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有轮椅通道吗？”他们相互打听着，“会有坡道吗？有残疾人停车位吗？有没有残疾人专用入口？”
这些年广州的变化很明显。首先要说的就是现在城里到处都是游客。其中有些人年纪已经很大了，看起来老态龙钟的。他们表示很期待去长城看一看。
我感到很惊讶，如此体弱的人竟然会远离家乡出来冒险。但是他们每个人都自信满满，对一切充满了好奇，我真佩服这样的勇气。
因为一些无趣的理由，我没能重访当年那个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因此也就无法与1980年来时的见闻作比较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时去那位女士家参观，她有一台落满灰尘的大电视（上面还盖着一块红方巾——如今用布做的电视机罩在中国仍然很流行），我就听她高谈阔论，说这里简直是工人的天堂，后来我还跑出去，看孩子们在绿色的溪流旁边给白色的鸭子喂食。但我发誓，只要一有机会，我肯定会回去看看，而且会仔细观察它的变化。
还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已经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一样，拥有了许多高级酒店。酒店里应有尽有，宾客们甚至无需迈出大门：大楼装有空调，在楼内的不同地方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店和活动，绚丽多彩的衣服和地毯，以及五花八门的餐厅，而其他设施也都一应俱全。这就是中国现在真实的生活，酒店已经成为一大旅游景点，毫不逊色于任何寺庙或博物馆。
“是的，开个玩笑。”
人们来广州的原因有很多，但我听过最有趣的是七个骨瘦如柴的小年轻，他们专程从香港过来打保龄球。
“这是夸张的说法吧？”
我并没有嘲笑他们。对我来说，保龄球就像炮弹一样，可以不经思考地将它们扔进漆得锃亮的轨道，然后看它们把那些瓶子砸得东倒西歪，好像也挺有趣的。那天下午非常炎热，广州真是座喧嚣的大城。
“那个公社规模很大，”我的中国朋友说道，“以至于如果要见委员会主任，得搭火车去才行。”
我徘徊在保龄球道旁边，但没有打球。在这里我遇到一个叫巴顿的美国人，他是搞石油的，一直负责监督石油钻井工作。是外海油井吗？他并没有告诉我。他为人相当谨慎，实际上这样的作风很像中国人，弄得跟怀疑我在从事什么工业间谍活动似的。
这是个好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老外面前贬低自己呢？尤其是，这样做还会让自己很没面子。
巴顿来广州四年了，之前他在波斯湾工作，他讨厌那个地方。然而，他也讨厌中国——虽然其他油井实现了一些盈利，但他的勘探井却迟迟没有带来回报。况且现时油价简直低得不值一提，他的成本必然会越来越高。他给我讲了一些我从不知道的事：中国其实是个产油大国，机动车辆太少导致他们石油过剩（发电厂和大部分火车都依靠燃烧本国煤炭来供能），他们还向美国出口原油和汽油。（汽油和烟花是中国对美国输出得最多的商品。）
“那你当时希望听到他们说什么？”
尽管如此，石油开采计划的不断缩减，意味着巴顿需要在现有的生活模式下削减开支。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住在香港，以前全家每个月要相聚两次，现在改成每月一次了。巴顿说，这虽然很困难，但却是必要的。
“但是他们曾经对我信誓旦旦地讲，我见到的那个模范公社搞得很好呢。”
“我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我需要这份工作，我需要钱——所有的鬼佬都需要钱。”
“不不不，”这个中国人答道，“现在人们都会跟你讲真心话。他们再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大多数生活在这里的老外都以“鬼佬”自称。这个词出自中国南部方言，代表了一种香港式的自嘲，意思是“洋鬼子”。
我问：“那我怎么知道他们这次是不是为了给我留下好印象而胡说呢？可能也是唬人的呢。”
“我收到了一份新加坡的工作邀请，”他说，“也是和石油相关的。或许我该接受它，可是那地方制度太严了。我受不了李光耀，他们可以追随他，但无论如何我都要跟着邓小平走。”
“没错。”
巴顿笑了。他的笑声圆润浑厚，仿佛一个喉咙里有痰的老烟鬼。
“所以如果我再去那，问人们过得怎么样，他们会回答‘太棒了’。”
“知道我们叫李光耀什么吗？有点良心的希特勒。啊哈哈！”
“有啊，比以前好多啦。”
作为一个同样认为“哈利·李”9有问题的人，我觉得他的描述既恰当又好笑。当然，他郑重其事的样子也把我吓了一跳。
“这样有效果吗？”
其实我也可以跟巴顿讲讲我经历过的“中国采油故事”。那是1968年，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请了一群红卫兵来坎帕拉10演出。他们当中有演杂技的、拉手风琴的、玩杂耍的，每个人都戴着红袖章；但将晚会推向高潮的是一出讲述采油故事的红色芭蕾舞剧，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部黑龙江省的大庆市，那是中国最寒冷和荒凉的地方之一。
个体户的意思就是：每户家庭自力更生，或者全家一起做生意。
