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一点也不想离开吐鲁番，这是我在中国见过的第一座不像中国的城市，我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它也是我到过最炎热、地势最低和最新奇的地方，在苍茫的野外，有面色阴沉的老头，有贪得无厌的妇女，还有喜欢向人扔石头的顽童。我并没有觉得这些会给我带来什么危险——实际上我喜欢见到有人打破中国人惯有的沉闷，对一本正经、假仁假义的政客形象发出挑战。在这样的地方，民族自尊和民族文化得以完整保留是件不寻常的事，它的文化里有甜瓜、手鼓和伊斯兰跪拜礼。它是死气沉沉荒野中的一方绿色小岛：乘火车来到这里时会让人感到非常兴奋，如果乘坐的是气喘吁吁并且慢吞吞淌着蒸汽的老客车就更好了。
我又乘着“铁公鸡”离开了吐鲁番，方先生坐我旁边，列车穿过沙漠向西边的乌鲁木齐开去。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只有大概100英里（160千米），但整个旅途却显得很漫长，因为我们要经过一段蜿蜒的路才能穿越天山山脉——天上的山。在沿途交错的山谷中，藏着一些中国最美的风景，有峭壁，有山涧，有大石散布的冲沟，也有幽深的峡谷。一路上共有十二段隧道，列车费劲地穿过每一段后，便闯入了一个这样的山谷，新疆的阳光格外炫目，白杨河湍急的水流声淹没了车头的喘息声。
他走了以后，看守人又问道：“Shansh marnie？”
在某个时刻，一只黑白羽毛、五英尺（1.5米）高的鹤紧了紧身子，从泛着泡沫的急流中飞身而出，它收起自己的双腿和脖颈，一次又一次轻轻地撞击着周围的悬崖峭壁。连续几个小时，窗外都是明媚的山谷和飘浮的云朵，然后我们进入直道，穿越褐色的沙漠，驶向乌鲁木齐那座烟雾弥漫的大城，它是这趟列车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从乌鲁木齐往西走，下一个大型城镇是阿拉木图，位于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习惯了骑马和游牧的人，通常难以辨认国家间的边界。因此，乌鲁木齐市内有许多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塔吉克族和蒙古族。但这里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都是维吾尔族人，火车站也颇具维吾尔族特色，连站牌名都是用维吾尔文标示的。
此时刘先生说道：“我讨厌看尸体。”说完他便匆匆走上石阶，逃离了墓室。
几乎不可能有旅行者对乌鲁木齐说什么好话。这地方起初只是汉人在“丝绸之路”上建立的一处哨站，唐代时它发展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后来又先后被匈奴人和蒙古人占领。它虽然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却带有浓厚的俄罗斯风情。对大多数早期旅行者而言，这里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而且会让人感到有些失望（“从来没有人后悔离开这座城市”），因为它没有任何文化氛围。宝藏、墓穴、古城遗址——所有偷盗东西的好去处——都在更远的东边。乌鲁木齐仅仅是个政治中心。无论是在二十世纪初还是在俄国革命时情况都是如此，到今天也没什么变化。
她并没有在意我的话，而是继续说道：“十块钱一张。”
这座城市共有150万人口，其中汉族人极少，它虽然丑陋不堪，却也不失一种特别的魅力。城市四周环抱着棕褐色的大山，城区内街道宽阔，有很多卖烤羊肉串的店。许多商店门外都挂着珍稀动物的皮毛或骸骨。这里白天非常热，在树下打桌球是一项很流行的消遣活动——乌鲁木齐的户外到处是台球桌。
“我没有相机。”
我们到达旅馆后方先生不见了，但有位杨先生过来接替他，我询问了他一些关于苏联人的事，他告诉我这里有个大型苏联社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刚好错过了他们复活节的庆祝活动——这是自解放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允许他们庆祝这个节日。
“要给这些死者拍照吗？”看守人问道。
他问我想在乌鲁木齐看点什么，看来我甩不掉他了。
阿斯塔那地下墓穴里的尸体已经有600年了，但保存得非常完好，他们并肩躺在一块带有装饰的厚板材上，每一具都在咧嘴笑着。
“我想看点令人难忘的东西。”我回答。
“这些小男孩太坏了。”刘先生说道。当他发现我在大笑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们开车去了南山景区，也就是南山牧场。虽然离乌鲁木齐市区只有二十分钟车程，但这个地方却有着乌干达西部的风光：在广袤的绿色平原上，“月亮山脉”拔地而起，有几座山峰上还覆盖着积雪。与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山坡上种满了高挑的云杉，一片片墨绿色让人感到神清气爽。草地上不时可以看见牧羊人和他们的羊群——山羊和绵羊都有，还有以泥墙小屋和木头房子为家的哈萨克族人。也有人住圆顶帐篷，帐篷的主人就在附近活动：男人们头戴有护耳的皮帽，穿着长靴和马裤；妇女们则裹着头巾，穿着长裙和厚袜子。她们长鼻梁、圆腰身，同一般的中国妇女不大一样，看起来很像俄罗斯农妇。居民们照料着离自己小屋不远的菜地，身边围绕着温驯的毛驴、暴躁的小狗，还有淌着鼻涕、双颊被冻得通红的孩童。
尽管我的向导刘先生在离此处不远的地方生活了二十年，但他还是不会说维吾尔语。我们动身离开时，突然有东西砰地砸在了汽车的一侧，司机猛地踩下刹车，出来追那些顽皮的小孩。他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但也没人上前去帮他——甚至没人听他发牢骚。后来，他又被冒犯了。他在中途停车，打算问问怎么去一个古代坟场——也就是阿斯塔那古墓群14，而当他把头伸出窗外时，有两个小孩把毛绒绒的芦苇插进他的耳朵来搔他的痒。然后他们跑开了，司机停下车，对着他们大发雷霆。
我不想和杨先生说话，为了寻得片刻清净，我快步走上山坡，然后发现了一处瀑布。瀑布之下的溪流已经结冰——有泛黄的大冰壳，也有又厚又硬、冻在岩石间的冰架。此时在相距仅仅二十分钟车程的乌鲁木齐，市民们正汗流浃背地在树下打着台球，而这里却冻得人瑟瑟发抖。
我去了附近的一个维吾尔族村庄，问他们是否对高昌有所了解。他们回答说：“那是个古老的城市。”这些人面色黝黑，鹰钩鼻，头戴无边便帽，他们的村庄隐蔽得很，地图上根本找不见。村子里有许多毛驴，还有一座清真寺和一个小市场，村民不会说汉语或任何别的语言，只说维吾尔语。这个地方被称为“火焰山公社”，但它并没有公社的样子。整座村庄沉静得仿佛已经入眠。妇女们透过黑色头巾的褶皱打量着我，我看到其中有个人长得几乎和我的意大利祖母一模一样。
后来我遇到一个叫做朱玛訇的维吾尔族人——“訇”是“先生”的意思，而“朱玛”则是穆斯林名字“Juma”（星期五，即安息日的意思）的汉译。他好像声称自己当过中国驻叙利亚大使，但也许他的意思是他曾经在那家使馆工作过。他的汉语水平和我一样有限，但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却说得和母语维吾尔语一样流利。
