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很简单：并非女同性恋者不以男性的方式说话，只是女人说话像男人并不似男人说话像女人那样令人厌恶。“谁想做女人啊？”纽约大学的语言学家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中开玩笑地问我，“一个男人若想成为女人就是自贬等级。”
那么，一个更好的问题——也是兹维基似乎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者采用了属于女性刻板印象的语言特点，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采纳男性的言语风格呢？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会反转自己的性别，而女同性恋者却不会？
这种自贬的感觉再次证明了我们文化中的那个观点，即男性化的语言是中性的、无须标记的默认标准，而女性化语言则代表着异类。从默认的标准风格切换到被专门标记的异类风格，比从异类转为标准更能引起注意，所以当一个男人张开嘴吐露“女性化”特征时，我们就会后退。沃什瓦里说：“你可以追求权力，但如果你作为男人却选择像女人一样说话，那你就是在远离权力，这是不被认可的。”接着她用了这个模拟，“我扫视了一圈教室里的学生，有多少女学生穿了裤子？大部分。有多少男学生穿了裙子？一个都没有。”
任何社会群体的语言都是其历史经历的直接产物。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并没有相似的历史经历，他们的语言特征必然不可能相同。看看这两个群体在媒体中的形象演变就知道了：多么令人震惊，美国电视和电影中从来不曾有过女同性恋者角色，直到最近才出现一些。而她们终于登上银幕时，角色形象却并不是正面的。最早的女同性恋情节出现在 1961年的电影《双姝怨》（The Children's Hour）中，该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寄宿女校学生恶意诽谤她的两个女校长在谈恋爱，最终毁掉了二人的个人和职业声誉。这部电影并没有特别评论女同性恋者的言语特点，但它确实把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描绘得阴暗、孤独，并且会摧毁事业。
正如一个男人穿裙子比一个女人穿裤子更能彰显态度和观点. 一个男人像女人那样说话所传达出的态度和观点也比一个女人像男人一样说话更大胆、显眼。于是，有时候女性可能会故意加大力度：希拉里·克林顿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把声音调整得“生硬刺耳”，那感觉仿佛是一位女性穿着板正的礼服、全素颜地参加一场正式活动。一个女人若想通过扭转性别印象来让别人关注自己，就必须比一个男人付出更多努力、转换得更彻底。
女同性恋者有如此强大的性别团结意识（废话，女人是最棒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然而，“为什么没有与男同性恋声音相对应的女同性恋声音”首先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把男同性恋者的经验作为标准来衡量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而不是把女同性恋者的经验视为独立存在的东西。
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在语言上的不平等，并不仅限于声音。我们对这两个群体所使用的俚语也有不同的印象。几十年来，语言学者记录了世界各地不同族群中男同性恋者生动的俚语词汇。在菲律宾，许多男同性恋者使用一种叫作“同性恋暗语”（swardspeak）的词汇系统，它结合了富有想象力的文字游戏、流行文化隐喻、飞白（malapropisms，用词错误）和拟声构词[ onomatopoeia，词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其所指的东西，例如“clink”（叮当声）和“swoosh”（嗖嗖声）]。例如，在这套词汇系统中，“Muriah Carrey”（穆利亚·凯里）意思是“便宜”，“Muriah”来源于他加禄语“mura”，意思就是便宜，然后融合了同性恋流行偶像玛丽亚·凯里（Mariah Carrey）的名字。此外还有“taroosh”，来自他加禄语“taray”，意思是“恶毒刻薄”。给一个词加上后缀“oosh”让它听起来更可爱，是“同性恋暗语”的典型特征。