乌干达夜晚的热浪滚滚，他们却在舞蹈中模仿着冻伤和体温过低的样子，钻开一层层冰面和岩石。最后他们精疲力竭地倒地，所有人几乎都要放弃了——因为找不到石油。
“解散了，现在都是个体户。”
红卫兵们一直在对着他们慷慨陈词（他们舞动着，跳跃着，挥舞着双拳），到最后他们差不多要放弃开采时，一名红卫兵掏出红宝书，开始念毛主席语录。他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章中选了一些来读。
“我只想知道那里现在什么样了。”我说。
他露出又大又方的牙齿，高喊道：“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整个公社里就只有她有这些东西！都是唬人的，就是要给你留下好印象！”
这鼓舞了扮成起重工和钻井工的舞者们（他们手上戴着厚绷带似的露指手套，脚上还裹着破布）。毛泽东思想激起了他们的斗志，随着合唱声“伟大的舵手……最红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的响起，钻井工们又重新开始工作，最后终于发现了石油，而且是一口巨大的喷油井。整个舞台的灯光和背景与剧情配合得很巧妙，舞台上方的毛主席肖像在红卫兵们的欢呼声中熠熠生辉。石油！毛泽东思想万岁！祖国繁荣！为人民服务！排除万难！
我说：“我六年前来过广州，还去参观了城外一个大型人民公社。大家都说那是个模范公社，搞得很成功。那里有工厂，有稻田，有果树，在发展罐头工业。我还进到一位女士家里，看到她家有收音机、电视和冰箱呢……”
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这里的石油工人通常都是满脸疲惫的美国人，他们背井离乡，拿着丰厚的薪水，要努力供孩子念完大学。
到了广州，有些中国人问我想看什么。我说：“人民公社怎么样？”结果他们听了以后，笑得差点没背过气去。中国人笑，很少是因为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它通常代表着别的意思，比如“哈哈，我们有大麻烦啦”“哈哈，你不该那样说的”，或者“哈哈，我这辈子从没感到这样痛苦过”——但这些广东人是发自内心地在笑。来广东参观人民公社的想法实在荒谬至极，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公社！邓小平早就正式宣布人民公社的尝试失败了，难道我不知道吗？现在大家都自力更生，难道我不知道吗？
会展中心是交易中国商品的大型市场，广州一直以此为豪。在这里我遇到一位牢骚满腹的香港人，他姓谭，那几天正在广州走亲戚。他爱自己的亲人，也非常忠诚尽责，但他不喜欢中国人民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我原以为他是个谦逊低调的人，但他言谈间却全是指责和谩骂。
* * *
“‘文革’让中国停滞了近三十年，”他说，“这也是如今我们商品水平低下的原因。”
广州的中国人似乎已经充分认识到，按照香港的方式来赚钱捞金才是最重要的事。同时，他们也会对政府一本正经的宣传加以嘲讽。有一条标语叫作“向前看”，被写在了广州大大小小的宣传栏上。可是，“前”和“钱”这两个汉字虽然写法大相径庭，却有着相同的发音。所以在广州，这条标语还暗含着一切向钱看的意思！
我表示，有一些商品在我看来做得很不错，比如自行车、扳手和地毯。而且，尽管他们制造的电器看起来又丑又危险，但是珠绣包、螺丝刀、罐头食品和织物都是物美价廉。
我遇到的人对广州都谈论得不多。他们喜欢聊香港，讨论它在中国政府治下将会发生怎样的剧变。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倒是广州如今正紧跟香港的步伐，在大多数方面它跟香港已经没什么两样。
“光做这些东西是不够的，”谭先生说，“他们自以为了解世界，但他们一无所知！”
车厢里很热，有三十多度，而且湿度很大。我讨厌火车到站，因为这意味着我不能再穿睡衣了。广州的雨下得很厉害，骑车的人披着塑料雨衣在瓢泼大雨中穿行。这里的交通状况和商业氛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有卖收音机和电视的商店，有用广播收听香港摇滚乐的出租车司机，还有各式各样奢华的大酒店，比如白天鹅宾馆，中国人经常跑去看它大堂里的瀑布，再比如拥有1147间客房的花园酒店，它是中国最大的酒店，还比如中国大酒店（它的口号是“服务当代商务精英”），广告上写着“我们的牛排远近驰名……肉质鲜嫩多汁，来自以玉米喂养的上等肉牛，从美国和新西兰空运而来……美味就是我们的招牌”——为了取悦老外，中国人这样做也太过火了，因为其实他们所有人都觉得一顿饭如果只吃一大块经过简单烹饪的肉，不仅显得野蛮粗鄙，而且毫无滋味，只有游牧民族才会这么吃。
由于带着些广东口音，他的话听起来更是多了几分讽刺意味：他们一无所机！
我坐在窗边，透过淅淅沥沥的小雨向外望去。一个男孩正骑着水牛回家，火车的声音吓得地上的猪四处逃窜，三三两两地躲到了香蕉树下。这里真是草木兴盛，铁轨旁的杂草穗子抽得老高，不停地摩擦着前进的列车。一丛丛深绿色的竹子出现在眼前，妇女们忙着劈柴，男人们则正在房屋的木头框架上涂泥造墙。蓝桉树的皮正在剥落，橘色黏土形成的悬崖下方，有一群水牛在活动。广东是个很潮湿的省份，它的一大特点就是看上去永远不知疲惫：这里土地丰饶，一切井然有序，到处生机勃勃，我见到的每样东西都有明确的用处，每个人都有清晰的目标，我感到眼睛很累——因为就连一丝的随意或者偶然也见不到。火车在到达广州的前几分钟停下了，一只大蜻蜓盘旋在车窗附近。在广东的苍翠草木间，一只中国蜻蜓在那里闪着微光，多美好的画面。