山羊是这里仅有的活物。壁画和雕像都已被人盗走——然后不是被卖掉，就是进了博物馆。农民已经拆除了许多建筑，为的是使用它们的砖料。当地人要是发现了瓦罐、花瓶或者双耳瓶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品质都非常好，因为高昌曾经受到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的影响），他们会拿到自己的厨房使用，这样就不用买新的了。
他说自己来自苏联哈萨克斯坦与新疆交界处的塔城，离乌鲁木齐大概500英里（800千米）。那几乎是中国境内最远的地方，它的居民仍然可以被视为中国人，但要是再远一点就不行了。这让我突发奇想。
如今与之有关的一切——教堂、异教徒、书籍、图像、城市——都已荡然无存，但我却对它更加心驰神往。眼前只有阳光倾泻在泥砖和残壁之上，所有的宗教、贸易、战争、艺术、财富、政府和文明都已化成灰烬。然而，这样一片寂静而无垠的废墟又自有其壮丽。我不停地想象，这沙漠原是一片海洋，辽阔的海滩上满是光滑的岩石和细小的石子。高昌身处其中显得非常合拍，它就像一座沙堡，建筑的大部分已被海浪冲散。
“你不算中国人，对吧？”
高昌当时已经是一座伊斯兰城市，此前它还曾是佛教城市。有段时间这里也一度成为基督教异教徒的活动中心——起先是摩尼教，后来是景教11。如果不承认这些所谓的异端邪说有几分道理，是无法对它们进行深究的。摩尼教徒是波斯先知摩尼的追随者，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有善恶两面，生命就是在各种相互依存又对立的因素之间挣扎往复，譬如明与暗、灵与肉。景教徒因为否认耶稣的人神二性合为一位，被罗马基督教判定为异端。他们继续争辩说玛利亚要么是“天主之母”，要么是“耶稣之母”，而不可能两种身份兼备。12正因如此，在以弗所会议13后景教徒便遭到排挤，最终他们在七世纪时来到了“丝绸之路”的最后一站，于是公元638年，在中国内陆深处的长安（现西安），出现了第一座景教教堂。
“当然算！我是中国人！”
大部分城墙和防御工事已经消失不见，但也有一些依然屹立不倒，让整个遗址看起来像一座引人瞩目的城堡。这里古时候曾是这片区域的都城，后来唐王朝和回纥先后将它收入辖下，最后蒙古人占领了它。回纥人不希望城市遭到破坏，于是未经任何斗争就屈服了，他们让蒙古人接管这里，就像这些人统治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事情发生在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元朝，中国历史上一段被蒙古人统治的时期。也就是在那时，西方人第一次进入中国，开始了广泛的游历——马可·波罗就是其中之一。
高昌的损毁程度和失修程度都堪称极致。这座古城曾经风光了一千多年，现在只留下一堆尘土和碎泥块。因为游客罕至，迄今它还不至于晚节不保——但倘若有一天“铁公鸡”摇身变成了先进的流线型客车，到时就连观光客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这里——它就位于吐鲁番的东边，距离沙漠25英里（40千米）。这个地方还有过六个不同的名称，包括哈喇和卓、火州、达基亚努斯（Dakianus，源自罗马皇帝德西乌斯9的名字）、阿普索（Apsus，衍生自地名以弗所“Ephesus”）、亦都护10城和二堡（意为第二个驿站）。高昌是被普遍认可的名字，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故城的建筑早已所剩无几。然而不论是谁，却仍能从现存的遗址中看出它的确有过庞大的规模，它曾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城市，而这正是为什么现在看来它会显得如此灰头土脸。像所有的大型遗迹一样，这里弥漫着一种空荡荡的忧伤。
我们一起沿山路溜达着，途中经过一个公厕——中国人总喜欢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建厕所——虽然我们在40英尺（12米）开外，但仍然难以招架它发出的那股恶臭。我在中国见过的每一个公厕条件都很恶劣，根本无法使用。所有来过中国的老外都会提到它们；但中国人自己从来不提——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洁癖，而是因为对此感到羞愧和漠然，宁愿默默地忍受。
除了古城遗迹，再没有什么能够让你从更好的角度去看待人类过去的成就了。“这里曾经是个伟大的都城。”人们会边说边指向那些坍塌的墙壁、破败的街道和堆积的尘土。于是，你就站在那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在一片静寂之中遥想早已葬身于沙丘之下并为世人所遗忘的“王中之王”奥兹曼迪亚斯7。对于一个美国人而言，想到这种地方便会兴奋莫名，因为我们的国家没有类似的地方——只有一些鬼镇8和相当不起眼的小城，但完全没有曾经蜚声世界的大都市没落后留下的不朽躯身。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曾经遭到过摧毁，或许美国人的乐观精神正是源自这样的事实。没落的城市总会给人厌烦和消沉的情绪，但它同样也可能让你从此对房地产漠然视之，这可是一种健康的态度。
“美国应该没有这么多公厕吧。”朱玛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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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啊。”我回答。原本我以为他指的是砖砌的厕所，但我看见他指向一个圆顶帐篷，一个老牧民——可能是个塔吉克族人——正在那里费力地拖着一桶水。
在吐鲁番的市场还能看到有人在表演翻筋斗和吞火，也有人站在翻转的手推车上玩卡片魔术。这些都是中世纪市场才有的东西——灰尘和帐篷，商品和娱乐表演，还有聚在一起的形形色色的人，比如头戴无边便帽的男人，裹着头巾的女人，以及不停尖叫的乱发脏脚的孩童。
“你们那有帐篷吗？”他问。
吐鲁番的那个市场很不错，就是你期待的中亚巴扎的样子。他们卖刺绣鞍囊、手枪皮套、自制大折刀，还有各色篮子和皮带。肉食区只卖羊肉——这是穆斯林的地盘，不能有猪出现。也有摊位在卖烤羊肉串。农产品中有很多都是吐鲁番久负盛名的新鲜水果，比如西瓜、哈密瓜和蜜橘；同时也可以找到二十来种干果。我买了葡萄干、杏脯、巴旦木和核桃——让我惊讶的是，水果干和坚果以前都是为商队准备的食物。
“没你们这么多。”我说。
她们把这些纸币塞到我手里——上面还留着她们胸脯深处的余温——汇率是四比一。她们镶了金牙，有的看起来很像狐狸，当我表示拒绝时，她们对我发出了嘘声。
中国人提起外带午餐，总是会想到干巴的松糕和走味的饼干之类的东西。在车里时杨先生给了我一盒，我上山爬了好一阵子后才发现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把那些东西都拿去喂牛了。
她们也在四处张望。有的妇女会走过来，把手伸进自己的天鹅绒裙子，从双峰之间取出一卷卷钞票，向我问道：“Shansh marnie?”