多年来，一直有语言学家试图像识别男同性恋者声音那样辨别女同性恋者声音的特点，但他们没找到多少线索。我说的“没找到多少”其实是“什么都没找到”。1997年，斯坦福大学的音系学家阿诺德·兹维基（Arnold Zwicky）提出，我们能感觉到并不存在某种“女同性恋语言风格”，可能是因为当男同性恋者使用众所周知的“声音”时——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是在发出渴望脱离常规的异性恋男性气质的信号。而女同性恋者通常更认同，而非反抗自己所属的性别群体，所以她们不需要刻意将自己与异性恋女性区分开来。在兹维基看来，女同性恋者首先是女性，其次才是女同性恋者，而男同性恋者则相反。
英语中第一份重要的同性恋者俚语词汇表是由美国民俗学家、色情文学学者格申·莱格曼（Gersho n Legman）于1941年编撰的。它作为一份两卷本同性恋医学研究出版物的附录出现，从括约肌紧绷的案例研究到女同性恋骨盆区域的X光片（科学家与变态之间真是只有一线之隔），该出版物无所不包。这个附录精确地列出了329个词条，其中有一些我从未见过。比如“sister in distress”（遇险的姊妹），指的是“遇到麻烦的男同性恋者，通常指他碰到了警察”；“church mouse”（教堂老鼠），即为了找虔诚的年轻男性寻欢而经常出入教堂的男同性恋者。还有其他让人印象深刻的词，比如“fish”（鱼），指的是非常女性化的同性恋男性——“fish”是比喻阴道的词，尽管有点不合适。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当一个男同性恋者因为说话方式而感到耻辱，都是因为这种说话方式违背了我们对一个男人应该如何说话的期待。然而与此同时，在泰勒的调查访谈中，没有哪个女同性恋者因为听起来太“坚决果断”而被送到言语病理学家那里。
莱格曼注意到，这些词大多数都是男性导向的。如他所写，女同性恋者导向的俚语“肉眼可见”地匮乏。莱格曼推测，俚语的这种差异或许是因为女同性恋者根本不存在。按照他的标准，对女人感兴趣只是轻浮富家女的爱好，因为她们要么百无聊赖想找点乐子，是在假装，要么是被生活中的男人严重压抑。莱格曼写道：“在美国——或许也在其他地方——女同性恋行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人为的。它是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的一种罪恶，是进入剧院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它是胆怯的女人和半处女的安全性资源，是遭受父亲虐待而产生心理创伤的女儿们的色情释放口，是那些在性方面笨拙、野蛮或无能的男人的妻子和前妻们在绝望中的退路。”他认为，以上这些原因都导致良好的女同性恋词汇系统无法形成。
但是，我们的文化希望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坚信所有的男同性恋者说话都像女人——因为这样更容易把他们归为一类，然后就可以嘲讽他们。因此，刻板印象大行其道。“你觉得为什么男同性恋者有时会因为别的男同性恋者说话像女人而拒绝对方？”戴维·索普问同性恋媒体专家丹·萨维奇（Dan Savage）。“因为厌女症.”萨维奇回答，“他们想向文化证明，他们并非‘不是男人’，他们是好人，因为他们不是女人……然后他们会惩罚那些他们认为在任何方面都很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
这听起来像极了一个性别歧视混蛋的想法，但可能的确有一些真实因素引导了莱格曼得出这番结论。一个因素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LGBTQ+群体解放运动之前，男同性恋者比女同性恋者更有可能因为性取向而被捕入狱。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同性恋行为”（主要指男男性行为）在大多数英语国家都是非法的。以苏格兰为例，直到2013年，禁止男性间肛交的禁令才正式解除。男同性恋者所面临的更高风险，可能增加了他们在公共场合交流时使用暗语的需求。这样做既保护了男同性恋者，也增强了他们内部的团结。
所以“男同性恋声音”——如果你想这么称呼它的话——确实存在，只是并不是所有来自不同背景和种族的男同性恋者都使用它，那些使用它的人也不一定总是这样说话，而且并不是每个碰巧这样说话的人都是同性恋者。实际上，史密斯的一项研究显示，听者通过声音正确识别男性性取向的准确率只有60%。认为所有男同性恋者说话都像女人的文化刻板印象，跟认为所有女人都天然地说话声调上扬、喜欢八卦不喜欢讨论想法的刻板印象一样，都不可靠。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甚至‘gay’这个词也是其中一个例子。”美利坚大学的语言学家威廉·利普（William Leap）这样告诉我，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当时大多数讲主流英语的人仍然把“gay”用作“快乐”的意思。