“现在，每个人都跟从前不一样了。”我说。
在我们的行进途中，旁边有一条铁轨整天都在施工，这是一条全新的重载铁路，一直通到香港，是为了迎接1997年而专门修建的。
“表面上是不同了，但本质还是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根本没变。”
稍晚一些我们来到了英德市，布满褶皱的群山下，可以望见一片片荷塘和郁郁葱葱的竹林。也许你会误以为这就是最原始的风光，然而并不是：竹笋是拿来吃的，竹子用来编制篮筐和建造房屋，而且那些荷花也并非野生——人们种植它们，是为了获取根茎。用这些根茎可以做出我心中的又一道最佳菜品：蜜汁藕片。
这是中国人民口中的“香港同胞”所特有的怀疑态度。这样的态度在广州表现得最为强烈，因为在所有的汉语词汇中，“广州”给人的感觉和“香港”最为近似。焦虑是容易传染的，广州的大部分人都在怀疑——并且是有理由地怀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中国人常说“老外好骗”，我们还就此进行了讨论。他觉得这个说法没错，可我坚持认为这是他们洋洋自得和自欺欺人的心态在作祟。这句话简直没有半点正确之处，但我目前还没碰到一个打心底里就不信这事的中国人。我告诉他，大多数老外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是接受的，因此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误解。“请想想中国的自大和那种人类的凝滞的自满”8，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结束语中是这么写的。
我寻摸着从什么人身上可以找到答案，然后我遇到了一位美国银行家，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最有发言权。虽然他才到达广州一个半小时，但他以前就来过这里。这个人名叫亚瑟·弗列格尔，说什么话都像在推销商品一样，听起来很有说服力——至少他把自己给说服了——以至于让人感到有些不真诚。但他是如此地热血沸腾，我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
我们谈起了外国人，因为餐车里全是外国游客。朱先生说我们跟中国人不一样，所有的老外都很容易激动。他还说我们嗓门很大，而且很好骗。
“别去想那些酒店，别去想那些友谊商店和礼品店，也别去想那些餐馆和保龄球馆——所有和旅游相关的东西都不要去想，”弗列格尔说道，“它们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这样可以赚点小钱，但赚不了大钱。”
我向他解释了一番。他摇了摇头，说：“不不，我属于更高级一点的阶层，我是白领。”
“但是中国人正在尝试吸引更多游客。”我说。
“‘普罗列塔利亚’是什么意思？”他问。
“别提这个了，这只是其中一个细节。他们想要的是外国投资，所以你看——看看其他方面，比如石油、工业，还有合资企业。想不想知道一个有意思的数字？我在香港的银行要跟大概200家合资企业打交道，你猜得到其中目前正在运作的有多少个吗？——我指的是，那些真正投入运营的。”
我对同桌吃饭的朱先生讲起了这件事。
我表示猜不到。
他竖起两根手指，说：“只有两个，这是全部了，而且这两家谁也没赚到钱。”
吃饭时，我回想起六年前和一个中国年轻人一起用餐的场景——那人既浮夸又自大，父亲是一名很有地位的官员，他也就是所谓的高干子弟。
“可是大家都在谈论合资企业。”
车上的伙食不怎么样，但为了给吃饭找点乐子，我想出了一个做法：我决定每天选出一道菜作为当日最佳。在这之前，我稀里糊涂地吃了太多天。这是一趟广东的列车，饭菜总是湿答答黏乎乎的——蘑菇、鸡肉、酸酸甜甜的鱼，还有油腻腻的蔬菜。今天的最佳菜品，我选了鳗鱼。
“他们只是在装腔作势而已。大部分企业都把高层人员撤走了。他们在中国的高管工资很高，但是又一直不赚钱。所以他们就把高薪的美国佬叫回去，换成某个叫左伊·陈（Joe Chen）或是什么的香港人——你知道的，一般都是中年人，穿棕色西装，手上拎个塑料公文包。他们一喊‘加油，左伊！’，那些人就开始往前冲，直到碰到一堵墙，踉踉跄跄地回来。他们又喊一声‘加油，左伊！’，那些人又会继续往墙上冲。但这有什么关系？每年只要给他们发两三万美金就够了。现在都是这样的家伙在干，年薪六位数的高管已经没有了。”
我走到餐车，在一个中国人身边坐下，因为这样就听不到基克发牢骚了（此时此刻他肯定在说：“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吃一大块牛排……”）。列车正穿越一片低矮的丛林，但即便在这样的地势中，那些纤瘦的树木下方仍然种满了水稻和玉米。我心想，中国没有古树吧——至少我一棵也没见过。
为了打压一下这位弗列格尔先生的气焰，我表示中国人似乎对于经商特别自信。
他还说，“普通话”的英文“Mandarin”也是从葡萄牙语来的——来自“mandar”（负责）这个词5；而日语的“arrigato”（谢谢）则来自葡语的“obrigado”（感恩）。
