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生惊愕地笑了笑，他叫我等一下。他又去找那个呼和浩特助手商量了，而我就站在那，双眉紧锁地注视着这座城市。现在头顶没有云，天空是蓝色的，大地是褐色的，空气中有灰尘的味道，这是内蒙古最平常的样子。
“我想回去洗洗，”我说，“我要刮胡子。”
他朝我挥挥手，示意我上车。我们穿过城区来到一个我起先认为是工厂的地方，后来才发现是一家旅馆。整个旅馆里弥漫着剥落油漆和腐烂地毯的气味。他们陪我走进一间房，房里有理发椅和洗脸池。此时一个年轻小伙走了过来，边走边抽动着手里的毛巾。
“那现在您想做些什么呢？”
方先生对我说：“他还小，没什么经验，但他会努力做好的。”
“非常开心。”我答道。
小伙子笑了笑，然后掏出一把杀气腾腾的剃刀，那东西原来一直藏在他的毛巾底下。
“逛得开心吗？”
“我可以自己来。”我说，然后真的用其中一个洗脸池自己搞定了。方先生又笑了，他的笑容中既透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赞赏，又带有某种被压抑的焦虑。我看得出来，他正在担忧我接下来会要求干点什么。这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在尝试摆脱他和他的助手，最后在一个市场里，我成功做到了。那时候已经是下午很晚，我们所有人（方先生、他的助手和司机）都在一堆蔬菜前看得津津有味，当我发现他们正流连忘返于一堆乱七八糟的紫甘蓝时，就抓住机会开溜了。
出来时，我看见方先生和助手在出口处的十字转门旁边等我。
我找到了卖鸟的地方，而且时刻都有冲动想把每一只鸟买下来，再把它们放走。中国过去有一个鼓励这种做法的节日，叫“放生节”。中国人都是鸟痴，他们用高昂的价格购买最珍稀的鸟类，把它们养在丁点儿大的漂亮笼子里，或者干脆吃掉。确切地说，这根本不是爱鸟。他们渴望占有鸟类，但并不会珍惜爱护它们。在呼和浩特的鸟市，有人直接把家雀塞进小塑料袋里买卖，而有的买主只用汗津津的手捏着便把它们带走了。我说这样对待小鸟有点残忍，但他们却向我展示，他们早就贴心地在塑料袋上戳了许多小洞。
方先生和他的呼和浩特助手商量了一会儿后，算是正式批准了我的行程。他们驱车100多码（90多米）来到人民公园，然后把我放了出来。这个公园不大，四周都是高墙。公园里有个已经干涸的人工湖，并且四处都落满了灰。我就在这里面逛着。即便是现在这样早的时间，也可以看到一对对中国情侣在拥吻。在中国，除了公园，他们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干这事了。我告诉自己，就不该对内蒙古的城市有太多期待。
市场上售卖的有朱雀和老鹰，最常见的则是一种长得像鸻的鸟，脖子上有一圈白毛，翅膀是淡褐色的。可是它一开口，我就知道这不是鸻了。有个卖家把它的名字写给了我，后来我才发现是蒙古百灵。这鸟的歌声如音乐般动听，它本应飞翔在广袤的草原之上，如今却失去自由，被关进了小小的竹笼，多么悲惨的命运。但还有更惨的：法餐中有一道很变态的菜，要把百灵鸟剁成肉酱，涂在烤面包上吃。
“出去走走。”
方先生后来找到了我，还介绍了几位官员给我认识，他们都是从北京派来的。除了穆斯林外，我在呼和浩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北京来的。这又是一件不受欢迎的差事，不过没人抱怨。我觉得挺奇怪的，在内蒙古待了两天半，竟然连一个蒙古族人都没碰到。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但所有人的解释都一样，他们总是含糊地挥挥手，低声告诉我“在那边”，意思是那些人住在已经枯黄的空旷的草原上的某个地方。
“保罗先生，您要去哪里？”
我们就要离开呼和浩特了，候车时我提醒方先生之前达成的协议，两个人不要住在同一个隔间，他说没问题。此时我们身后一阵骚动，只见十五个男人拖沓着脚步陪同一位高官穿过月台，他们在为他送行。那是个满脸严肃的瘦削男人，头戴蓝帽，身穿松垮的蓝色套装。单看那不成型的衣着就知道他是个强硬派——保守派们（在中国经常被称为“左派”）至今仍没有改变他们在毛泽东时代的朴素打扮，他的脸上显露出异乎寻常的恐惧，好像在担心有人嘲笑他那随风飞扬的裤腿似的。
第二天一早，我悄悄溜到楼下，连早餐都没吃，准备从酒店的前门偷偷跑出去，但还没走到门口，就看见方先生急匆匆地朝我走来，一边走还一边出声，那声音简直就跟在嘲笑我似的。现在我已经能区分中国人各种不同的笑了。他们的笑大概有二十种，但没有一种是用来表达哪怕是一丝丝的幽默感的。有的笑是为了缓解紧张，有的是出于尊重，还有很多其实是在发出警告。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停地大笑是一种焦虑的表现，而轻快地偷笑则意味着有些东西出了很严重的差错。方先生早上的笑声就像海豹在尖叫，仿佛在说：“站住，别走！”于是，我只好停下脚步。