那天下午我一直饿着，后来我去了乌鲁木齐的市场，想找点东西吃。我最爱的街边小吃是一种塞了馅料的薄饼，中国人称为“饺子”或“煎饺”。然而，这里只有羊肉串和一种叫做“馕”的烤饼，也许“馕”和乌尔都语中的“nan”是一种东西吧，在印度餐馆吃过饭的人都应该对它很熟悉。
城里基本是维吾尔族人，也有少数内地人。除此之外，还有乌兹别克族人、哈萨克族人、塔吉克族人，他们都穿长靴，长着和蒙古人一样的罗圈腿。这些人皮质粗厚，有的像斯拉夫人，有的像吉普赛人，而大多数则像是在半道迷了路，只是来这个绿洲歇歇脚再继续前行。我去了吐鲁番的巴扎，里面的妇女有一半看起来像占卜师，剩下的一半则具有地中海农妇的外表——与中国内地的任何妇女都截然不同。这些棕发灰眼的妇女身着天鹅绒长裙，颇具吉普赛风格——其中有的还非常丰满——浑身散发着一种与东方之美迥然相异的魅力。要是有人跟你说她们是意大利人或者亚美尼亚人，你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在巴勒莫5和埃里温6你会看到同样的脸。
在乌鲁木齐基本见不到西方旅行者，一旦见到他们，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就会变得激动万分。他们会盯着你看，会跟你没完没了地说话，还会给你递上水果干和新鲜葡萄串。有个男的试图吸引我来买他的药：全身铺展的干蜥蜴（可治疗高血压）、鹿角（可壮阳）、蛇、青蛙、鸟喙，还有一小捆很难看的细细的东西，他说是毛驴的脐带。
这地方经常热得像个火炉。但早晨时阴阴的天气倒让人觉得挺舒服，云层压得低低的，气温只有华氏九十多度（摄氏三十多度）。我喜欢这座小城，它是迄今我见过的最不像中国的一个地方，也是最小最美的地方之一。这里极少有机动车辆，很安静，地势很平坦，没有任何高低起伏。
当我问起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他含糊其辞地答道：“对你很有好处的。”
我在吐鲁番买了点白葡萄做的本地葡萄干——这是中国最好的，还买了一些杏脯。我坐在自己房间里，一边吃着这些，一边喝着龙井绿茶，同时写点东西。等到方先生和司机都用稀饭把自己灌饱后，我们出门了，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开去。
市场里的商贩不是头戴无边便帽的大胡子男人，就是穿棕色长袍的胖女人，商品中既有乌鲁木齐本地织的地毯，也有用火车从外地运来的衣物。他们把货品高高举起，招呼我过去，可是每次走得近一点，他们都会贴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送来一句维吾尔式的问候：
可我从来都不想吃这里的早餐——面条、稀饭、肉馅饺子，说不定还有蘑菇和温牛奶。他们有时也会为我这样的老外提供橘子汽水或百事可乐来搭配早餐面条。
“Shansh marnie!”
我心想：吃早饭对你有什么好处？然而，他这样说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用餐时间的神圣态度。食物是付过钱的，所以得吃掉。最重要的是，吃东西时是中国人感到最自在的时候。在他们眼里，一顿饭经常是一次慰藉，一场欢庆。
在乌鲁木齐市场之外的其他地方，还能见到更多死动物。这说明四周的乡间仍有许多野生动物存在，可见乌鲁木齐处于多深的内陆之中。我在一家商店不仅看到了本地常见的蛇、干蜥蜴和脐带，还见到了狼皮、狐皮、六七张熊皮和一具雕的尸体——那是一只白肩雕（我的鸟类书籍上是这么说的），双翅张开可达六英尺（1.8米）左右。这么漂亮的一只大鸟，块头远远超过了正在为它寻找买主的维吾尔族妇女。
“我们非吃早饭不可。”
“你要买吗？”她问。
“有关系吗？”
“我能拿它来做什么？”
“我们会错过早饭的。”方先生说道。
“你可以把羽毛拔下来在皮肤上擦，这是很好的药。”
由于采用的是北京时间，他们早上九点半才吃早饭，吃午饭要到下午两点，而晚饭时间则要等到夜里九点。在麻省的桑威奇这样的地方习惯了规律作息的人，来到中国新疆会感到相当不便。清晨六点我就会醒来，又热又饿，可是到晚上就会没胃口。但这里的用餐时间早已约定俗成，没法轻易更改，而且当地人大都晚睡晚起。我想说服他们在清晨凉快的时候就给自己的身体通上电，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
“那这个呢？”我指向一个羚羊头盖骨，它有两只可爱的犄角。
可是方先生说吐鲁番的旧旅馆都满员了，他还是给我找了家新开的，这家店到现在连名字都没有。旅馆尚未完工，没什么人住。它味道大得很，一闻便知是刚拌好的水泥。庭院里满地碎石，碎石间有一方喷泉，但里面只有热滚滚的灰尘和一只尸体已经僵硬的小老鼠。我立在那里，被热浪冲击得有点眩晕，此时传来了一声毛驴的尖叫。
“入药，碾成粉末，可以强身健体。”
对于在中国旅行的人来说，一句顶晦气的话莫过于：“这是家新的旅馆。”这句话有时让我心惊胆战，因为它意味着我将要面对脱落的墙纸、毛糙的座椅、裸露的电线、打不开的电灯、满是毛发的地毯、硬邦邦的床和糟糕的浴室。浴室里可能没有水，瓷砖经常松动，水槽里总有黏糊糊的东西，洗澡时没有浴帘，抽水马桶也是坏的，要自己扭动浮球阀才能冲水。房间的柜子都是仿木材料做的，柜门经常因为卡住而打不开，门把手很松，窗帘很薄，挂衣架变了形，电话坏了没法用，收音机也是。通常屋里还有一台彩电和一把塑料花。这样的旅馆闻起来有一股鱼胶的味道，给人破落不堪的感觉，但它们竟然还贵得吓人。无论何时，在中国我都更倾向于住旧旅馆，虽然表面上不光鲜，但起码什么东西都能用。
有好些西方科学家都发声肯定了传统中药的效用，但这名妇女所说的话，还有市场上那个卖毛驴脐带的男人的话，应该全是无稽之谈吧。
方先生依旧跟在我身后，他同我保持着距离，时不时冒出一两句晦气的话。
我愿意相信中草药能够治疗高血压，并且针灸也能发挥实际作用，可是如果他们把一只死猫头鹰碾得粉碎，跟我说“妙啊，妙啊——这个对你眼睛有好处”，我会回敬他们一个词：“Bullshit（屁话）！”我要是没这么做，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还不知道这个词用中文怎么说。
这个浅浅的绿色峡谷位于沙漠之中，所有的水都来自地下，这里见不到中国式的高楼大厦，大部分都是四四方方的小屋。多数街道上空都有葡萄藤架覆盖，既阴凉又美观。这座小城是中国葡萄的首要产地——吐鲁番甚至还有一家葡萄酒厂——并且这里还生长着三十来种甜瓜。因为地处世上最荒芜的沙漠之一，这座城市面临诸多困扰，但丰富的物产却给了它许多慰藉。吐鲁番与它四周的一切截然相反，这里有水，有绿荫，有鲜果。
在中国生存着为数不多的老虎，有的在湖南，有的在遥远的东北。不用说，老虎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能找到的食物太少了，极度饥饿时，这些老虎甚至会吃昆虫和青蛙。我在《今日中国》杂志上看到有人这样写：
这沙漠的样子可怕得叫人难以置信——砾石遍地，阴郁深沉，一丁点绿色都没有。而且，好像一旦走在那些石头上，脚就会被割破。有的地方看起来跟一大片煤灰似的，其间还掺杂着煤渣和焦石。另一些地方则满是灰尘，圆形的土堆星罗棋布。我发现的这些土堆属于一种叫“坎儿井”的灌溉系统，这种系统是由地下运河和钻井构成的网络，早在约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成功投入使用。在这片环绕吐鲁番的沙漠中，有些地方和海底一模一样，因为某次潮退后，一片海床永远地裸露在了外面。大家都把这沙漠称作“戈壁”，意思是没有水的地方。吐鲁番人从来不知降雨为何物。