“我不是在说他们——我讲的是投资者的信心好像正在消退。这就是为什么未来三四年至关重要了。很多公司都已经撤离，他们既不是慈善家也不是空想家。他们想赚钱，如果赚不到钱，他们就走。中国市场正处于大规模扩张阶段，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很多回报——因此没有理由让人寄予厚望或者吸引大规模投资。泡沫是会破裂的，而且一旦破裂，这里就会变成地狱。五年之内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事会不会发生。”
“‘塔’的英文是‘Pagoda’，来自葡萄牙语，”4曼纽尔说道，“我们有‘pagode’这个词，是噪音的意思。我猜他们是觉得这样的建筑总是发出噪音吧。”
我觉得这人说的话挺有趣的，因为他完全没有政治意识——他既务实又冷静，一心想着怎样用最快的方法来挣钱。这让我开始想象，中国或许有很多这样的人。
此刻我们来到了郴州，这是一座山谷中的工业城市，四周环绕着陡峭的灰绿色山峰。中午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位于湖南和广东交界处的坪石镇。山上的悬崖峭壁远望很像庙宇，垂直而下的石柱上有凹槽和雕刻的痕迹。但实际上它们并未经人之手，只是岩石上天然形成的纹路而已。这里的岩石大如山丘，有的上面还矗立着宝塔。
有些中国人已经开始盗墓了。中国南部有许多大墓豪冢，因此文物走私也成为当地最猖獗也是被判罚得最多的罪行之一。他们挖出各种盔甲、兵器、罐子、铜器、银器和饰品，再运到香港。从1984到1986的短短两年时间内，中国警方就破获了一百多起走私案件，追回文物两万多件，其中不仅有家族财产，还有从湖南的汉代和唐代陵墓中盗取的各种物品。在某些案件中，还存在近似于中世纪的那种破坏行为——带有虎纹的汉代弦琴和长笛被盗墓贼们肆意践踏，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图案“不吉利”。整个衡阳县有六十多座陵墓被养猪者破坏，陵墓的砖块被他们用来砌猪舍。然而，大多数文物最终还是沦为了走私品。
为了打发一整天的时间，我们尝试设计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火车旅行路线。这条线路从葡萄牙出发，大致行程如下：布拉甘萨—里斯本—巴塞罗那—巴黎—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北京—上海—香港。
这些价值连城的走私品通常都被藏在船舱或者运送大白菜的卡车内，很快就送往香港。它们的最终流向十有八九是香港，因为这些东西从来不会在中国内地买卖。
“还有对厨师说葡语。”维罗妮卡继续说。
不论价值高低或年代远近，古董在中国内地几乎都是不允许交易的。买卖年代超过150年的古董就算违法——也就是说，最多只能买到晚清年间出产的劣质仿品。然而，在香港却可以买到唐代的青瓷、明代的碗，甚至古代的陶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物件，并且香港古董市场目前的繁荣状况前所未有，因为走私活动极其猖獗。
“还有对洗衣工说汉语。”曼纽尔补充道。
“中国人现在知道古董的贵重了，”一位古董商告诉我，“他们过去把东西卖给国家，现在再也不卖了，因为国家出的价钱太低。他们的态度变了，人人都在参与买卖，人人都在挖宝贝。他们想再找到一座西安城，再挖出一批兵马俑——但这次他们要偷偷带去香港——你会在荷里活道和猫街11的古董店里见到它们的。最不可思议的东西我都见过了——在V&A博物馆12你都见不到的，我没有开玩笑。他们又凿又挖，偷遍了大大小小的坟墓。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是这样的。”
我们开始争论。我说：“‘对仆人说英语，对情人说法语，对马说德语’，你听人这样说过吗？”
* * *
“才不是呢。乐观的人说俄语，悲观的人才说汉语。”然后他皱起了眉头，“不对，我觉得是乐观的人说汉语，悲观的人说俄语。不过这好像也不大对。”
要想形容中国不是什么样子，其实非常容易。如今在这里已经看不到狂热的工人和农民成群结队地高喊口号，也感受不到浓厚的政治氛围。这个国家建设得不是特别好，实际上有些楼房的粗劣程度是我从未见过的。它的城市并不光鲜，甚至很多农村看上去都是支离破碎、皮开肉绽的。这里没有井然的秩序，充满了吵闹与喧哗。它已经摆脱了过去的样子——在广州尤其如此。这一点显而易见。
“汉语。”维罗妮卡回答。
然而，要讲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却是件很困难的事，但倘若能理解它的纷繁复杂，那么也许就会有点希望。可是当时的情形却令我发狂，因为我只能坐在那看广州的雨下个不停，完全不知道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后来我碰到了一大堆装腔作势的人——可能在广州这种人比别的地方更多，因为这里有更多外国游客——于是我想：我还是闭上嘴，把这些都记下来吧，我会继续穿越中国的，我要跟随火车走遍这个国家的角角落落，我要去它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去它最炎热和最寒冷、最干燥和最潮湿、最空旷和最拥挤的地方。这是我唯一的办法，在那之后我就会有清晰的思路了。
“你知道有个说法吗？乐观的人说的是——什么语言？”