下属们纷纷虚情假意地向他表达着热切的关心，这样的方式一般只会换来对方的轻蔑或怜悯——这位官员就丝毫不为所动。在所有的阿谀奉承面前，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当那些人唯唯诺诺地跟他说再见时，他早已背过身去。
清真寺装修得颇具中国特色，有弧形的瓦片屋顶和朱红的房檐。在主楼正中大门上方的高处，有一张漆上去的钟面——钟面很大，使得整个礼堂看上去就像一座火车站。但那全都是画上去的，就连时间也是。它的时间永远停留在12点45分，没人知道为什么。
我找到自己的隔间，发现这人已经坐在那泡茶了。我看出来，“左派”人士泡茶方式都差不多。真正的强硬派都会随身带一个胖乎乎的旧罐头瓶，同样的茶叶反反复复地泡，几乎从来不换，最后浸胀的茶叶堆积起来，占了半个瓶子。我在中国铁路免费提供的茶杯里放了一小撮绿茶——这人知道茶杯是免费的吗？——然后从开水瓶里倒了些热水，当然水也是免费的。
“有一个，”他答道，“去年政府派去的。”
“嘿，”我说，“您好！”
“他们当中有人去过麦加3吗？”
他点了点头，一言不发。
“几千人吧。”
“您是去银川还是兰州？”
“这里有多少穆斯林人口？”我问一位头戴无沿边帽的先生。
他凝视着我。
他先带我去了佛塔，然后是喇嘛庙，最后是清真寺。
“我要去兰州，”我用英语告诉他，“天啊，你是个友好的家伙，但是请忽略我吧——我只打算窝起来看书。”
“我想到有人的地方去。”我说。
然而，方先生连哄带骗地把我弄进汽车后，我们却开出了城区，朝王昭君墓的方向驶去了。昭君墓位于一个150英尺（45米）高的人造山体上，一路上方先生都在不停地跟我说，这座假山匠心独运，一定要好好欣赏——他们挖起来多么不容易啊！
列车缓缓向西开动时，太阳已经变成了红色，逐渐消融在蒙古平原的尘土间。那个穿着松垮蓝套装的男人第二天一早就不见了，我猜他是在内蒙古的包头市下了车。我们沿着黄河的河道行进，起初在内蒙古境内都是大弯道，后来进入刚经历过沙尘暴的宁夏，路就变得直了一些。这地方常年风吹日晒，人口稀少。
“我们去那里吧。”我指着一个地方说道。
蒙古那些植被稀疏的草原和杂草丛生的山峦已经离我们远去，如今环绕着我们的是一片爱尔兰风格的大山，山上散布着成群的绵羊和山羊。所有的山坡表面都坑坑洼洼的，岩石裸露在外，其间镶嵌着山沟、峡谷，以及人工开辟的闸门水道和采石场。这里仿佛在远古的某个时候发生过一场洪水，大水冲走了所有的生命和土地表层的泥土，只留下一片悲壮的荒凉。
方先生带我去了五塔寺2，那里只有一堆被损毁的佛像。但那地方地势很高，足以俯瞰老城区的房屋，弯弯绕绕的街道，还有清真寺的尖塔。
平原又回到视线，平整得就像台球桌的桌面。铁轨笔直地伸向远方，蒸汽火车头拉着车身往前行进，它的身后卷起滚滚浓烟。当我意识到这些黑烟在我的脸上和群英女士的书上越积越多，我便关上了车窗。眼前的风景中充满了笔直的线条，我笃定当地人正是受到了这一点的影响，才在建造房屋时使用了许多直角元素，比如平坦的屋顶和方正笔挺的墙壁。如此空旷悠远的环境似乎总让人感到些许忧郁，而且这里每一寸可耕种的土地都已经被翻动过。然而，在这些炎热的田地里我一个人也没看见。太阳在湛蓝的高空上缓缓移动，地面是无穷无尽的浅褐色，一切都显得无精打采。沿途城镇极少，遇见的时候你会眼前一亮，但最终每一个都会让你大失所望，因为你只能见到方方正正的工厂，还有方方正正的房屋。
“我想看看当地人怎么生活。”我说。
蒸汽火车头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冒出的烟汇成一条黑色的长龙，伴随着极具辨识度的车轮声和车身摇晃的声音，它带领着我们继续向前穿越宁夏。有一次我从高耸的铁轨上向外张望，看见了一个满是平房和庭院的小镇，像是在拙劣地模仿美国的哪个郊区似的；实际上，它跟我的家乡梅德福很像，只不过这里的房子都是用泥土做的。
我拒绝了去伊金霍洛1参观的提议，中国人最近又把那里的成吉思汗（1162—1227）陵修缮了一番，为的是增强蒙古族人的民族自豪感。他的陵是用混凝土砌成的，就像一个粉刷过的圆顶帐篷，周围什么也没有。
餐车内，微风穿过生锈的窗格，发出一阵模糊的低吟。午饭时间到了，我们所有人都把鼻子凑向了饭碗。今天吃的是油腻腻的菠菜、细得像蠕虫一样的猪肉丝，还有几颗不知道叫什么的肉丁。
“时间来不及。”他解释说，蒙古族人都住在崎岖多岩的草原地带，他们称之为“大青山”。在呼和浩特市内你见不到有人骑马、摔跤或者射箭，也见不到成群的牦牛。他们都生活在野外，作为所谓的少数民族，如今他们有这样的权利。
和我同桌的这位先生姓陆，他要去兰州。陆先生二十多岁，上过大学。也许是因为我们正好在餐车里，他开始跟我讲现在人们的行为有多么贪婪和自私。
“我想看看蒙古族人。”我回答。
“他们说：‘别人都这么干，为什么我不可以？’”
“您想看些什么呢？”方先生问。
我说：“也许是因为限制放开了，人们有了更多自由。”我还告诉他，书上说暴政一旦有所放松，人们就会更加肆意妄为——有时候突如其来的自由会带来混乱，但并不是因此就要反对自由。
