在被人提起的东西一样，如今它已不能发挥任何作用。虽然这种情绪已经泯灭，但他们却不会真正销声匿迹。
那些商品中只有一小部分还算不上垃圾，都是从阁楼和旧抽屉里搜罗出来的物件，有家传的珠宝、上了年头的小摆件、脏兮兮的小香炉、带裂痕的玉章、银箔做的烟草盒，也有丝绸布片、古老而美丽的丝质或刺绣衣物、帽子、玉酒杯、旧铜锁、木雕神像、银指甲和精致的发卡，还有香料罐、鼻烟壶、锡罐、好看的茶壶、缺了口的碗盘、象牙筷以及破损严重的花瓶。
这件事我们不能自作主张，我们必须请示领导。
中国人全凭一己之力，把自由市场变成了跳蚤市场。那些小玩意儿和宝贝都出自木工之手，而小贩或临时生意人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学会了缠着人讨价还价。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
这让我回想起新疆的情况，维吾尔族人正在回归他们的本真——他们四海为家，游动放牧，坚定地信仰伊斯兰教，讨价还价，总是抓着你问要不要“shansh marnie”。现在其他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过去学者们不得不伪装成政治上的附庸者，如今他们正在重新回到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做回精英知识分子；赌徒和酒鬼又再度出现，家庭农场主、修锅匠、帮佣和小商贩也是如此；除此之外，这些生活在大城市边缘地带的本地人也活跃起来——成为了市场上的小贩，而且他们尤其活跃。
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这可是老物件，很有年头的！”他们大声嚷嚷，“清朝的！明朝的！五十块！你想出多少？你说个价！”
任凭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是不成的。
我被深深地吸引了。在这里买东西没有固定的价格，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也没有任何附加费用。某个眼神炽烈的人会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拼命地推销一串旧珠子。
中国公民享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示威、游行及罢工自由。
让所有这一切显得更有趣的是，从经过认证的宝贝到彻头彻尾的假货，他们无所不卖。我去了骊山，想看看那座人工山，据说那里可能是秦始皇的陵墓所在——这座墓很有可能在公元前206年就已遭到洗劫，而秦王朝也正是在这一年灭亡。
我在“道路”的词条下发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说法，后来又查到了“走狗”这个词，字典里的释义是“马屁精、谄媚者、帮凶”。接着我又找了找“自由”，发现有很多条解释，而且每一条后面都提供了例句。我把字典里一些最有意思的抄在了本子上。
那座山附近也有个市场，一个潜伏已久的男人对着我嘘了几声，用手指了指他衬衣中鼓出来的地方，暗示我里面有好东西。
我们经过一帮吵吵嚷嚷的人群，他们大概有200来人，争先恐后地想挤进通往硬卧车厢的旋转入口，我们则敲响了软卧候车室的门。候车室接待员让我们进了房间，将我们领向又软又厚的座椅。我有一张清单专门记录中国产的老物件（比如搓衣板、羽毛笔、塑身内衣、痒痒挠、鱼胶、痰盂和蒸汽火车头），此时我默默地想，一定要把座椅盖布加上去。然后，我找方先生借来了字典。
“你有什么东西要卖给我吗？”我问。
每当我向他炫耀地提及“阶级敌人”和“走狗”之类的说法，他总是表现得局促不安。
他又朝我嘘了一声，摆出一副担忧的表情，小心翼翼地向我展示他的宝贝：是个有盖的黄铜罐，大概有五英寸（12厘米）高，表面刻了些花纹。
方先生冷冷地回复道：“我们再也不用那个说法了。”
“200块。”他说道。
我说道：“他们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朝他笑了笑，但他毫不让步。“你瞧瞧，”他说道，“看它边上、顶上都有什么，仔细瞧瞧。”
偏远的甘肃竟然存在如此先进的商业意识，方先生觉得很惊讶。我心想，兰州有这么多餐厅、旅馆和酒店，对他来说也是闻所未闻吧。这不仅体现出了自由市场的氛围，也暗含着资本主义思想和竞争的本能。
铜罐上刻的都是男欢女爱的场景，有五种姿势，旁边配有细小的铭文，还刻了一些食品和装饰。而且，我能看出来这是个老物件——年代不是很久远，但也有些年头。它也许是清朝的东西，大概十九世纪左右，可能比1850年早一点。书上说，那是道光年间。
“很多很多，”他沮丧地说道，“乘客出站后，一抬头就能看见那些牌子。这家东西好吃，那家房间条件好，另外一家位置又比较近。他们在相互竞争，那样做是为了招揽生意。”
“50块。”
“有多少家？”
他反过来对着我笑，笑得比我刚才还厉害。
“很多家。”
“这是什么东西？”
“哪家旅馆？”
“用来装一种特殊药物的。”他说着，向我投来暧昧的眼神。