男同性恋者在公共场合问一个人“Do you know any gay places around here？”（你知道附近有什么“快乐”的地方吗？），就能马上知道对方是不是自己人中的一员、值不值得信任。往前追溯几十年，除了以上举例之外还有很多类似的巧妙伪装的暗号。当利普告诉我另一个曾经被男同性恋者用来精准识别他人的流行比喻时，我在使劲憋笑——“I adore seafood，but I can't stand fish”（我喜欢海鲜，但我受不了鱼）。这个比喻可以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献中找到。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转换语码的人，那你很可能会忘记你最自然的语言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一位言语病理学家怀疑这可能正是戴维·索普身上发生的情况，他长时间身处纽约市的白人男同性恋群体中，一向像身边的人那样发s音和元音，于是当他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改回原来的说话习惯时，他感到非常沮丧。
在英语史上，一些遭受最严重迫害的酷儿群体实际上创造出了主流文化中最好的俚语。你可能很熟悉这些词：“throwing shade”表示侮辱、辱骂；“werk”表示赞扬；“slay”表示事情做得漂亮。这些都是21世纪极受欢迎的俚语中的一部分，它们都起源于黑人和拉丁裔（Latinx）⁺舞厅文化。
当和家人在一起时，这些人会说一种男性化的、听起来更“直”的英语或西班牙语。在其他背景相似的拉美裔男同性恋者中，他们的语言风格和用词仍然相当有男子汉气概-轻佻的脏话，吹嘘他们的性征服经历（在这个社区，大方承认自己想与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会让自己显得“特别爷们儿”，因此比掩饰或否认自己对同性的欲望更受推崇）。直到这些男人置身于洛杉矶白人男同性恋者之中，他们才会切换到更女性化的风格，比如使用咝音s和性别颠倒的代词，也就是互相称呼“she”或“girl”。因为他们知道，在西好莱坞的环境中，他们的男性气质不会受到质疑。
舞厅文化是许多流行英语俚语的源头，核心是舞厅变装比赛，其全盛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纽约哈莱姆区。在那里，有色人种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可以穿上漂亮炫目的女性服装，走上T台，在亲密的社群中感到被接纳，这往往是他们在原生家庭中所缺失的。起源于舞厅的流行文化元素多不胜数，其中包括时尚舞风：——不，它不是麦当娜发明的——以及诸如“werk”（赞到爆）、“read”（打脸）、“face beat”（形容妆容极美，“整容式美妆”）、“hunty”（honey+ cunt，小婊砸）、“extra”（过于刻意或夸张，太过了）、“gagging”（极度渴望）、“serving realness”（展示……的美，让人领教……的美）、“tea”（瓜，八卦）、“kiki”（聚众闲聊）和“yas”（夸张版 yes）§这些宝贵的俚语。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些词已经变得非常流行，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以至于许多人以为它们就是在网上诞生的。
戴维·索普和他受访者口中的“男同性恋声音”并不能代表整个同性恋群体，而只能体现其中的一小部分——国际化大都市的白人男同性恋者。而且当有必要时，该群体之外的其他人也可以转换使用这种语码。关于这种类型的语码转换如何作用的一个绝佳例子，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洛杉矶郊外的小镇上的第一代拉美裔美国同性恋者。根据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的学者安东尼·C.奥坎波（Anthony C. Ocampo）2012年的一项研究，这些男人在家里不会用大都市白人的“男同性恋声音”说话，因为这不符合他们家庭中的男性气质标准。作为在美国出生的拉美裔移民的儿子，这些人拥有非常强烈的种族认同，但在性方面相当矛盾，因为附近的洛杉矶白人男同性恋者的柔弱特质在他们的本族社区不被接受，不符合他们的“男子汉”气概，而反过来说，这种“男子汉”气概又在西好莱坞·被污名化了。