这里其实算不上一座城市——它就是内蒙古大草原上一个从天而降的屯驻地，里面的每一栋建筑看起来都像工厂。苏联人负责了这里的规划和大部分建设工作，但即便是酒店、旅馆和百货商场这些较新的建筑，看上去也十分可怕。我很怀疑是不是蒙古族人自己把这里搞成这样的，毕竟他们是住帐篷的游牧民族，能对城市规划了解多少呢？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居住在此地的不都是蒙古族人。呼和浩特到处都是穿短袖的汉族人，闷闷不乐地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
“我不知道，”陆先生说，“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事。即使在形势不好的时候，中国人也会表现得非常有责任感，这样才不会让家人蒙羞，但现在每个人都自私自利的。”
我们依然坐在车窗前。远处的群山渐渐退出视野，房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眼前，一堆连着一堆，样子也更难看——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离城市不远了。大北河有一条支流经过此地，但河水早已流尽，只剩一条干涸的河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高大呆板的树木，都是内蒙古本地品种，由于与环境完全不相称，要发挥什么功能的话又太过单薄，所以让人老觉得它们像假的一样，不该出现在这里。不论如何，我在中国见到的大部分树木都只是纯粹的象征符号而已。我看见了远处的水塔和烟囱，离它们不远有一团灰色的云，云团之下就是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
我表示，总体上我觉得中国人特别礼貌，而且乐于助人。
“坦白地讲，不希望。”
“这取决于他们的年龄，”陆先生说，“‘文革’刚开始时只有十岁到十五岁左右的那些人最坏。他们被夺去了一切，根本就没有童年，没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不能和家人在一起，一点幸福感都没有。现在他们已经三四十岁了，他们感到很愤怒，面对谁都是满腔怒火。他们感到自己被欺骗了。我在兰州认识一个女的，她就跟我说：‘如果市政府不给我分房的话，我就自己找一套强行住进去，我是不会让步的。’我告诉她这么做是违法的，但她表示‘我不在乎’。这并不是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但她已经三十五岁了，在‘文革’期间失去了一切。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代。”
我并不认同他的分析，但并没有反驳他，而是问道：“你希望中国跟日本一样吗？”
“这趟车上的人并没有那么奇怪啊。”我说。
他说自己很讨厌中国现在的情形。他继续说，50年代时日本和中国还差不多，可是到了60年代，日本发展了，中国却落后了：“看看现在差距有多大！”
他笑着对我说：“不久之前我在这趟车上遇到一个状况。当时硬座车厢有个男人躺在了一排座位上，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占了三个人的位置，其他乘客都很气愤。但这人就是不起来，最后他们把乘警找来了，乘警叫他坐起来。
“大部分铁路都是当时下乡的知青修的，”他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修好，关于这些我们又知道多少呢？”
“他不肯，乘警又对他说了遍‘起来’。
那是被迫劳动，他解释道。整个技校都被迁去了一个叫孟津的地方，很远，在河南省洛阳市的北部。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跨越黄河的大桥。
“‘你能把我怎么样？’那人问。
他摇摇头，说：“我还得搬运石头。”
“确实，如果这人不配合的话，乘警也不能拿他怎样。但这种事很不寻常，以前在中国非常难得一见。这人的年纪就在三十左右，于是我明白了，他属于所谓‘失落的一代’。有意思的是他真的没有起身，后来乘警也走了。我终究是失败了。此前我还尝试过讲道理，跟那人说‘你只买了一张票，但是却占了三个座位’之类的话。”
回忆激起了他愤怒的情绪，于是我走开了。可好奇心又把我拉了回来，因为我不明白，只靠看书的话，他是怎样在家里度过那么多年的。我问他：“你是说，你只是坐在家里，一直翻书？”
“‘我无所谓，’那男人回应道，‘那又怎样呢？’这是他们那个年龄的群体普遍持有的态度。”
“没有，我什么也没说。他们太年轻了，什么都不知道。整个那段时期就是一场灾难。”
“你觉得这事很严重吗？”
“后来呢，你感到痛苦吗？”
“是的，我被吓到了。”陆先生回答。
“是的，他们说我是一名修正主义者。”他用悲哀的语调说道，“也许他们是对的，因为我不懂马列主义理论。”然后他转向我，继续补充道：“其实他们也不懂。”
他问我要去哪，我说打算去新疆，他做了个鬼脸，露出痛苦的微笑。他说自己一点都不想去沙漠，吐鲁番和乌鲁木齐这样的城市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