（中国）虎浑身是宝。虎皮可以做成名贵的大衣，老虎的骨头、肾脏、胃和阴茎都是非常名贵的药材。用虎骨制药，可以有效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对我而言，这样一个地方是不容错过的。车站处于这片萧条地带的边缘，眼前所见只有一些立在石漠中的电线杆，以及规模巨大的被称作“火焰山”的紫红色山脉。直到我几乎登上山顶，吐鲁番城区的样子才显现出来，但即便从这个角度看，它也不大像远东的城镇，反倒更具中东特色，仿佛是从《圣经》里直接搬出来的：毛驴、葡萄架和清真寺随处可见；棕皮肤灰眼睛的当地人看起来跟黎巴嫩人差不多；男人常戴着无边便帽，女人总裹着头巾。
捕杀现已所剩无几的动物原本已经够糟糕了，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更是愚蠢至极。有人说“美味可口”是写给灭绝物种的最好墓志铭，也许他们是对的。
大约400年前，吐鲁番（“地球表面最炎热的地方之一”）曾是一个极受欢迎的绿洲。更早些时候，这座沙漠小城曾经被一波又一波的游牧者相继占领，包括西藏人、回纥人、蒙古人以及中国内地人。“丝绸之路”的出现让它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绿洲和大巴扎，但从那以后——从大约十六世纪开始——它便每况愈下。军阀和满族人最终完全抛弃了这块土地，后来新的掠夺者出现了，他们伪装成积极进取的考古学家，于是那些历经两千多年文明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壁画和雕像，就这样被抢走并运往东京、柏林和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等地。
我试图找让方先生教我“That is merely a superstitious belief with no scientific basis to support it（那只是迷信，完全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持它）”这句话用中文怎么说，但我们都白忙活了一场。他问我为什么要学说这个，我说到中国人习惯把斑头鸺鹠这样可爱的小鸟拿来煮汤。他表示，这么做有两个理由：一是它们真的很美味，二是对视力有帮助。
* * *
他很困惑，像我这样理智的一个人，竟然会在乎鸟类或野兽的生命。我没有同他争辩。中国人自己都常住在逼仄而不舒适的环境里，所以几乎不能指望他们对于生活条件差不多的鸟类报以怜悯之心。事实上，中国人生老病死的方式，与他们的动物极为相似。
在这样一个由白雪和黄沙点亮的奇妙世界，满是岩石的山体被映照得红彤彤的，朝我们的列车迎面冲来。远处是一片绿色盆地，它位于海平面以下500英尺（150米），是中国的海拔最低点，也是这个国家最炎热的地方之一。这里就是吐鲁番，又一个沙漠绿洲。它的四周空空如也，方圆百里内都只有黑色碎石，车站与市区相隔二十英里（30千米）。我在这下了车。
“焦先生想见您。”方先生的话又吓了我一跳。
因为采用的还是北京时间，所以这里全天最热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半，而直到临近半夜，光线依然亮到可以供人阅读。
“焦先生是谁？”
我穿着睡衣在一帮沉睡的维吾尔族人当中走来走去，偶尔会喝杯啤酒。一品脱啤酒大概要花十便士。
“中国铁路局乌鲁木齐分局局长。”
“铁公鸡”的速度大约为每小时30英里（48千米），它就这样行驶了两天半，列车缓缓地行进，窗外的风景也变得越来越陌生。这是件好事情。火车哪怕是再开快一点点，我都将无法领会这些风景的变化：起初是稻田，后来是小山丘，再后来变成了光秃秃的大山。如果坐飞机从兰州过来，风景的突变会让你感到震惊；要是直接从北京飞来的话，你将会感到非常无所适从。从任何其他地方坐飞机来此地，都将像是一场太空旅行——星际穿越会带给你某种精神上的错乱。
“他怎么知道我来了？”
这就是我对“神山”博格达峰的第一印象。山上崎岖多岩，海拔很高，只有积雪能为此地带来些许生气。山下除了沙漠什么也没有，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这片“无垠的旷野”耀眼得无法凝视。降雨与这个地方毫无干系，而大多数山体看上去只不过像一个经过破坏的巨型断层块——它们只是岩石的堆砌，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就是亚洲的中心。
“我告诉他的，”他像海狮一样哭丧着脸答道，“他想跟您吃饭。”
远处的山峰顺着铁路的方向绵延向前，积雪成块地覆盖在山脊上，就像平整的方形马鞍座毯。然而，此时此地列车内和沙漠上都非常炎热——车里已经有华氏100多度（摄氏37度以上）了，外面更热。太阳炙烤着砂石，地面偶有几处沟壑，最老最深的那些通常较为隐蔽，有时会发现一棵死梧桐躺在里面。一丛丛骆驼刺散布各处，除了灰色的针状地衣外，它们是唯一可辨别的野草。我们正驶向一片灰蒙蒙的山丘，山丘背后高耸着一片蓝绿色山脉，更高更远处则可以看见更多的山，那些山在冰雪的覆盖下显得分外明亮——山上那些长条状的东西也许就是冰川。
焦喜库（音译）是一个皮肤黝黑、外表强硬的人，他的家乡在中国东部的山东省，离这里很远。他脸宽、脖子短，夜色渐沉，随着越来越多新疆白葡萄酒下肚，他黝黑的脸胀得通红，他的眼睛眯得更小而且变红了，像两颗煮过的莓子。
不久眼前便出现了一片绿色——我们到达了一个沙漠绿洲。过去，只有一条道路将各个绿洲相连接——但这个“过去”指的仅仅是30年前。再往前追溯，就只有一条大致的路线，它是“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然而，称它们“沙漠绿洲”，并不意味着那里只有几棵树和一潭死水。这些都是大型城镇，地下灌溉渠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到处都生长着葡萄和甜瓜。当天晚些时候，列车在哈密停下。哈密瓜因其香甜而驰名全国，而哈密曾经也并非无足轻重之地，但如今这里却只是五六十年代水果种植公社的遗存。这个地方有着众所周知的辉煌过去，直到二十世纪初还有自己的领主4，历史上曾先后被蒙古人、回纥人、西藏人和准噶尔人占领。自东汉时期的公元73年起，它屡次为中国内地人所收复，从1698年开始，这座城市就一直归中国管辖。这些历史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现在哈密最出名的东西是铁矿。
他的助手揭先生后来加入了我们——因为是下属，所以他没有说太多话。客套寒暄（“您的大驾光临让我们感到万分荣幸”）过后，我发现这将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桌上已经摆了一些冷盘，但大家都没动——这意味着接下来还有十多道菜。
日暮的光辉洒在崎岖不平的地面，呈现出一种怪异的氛围，我就这样睡着了。醒来时，火车带着我慢悠悠地驶入了一片满是砂石的平坦区域。更远处是大而隆起的沙丘，与周围的风景格格不入，就像是从别处漂移或是被吹过来的一样。从列车上看，这些沙丘如同线条粗犷的大型动物，在沙漠中一团一团地缓缓行进，谁遇到它们都会感到窒息。