加拿大语言学家格蕾琴·麦卡洛克（Gretchen McCulloch）可以解释网络俚语与只是在网上使用的线下俚语之间的区别：真正的网络俚语是用键盘在聊天室、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中打字交流而产生的语言，比如缩略词、表情符号、话题标签、拼写错误、哏、数字技术术语等，在互联网诞生之前或离开互联网，它们就不可能存在。像这些话：“Lol，unsubscribe”（xswl，取关），“Tbh，he's even a troll IRL”（讲真，他在现实生活里也是个喷子），以及“tl；dr”（太长没看），“NSFW”（上班别点开），“asdfghjkl”（太激动了说不出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You’ve been pwned！”（你被灭了；你账号或电脑被黑了）”，才是真正的网络俚语。但在 Reddit上使用一个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俚语，严格来说并不能使它变成网络俚语。毕竟，任何在现实生活中被广泛使用的俚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互联网上。
在这些角色的推波助澜下，一种腔调柔软、言辞博学华丽的语言风格成了男同性恋群体的象征，也是男同性恋群体成员可以相互学习和传授的东西。这可以算作一种方言，只要情况需要，人们就可以随意使用。这样的现象被称为“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撇开性取向不谈，实际上几乎所有讲英语的人都会这么做。我们大多数人会说不止一种英语方言，这些方言可能是我们从自己的种族社区、我们成长的地理区域或我们迁移到的新地区学到的（想象一个住在洛杉矶的土生土长的得克萨斯人，他在加利福尼亚人周围说标准英语，但一到其他得克萨斯人身边就会变成他们家乡的口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们都会根据谈话的语境来调整自己的语言。这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与谈话对象创建联系。
播客《回复所有人》（Reply All）是由两个 30多岁的白人直男主持的（这的确是不足之处，但我碰巧非常喜欢他们的节目）。在某期节目中，他们非常自信地解释说，俚语“yas”起源于推特，是“yes”的热情夸张版本，而且多亏了电视节目《大城小妞》才流行开来。听到这儿，他们的许多听众，包括我自己，都差点被气出一个小动脉瘤，因为“yas”才不是白人书呆子的推特俚语，真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莱德克和德威特这样的角色形象助长了一种刻板印象，即受过教育、外形精致的人就是同性恋者，而同性恋者就是邪恶的人。这种观念影响深远，以至于许多迪士尼电影中的反派都被描绘成装腔作势的同性恋者：想想胡克船长和贾方，他们戴着华丽的帽子，举手投足都是贵族的姿态，更不用说深海女巫乌苏拉了，众所周知，她的形象设计受到了著名变装皇后迪万（Divine）的启发。”就连迪士尼动画里的反派动物角色，比如谢利·可汗、刀疤⁺，以及《妙妙探》（The Great Mouse Detective）里的瑞根教授，都被描绘成扭捏作态的同性恋者形象，被赋予同样含煳的英国口音、夸张的辞藻和对愚蠢工人阶级的蔑视（“我周围都是白痴”是刀疤的著名台词之一）。
《回复所有人》的听众很快就指出了主播关于“yas”起源的错误，在接下来的一期，一位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舞厅的表演者乔斯·斯特拉瓦干萨（Jose Xtravaganza）受邀参加了节目。斯特拉瓦干萨表示，对发明“yas”的群体来说，这个词的意义比为了时髦在网上随便用用要大得多。处在这个词背后的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它代表着团结互助，以应对每天都会遭遇的歧视和不公。“我们当时得说暗语，”他说，“这样才能让外人不懂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只有自己人才能明白，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对抗社会的暗号。”