离开广州的前几天，我遇见一位女士，她说自己来过广州很多次。她当时也要走，不过去的是另一个地方。这位女士名叫丽莎·帕卡德，在香港生活。这十几年来她一直在陆陆续续地造访内地，如今已经厌倦了。她四十五岁左右，看上去挺有开拓精神，由于在文化和商业方面都有广泛的兴趣，所以一直很忙碌。而且，她看起来拥有不错的人际关系。
“你对此持乐观态度吗？”
她说现在同以前不一样了，我表示赞同，问她是否记得这些变化具体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可能五年之后这一切都会被颠覆的。”
“哪一年？”她笑道，“我都记得具体是哪个礼拜。邓小平当时发表了一篇讲话，每个人都积极响应了。中国人最擅长解读讲话，他们知道他讲的东西很重要。那是1984年的某个礼拜，从那之后，一切都变了。”
他早就离开葡萄牙了，原本打算在澳门住两年左右，但最后待了五年还没走。他还在犹豫，到1999年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以后，自己还应不应该继续待在那里。他说，在中国内地的见闻令他印象深刻——这是他第一次来内地。然后，他又笑了。
她语气酸溜溜的，于是我回应道：“可是后来他们确实取得了很大进步。”
“在公元前213年提出过‘焚书’建议的秦国丞相李斯，就是在这个地方被腰斩的，”3他笑得胡子都立了起来，“有意思的是，他的身子被截成了两半。”
“我并不这么认为，”她答道，“我讨厌这些变化。现在他们想要的都是些小玩意儿，比如彩电、相机、手表、录音机、冰箱和摩托车。他们贪得无厌，内心开始变得非常扭曲，彼此间不再有信任，他们会说谎了。以前你用过的刮胡刀片，他们都会还给你，你还记得他们那时怎么说的吗？‘噢，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自己有刀片。’多么诚实，多么耿直，多么中国！”
我说是的。
我说那其实是红宝书中毛主席的指示而已。毛泽东提出军人要服从三大纪律（对党务工作者也是同样要求），分别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此外，他还提出了许多别的要求，比如“说话和气”“借东西要还”“不打人骂人”和“不调戏妇女”。
“到衡阳了吗？”曼纽尔问。
丽莎接着说道：“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必须把握时机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自由体制才建立了几年时间。然而，他们也知道中国历史上不乏发生剧变的时期。没有人预见过现在的时代，同样也不会有人知道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所以他们就这样疯狂。他们仿佛觉得明天一切都会结束，所以伸出两只手拼命地抓。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的回答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每一寸可以利用的土地上都种满了东西。梯田边缘长着各种豆子，山坡上都是卷心菜，路边也全是菠菜和别的绿叶菜。大地已经被翻整松动过，到处都是人工开垦的痕迹，那些爬满褶皱的山坡上更是如此。丘陵地貌为垂直农耕提供了可能，就像在平台和架子上种植一样，可以节省空间。这里的树又高又瘦，因此它们能占据的空间少之又少。
“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起码还有某种信仰——那是一种理想主义和共同奋斗的精神。‘共同奋斗’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说法，体现着某种团结一致的思想，而如今这种思想已经销声匿迹。他们不再友善，不再礼貌。我觉得他们已经迷失，他们的结局会很可怕。”
从离开上海到现在，窗外的风景已经变了很多，不仅仅是地貌（现在我们四周都是陡峭的山丘），土地耕作方式也不一样了（眼前尽是摇摇欲坠、郁郁葱葱的梯田）。这里的人头上都顶着像轮胎一样的大帽子，住的是带门廊的砖房，一栋房子大概可以容纳六家人。有的房屋看起来宏伟雄壮，门廊顶部有立柱支撑，屋檐的排水处有龙形雕刻。
丽莎·帕卡德的话非但没让我垂头丧气，反倒让我更加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旅行之中。不管怎样，我烦透了这场雨。听说内蒙古从来不下雨，而遥远的甘肃开满了藏红花。于是我计划了一条很长的火车旅行路线，打算穿越中国最西部的几个省份——由于这个计划过于宏大，我不得不向铁路局求助。他们并不相信我，但同时又表示如果我去北京的话，会跟我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他们说，我需要得到许可。
小赵很详细地跟我说了路线。列车现在转而向南行进。在远处群山的陪伴下，我们穿过一片片水稻梯田来到衡阳，轨道在此一分为二，一条去广西，一条去广东——这两个地方曾经并称为“两广”。
同行的团友们就要永远离开中国了，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走了，比如维特里克夫妇和韦斯特贝特尔夫妇，他们带走了许多纪念品（漆器、地毯、筷子、铜器、扇子），卡思卡特夫妇也已经回到了滨海贝克斯希尔13。