“他们在给旅馆做广告。”
他说的是春药——这样的罐子还会用来装别的东西吗？
然后他摘下眼镜，神情变得很严肃。中国人的笑声总有醒神的效果，它不仅能解释状况，同时也能宣泄情感。
他先把价格降到了150元，然后减到100元。我给了他80元外汇兑换券，然后我们的非法交易就达成了。这东西也不是什么宝贝，但却非比寻常，比起那座老被放进旅行路线的土山，它要有意思得多。
他的笑声低沉而勉强，这是在告诉你：我刚才犯傻了。
假货并不难辨认，但人们却明知故犯地卖假货，这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你理解中国商业中出现的这股新潮流。他们有时候卖小石像，也经常卖拙劣的青铜仿制品，但大多数假货都是用大理石或者石灰岩做的头像或雕刻，并且还会伪造成刚从寺庙墙壁上砍下来的样子。“很老的东西，”小贩们会对你说，“宋朝的！明朝的！清朝的！”他们会开出很高的价格，然后再往下降。有时候他们的商品明显来自同一家假货工厂，同样的东西也许会有超过50个人在同时售卖，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东西是真古董。
“哈哈哈！”他大声笑道，然后推了推眼镜，将身子探向前去，“哈哈哈！”
兵马俑附近专门建了一个很大的交易市场，最近已经对外开放，里面卖的都是这种东西——有假货，有真品，也有跳蚤市场上那些小玩意儿。政府用这种方式认可了自由商贩在这里的存在。市场上一些摊位有顶篷遮盖，要收取少量租金，但其他地方都是露天的，还配备了许多桌子和长凳。
“那么请戴上眼镜吧，”我说道，“我非常好奇。”
“有老外来的时候，生意就很好，”一位先生这样告诉我，他刚以60便士左右的价格卖给我一个漂亮的香水瓶，“但中国人自己不买这些，他们不喜欢古董。”
“没有眼镜，我看不清。”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兵马俑感到自豪（但他们并非不会偷盗：1987年6月，一些中国盗墓者被抓获，当时他们正在西安试图以81000美元的价格将一个俑头卖给某个外国商人，最后当然免不了死刑）。我去兵马俑时，那里有好几千人在参观，而且从国外来的人寥寥无几。大部分游客都是中国人，他们一般都是乘着自己工厂、合作社或工作队租用的大巴，晃晃悠悠地远道而来。这些人衣着寒酸，在夏日的酷暑中汗流浃背；他们成群结队，一路小跑，来去匆匆；为了拍照，他们咧嘴而笑，在存放兵马俑的飞机棚似的建筑前摆出各种姿势。外国游客把他们拍了下来，有的人则回敬了这样的好意——或者说侮辱——他们也把这些外国游客给拍了下来。
“方先生，那些标语说的是什么？”
兵马俑不允许拍照，但它们并没有让我感到失望。它们简直太神奇了，会感到失望才怪。那些士兵和战马陶俑坚硬挺拔，都是原型大小，它们身披铠甲，做出前进的姿态，排满了整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区域——兵马俑总共有上千具，但每具的长相和发式都不相同。据说，每一具兵马俑的原型都可以在遍布大秦帝国的真实军队中找到。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之所以每个兵马俑都不同，是因为要展示“东亚大陆居民的所有外貌特征”，以此来强调中国的统一。不论理由是什么，每个士兵陶俑的头部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它们每个的脖子后面都印有名字——也许是士兵的名字，也许是雕刻者的名字。
“也许是个农业会议。”他说道。
所有的兵马俑都栩栩如生——并且数量庞大——这个地方因此显得十分神奇，甚至有点让人不安。你观察他们的时候，这些陶俑似乎在向前移动。对于穿着铠甲的士兵而言，要展现出他们身体的轮廓是很困难的，但即便绑着护腿、穿着长靴、拖着沉重的衣袖，这些人看起来也非常轻快敏捷，跪地的弓弩手们也是很警觉的样子，跟真人完全没什么两样。
我觉得方先生随便找了个解释来搪塞我，于是我继续追问，给他施压。
秦始皇下令建造兵马俑来守卫他的陵墓，因此这个地下军队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位暴君的私心。然而，秦始皇向来喜欢搞大动作。直到他之前，中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战国时期，长城也只是零零碎碎地修建。公元前246年，年仅十三岁的他便以“太子政”的身份继承父亲的王位。他在四十岁之前就收服了整个中国，他称自己为皇帝。他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标准制度，派他的一位将军带领许多罪犯和农民去修长城，废除了农奴制度（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中国人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姓氏），并且烧毁了一切没有直白地为他歌功颂德的书——他要用这种方式来确保自己成为历史的起点。他的宏伟计划不但使他失去民心，而且耗尽了他的国库。历史上曾有过三次刺杀秦始皇的行动。最后他在一次前往中国东部的途中丧了命，为了掩饰他死亡的真相，大臣们用烂鱼遮盖住他发臭的尸体，然后用马车将他运回来葬在了此地。后来秦朝的第二位皇帝以及他的继任者，都是在中国人口中的“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中遇害而亡。