我问了焦先生一些关于铁路的事。铁路修建和养护时都会遇到哪些问题？他说最大的问题就是风，有时候刮沙尘暴，风力可以达到九级或十级。当冷热风在戈壁滩相遇，就会带来极端天气。所以后来他们修了天山隧道，花了好多年时间才修好。
“位于安西和哈密之间的沙漠是一片无垠的旷野，旅人对它的第一印象，便是那清一色洒满黑色鹅卵石的地面所带来的凄凉与死寂。
”盖群英这样写道。她的书提醒了我，如果不去敦煌参观石窟，去看看那些佛像、壁画和神龛的话，那么我将会错过这个地区一颗耀眼的明珠——它是一座沙漠中的圣城。但我打算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火车一到达吐鲁番，我就要去寻访高昌故城（哈喇和卓）3。
“你看，全是我们自己干的，没人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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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苏联帮过你们。”我说道。
那天夜里火车跨越了星星峡，这地方一直被视作新疆与内地的边界。
“他们设计了到乌鲁木齐的铁路，而且还做了测量——但只是航空测量，所有的困难他们都没有预见。当然，1960年的时候我们的友谊破裂了。”
他问我想换多少美金，然后掏出一个便携式计算器，说超过一定金额可以给我优惠。列车正隆隆作响地朝安西驶去。我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兴致，也完全没兴趣按黑市价格换钱。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他要顽固地坚持一美金换四块钱而不做任何让步。对他来说，这样的交换价格简直具有魔力。但这个维吾尔族人绝不傻，两个月之后，中国政府精确地将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调低到了这一数字。
“所以后来你们就一直靠自己了？”
“五块也不行，就四块。”这人也长着浓密的睫毛和宽大的下巴。
“是的。当时事情变得相当困难，因为他们带走了所有的材料。轨道、设备、木材，统统都带走了。他们把东西装上车，运过了边境。连设计方案也带走了！他们把方案卷起来，带回家去了。根本没有人来帮我们！”
“五块。”
“但你们还是维持了原来的方案吗？”
“六块不行。”
“我们别无选择，所以保留了同样的路线，在1963年完成了修建。”
“六块。”我讨价还价道。这不仅仅是为了多换点钱，也因为在这样一个诚实守信、没有小费、不讲人情、反对腐败的经济体中，能遇到黑市实在是一件新奇的事。这名维吾尔族人和我的行为都是在犯罪，但却让人有一种偷鸡摸狗的快感。
我说道：“这条路线一直通往苏联边境。”
按照官方的汇率只能换到三块。
“就是这么想的，”焦先生说，“现在我们还在修。”
“一美金换四块钱。”
“你们是不是打算让它跟苏联境内的铁路接轨？”
“怎么换？”
“是的。在阿拉山口（准噶尔山口）。我们已经修到乌苏去了。关于铁路连接线由谁来修，目前还有一些争论，但我们希望到1990年能够完工。”
“Shansh marnie?”
此时揭先生提高了声调：“以前我们还打出了一条标语：‘今年到乌鲁木齐，明年到边境！’”
他们经常潜伏在北京和上海的友谊商店外面，或是小心谨慎地等候在旅游酒店门外，看起来就像来自某个地中海国家的交换生。他们老穿一身深色西服，脖子上系根领带，脚踩一双厚底鞋。他们还戴手表和墨镜。他们极少说出流利的中文，但这情有可原，因为能说维吾尔语的内地人也非常罕见。然而，这个民族的历史却教会了他们用50种语言算数，毕竟在大巴扎内，人们都是通过数字交流。除此之外，他们还会说两个英文单词呢。
“那是什么时候？”
维吾尔族是中国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新疆则是以他们为主体的自治区。这片土地在1200年前多是游牧民族，维吾尔族就是他们遥远的后代。他们中有很多人长得像意大利农民，难怪马可·波罗会觉得他们友好而风趣。十三世纪时，他们被蒙古的游牧部落击败，被迫到蒙古汗国的军中服役。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信奉真主安拉，文化里都是驴车和善舞的姑娘。他们吃的是羊肉和面饼，生活与巴扎2密不可分。他们看惯了异域的旅行者来来往往，此刻自己却也踏上了旅途。
“1958年。”我们说话时，各种菜肴陆续上了桌，等大家品尝完，又会接着换别的菜。我们的菜有新疆椒麻鸡、羔羊肉、红辣椒炒黄瓜、蘑菇炒银耳，还有一道辣鸭，是我在中国吃过最好吃的菜。辣鸭的制作工序十分复杂，鸭子需要先用茉莉花茶熏制，再抹上米酒，等到风干后撒上葱花，先蒸熟，最后用油炸透。我记下了这道菜的名字：樟茶鸭。
这句话简直成了维吾尔族人的口头禅，意思是：换钱吗？
“看来您很喜欢这个鸭子。”揭先生说道，他注意到了我的贪婪，又往我的盘子里添了一些。
“Shansh marnie?”我又听到了那句不标准的英文。
我对他说：“我要是遇见哪个姑娘会做这道菜，我会娶她的。”
有人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当时光线很暗，但还是能看清他的样子，这人长了个大鼻子，一头卷发，身穿棕色西装和喇叭裤，那一年在新疆沙漠的绿洲上，非常时兴这样的装扮。
这两个男人盯着我，然后点了点头，既然我说出了这么糊涂的话，可能就活该获得这样的反馈。
在返回自己隔间的途中，我经过了硬座车厢，里面的维吾尔族人在排座之间的空地上铺了垫子，他们双膝跪地，面朝着西南边麦加城的方向祷告；内地人要么在刷牙，要么在咕嘟咕嘟地喝茶，要么就在晾晒洗好的衣物。震耳欲聋的阿拉伯音乐从一台手提录音机中爆发出来。有些人在睡觉，很多人在唉声叹气，少数几个人一边吐痰一边费力地清嗓子，发出“咳咳”的声音。还有人在打扑克，而且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不远处有一名年轻女子在默默地给孩子喂奶。地面上到处是唾沫、橘子皮、花生壳和茶叶渣。又有一些人走进了车厢，他们刚从盥洗室出来，还在漱着口。
为了转换话题，我问道：“汉族和维吾尔族能通婚吗？”
晚上八点左右，当火车经过嘉峪关时，我正在空荡荡的餐车里吃饭。此时窗外的风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戈壁滩的夏日黄昏，一座中国城镇在沙漠中闪着金光，而矗立在那里的足有十层楼高的建筑，就是长城的最后一道关口——嘉峪关的瞭望台，它看上去就像一座由层层塔檐堆起的城堡。列车在长城尽头放缓了速度，一堆破碎的泥砖和残损的炮台映入眼帘，常年的风吹不但造就了它们古朴的姿态，也将砖石表面舔吮得光滑锃亮。在逐渐熹微的天色中，这座古长城遗迹影影绰绰如幽灵一般，而嘉峪关则显得仿佛是中国境内最后一座城镇。长城断断续续向西延伸，但由于规模太小而且破坏严重，如今它最多只能代表当时的某种想法或倡议——这也是一项伟大计划存在过的痕迹。同样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我看到了大门上的朱漆和黄色的瓦顶，并且幻想着列车正在穿越它驶向未知的世界。阳光斜照着灰色的山丘、广阔的沙漠和碧绿的丛林，大部分风景都像笼罩着一层雾霾，夕阳西下，我感到天黑时自己即将从世界的边缘坠落。