我心想，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去看看。
基克和莫里斯还没有离开白天鹅宾馆的酒吧。基克说：“我要是跟家里的那些家伙讲，我遇到过一个秃头女人，他们肯定不信。”
“以前所有人都会去拜访那个村子，”他说道，“但现在没人去了。”
他咯咯地轻笑着，那笑声总是在提醒我，他的脑袋里有一块金属片。然后，他眯缝着眼睛朝我看过来。
我跟他告别。他告诉我，长沙城外有一条铁路会经过韶山，毛泽东就出生在那里的一个小村庄，对此我很是感激。
“我可是个水兵啊，”他说，“我们见什么都激动。”他在广州还遇到个年轻的日本女人——那时她宾馆的房门敞开着，他恰好经过，于是就开始跟她胡扯。基克已经六十七岁了，但回忆起这场艳遇的时候，他的神情却温柔了许多——那只是昨天的事，就发生在宾馆四楼。
黎明时分，天空一片粉红，火车在株洲站停靠，小赵下车了，他要去换一趟车转往长沙。
“真的很棒，”他说道，“我们只相处了六小时，但她给我的爱，比我在十五年婚姻里获得的还要多。”
* * *
莫托尔在一旁看着，他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一路上他都没有交到朋友，现在还是孤身一人。他问我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我告诉他：我要北上，去进一步了解中国。
我们进入了丘陵地带，眼前的风景才有所改变太阳就下山了。我住的隔间里有一对来自澳门的夫妇——男的叫曼纽尔，是葡萄牙人，女的叫维罗妮卡，是中国人。维罗妮卡瘦得皮包骨，一张小男生的脸，一头小男生的短发。她在上铺噘着嘴生了会儿闷气，然后我们大家都睡着了。但我从来都没有真正习惯在一堆陌生人当中睡觉，所以半夜的时候又醒来读《金瓶梅》，并且再次发现书中满是恋足癖和束缚游戏。我抬头瞥了一眼，发现维罗妮卡正从上铺往下盯着我看。
“那边会有更多坟墓，”他说，“还有更多筷子，更多宝塔。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的，”他答道，“她是个简单的女孩子，农村姑娘，很淳朴的！”
“试着了解这个国家。”我说道。
“她一定很感动吧。”我说道。
“你要坐火车去吗？得坐好几个世纪吧！”
小赵接着说：“那可是我一个礼拜的工资啊！这下我没饭吃了，那晚我失眠了。”他攥紧了拳头敲打着自己：“二十块呢！当时我心里在骂娘，感觉糟透了。”
“这样我会很有成就感。”
这么多钱大概是四英镑左右，我忖度良久：那又怎样呢？他脸上的苦恼，我并不明白。
莫托尔大笑起来。我觉得他不是很聪明，但其实我也没跟他说过很多话。我只记得他因为出去找石头而消失了多少次，我还曾经对他收集的那一袋东西大为惊叹。他最宝贝的是一块来自长城的砖头，一直在想到广州火车站的时候能不能顺利把它偷运出关。
“我带她出去下馆子啦，叫了好几个菜，希望给她留下好印象。什么鸡啊，鸭啊，鱼啊，都点啦。花了二十块钱呢！”
这些游客中，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我感到惊讶。我认识到，如果不是和他们坐火车同行了一万英里，我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其中任何一人。在伦敦时我曾暗地里对他们品头论足，但与第一印象相比，他们所有人都有更好的方面，也有更糟的方面。现在我已经对他们无可指责了，因为他们都证明了自己不过是普通人而已。莫托尔一向独来独往，只对石头情有独钟，然而这次他也让我大吃了一惊。我以为他目不识丁，所以一直没拿他或者他那袋石头当回事。
我开始同一名姓赵的中国男子聊天，他刚去上海看过女朋友，现在正要返回湖南长沙。
他问我：“你知道《远行》吗？”
窗外远望是一片群山，近处的地势则像荷兰那样平坦，稻田方方正正的，只有狭长的沟壑穿插其间。这样的风景不会随年代改变，地里的人永远是那样装扮，也无法通过观察农具来判断年代。我见到一台打稻机，其实就是用一块草草拼就的木板接在棍子上做成的，老得跟世界上第一台似的。还有他们用的水牛轭、木犁、钉耙和渔网，都是很古老的设计。日落时我们已经行驶了400英里（643千米），但俯身的农民或他们耕种的田地却从来没离开过视线。每一寸土地上都种了东西，但好在是春天，所以即便是眼前这些卷心菜也是好看的。
我表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问他是不是指一些中国观光团，经常带人去热门景点的那种？
他们总是能在饥饿的驱使下想出新的点子。火车在金华停留了一会儿，我看见一辆用来运猪的三层厢式货车。在中国，动物似乎总是被关在只够它们容身的空间里。天气很闷热，火车驶过时，我听见那些猪在架子上呜咽。
“是威廉·华兹华斯14的诗，”他答道，“我在学校的时候读过。”
从播种到培育再到收割，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与粮食有关。那个看起来像是坐在田间的女人，其实是在锄草；孩子们也不是在玩耍，而是在给农作物浇水；再看那个肩膀浸没在溪流中的男人，他并不是在游泳，而是在专心摆弄渔网。这里的土地只有一个用途，就是生产粮食，粮食从来都不会离开中国人的视线。由于看来看去都是整齐的园地，我的眼睛感到十分疲劳，这让我期待见到一些更加原始的风景。到目前为止，我在中国似乎还没看见过什么野地。经过农民改造的郊外，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秩序。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吞噬所有的郊野。