“有好多会议。”他回答。
让人惊异的不是这位古代君主取得了多少成就，而是他怎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成功做到了这些。后来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他所建立的王朝即被各种内乱所吞噬。两千年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仍然有着和他极为相似的目标——征服、团结和统一。
“哪个会议？”
兵马俑的品质出奇地好，同中国其他旅游景点里的东西都不同，它们保存得就像刚造出来的一样。公元前206年，这里曾被叛乱的农民大肆毁坏，那些人闯进墓地来偷盗陶俑手里的兵器，比如十字弓、长矛、箭头和枪柄（这些都是真东西）。从那以后它们就一直被深埋地下，直到1974年，一个男人挖井时铲到了一个士兵俑的头部，把它挖了出来。兵马俑就这样被发掘了。它们没有被重新上漆和伪造，也没有遭到进一步破坏，如此幸运的杰作在中国绝无仅有。
“会议代表。”
中国游客还会蜂拥到西安来看华清池，这是一处唐代的景点，1936年时蒋介石曾经在这里被软禁过两周时间，史称“西安事变”。他们簇拥在一块牌子旁边，上面说这就是蒋介石当年跳出去的那扇窗，于是他们会问：“子弹孔在哪里呢？”他们还会去大雁塔、鼓楼、卧龙寺和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在半坡遗址，有块牌子上是这样写的：
“什么代表？”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不了解人体结构和生老病死的规律，也无法解释许多自然现象，所以他们开始有了最初的宗教信仰。
“他们在欢迎代表们归来。”他没有丝毫迟疑地答道。
清真大寺也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那里的很多人仍然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这座清真寺始建于1200年前，之后经历了很多次扩建、毁坏、拆除和重建。我去参观时正赶上它在整修。我向那里的一位老先生询问西安有多少伊斯兰信徒，他回答说有好几百个，其中有几十个还去过麦加。当我离开时，他对我说道：“我们是逊尼派，不是什叶派，不追随霍梅尼3！”
“方先生，他们在干什么？”
在几扇大门和刻有阿拉伯铭文的门柱间徘徊时，我又遇到了一位老先生。
就在兰州火车站前的出站口，约有30名年轻人排成了一列长队。除了印有金色大字的红旗外，他们还带来了长布条、标语牌和各种小旗子。他们一言不发，耐心地站着，仿佛在送葬一样。我心想可能他们真的是来给谁送葬的，就等着灵柩从104次列车上下来。已经是夜里11点了，而且这里是兰州，阴冷潮湿得很。
“Salaam Alaikum4，”我向他招呼道，“祝您平安幸福。”
人们对他指指点点，有人惊声尖叫，有人大声叫唤。一个中国男人笨手笨脚地操作着相机，但动作不够迅速，没有拍到照片。有个小孩看见他以后，对着妈妈大喊起来。然后最离奇的是，他被一群聋哑人发现了。这些人大概有十五个，虽然不能说话，但他们却仍然表现得很兴奋，而且还做出了野蛮无礼的举动——对这个不苟言笑的袖珍男人指手画脚。他们用手比划出内心的激动之情，试图将他围住，既没有注意到自己在这场哑剧般的嘲弄中显得多么可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侏儒只是一个在归家途中的普通人。后来人群中传出一阵笑声，因为有人觉得这些聋哑人很滑稽，而那个侏儒也很喜感。侏儒匆匆逃离，于是人们只能盯着这些残疾人，他们在用手语相互交流，好像暹罗的舞者。中国人要是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似乎从来都不会遮遮掩掩。他们会大大方方地看你——我要是翻开钱包，他们会往里面瞟；我要是打开旅行包的拉链，会有一群人围过来看我有什么衣服。他们很少单独行动，经常挤在围观的人群中，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敢放心大胆地看。奇奇怪怪和可怜巴巴的人最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Wa-alaikum Salaam5，”他回敬了同样的祝福，“您是来自巴基斯坦吗？”
兰州火车站出现了一个侏儒——是个超级矮小的侏儒，身高不足三英尺（0.9米）。起初我以为他是个小孩，但后来发现他满脸皱纹，双眉紧锁，神情有点焦虑，他的帽子和拖鞋都很袖珍。他走起路来铿锵有力，光凭这点就可以知道真相——孩子的步伐从来不会如此坚定。后来人们都开始盯着他看，我跟着他进了车站。