“批斗”是一个专门用语，指的是四五十个人同时对着你大呼小叫，甚至拳脚相向。
“如果有钱有时间的话，我会去杭州或者苏州。”他说出了中国人的普遍想法，他们总喜欢跟几百万游客挤在同一个地方。“去广州也行。”他补充道——又是一个跟迪士尼乐园一样拥挤的地方。
“为什么呢？你被批斗了吗？”
然而，当我问起“你要上哪儿”时，我遇到的中国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给出的地方是位于长城以外的。
“1966年到1972年期间根本没有课给我上，我一直待在家里看书。”
车上有二十多个从北京来的中国大学生，要去兰州参加游泳比赛。他们睡的是硬卧，而且看起来很享受在宿舍般的车厢里一起打滚嬉闹的感觉。他们在技校的住宿环境和这差不多，八个人一间房，到处都挂着晾晒的衣物，人就睡在挨着墙的高低铺上。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列车从宁夏驶入甘肃时，我同他们交谈起来。这些人中有的比较害羞，有的却像小猫一样欢快，还有的则因为我那些好事的问题而向我投来愤怒的目光。我问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相不相信有来生，所有人都坚定地说不信。
“我喜欢那份工作，”他说，“但红卫兵时期除外。”
“但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有个人说道，而其余人也对他的说法表示附和。
此时，我发现方先生正沮丧地望着窗外，我有点为他感到难过，于是主动询问了一些他教俄语时候的事。
我之所以会问这个，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讨论做梦。他们讲述了一些自己做过的梦——关于愧疚，关于被害，关于裸体，关于被人追赶。
炎热的午后被一片金黄色笼罩，地面远端的群山上布满了褶皱，但山上寸草不生，呈现出一片蓝绿色，稍近一点的几处山丘上也只是覆盖了一些青苔。这里一棵树都没有，到处都是犁过的地，但什么都没长出来。村子里家家户户的房屋外面都围着一圈土墙。不用说就应该知道这是蒙古族人的聚居点，因为可能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具蒙古特色了。
“人人都会做那样的梦，”我说道，“我梦见过被一个像巨型土豆一样的怪兽追赶，而且现在我还会梦到自己突然想起来要参加一个重要考试，却没有做准备。”
过弯道时，我看到了火车引擎——一个硕大的黑色火车头，一边发出响亮刺耳的声音，一边吐着浓烟和蒸汽，就像个带轮子的胖水壶。内蒙古平原上的空气是如此寂静，以至于在稍直一点的路段，从引擎上冒出来的烟会经过我的窗前，弄得我满脸煤灰，要知道，我和车头上的烟囱可是隔着十八节车厢。
我们全程都用英语交谈，他们英语说得都很好。实际上，其中有个男孩已经很洋气了（中国式的洋气），他烫了卷发，这在大学生中并不常见。那年夏天，烫发在中国大城市中成为一股潮流，只要有点钱，无论男女都想试一试。出租车司机都留起了列勃拉斯6的发型，把头发烫得卷曲蓬松，有的还稍稍染了色。尽管如此，它也没有流行到可以让人视而不见的地步。在上海的凤凰美容美发沙龙和北京的金花烫染店外边，经常能看见有人困惑地把脸贴在橱窗上，观察时髦的小伙子烫头发。
第二天清晨，他们踉踉跄跄地拖着自己的口粮下了火车，之后不久我们就到了内蒙古境内——窗外是空荡荡灰蒙蒙的一片，低矮的树木看起来有些发育不良，方正的民居是用光滑的泥土建成的，山羊和土狗在地上活动，人们在犁沟里开地砍草，时不时能见到骑马的人。中国有很多地方令人望而却步，内蒙古就是其中之一，它被称作“大草原”，人们总是祈祷着自己不要被送来这里劳动。
这个烫了头发的学生说他根本不做梦，大概他觉得对于他这样一个时尚的弄潮儿来说，做梦这件事显得太老土了吧。
他们随身的行李超级多，但他们解释说大部分是食物，因为平朔根本没什么吃的。那地方除了煤，什么也没有。
不论如何，我结束了这个话题，并且离开了他们的车厢。但过了一会儿，当我正望着窗外满是碎石的风景出神，他们当中的一位女生走了过来，跟我说她做过一个让她很担忧的梦。
“可怕的地方，”另一位先生笑着说，“那里地势平缓，经常刮风，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灰，跟沙漠一样。”
“我是说，有三个梦，都跟我的爸爸和弟弟有关。”她的脸长得很精致，眼神中透露出焦虑，语气腼腆而坚决。显然，她不想当着所有其他同学的面跟我说这个：“第一个梦，爸爸用棍子打死了弟弟。第二个梦，爸爸把弟弟吊死了。第三个梦，他用枪把他打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平朔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你爸爸是不是很暴力？”
“整个山西省就是一个大煤层。”其中一位先生说道。他是专门搞重型设备的，他说那个煤矿现在有两千人在挖，很快就可以产煤了。
“非常暴力。”她答道。