“噢，是那个《远行》啊。”
浙江的山总是覆盖着各种各样的纹路，比如眼前这座括苍山2：白色的岩石和绿色的植被大致呈带状交错，山体上的缝隙就好像动物的抓痕，山脊则呈现出凹凸不平的锯齿状。山上没有能遮阴的树，树阴对于农业国家来说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它不利于作物的生长。阳光直射而下，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滋养着大地，将原本荒芜贫瘠的地方变得丰饶多产。树木和棚屋这样常见的事物在这里是那样地不合比例，显得人都渺小了许多。
莫托尔扶了扶眼镜，开始朗诵道：
窗外大部分是稻田，一排排嫩绿的秧苗直挺挺地立在黑色泥地里。这地方很空旷，几乎没什么树，地势高低起伏，山丘轮廓分明，远处是青绿色的群山。地里种着茶树、水稻和各种绿油油的蔬菜，田间的水沟散发出阵阵臭气，不时还能看到点缀其间的瓦房、布满脚印的土路，还有头戴斗笠耕作的农民，他们每个人都穿着差不多款式的宽松衣裤。
脚步沉沉，前路艰难，
这里地处浙江省境内，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那个古老而永恒的中国——没有时装表演，没人投机倒把，没人追着你问“换钱吗”，也没有人谈论芯片和改革。
酷暑沙尘，风咆雨哮相伴，
“我们走了一万英里（一万六千千米），”她说，“一万英里啊。相信我，这不是一次野餐。”
漂泊的商人肩负重担，脊背弯弯，
所有人都是又疲惫又暴躁。我想对他们说，你们需要好好睡一晚上。就像参加学校郊游一样，我们出来得太久了。威尔基小姐在日记中写下“第37天”。
远行的旅人哟，笑得真灿烂……
“真想把那狗日的埋到坟里去。”阿什利说道。
天啊，我心想，我竟然自始至终都对这位老兄不屑一顾！
阿什利说团里那些人要把他弄疯了，他把我拉回了现实。那个最讨人厌的男人跟秃头女人威尔玛成了情侣；法国人住的隔间内爆发了一场战争，其中一个人不仅对另一个人采取了法律行动，还加入了维特里克夫妇和韦斯特贝特尔夫妇的美国小分队。瞎子鲍勃因为走路时像脱线先生1一样踉踉跄跄，已经摔得鼻青脸肿。里克·韦斯特贝特尔正打算给里根总统写封信，向他控诉中国人口是心非。那对澳大利亚夫妇正感到焦躁不安，当然，想到列车正向广州驶去，他们还是松了口气，因为中国南部离澳大利亚要近一点。贝拉·斯库恩斯又在自言自语，说那个距离最多相当于往返四次卡尔古利。卡思卡特一家已经不受欢迎了，因为有一天很热，他们想喝啤酒又不肯付钱，理由是：“我们已经交过团费了，啤酒应该免费。”他们就为了一块钱（15便士）而小题大做，坐在那里热得浑身冒汗。莫托尔又收集到不少新石头，他那个麻布袋快要拎不动了。基克讥讽地说：“路上怎么没有坟墓？我们今天可是一座坟都没看到！”
然而，说起旅行者总能自得其乐，我当天就决定离开广州。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想，为什么中国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刻板印象，人们很难摆脱关于它的想象，因而也难以看清真相。我们常常以为去了阿拉斯加就能找到圆顶冰屋，去了大溪地就可以看人穿草裙，去了非洲就有阔嘴厚唇的乌班吉人15，中国的情形与这些不完全相同，但有点类似。西方人个个都喜欢道听途说，这导致他们对中国的想象虚假而不真实，所以不足为信。同样，也不能认为中国到处都弥漫着贫穷的气息。在这个面纱被不断揭开的国度，走在它最稀松平常的街头，总有场景能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尽管如此，这里却有许多美丽的昆虫，我对它们的喜爱与日俱增。
他们都挤在过道里，看着中国在窗外飞驰而过。外面的风景不太好看，工业区在上海郊外延绵了快100英里（160千米），直到火车驶进杭州才消失。马可·波罗曾经提到过杭州，这件事一直让杭州引以为豪。这座城市是旅游者的天堂——湖泊、寺庙、酒店、餐馆、面摊、快照亭，应有尽有。马可·波罗盛赞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把这句话当作广告印在旅游手册上，能起到不小的宣传作用，但即便如此，这地方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惊艳之处。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马可·波罗这样一个无所不谈并且据称走遍了世界的人，在他的游记里从来不提长城，也不提中国人喝茶这件事。
1脱线先生（Mr. Magoo），由美国联合制片公司（UPA）于1949年创作的著名动画形象。
“不是，中国人挺好的，就是个子太小了，”他说道，“我说的是团里的这些人。”
2括苍山位于浙江省台州市。
“你说的是中国人？”
3编者注：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的行刑之地为咸阳。