“不，美国。”
方先生好像很疲惫。如果我把他折腾得累一点，也许他就会让我单独行动了。他并不会主动冒犯我，但我每次见他跟在身后心里就不舒服，他总是同我保持十步的距离，默默地看着我，手里还攥着他那本字典，现在他可能在查“lamentable”的意思吧。
“美国有回民吗？”他用中文问的，我知道他说的是穆斯林。
“今晚就走。”
“有的，但非常少，”我回答道，“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巴基斯坦来的？我长得像巴基斯坦人吗？”
“明天出发吗？”他满怀期待地问道。
“也许吧，”他说着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一个巴基斯坦人都没见过。”
“你去坐飞机，我要坐火车。”
1查尔斯·普特尔（Charles Pooter），英国作家乔治·格罗史密斯（George Grossmith，1847—1912）作品《小人物日记》（Diary of a Nobody）中的主人公。
“谢谢！”他竟然这样说道，“也许我们还可以坐飞机去西安？”
2作者注：“阿Q的突出特点是习惯于用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在任何情形下都自以为是胜利者，即‘精神胜利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Lamentable（太糟糕了）。”
3霍梅尼（Khomeni，1902—1989），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
“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ese airplane？（您觉得中国的飞机怎么样？）”方先生难得冒出了句英文。
4Salaam Alaikum，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徒见面打招呼时常用，意思是“祝你平安”。
然而，不论我能想出什么样的理由来反对坐火车，相比在中国坐飞机所带来的恐惧，那些根本不算什么。在从乌鲁木齐去兰州的航班上，我感受到了一点点这样的恐惧——之所以选择飞行，是因为我觉得回去再坐一遍“铁公鸡”显得毫无意义。我被告知要提前三小时到机场——也就是早晨七点。然而飞机延误了五小时，直到下午三点才起飞。我坐的是一架老旧的苏联喷气式飞机，机身的金属包皮都已经开始发皱开裂，就像旧烟盒里的锡箔纸。飞机上的座位挤得很紧，不但抵得我膝盖疼，还导致我双脚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每一个座位上都坐了人，每个人随身都带着许多沉重的行李——这些个大捆的东西要是从头顶的置物架上掉出来，能把你的脑袋砸开花。飞机还没起飞，就有弱不禁风的人开始轻轻地呕吐，他们低着头，双手交叉捂在嘴巴上，好像在虔诚祷告一样，这是中国人呕吐时的惯用姿势。两小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三颗焦糖糖果、几个口香糖以及三粒已经化得粘兮兮的硬糖，还有一条用玻璃纸包的黑乎乎的牛肉干，这东西看起来像麻絮，吃起来像烂绳子。除此之外，他们还在里面放了根牙签（中国人真乐观，觉得只要一根就够了）。又过了两小时，有位穿着老邮差制服的女孩开始端着个托盘走来走去。我以为她那里会有好吃一点的食物，于是就伸手去抓了一小包——结果发现是个钥匙环。机舱内起先很热，后来又变得很冷，我甚至都能看见自己呼出的气。飞机嘎吱嘎吱地响，好像在海面航行的帆船。又过了两小时，我自言自语道：真是要发疯了。此时传来一阵广播，乘务人员用含糊不清的口齿宣布，我们不久即将降落。这时候，除了呕吐者，所有人都站起身来开始拉拽置物架上的一捆捆行李，然后这些人就一直站着，推推搡搡，摇摇晃晃，咕咕哝哝地抱怨着——乘务员要求他们坐下并系好安全带，但他们充耳不闻。我们在颠簸了一阵后终于着陆，飞机在滑道上通过轮子完成减速，最后缓缓地停靠在兰州机场航站楼前。我再也不要坐中国的飞机了。
5Wa-alaikum Salaam，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徒对招呼语“Salaam Alaikum”的回敬，意思也是“祝你平安”。
中国火车上的条件有时真是差得可以。在长达12个月的旅程中，我搭乘了近40趟列车，还从来没见过哪趟车上的厕所不脏的。车上的喇叭砰砰作响，一天要烦你18个小时——在宣传毛泽东语录的时代，这东西无处不在，至今仍没有销声匿迹。列车员的脾气可能很暴躁，而在餐车内总是要跟人抢饭吃，还不如不吃。但有时你也能得到些许宽慰，比如遇见好脾气的列车员，偶尔吃到可口的饭菜，睡到舒服的床铺，这都要看运气；而且即便这些都没有，还是经常会有一个胖乎乎的暖瓶在等着你，里面装满了供你泡茶的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