这是我在中国遇到的又一个难解之谜——他们建设城市的速度竟然超过了地图的印刷速度，而修铁路的速度也快到根本来不及在地图上用黑线标注。
“那你妈妈呢？”
“地图上还没有。”
“我妈妈六个月前去世了。”
“找不到平朔呀。”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梦的？”
我在地图上找了找这个地方。
“自从她去世以后。”
到呼和浩特要十二小时，但这是一趟开往兰州的长途列车，所以我们半夜就出发了。路上我们遇到两个欢快的广东人，他们打算去大同换乘太原线。他们说要去平朔的一个露天煤矿，那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煤矿之一。
“你生活在北京吗？”
“是普希金的书吗？”我问。他笑了笑，把书拿出来给我看。原来是一本英汉词典，我尝试用它查询了几个比较淫秽的词，但一个也没有找到。我用拇指翻动书页，看见一个词，词下面有定义，还有一句斜体印刷的例句：Because of the calumnies of the enemy, Lu Xun was compelled to fight harder.（正是由于敌人的中伤，鲁迅才不得不更加有力地进行了回击。）
“不是，我在北京上学，但我家是农村的，离武汉不远。我们家房子很大，有九间房，在很偏僻的地方。那个地方也很奇怪，四周都是竹林。你听过竹林发出的声音吗？”
我很庆幸来的不是钟先生。我原本不想有任何官员同行，但至少方先生比较温文尔雅。他提出要帮我拎包，然后又说要帮我把它放到行李架上去。我表示可以自己来。他自己的包很小，因为中国人也没什么东西，他们总是轻装出行。方先生的包里除了一本大书，也没有很多别的东西了。
我点点头，风摩擦着竹竿沙沙作响，是世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之一。
我们互相报这些名字的时候，就像在进行一场谈话，只不过内容太过简短。由于我小题大做地表示不愿意闲坐着跟人聊英语，他们就派来一个说俄语的人跟我叫板。
“那是一栋老房子，”她接着说道，“我妈妈就是在里面过世的，爸爸和弟弟现在还住着。我爸爸不仅爱动粗，他过得也很不快乐。我很害怕，你觉得我的梦会成真吗？”
“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我接着说道。他点了点头，补充道：“布尔加科夫、马雅可夫斯基。”
我告诉她，也许她是因为自己来到北京学习而心存愧疚。她的妈妈曾经可以限制她的爸爸，而现在她想要保护自己的弟弟。
“叶甫盖尼·奥涅金，”他说道，“普希金、契诃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上次见到弟弟，他很不友好。是春节的时候，见到他我很高兴，但他却不愿意跟我一起散步。”
“说得不好，”他用汉语回答，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透露自己俄语说得很流利。他以前在北京的一所技校教过俄语语言文学。
这些事听来都让人沮丧，我想尝试说点别的，但还没开始说，她又开口了。
车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了，滚滚的车轮驶过河北境内，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我用汉语问方先生会不会说英语。
“我觉得有可怕的事要发生，”她说道，“爸爸会杀死弟弟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和这个沉默寡言的小个子男人一起坐火车去呼和浩特。有意思的是，这恰恰可能是我在中国最恼人的一段经历，如果他们不用这样的方式纠缠我，派这个保姆一样的官员来处处妨碍我的话，本来我可以感到很愉快的。
实际上我也有同感，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叫她别担心，但是可以早点回家看看弟弟，尝试获取他的信任。
陈先生越来越着急了，他用眼神向我示意：够了，别再说了，就这么定了。
她说：“这个梦告诉我，我必须去武汉工作，这样离家近。”
“也许是的，但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甘肃的这片地带，全是被轰炸过的景象。但地上的坑坑洞洞和像是被炸开的山谷，其实都是风吹雨淋的结果，大部分其中是风蚀造成的，因为这里是半荒漠地区。黄河水里充满了泥沙，已经快流不动了。山体表面都是面包的颜色，仿佛一碰就碎。
“是吧。所以说，他不跟着我是不是方便多了？我可以雇当地的导游，反正很便宜。”
在跟那些学生交谈的时候，我看到方先生一直在盯着我。我知道他是被派来约束我的，我在等待一个时机来摆脱他。但我又有点为他难过，因为无论要写什么报告，他都得说清楚我的一举一动，还有我在车上跟人低声讨论的那些话题，但这个可怜的家伙只会说俄语。他那张海狮般的脸使得他看上去总是很低落。
“他跟妻子有个女儿。”