“很少。”
铁轨附近有一些沙丘，沙丘的斜坡大而平缓，顶部闪闪发亮；但远处仍可以看见白雪皑皑的山峰。我从没想到过这个星球上还有如此奇异的景象。
焦先生说自己在乌鲁木齐生活了28年——最初他是响了应毛主席的号召，志愿来这里拓荒的。我问他会不会说维吾尔语。
天气已经变得非常炎热，现在有华氏90度（摄氏32度）以上了。我看见18只绵羊挤在一棵孱弱的山楂树下，只有一小片阴影可以躲避阳光。为了让自己凉快些，孩子们在一条水沟里踢着水花。农民们正在耕地，他们头戴灯罩似的帽子，一次只往地里栽下一棵小苗，看起来这个过程更接近于刺绣而不是插秧，好像要在犁沟间绣出什么纹样。尽管火车两侧是绵亘的山脉和黑色的山峰，但前路就如同消失了一般，仿佛我们正朝海洋驶去——大地已经下沉，地表就像海边一样光滑而多石。这是全天中最热的时候，但即便如此，地面上也全是人。几小时过后，我在一片无垠的石漠中见到一个男人，他身穿褪色的蓝套装，在石子路上磕磕绊绊地骑行。
“只会一点点。”他表示。
即便在这个偏僻荒芜之地，也是有人居住的。围墙圈出一个又一个村落，村子里大多数房屋也都建有围墙——就是那种表面涂满了泥巴的砖墙。这种包围式的布局在位于“丝绸之路”远端的阿富汗和伊朗也很常见，也许它就是一种文化烙印，源自当地人对掠夺者和游牧部落的深刻记忆，他们是整个中亚的噩梦。
“这是一门非常难的语言。”揭先生说道。他在这个地区待了31年——他老家在渤海湾旁的港口城市大连，也在新疆以东。
大部分其他国家的特色景观都是小树林、牧场，甚至沙漠，所以你会立马想到加拿大的枫树、英国的橡树、苏联的桦树以及非洲的沙漠和丛林。但提起中国你不会想到任何一种风光，中国风景中最常见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画面中往往有一个人——有时经常是许多人。每当我望着某处风景时，总会发现那里有个人也在反瞪着我。
菜还没有上完，我们一直吃个不停。他们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当地特色菜。就在最后一道菜上来时，我才意识到他们给了我最高的礼遇：今天既没有米饭，也没有面条或烤饼。那种一吃就饱的东西，通常都是在没什么菜时拿来充数的。但今晚这顿饭，全是美味佳肴。
下午三点左右，列车正穿越一片绿意盎然的平原，这片平原位于低矮的祁连山和贺兰山之间。在某些地方，我可以望见几段残破的长城。平坦的地面都被密集的植物填满了，有的地方还种上了又高又瘦的白杨，看起来相当多余。中国人不愿种遮阴的树，他们喜欢这种瘦骨嶙峋的标志性树木，它们可以同时发挥栅栏的功能。中国从来都没有“森林”的概念，森林只存在于东北省份黑龙江的北部地区，而且我听说即便是剩下的那一小片树林，如今也正在被砍伐，用于制造筷子、牙签和乒乓球拍。
“你退休以后会回老家吗？”
中国人喜欢给食物取一些堂皇的名字，每道菜都有自己的身份和传承，这是他们生活的诸多特点之一。但倘若实际吃起来，那些菜却又几乎难以区分——不但味道差不多，就连颜色和口感也没什么两样。
“不，我会待在这里，”焦先生说，“孩子们都在这，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家，我要在这里终老。”
车上人挺多，但并不拥挤。餐车几乎一直是空的，这大概是因为大部分乘客都是维吾尔族——他们基本都是穆斯林，而中式菜谱里用的差不多全是猪肉。其他的菜里就算没有猪肉，也可能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清真标准，这类似于犹太教的洁食——也就是说宰杀牲口时需要诵经。由于生意惨淡，厨师常有空跟人闲聊，他问我想吃什么。来点鸡肉和大虾怎样？猪肉丝呢？肉丸要不要？不然肉末豆腐吧？还是香姜鱼？花菜炒虾米？炒黄瓜可以吗？
我们还讨论了中国有哪些好的铁路旅行路线。他们说喜欢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去西安，因为沿途都是中国最有趣的地方，再没有比这氛围更好的路线了。
有人提醒过我说这趟西部列车之旅会比较沉闷无聊，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开始明白，中国最美的地方是空旷的野外，其中有的土壤还很肥沃，比如眼前这些山谷。这是位于“丝绸之路”北部沿线上的一连串绿洲，其空旷程度在中国极为少见，为此我感到非常吃惊。然而凡是有园林和树木的地方，几乎都是郁郁葱葱的。大群的绵羊低头在比山坡还荒芜的地面上闻闻嗅嗅，勉强地啃着小撮小撮的青草。除此之外，还能看见骡子、乌鸦，以及泥墙筑成的小镇。我在一个地方还见到了骆驼，大大小小共有六只，它们平静地望着火车在面前开过。骡子们则对火车无动于衷，它们相互尖叫、撕咬、踩压着，一边将背上的水管拖向目的地，一边张嘴发出响亮的叫声，牙齿全都露了出来。
“你们是说‘丝绸之路’吧，”我说道，“古代的历史。”
南边的这些山都属于大通山脉1，其中有几座山峰海拔达到了两万英尺（6千米）。这条山脉跨越了甘肃和曾是流放之地的青海，位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
焦生答道：“是的，近代历史不是很有意思。”
到了武威市，风景立刻全变了。“铁公鸡”驶进了凉爽的深山，几英里之外的群山湿漉漉的，再往远是一片褐色的山脊，更高更远处，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方，是寂静而延绵的雪山。山峰被冰雪覆盖，在蓝天的映衬下宛如剑刃一般。此处也有荒地，成片地散布在远方的雪峰和我们正穿行的绿谷之间。
“毛主席来乌鲁木齐视察过吗？”
窗外是黑暗的山地，山上既没有树也没有草，形状层叠起伏，就像厚厚的棉被。太阳尚未升起，山体都处在背光区域，因而看上去都是黑色的。在兰州附近时我曾想，那些山峰就像水饺似的，一样的光滑，一样的褶皱，一样的折痕。我很喜欢这铺满大水饺的野外。然而，在这样一片半荒漠地带，山峦远在天边，脑海中想要浮现出什么画面并不容易。稍近一点的山上全是拱门形的洞穴入口——这是甘肃穴居者们的住处。这个省份岩石遍布，景观奇特，地形又长又窄，我知道火车明天都开不出去。就如同它的南部邻省青海一样。短短四十年前，途经这条路线的旅行者——就在甘肃的这个位置附近——还可以看到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天下第一屏障”，它指的是戈壁滩。
“没有，我想他太忙了，”他瞥了一眼揭先生，“不过周恩来有来过，到处走了个遍。”他像所有中国人一样，一提到周恩来就饱含深情：“最近邓小平也来视察过，他很高兴，对这里印象很深。”
我在清晨六点醒来，周围一片黑暗。中国各地使用的都是北京时间。在兰州时，晚上九点天还亮着。我读着盖群英写戈壁沙漠的书，随即意识到自己正在经过一个曾被中国人称为“鬼门关”的地点，因为从那往后就只有呼啸的大风和一片荒漠，他们对此感到极为恐惧。（“有人说急流就在泥沙间穿行，说沙丘之中藏着一个深不见底的湖泊，说沙堆里会发出雷鸣般的声响，还说他们曾清楚地看见沙漠里有水，但最终发现只是幻象。”
）我读了一小时书，七点时天还是暗的，太阳还躲在遥远的群山背后。列车到达一个叫做沙沟台的小站，这里仅有的活物是一个赶骡人和他的骡子——这牲口背上驮满了水袋，在平交道口后面等列车开过。