学者们认为，许多男同性恋者可能不自觉地从他们身边的环境中，以及从电视和电影中“学习”到了“男同性恋声音”。从 19世纪开始，男同性恋角色在美国主流娱乐中便占有一席之地；只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左右，他们都总是以某种极端刻板印象式的形象出现，比如富有、浮夸的“娘娘腔”或超级聪明的狡猾反派。戴维·索普在《我听起来像男同性恋吗？》里解释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所在的社区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同性恋人物（至少没有任何一个公开出柜的）”， 但他知道男同性恋者说话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银幕上有一些男同性恋者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包括鼻音明显的李伯拉斯·和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以及狡猾世故的电影反派，如1944年电影《罗拉秘史》（Laura）中的沃尔多·莱德克（Waldo Lydecker）和1950年电影《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中的艾迪生·德威特（Addison DeWitt），他们都是衣着打扮时髦完美、刻薄毒舌的花花公子形象。
索尼娅·莱恩哈特指出，白人直男，也包括白人男同性恋者，为了显得时髦而说“yas”和“werk”这样的词，有点像白人流行歌手留脏辫、戴金链子、穿低腰牛仔裤。这种行为是单独提取了受压迫文化中“酷”的部分，同时却傲慢地忽视真正发明这些“酷”东西的文化背后的艰难处境。
史密斯认为，我们的声音是偏向女性化还是男性化，可能与我们成长环境中的语言有关。在《我听起来像男同性恋吗？》中，索普介绍了他的一个直男朋友，这位朋友在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环境中长大，现在他的声音听起来就很符合对男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他的声音“全是高音，没有低音””，他笑着解释道。他发的咝音s是我所听过最明显的）。与此同时，索普的另一个朋友是真正的同性恋者，他在一个由运动员兄弟组成的家庭中长大，现在说话就跟普通的异性恋、热爱足球的男人一样（声音低沉单调. 体育词汇丰富）。
莱恩哈特继续说道，白人直男不必从此再也不说“yas queen”（是，女王大人），就像贾斯汀·比伯（Justin Beber）不需要摘掉他的珠宝一样。但如果他们想继续使用边缘群体创造出的文化成果，那么作为交换，他们至少也应该做到认可并支持这些群体。舞厅文化团体“斯特拉瓦干萨之家”（House of Xtravaganza）曾在 Instagram 上发表了一篇简洁的帖子，总结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你不能一边说着‘yaaass’、‘giving me life’（让我燃了）、‘werk’、‘throwing shade’、‘read’、‘spilling tea’（分享八卦）之类的词，一边还恐同恐跨。这些短语都是变装文化和舞厅文化的直接产物。你不能把黑人和拉丁裔酷儿/跨性别者非人化，然后挪用我们的东西。”
我们已经知道，并不是所有女性说话都有这些特征，也不是只有女性这样说话。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男同性恋者。就像有很多男性爱用句尾附加问句和气泡音一样，有很多直男说话有鼻音和唱歌似的语调；同样，也有很多男同性恋者“听起来像直男”。
其他英语国家的酷儿社群也创造出了绝妙的俚语。英国男同性恋者发明的另一个强有力的词汇系统叫作“Polari”。20世纪早期到中期，英国的许多男同性恋者都能流利地使用这套黑话，专门用来欺骗或迷惑外人。“polari”是意大利语动词“parlare”（意为“说”）的变体。早在16世纪，该词汇系统就被广泛使用，它是伦敦俚语，单词倒读和蹩脚的罗姆语、依地语与意大利语的混合体。 Polari的整个词汇系统包含了几百个单词，如果你熟知其中的词语，那你会从演员、马戏团表演者、摔跤手、海军水手，以及各种同性恋亚文化成员的口中听到它们。但对其他人来说，这些词听起来不知所云，这样目的就达到了。
男性“听起来太女性化”是解开“男同性恋声音”来源之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让戴维·索普和我的中学朋友如此悲伤的原因。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男同性恋者说话方式的特点与罗宾·拉科夫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发现的言语特征极其相似：句尾升调、爆破辅音的过度发音，以及抑扬顿挫的语调变化，这些都是针对女性说话方式的刻板印象。