我找到了他们的一位老师，她姓史，年纪和我差不多。1967年时她还是个学生，主动要求从北京下放到安徽的茶园去参加劳动。她放弃了所有学习深造的念头，采了六年茶叶。
我说：“方先生是你们部门的领导，他肯定很忙的。他有自己专属的办公桌椅，有一大堆工作要做。他得要写报告。他还有家庭，对吧？有老婆吧？有孩子吗？”
“我觉得就跟美国的‘和平队’7一样。”她说。
“为了保证您过得舒服，也为了表示我们的热情。您是我们的客人，哈哈！”钟先生笑起来跟吼一样，充满了无情和指责的意味。
“不一样，”我说，“‘和平队’的人既天真又没效率，也没有任何压力要求我们加入。但在中国，知青下乡却是在毛泽东主义指导下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如果他不跟我说话，不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也不跟我住同一个隔间的话，”我说，“那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跟着我。”
“我是主动要求下放的，”史教授说道，这话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我刚才关于压力的观点，“我希望像农民一样生活。”
“他可以住别的隔间。”钟先生说。
“你成功了吗？”我问。1960年代我曾去过非洲，当时我有个模糊的想法，想入乡随俗，和当地人一样住土屋，为此我从“和平队”提供的房子搬去一个非洲小镇，住进了一个有两间房的土屋。然而，这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我的非洲学生们觉得我住土屋有失体面，邻居们也都很怕我。他们肯定觉得，住土屋的老外不是疯子就是间谍。
“但不能跟我在一个隔间，”我说道，“因为我想接触新的人。”
史教授说：“刚开始挺好的，我们比赛看谁采的茶叶最多。难的不是采摘也不是弯腰，而是你要一直背着很重的包，里面全是茶叶。”
“他只会安静地坐着。”钟先生说道。
茶园没有电灯，但有条溪流，于是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决定建个水坝，再放个发电机进去。这确实很像“和平队”的某个援助项目——当时外面来的人认为当地农民需要的是一些舒适的家居条件，尤其是果汁。
“我也不想围着他转。”我一边说一边想象方先生会怎样严密地监视我。
“我们很辛苦地修了一年，最后水坝建成时，我们特地挑了一个晚上来通电开灯。我记得很清楚，来电的那一刻，我都站起来哭了，我太高兴了，其他人也都喜极而泣。
“因为他不会讲英语。”
“工作队的老电工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北京来的男孩和女孩都很坚强的，现在为什么哭了？不过就是简简单单的水坝，简简单单的电力，还有几个发光的灯泡而已。’
“为什么？”
“他错了，我们全是自己干的，用我们的双手完成的。就像采茶一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哭。”
他淡定地说：“方先生说他跟您一同去。”
我被她的故事感动了，但她拿红卫兵跟“和平队”类比的做法却让我有点恼火。不过，我还是发现二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并且它们出现在同一时代。
方先生讲话时，肥胖粗鲁的钟先生继续大口唆着面条啜着茶。实际上，吃面时发出声响就是他的一种回应形式。我觉得他是被骄纵宠溺坏了，从他喋喋不休的样子来看，我猜想他曾经是一名红卫兵。
她变得沉默了，此前她跟我讲的都是美好的回忆。然后，她又说道：“后来就不一样了。1974年我成为了一名教师，红卫兵会来检查，告诉我们应该教什么东西。他们威逼我们就范，态度很强硬。我当时试图教英语，但他们不喜欢，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毫无用处。就是那个时候，我改变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接着他们三人用汉语进行了一场快速对话，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方先生在说。他那海狮般的脸、悲伤的双眼和下弯的嘴角，深深地把我迷住了。他说话的样子坚定而威严，沉默倾听时看上去又非常睿智。
她是一名英语教师，但她说自己能读懂毛泽东的作品，因为她曾经读过珀西·比希·雪莱8。
“你们提出要照顾我，真的太客气了，但我一个人可以搞定，”我说，“我可能不想同任何人说话，也不想要你们提供任何友好的帮助。”
我不解地问：“你说什么？”
钟先生低头把脸埋向他的茶杯，张开他那煞白的双唇，又对着它呼了一口。讨论一开始——事实上是在大家刚刚相互介绍完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怎么喜欢他了，因为他开玩笑时老让我感觉是在训人。当我回去取一些落在房间的文件时，他一个劲地冲我喊：“别走丢啦！别回不来啦！”