现在所有人都喝得醉醺醺的，那么可以来聊聊战争和友谊了。我谈到了日本人，说我觉得他们企图通过主导全球经济来统治世界，因为他们虽然尝试过军事手段，但最终失败了。我问他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曾把日本人从自己的国土上赶走，要是现在再次被他们占领，中国人会是什么感受？
我睡得跟块木头似的。车上不是特别拥挤，方先生住在了别的隔间。我原以为车厢里会很闷热，但实际上却冷得叫人发抖。我需要盖上中国铁路提供的毛毯。
“我们有句老话，”焦先生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因此，从哲学上讲，这名字并不合适。但从其他各方面来说，它又确实是一只“铁公鸡”。它发出的声音又粗又响，早晨的时候会鸣叫，蒸汽从乌黑的锅炉中冒出时就像在扑腾翅膀，整个车身会随铁轨一同摇晃。这个呼呼啦啦的大家伙，伴随着铃铛和汽笛的声响，聒噪而自负地向西驶去，奔向新疆的沙漠。
桌上最后几盘菜也被撤下了。焦先生有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我们相互道谢。后来再也没人说客套话了，也没有人在一起闲聊，更没有人徘徊逗留。中国的宴席总是这样戛然而止，没有比这更唐突的了。
这趟车就是北京那位先生口中的“铁公鸡”，这个称呼就好像在说这是一条“吝啬鬼快线”，因为列车是由一帮吝啬鬼运营的。但那仅仅是偏见而已，表现出了一种讽刺挖苦的意味。就大多数方面而言，这趟车同我在中国坐过其他任何一趟都不相上下。吝啬鬼并非不常见——艰苦朴素和修修补补本来就是中国人生活中最普遍的特点之一。奢侈，甚至是简单的舒适，都会被谴责为腐败堕落，不便、朴实和得过且过反倒为人所称赞。只是近来——最近几年——才有人大胆承认想要追求物质享受和缤纷的色彩。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过分之处。这个社会向来崇尚简朴，但简朴的人却可能最容易变得纵情享乐。
* * *
离开兰州时已经临近午夜，这是一天中搭乘长途列车的最佳时刻。你上车，交出车票，然后去睡觉。几分钟之内你会在熟睡中跟随列车稳步前行了。醒来时，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走了500英里（800千米）。
接下来几天，我发现新疆的这个地区正在开放石油开采。这里已经产出了巨量的石油，其中有一部分还出口到了美国。
麻烦的是，我向方先生的求助让他认为我对他的态度有所缓和，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想替我做更多工作。我还要他干点什么呢？他想知道。我再也想不出有什么事可以让他做，直到那天我去兰州站买去吐鲁番和乌鲁木齐的车票，看见一堆吵吵嚷嚷的人，还有那些傲慢无礼的售票员，一个男人告诉我他在车站待了一整天（当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但还是没有买到票。于是，我就问方先生他能不能帮我买票。他答道：“乐意为您效劳！”他向我投来一个紧张的微笑——这让我注意到他终于如释重负——然后就去干活儿了。晚些时候在他那题为“保罗·索鲁”的机密备忘录中，方先生也许会用他的羽毛笔匆匆写下：此人对小便很感兴趣。
中国大部分矿产都出自新疆，从遍布山头的雷达天线来看，这里应当是个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区域。我去了一些当地的工厂参观，但是感到很沮丧，因为我看到妇女们在辛苦地织着一些纹样非常普通的丝绸地毯：一个月只能织一平方码，为了织出一块不是很漂亮的地毯，要花一整年时间。在乌鲁木齐，有些玉器雕刻师也在做类似的事，他们要花好几个礼拜才能雕出一尊笑嘻嘻的玉佛，但最后只能卖得50美元，或者要用半年时间来切割打磨，才能做出一个玉盘。在我印象中，这些东西甚至卖得不是特别好。然而，似乎大家对此毫不介意。乌鲁木齐仿佛处于一个小小的时间隧道中，所有的事都要慢半拍。早餐要到九点半才吃，晚饭则要等到夜里九点。每天晚上十点半，太阳依旧能够钻出云层，灿烂的阳光要到十一点以后才有所收敛。到了半夜，整个地方又忽然变得冷嗖嗖的。
后来我发现尿可用于治疗内分泌疾病，并且可以从中提取荷尔蒙晶体。中国人使用小便制作复杂药物的历史已经有一千年了，在中国古代，这些药物可以用来处理包括阳痿、性腺功能减退和痛经在内的许多状况。荷尔蒙晶体也可以用来改善雌雄同体的情况。从尿液中还可以分离出类固醇和脑垂体激素。还让我感到新鲜的是，现在的生育药物是从绝经后的意大利修女的尿液中提取出来的。
我走进沙漠去看骆驼，然后又去了东北方向的博格达山，它的山峰很像岩石筑成的尖塔，后来我又去了天池——“天上的池塘”，这个位于半山腰的湖泊，海拔大约有2000英尺（600米）17。天池之上，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的最高处覆盖着白雪，将它与周围的其他山峰连起来看，很像一匹狼的下颌，又长又尖的颌骨上，嵌着黑色和白色的獠牙。路的尽头有几家面摊，我还见到了一些少先队员和中国游客，可是再往前走50英尺（15米）就一个人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松涛鸟鸣。我从未见过比这更美丽的风景，这样一处松树林立的野外一点也不像中国，但也不像欧洲：路边和树林里有人居住的地方，要么是一些蒙古帐篷和木屋，要么就是规模很小的村落，居民里有长着罗圈腿、穿着长靴的骑马人，也有裹着头巾的妇女和双颊通红的孩童，处处都是如此。我对一个人讲汉语，但他可能是哈萨克族人，只是对我笑了笑。
我心想，要是给方先生找点事干，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还有点用处吧。他看起来一直很低落。我叫他去搞清楚收集这些尿液到底是为了做什么。他走开了一阵，回来时拿了一张破纸，上面只有一个单词：“enzyme（酶）”。他说这是一位医生写的，但我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
我在湖边遇到了一位姓程的中国先生。读过《汤姆·索亚历险记》后，他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叫“汤姆”（Tom），看到他这样做，他办公室里的所有人也都决定效仿他。他在阿勒泰的农业银行上班，阿勒泰地处遥远的北疆，仅仅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小角落，一面与俄罗斯接壤，另一面紧挨外蒙古。
这些粘腻的圆桶中共装了315加仑人尿，就摆在人行道边，我们说话时，路人就在它们发出的阵阵恶臭中穿行。
“在我们单位，”汤姆·程说道，“还有迈克（Mike）、朱利安（Julian）、简（Jan）、韦恩（Wayne）和鲍勃（Bob）。”
“噢，是的，”他说，“那也是一个用途。”
1大通山脉是祁连山脉东段支脉，位于青海湖与大通河之间。
我问他这些尿可不可以用来当肥料。
2巴扎（bazaar），源于波斯语，意为市集、交易市场。
“我不知道。”他说。
3高昌城为古代西域的交通枢纽，新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于十三世纪末毁于战火。其遗址位于现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