Polari文化兴盛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那些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才会记得。我在YouTube上找到了几个这套词汇使用者的视频片段。在其中一个视频中，76岁的前变装演员斯坦·穆拉诺（Stan Murano）列举了他过去最喜欢说的暗语：“如果看到一个长得不错的男人，我们会说‘bona ro me，dear’（嗨帅哥，快到姐姐怀里来）……手指叫作‘martinis’，屁股是‘brandygage’……‘ogles’是眼睛，‘riah’是头发，‘bats’指的是你的鞋。”他边微笑边回忆往事。
本着为我的中学朋友正名的精神，我现在想澄清一下关于“男同性恋咬舌发音”的误会：真正的咬舌发音是一种语音上的延迟，通常出现在儿童话语中，这是由于一个人的舌头在嘴里伸得太前，导致“s”的发音听起来更像“th”——比如《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里的辛迪：“They ttthhha y I talk like a baby！”（他们“嗦”我说话像个婴儿！）但是我们以为“听起来像男同性恋”的s音实际上并不是咬舌发音，而是被语言学家归类为咝音（sibilant）s、它是通过将舌尖放在上颚上产生的一种类似口哨的声音。语言科学家保证，绝对没有证据表明男同性恋者更倾向于咬舌发音，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说话带有咝音s的小男孩经常被错误地定性为咬舌发音，并被送往语言治疗中心接受治疗。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者罗恩·史密斯（Ron Smyth）解释说：“以前人们总是把过于靠前的 th音和声音太女性化混为一谈。”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BBC的一档流行广播节目中设置了几个说 Polari语的角色，这套密语就不再是秘密了（主流媒体毁掉了你最喜欢的地下俚语，你恨不恨？）。1967年，同性恋在英国合法化后，同性恋解放运动活动家认为这套暗语在政治上是落后倒退的，不鼓励人们再使用它。尽管如此，在现代英国，以及一些美国的俚语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 Polari单词，比如“bear”（指身材高大、体毛茂盛的男同性恋者）、“twink”（没有体毛的年轻男同性恋者）、“bumming”（肛交）、“cottaging”（在公共卫生间里猎艳做爱）、“camp”（娘娘腔的）、“trade”（性伴侣），以及“fantabulous”（极好的）。
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我听不出我朋友发的s音有什么不同——听起来绝对不是咬舌发音——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了折磨他的人是什么意思。事实证明，戴维·索普、他的街头受访者以及其他许多讲英语的人似乎都能识别的“男同性恋声音”，确实是一个系统性的现象。语音学家已经描述出了构成这种“男同性恋声音”的发音变异：其中包括更清晰、更长的元音；延长的s和z音；说话带鼻音；还有t、p和k的过度发音——指的是在辅音结尾的单词后面加一小口气，比如“cat”（猫）或“thick”（厚的）听起来像“cat- uh”或“thick- uh”。学者们还注意到，这种所谓的“男同性恋声音”的特点也包括句尾升调，以及轻快的、如音乐般抑扬顿挫的语调。当然还有常见的“男同性恋咬舌发音”，但事实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
相比之下，女同性恋俚语的历史并不像舞厅俚语或 Polari那样丰富，或者至少没有被大量记录过。女同性恋语言缺乏文献记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尽管在LGBTQ+解放运动之前，女同性恋者被逮捕的可能性较低，但她们要独立于男性生活也非常困难，这使得发明出一套系统完备、广为人知的暗语词汇也愈加困难。简单地说，整个社会让女同性恋者从一开始就更难找到彼此（这可能是格申·莱格曼根本不相信女同性恋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正如女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语言学家朱莉娅·佩内洛普（Julia Penelope）曾经解释的那样：“女同性恋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直受到集体性和历史性的忽视，导致她们一直是彼此孤立的。”正因如此，她们没有机会创建一个“能够发展女同性恋审美的、有凝聚力的社群”，佩内洛普说。