“毛泽东是政治革命家，”她说，“但他也是一名浪漫的诗人，问题就在这。”
“我可能也不想聊天，”我说，“我就想坐着看看书，或者看看窗外。”
在她看来，这位老人是一位穿着宽松长裤的梦想家，他不仅能用鹅毛笔唰唰地在纸上写诗，还能领导满脸阳光的青少年到田里去收割大米和稻谷。这位浪漫的老人，也许同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没什么两样。不过，他倒完全不像年轻的理想主义者雪莱，与威廉·华兹华斯这个采水蛭的老头也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方先生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回忆最近的历史是一件痛苦的事。她也想去美国留学，改变改变生活节奏。
“哎呀，不行的，”他说道，“我们必须做到最好，我们的责任就是照顾您。我们还可以陪您聊天呢。”
现在已经临近傍晚，窗外湿漉漉灰蒙蒙的。山上的土很松，有许多洞穴，每一片山坡看起来都像史前人类的聚居地。这并不是错觉，甘肃省境内到处都是穴居的人，经常可以看见他们手足并用地攀爬岩脊，进入他们在山坡上挖出的窑洞。
“我不想要人照顾，”我说，“我就想坐坐火车，望望窗外。”
有个年轻人和我一起盯着他们看。我起初以为他是游泳队的一名学生，但他说不是。他从事橡胶行业，是造轮胎的。兰州是中国橡胶制造业的一个中心。
“必须有人好好照顾您。”
我说，“真有意思”，但他似乎对我的话相当怀疑。他对我笑笑，像是在发出挑衅，认为我根本不可能发现与轮胎或橡胶有关的任何乐趣。
“我们好像扯远了。”我说道。
“你们生产contraceptives（避孕套）吗？”我问。
“这个我也可以帮您，”他说，“而且您还可以再教我一点英文，给我讲讲文学，讲讲您的国家。”
他让我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需要借助手势和一些微妙的描述，但最终他还是听懂了。
“我想提高汉语水平。”
“我不生产这些，”他说道，“但在中国我们有这些东西，为的是控制生育。独生子女政策，你知道吗？”
“我英语很好，可以给您当翻译。”
我觉得一个房间住五个人已经是一种控制生育的形式了，但我并没有说出来。在这个既没有任何隐私也没有什么树木的国家，能怀孕生孩子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所以你应该去做别的工作，而不是拎包。”
但这个话题让他想起——就叫他小常吧——他在北京的一次经历。
“上过，交通大学，学的是工程学。”
小常说：“当时我正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个男人拦住我问，‘要不要姑娘？’
于是我问他：“你上过大学吗？”
“我说不要。
他的脸又大又苍白。他笑着对我说：“我可以帮您拎包。”
“‘很漂亮的，五块钱。’
“相信我，你们能提供帮助真是太好了，”我说，“但我不需要帮助。”
“‘不感兴趣。’我说。
“我会帮助您的。”他又说。
“他跟我说，‘我可以在公园帮你找个很暗很私密的角落’，让你单独跟她在一起。’
我死了还差不多，我暗自咕哝着。
“我说我不想要姑娘，但我的朋友要不要呢？你知道的，当时我正在接待一群美国来的橡胶商，其中有个人甚至问过我是不是有姑娘可以找。这是禁止的，但姑娘确实是有的。
“我们今晚就出发。”他说道。
“‘那不可能，我们不要美国人。’
没门儿，我心想。
“我问，‘为什么不要？’
“我必须跟着您。”他说。
“‘他们太粗鲁了，我这是个中国姑娘，很娇弱的。’
“钟先生，我说的都是英文名称。在英文里，我们不会用希腊语管希腊叫Hellas，不会用意大利语管罗马叫Roma，也不会用法语管巴黎叫Paree，所以我不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什么……”
“我叫他再考虑考虑。”
“是Beijing和Guangzhou。”他一边大声唆着面条一边说。
小常咯咯地笑了，也许他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过火了——毕竟，我告诉了他我是美国人。他能给我讲这样的故事，也已经很不容易了。他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把事情讲出来，掩盖了真实的自我，其实他道貌岸然中又带着几分轻慢。
“我还去过Peking（北京）和Canton（广州）。”
皮条客叫他别走开，他要回去找姑娘商量商量。
“是Chang Jiang（长江），”他说道，他在给我提供“正确”的信息，好像我不知道中国人管这条江叫什么似的。他像所有的书呆子一样，不仅内心顽固不化，还喜欢找茬。
“他回来以后对我说，‘她愿意跟美国人睡，但要20块钱’。”——他指的是现金。
“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六年前我曾沿着Yangtze River（扬子江）顺流而下。”