这种药可以治什么病？
4中国清代自康熙36年（1697年）开始册封哈密地方维吾尔族的封建领主为“哈密回王”，该爵位共世袭九代，至民国19年（1930年）废止。
“他们收集尿液来制药，”他回答，“我自己是不吃的，但这是非常好的药。”
5巴勒莫（Palermo），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
方先生和我搭讪了一个刚上完茅房出来的男人，问他这些是干什么用的。
6埃里温（Yerevan），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
公厕内的小便池上方，有一条告示是这么写的：为保证尿液质量，请勿投放杂物
——禁止吐痰及乱扔废纸和烟头。
另一条告示上说：尿液将用于医学用途。
7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即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前1303—前1213），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他在位时埃及国势到达顶峰，去世后国家即由盛转衰。
共有63个5加仑的圆桶按行排列着，等人来收集清理。收集小便也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特点，但几乎没人注意，我对此也感到不解。方先生迫切地想帮我搞清楚这样做的目的，样子可怜兮兮的。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很明白，但我们试图借助他的字典来解开这一谜团。
8指那些因为经济、环境等因素而被弃住的城镇，在美国西部居多。
“Urine（尿）。”他说道。
9德西乌斯（Decius，201—251），于249年至251年间统治罗马帝国。
与此同时，方先生依然在慢悠悠地跟着我，我闲逛时他也闲逛，我磨磨蹭蹭时他就站在附近，一脸无用而悲痛的表情。然而有一天，他竟然很敏捷地蹿到了我身边。当时我正路过一个公厕，看到外面人行道上放着许多大塑料桶，散发出阵阵恶臭。我问桶里装的是什么，但似乎没人知道，这个时候方先生突然现身在我背后，他本不认识几个英文单词，此时嘴里却蹦出了一个。
10亦都护（Idikut），中国古代高昌回鹘等突厥语诸部首领的称号。
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我能想象的最奇怪的购物清单之一，但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前中国人对物质的渴望。可我一直在想：要橡皮船干什么？
11景教（Nestorianism），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称为东方亚述教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唐朝时传入中国。
倒是他的儿子，仍然一百一十个不满意。希望买录像机，希望安装一个会奏电子乐段的门铃，买摩托车和橡皮船。干脆买空调设备，澳大利亚出品……
12编者注：此处为作者的个人理解。事实上，正是因为景教主张耶稣有“二性二位”，所以他们认为玛利亚只生了耶稣的肉身，因此她只能为“耶稣之母”，而不能为“天主之母”。
我从《中国文学》（1986年秋季号）杂志上读到过一则发生在兰州的故事，题目叫做《高原的风》，作者是著名短篇小说家、中国文化部部长王蒙。这篇作品的写法有点笨拙，却很有启发性，讲的是在新中国消费意识兴起的背景下一个家庭的生活。教师老赵改变了他在六七十年代的简朴生活作风，不仅买了新房，还添置了彩电冰箱。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堪称完美。
13以弗所会议（Council of Ephesus），公元431年在以弗所（位于现土耳其境内）举行的第三次全基督教会议，主要讨论聂斯脱利派（即景教）关于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关系之争，并最终将“二性二位”说判定为异端。
城里其他地方看上去都跟“前天”才建起来似的，也就是1950年代中国在苏联指导下修建西部铁路的时候。这座城市没有一点繁荣气息，但商店里却摆满了商品，市场上也堆满了蔬菜。作为铁路枢纽，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火车都要经过此地。在兰州可以吃到东海和南海的鱼、广东的水果、北方的肉类，还有从甘肃以西的新疆运来的杏干、葡萄干、梅干和坚果。这里也有电视和冰箱，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两样家电。
14阿斯塔那，西晋至唐代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
在兰州待了几天后，我发现这里有个片区和北京一样，也有着迷宫般的街巷——清凉的小院、长着野草的瓦片屋顶、雕花装饰的门廊，有小孩蹲在地上玩耍，有大人清扫街道，就像老街区里常出现的那样。五泉山的庙里有个住持，他见到我时满脸恐惧，回答问题也结结巴巴的，还求我赶紧离开。庙里的佛塔虽然古老，却早已废弃，塔底现在是个射击场，孩子们用气枪对着破旧的枪靶狠狠射个不停。山坡上的景象同样破败，除了几座漆过的凉亭，还有个马戏团在表演——死亡摩托车特技演员沿着铁笼的直壁加速而上，声音刺耳得很，但围观的中国人却哈欠连天，拒绝喝彩。
15士麦那（Smyrna），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Izmir）的旧称。
有一些看起来像烟囱的建筑物其实是清真寺的尖顶。周围山上寸草不生，岩石裸露在外。这座城市萧瑟冷清，却也因此显得干净整洁。河水很浅，稍大一点的船就无法承载，因此只有舢板通行，水是橙褐色的，像可可一样。岸上有人撒网拉网，捞上来的都是小鱼，他们就用手一把一把地抓出来装好。还有一些人在处理山羊皮——先用水浸透，再铺在岩石上，然后在上面跳上跳下。岸边的岩石和石子都很光滑，有的还很平整，就是海边常见的那种。这条河曾是某片内海的一部分，内海奔流涌向太平洋，造就了长江三峡，泥沙随水流倾泻而下，形成了整个华东地区。
16土耳其古代对大官的尊称。
兰州位于黄河河谷，地形狭长，夹在两山之间，市郊有成百上千座砖厂和冒烟的窑炉，整座城放眼望去都是砖色，与灰色的黏土地貌连成一片。初夏的午后，地上潮湿而泥泞。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门户之一，在由这个古老帝国去往外部世界之前，它是最后一处可以更换马匹和购买粮食的地方。过了兰州，下一个大型人类聚居地是新疆，再往前走就是欧洲了。这里看起来仍然像座边城，外观和所有中国城市都差不多——到处是补丁，破破烂烂，几乎没有树，但却有许多高耸的工厂烟囱和电线杆。新疆产的大部分原油都是在这里提炼的，而且有传言说中国人在兰州制造原子弹。在这个满眼泥土色的偏僻地方，就算有原子弹突然爆炸，谁又会知道呢？
17编者注：天山天池湖面海拔约1900米，此处疑为作者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