我第一次意识到“男同性恋声音”是在六年级，当时我最好的朋友，我戏剧班上的一个男孩，由于他的s发音而遭受了一整个下午的霸凌，然后哭了起来。“他们说我发s音咬舌了，”他告诉我，“他们说我是同性恋。”
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在LGBTQ+解放运动之前的时代，女同性恋俚语绝对已经存在了。我们之所以能确定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一位名叫罗丝·贾隆巴尔多（Rose Giallombardo）的社会科学家，她在1966年发表了一份关于女子监狱的研究报告，其中包括对恋爱中的女囚犯之间书信往来的研究。她从中发现，这些信件中使用的很多俚语都与T/P（butch/ femme）角色有关。T. 或者说“studs”“kings”“mantees”，代表着掌控者角色；P代表顺从者角色。
我们已经讨论过多次，人类语言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具体到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有时甚至是我们说话的音高——都是后天培养的产物，不是天生的。没有谁从娘胎里就带有语调像唱歌的遗传倾向，而且语言学家发现，同性恋和s咬舌发音之间完全没有关联。有些语言里甚至根本没有s辅音。然而，许多讲英语的人都认为世界上存在一种特征单一的、可识别的“男同性恋声音”，却分辨不出相对应的“女同性恋声音”。
一般来说，俚语会在一些社会学家所谓的“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s）中盛行，这些机构在历史上一直采用性别隔离制度，例如监狱、军队、夏令营、寄宿学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像莱格曼这样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女子监狱是发现语言现象的绝佳场所（他们去这些地方也不太容易）。因此，贾隆巴尔多在20世纪60年代管窥到的女同性恋俚语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客观来说，通过声音来判断一个人性取向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毕竟我们又不用声带来交配。所以泰勒的《你听起来像女同性恋吗？》视频中没有任何路人能通过测试也可以理解。但是令人好奇的是，当戴维·索普向受访者提到“男同性恋声音”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至少自认为知道——他具体指的是什么特征。
就像“男同性恋声音”一样，尽管女同性恋者之间的性别角色词汇、 Polari暗语、同性恋暗语和舞厅俚语等词汇系统确实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但并不是所有同性恋者都使用它们，有的甚至根本不了解这类词汇。毕竟LGBTQ+群体来自多不胜数的不同地区、种族背景、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背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触到这些亚文化语言。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组研究人员调查了男同性恋者对所谓“他们自己的”俚语的了解程度，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些词。如果当时的人们愿意研究一下女同性恋俚语，也可能得到相同的结果。这种情况对于同性恋女性来说尤甚，因为她们的历史写满了孤立无援。
泰勒和戴维·索普的访谈调查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女同性恋说话者并没有因为她们的言语不能反映自己的性取向而感到宽慰。一位女性说：“我们喜欢彰显自己的酷儿身份。”另一位表示赞同：“有人认为我们听起来像女同性恋者并不会冒犯到我们。我们并不会为此感到沮丧。”
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随着性的流动性越来越为人所接受，目前我们在这一章所讨论的语言都不再被认为是“同性恋”的了。德博拉·卡梅伦和另一位名叫唐·库利克（Don Kulick）的语言学家曾经说过，与其把咝音s或者颠倒性别代词当作同性恋者的说话方式，不如把它们看作是“无关性取向、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语言资源，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们来表达自我，这样做更合乎逻辑，也更具成效。想想所有那些本身并不是同性恋者，但通过“像男同性恋者那样”说话来塑造某种形象的同性恋偶像们，比如猪小姐，梅·韦斯特。还有奥普拉和吸血鬼猎人巴菲等人，她们被一些人视为女性酷儿偶像，但实际上她们并不是女同性恋者。