然后，小常陷入了忧虑。我会不会把他也当作皮条客呢？毕竟，他好像一直在跟这个肮脏的男人讨价还价——拉皮条可是死罪：子弹从后脑勺穿过去，一枪毙命。
“可您没有在中国旅行过。”
于是他很愤怒地说到：“我们必须在中国消灭这种人！”
“我觉得我可以自己找到正确的信息，”我说，“我有旅行经验，你知道的。”
火车已经缓慢地驶入了山谷深处，前面就是兰州了，远远可以望见黄河两岸烟雾缭绕，蒸汽袅袅。
钟先生又“咻咻”地啜了一口他的茶，大声咀嚼了一会儿，然后回答道：“为了给您提供正确的信息。”
1伊金霍洛旗，内蒙古自治区下辖旗，位于内蒙古西南部。
“为什么要有人跟着我，完全没有道理。”
2五塔寺位于呼和浩特市旧城东南部，原名金刚座舍利宝塔，因塔座上有五座方形舍利塔，故名为五塔寺。
到目前为止，方先生还没怎么说过话；陈先生会时不时插两句嘴，为我们提供帮助。
3麦加，沙特阿拉伯城市，伊斯兰教第一大圣城。
当时钟先生、方先生、陈先生和我在酒店的餐厅小坐，钟先生先是朝自己的茶水呼了一呼，然后吸了一口进去，在两颊间来回咕噜了一阵，最后终于吞了下去。他吃面的样子更吵更不雅：先把嘴巴缩成一个小圆洞，再吸进去一团卷起来的湿漉漉的面条，同时还发出像狗那样的低吠声。一听见他的喘息声我就想揍他。
4盖群英（Mildred Cable，1878—1952），英国女传教士，20世纪初曾在中国山西、甘肃和新疆传教。
我对他们说，我经常独自旅行，并且乐在其中。其实我还想告诉他们，如果我真的需要一位旅行伙伴的话，我肯定不会找钟先生这样的傻大个，他笑起来阴森森的，吃东西还很大声，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5突厥斯坦（Turkestan），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中出现的名词，大致涵盖了现今的俄罗斯、蒙古、中亚各国及中国新疆。
他们派了一整个代表团的人来到我的酒店，客客气气地要我推迟行程，同时他们又满嘴好话，用“著名作家”“重要人物”和“外国友人”这样称呼来对我进行道德绑架，让我备受煎熬。的确，我太重要了，太尊贵了，所以不可能让我孤身前往西部，他们必须给我安排一个随从。
6列勃拉斯（Liberace，1919—1987），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钢琴家、歌手和演员。
道路清理畅通之后，我就朝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出发了。此行我并非孤身一人，他们派了一个又矮又壮的男人跟着我。这人的脸长得像海狮，在中国并不常见。他不擅长说英语，俄语倒是很流利，对我来说那简直是谜一样的语言。他姓方，就叫他方先生吧。我俩同行是我与铁路局讨论的结果，尽管那些讨论实质上更像是“斗争会”。
7和平队（Peace Corps），由美国政府运行的志愿者机构，旨在为其他国家的居民提供技术援助，并促进美国与这些国家间的文化交流。
然而，全世界都没把它当回事，大部分中国人也没将它放在心上（充其量不过是报纸上一则小小的新闻标题而已），灾后救济工作开展得十分迅速，从这些方面来看，这是一场典型的中国式灾难和救援。在出现死亡和各种破坏后，铁铲被发放到众人手中，于是列车被挖了出来，铁轨露了出来，防沙屏障立了起来——这次用了围栏来代替草丛。整个社会在技术方面也是一团糟（用“电讯”这个词来概括玩具般的电话、摩斯密码和各种杂乱的记号并不合适），但中国人一旦有可能摆脱困境，他们往往会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大革命”期间举国上下都在挖挖凿凿——就像小王告诉我的一样——为了防备战争，每个人都给自己准备了一个洞穴。现在想来，在某种程度上，长城也可以说是他们挖出来的杰作。此外，毛泽东以前经常引用“愚公移山”的故事，这则古老的寓言所传达的精神常常被挖掘者们奉为圭臬——它的重点在于，那位老人一点都不愚蠢，中国人是可以挖平大山的（即便对于“封建主义大山”和“资本主义大山”也是如此。）
8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
最近一个月对于中国西部的铁路来说特别多灾多难，时不时会有牦牛冲进铁轨拦住火车的去路，沙尘暴也经常发生。就在出发前，我从《中国日报》上得知，刚刚发生了二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沙尘暴，有330英里（530千米）的轨道被沙土掩埋。报道用准确的数字描述了当时的惨状：十二级大风肆虐了整整48小时，“风沙大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十万吨尘土倾泻在铁轨上，致使47趟列车延误，整条线路瘫痪了九天，期间疏散的铁路乘客达一万名。风暴中有人受伤，甚至有人失去生命。甘肃和新疆大片区域与外界的联络被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