“我说，神秘先生，”他眨巴着眼睛冲我说道，“你是中央情报局的吧？其实你是个特务，但却自称是记者，因为这是很好的伪装。你左闻闻，右嗅嗅，想方设法让别人对你掏心掏肺，然后你就把自己关起来，躲在房间写报告。”他大笑起来，“这没关系，我根本不在乎！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然后，他望着窗外继续说道：“天哪，我真是烦透了这个国家，我已经等不及想回去了。中餐，每天吃的都是中餐。还有，我受够了这些人！”
4编者注：Pagoda的词源是波斯语butkada，即but（偶像）和kada（住所）的复合词。
我看报纸时，阿什利一直盯着我。我把报纸还给他，对他说：“我看过了，很了不起，不是吗？”
5编者注：英语中的Mandarin一词原指中国官僚，来自葡萄牙语中的mandarim（早期拼写为mandarin），词源学家认为这是东南亚的葡萄牙殖民者借用自马来语的menteri（朝臣、部长），而马来语menteri一词来源于古印度梵语的mantrin（部长）。
她现在能握拳了，左臂也可以摆动了。
6普罗列塔利亚为“Proletariat”一词的音译，意为无产阶级。
为了救她，六名外科医生将她的一部分断腿改造成了前臂，与她的手掌相接合。十八个小时的手术过后，孟欣完成了前臂移植，手臂上的皮肤恢复正常，而接上的手指也恢复了触觉。
7布尔乔亚为“Bourgeois”一词的音译，意为资产阶级。
十一岁的孟欣在一次火车事故中失去了左臂和左腿。
8徐迟译：《瓦尔登湖》，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第321页。
最新奇的人体修复案例不久以前出现在沈阳。《中国日报》也报道了此事，但新闻标题《移植腿挽救女孩手臂》着实令人费解。
9哈利·李（Harry Lee）是李光耀早年使用的英文名。
同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时代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毛泽东时代那种对于修补的狂热已经开始消退，因贫穷而感到自豪的思想如今被认为过于陈腐，邓小平的拥护者们喜欢崭新的事物。现在新衣服这么便宜，所有人都没必要在补衣服上浪费时间。
10坎帕拉（Kampala）, 乌干达首都。
我心想，这个社会如此擅长修修补补，真是了不得。一个人不会仅仅因为断掉一条胳膊就断送职业生涯，你可以找到办法帮他接上，再送他回去工作。中国人的发明时代早在一千年前就结束了，现在他们的改装和修补技巧正日臻完美。然而这种修补并非不留痕迹，被打上的补丁往往非常明显——这个社会到处都是补丁。他们补内裤、缝袜子、修鞋子。再仔细一想，他们用油漆抹掉墙上的毛主席语录，又写上新的标语，也可以说是一种补丁。毛泽东曾多次提到浪费的害处：“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铺张浪费。”在《毛主席语录》中，有一节的标题就叫做“勤俭建国”。
11荷里活道（Hollywood Road）和猫街（Cat Street）都是香港售卖古董的集中地。
报道的标题是《奇迹手术接回工人断臂》，讲一个服装厂工人几乎全身都被卷进了缝纫机器，导致轧断了一 条胳膊。光是读到这里，我的身体就感到一阵因为对阉割情结的焦虑而引起的剧痛，但事情还没完。那个可怜的家伙被火速送往医院，他的胳膊被缝了回去，那真是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手术，“现在他正接受治疗，学习如何重新使用手臂”。文章还提到一些工人的手指或脚趾轧断后被重新缝合的例子，他们的手术总是很成功。
12V & A博物馆，全称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位于英国伦敦，以美术品和工艺品收藏著称。
“你看了《中国日报》上的这篇报道吗？”阿什利·雷尔夫问，他递给我一张报纸。
13滨海贝克斯希尔（Bexhill on Sea），位于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的一个海滨城市。
广州是我们旅行团到达香港前的最后一站，我很高兴在车上又见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14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曾获得“桂冠诗人”称号。
在中国上下火车就好比消防演习，前后左右都是气喘吁吁的人在你推我搡。但对所有人来说，旅途本身却可以说是一段慵懒惬意的时光——它就像一个全由中年人参加的睡衣派对，留下的满满都是回忆。我觉得，中国人别无选择地过着最沉闷的生活，他们干着最无聊的工作，千篇一律地重复着从摇篮到坟墓地的单调过程，而正因为如此，没有比坐火车更让这些人开心的事了。他们喜欢拥挤的车厢，喜欢听人喋喋不休地说话，还喜欢抽烟，喜欢啧啧地喝茶，喜欢打扑克牌，喜欢穿拖鞋走来走去——我也很喜欢这样。一路上我们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窗外的世界在我们的哈欠中擦身而过。
15编者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佩戴唇盘的非洲妇女被带到欧美，在马戏团和杂耍表演中展出，她们被称为“乌班吉人”。但事实上这个名字是从地图上随机选择的，乌班吉河（Ubangi River）是非洲中部刚果河的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