事实上，泰勒访谈中的六名女性全都是女同性恋者，她最后向猜测者们透露了这一点，让他们摆脱了尴尬的痛苦。“这我哪猜得出来。”一个棕色松发的年轻人承认。“我没想到她是，没想到她也是，还有她，”一位戴着圆顶礼帽的年长者分别指着排在后面的几位女性说，“所以像我们这样的男人根本猜不出来咯？”
放心，以上例子并不代表LGBTQ+群体又被异性恋者夺走了语言，这跟把“yas”的发明归功于推特不一样。相反，这是在为语言创造公平的大环境，这样“异性恋语言”就不再享有默认的、无须标记的特权地位。男人说话像女人不再代表同性恋，不会再招致攻击骚扰，甚至不会再让人单凭声音便冒出上述想法；女人说话带着“愤怒”或“坚决果断”并不一定代表她是女同性恋者（反之亦然）——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不是更好吗？
《我听起来像男同性恋吗？》发布一年后，一段名为《你听起来像女同性恋吗？》的视频被上传到YouTube 上。同样，主持人——这次是一位名叫泰勒的20多岁的女性——邀请洛杉矶的路人听六名年轻女性重复相同的、符合女同刻板印象的短语：“我最喜欢的商店是家得宝”和“我出门一定带ChapStick 润唇膏”。（当然，她们是用讽刺的口吻说的。）然后，她让路人根据说话者的声音猜测，这六个人中哪一个是女同性恋者。这些路人对自己的答案远不如戴维·索普的受访者那样自信。大多数受访的路人无法确定其中哪位女性说话像女同性恋者，或者干脆拒绝参与。即使听者给出一个猜测，也不能提供类似鼻音或s咬舌发音这种具体的证据。一个男路人说是因为他从其中一名女子的声音中感觉到一点“愤怒”。另外三个人的猜测基于他们感觉到说话者表达时“大胆”、“有掌控感”或“坚定自信”。“啊，在你看来，坚定自信意味着同性恋？”泰勒向一个穿着衬衫的人确认。那人澄清道：“因为这不常见。”“所以你的意思是，自信在女性身上是不常见的。”泰勒确认了他的回答。那家伙紧张地朝她眨了眨眼。
在这样的世界里，戴维·索普和泰勒街头调查中的同性恋者，只有在故意通过咝音s或者说话“大胆”来表达某种态度、凸显自己的不同时，才会被认为是“同性恋”。到那时，一个人违反语言性别规范是被坦然接受、无伤大雅的，以至于听者听到他们这样说话时会想：“哦，这是在表明同性恋身份啊，酷。”如此自然轻松，就像当有人用夸张讽刺的芝加哥口音说话时，听者会想“哦，这人来自中西部啊”一样。
索普希望他的提问对象会说他听起来不像男同性恋者，但大多数人都说他的确像，证据是“男同性恋咬舌发音”（gay lisp）、鼻音和唱歌似的语调。索普不是唯一一个希望自己说话听起来不像男同性恋的同性恋者。“你觉得你说话听起来像男同性恋吗？”他问一个戴着黄色耳钉的人，地点似乎是曼哈顿切尔西街区的一个角落。“我希望我听起来不像。”那人说。
2012年，两名来自曼彻斯特的艺术家与兰开斯特大学的语言学家合作推出了一款名为“Polari Mission”的应用程序，其中包含了500多个 Polari 单词，以及从头到尾翻译成 Polari语的钦定版《圣经》——真该给想出这个点子的人颁个奖。 Polari语版《圣经》的开头写道：“太初，格洛丽亚创造了天地⋯⋯格洛丽亚的仙女在水面上滑过。然后格洛丽亚咯咯笑着说：‘要有火花。’就有了火花。”‘
他发o和a以及其他大多数元音时也会尴尬。他觉得他的发音方式听起来特别像同性恋。索普本人是一名自豪的同性恋者，同时也是一名记者。像大多数被某个尖锐问题困扰的记者一样，他忍不住开始调查“男同性恋声音”之所以存在的神秘原因，以及为什么他的情况如此极端，于是他在2014年制作了纪录片《我听起来像男同性恋吗》（Do I sound Gay？）。在电影的开场，索普在纽约街头向一些陌生人伸出麦克风，并提出了电影标题中的问题：“你好，很抱歉打扰你，我是戴维·索普，我有一个问题……我听起来像男同性恋吗？”
我很感激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需要这种版本的《圣经》存在的世界里，我们已经前进得足够远了，酷儿们不再需要躲在密语后面生存了。但作为一个语言狂人，我对我们所保有的这套记录非常着迷，因为这证明在最黑暗的时期，语言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创意无限、丰富多彩的庇护所。
戴维·索普（David Thorpe）为自己发s音的方式感到尴尬。
另外，把动词“cackle”（咯咯笑）恢复为“say”（说）的同义词这一举动，我可以说（cackle），我是真的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