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很令人沮丧吗？”在节目最后，戈登-史密斯这样说，“在街头采访的这几天，我一直相信人们是想要变得更好的，相信所谓街头骚扰的出发点一定是好的，相信男人真的只是想找乐子和夸赞别人。但是现在我的信念崩塌了，因为当我告诉人们街头骚扰让我们多么愤怒、多么难过. 当我告诉人们性暴力的统计数据时，男人们的反应并不是‘我觉得这些很重要，我不应该再这么做了’，而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就算他们愿意跟你交流，结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戈登-史密斯在那期《美国生活》节目中说，在街头骚扰她的人有几十个，但是她只成功说服其中的一个停下来和她进行真正的交谈。作为一名前演讲辩论赛选手，戈登-史密斯给了这个家伙各种合理的论据——统计数据、深刻犀利的提问、充满情感的个人逸事----让他反思自己的行为。但最终他还是无法被说服。在和这个男人——戈登-史密斯说他挺友好的，“不是个坏人”——相处了 120分钟后，戈登-史密斯唯一做到的就是让他保证不再在街上对女性进行肢体侵犯（他很喜欢拍女人的屁股）。这个男人觉得没有必要停止进行性评论，但他也想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他说：“夸人嘛，我要是觉得没啥不妥……我就还是会说啊。”然后戈登-史密斯争论说，他这样还是把自己的快乐创建在了女性的痛苦之上，根本不在意女性的感受。那个人说：“好吧，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自私。”
很遗憾，戈登-史密斯是对的。仅凭告诉一个街头流氓，或其他任何实施言语性骚扰的人他的话很伤人，根本不足以让他改邪归正。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品行问题，如果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不，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大问题：我们社会文化中的男人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什么、支配什么。
不幸的是，卡梅伦认为在街头流氓身上花任何时间，比如试图与他们讲道理或改变他们的行为，都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们才不会听，尤其是当他们有一群人的时候，”她说，“假设你对一个街头流氓说：‘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刚刚为什么这么说吗？’并且不断质疑他的每一个答案，看着他挣扎着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样做可能的确挺好玩的。但我真的不认为大部分街头流氓能有耐心接受这种‘访谈’。”
街头骚扰. 男同事叫女同事“甜心”，以及一个男人用他永远不会用在男人身上的方式触摸陌生女人——比如在拥挤的酒吧里，一个男人从一个女人身边经过时把手放在她的臀部——这些恶劣行为令人不快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任何形式的性骚扰和性侵犯都潜在地依赖于一个假设，即男人对女人的身体有自主控制权。性骚扰和性侵犯是社会控制的一种表现，是向女人发出“女人是男人世界的入侵者”的信号，因此女人无权享有隐私。
我在社交媒体上让朋友们告诉我，她们个人最喜欢的应对街头骚扰的方法，结果得到了一堆回应，其中有用外语大喊来吓唬他们，做鬼脸来迷惑他们，紧盯着他们看让他们感到被凝视的不舒服。我还问过德博拉·卡梅伦，面对街头骚扰她是怎么做的。“我偶尔会说‘滚远点’，”她告诉我，“但像大多数女性一样，我也十分警惕，尽量避免跟他们发生冲突，因为的确可能会有危险。”
当一个男人触摸一个陌生女人，或者对她说一些露骨的话，就是在暗示他天生拥有支配受害者身体和性的权利，这样就把女人变成了一件玩物，使人们不再关注她所具备的更有价值、更优秀的身份和品质。学者贝丝·A.奎因（Beth A. Quinn）曾指出，根据对性侵犯事件的研究，关注女性的性特征可能会“抹杀对她的能力、理性、可信赖性，乃至人性的认可”。换句话说，一个女人可以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智商180，或者一个在法庭上论辩的检察官，但一旦男性被告律师称她为“亲爱的”，以上一切就全被剥夺否定了。——形成对比的是，当一个男人炫耀自己的异性恋性取向——比如进行街头言语性骚扰——时会让他显得更值得尊重。正如奎因所说：“性权力是不对称的，我这么说的原因部分在于，同样被认为‘性感’时，女人和男人要面对的后果是不同的。”
有一次在联合广场公园，两个反戴鸭舌帽的男孩朝我喊叫，要“让我乐呵乐呵”。“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做，”我回应道，“你们只是想向同伴证明自己是钢铁直男。我在学校专门研究你们这种人。想耍我，没门儿。”我不确信自己是否能成功劝诫某个我遭遇的男人永远不再用言语骚扰陌生人，但我确实唬住了其中一些，让他们尴尬得无地自容，那些时刻对我来说都是小小的胜利。我记得有个人听我说完后扭头就跑，虽然我确信这是因为他被惹恼了而不是感到了挫败，但我的回击确实奏效了。
顺便说一下，这种过度亲密的言语骚扰并不只发生在女性身上。我们的社会文化有一个令人担忧的习惯，那就是总以一种自负傲慢的亲密态度对待各类边缘群体，比如有色人种、酷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等。2017年，对一段随身摄像机影像记录的研究显示，与白人司机相比，警察对黑人司机使用“我的伙计”等态度随便的称呼的可能性要高出61%。这种互动不是感情好的表现，也不代表听者身上有什么应该被夸赞的地方。它本质上只是一个信号，表明说话者认为对方的地位比自己低，而且下意识地觉得宇宙给自己颁发了什么资格证，允许他们如此居高临下地怠慢听者。
客观地说，在街上被陌生人随意评价身体的确非常奇怪，这与其他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都不同，真的会让人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街头骚扰总是让我很苦恼，所以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都只是低下头不予理会。但我20岁出头时上了一两门性别和语言课程，之后我内心的革命反抗精神就被激发出来了. 然后我决定试着正面回击街头骚扰。因为我听说很多男人这样做就是为了看女人惊慌失措时的快速反应，朝他们微笑或者竖中指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骚扰成功，所以我想给那些街头流氓一些出乎他们意料的东西。
为什么很多男人觉得他们有权利评论女性的身体，有权利在会议上无视女性发言，或者以她们来例假、歇斯底里发作为借口任意打发女性？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因为他们缺乏共情。对性骚扰者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女人反击一个男人的性骚扰（对于男人来说，她不应该这样做，她只是他的性对象而已），而这个男人奇迹般地跟她讨论起来的时候，他大概率会为自己找各种借口辩解开脱。他会说你误会了，说他并没有恶意，他是一个“好人”，不应该被抱怨，也不应该因为说几句机灵的俏皮话就名誉扫地。
2017年，喜剧演员彼得·怀特（Peter White）对街头骚扰者的荒唐辩解进行了精辟的纠正：“我认为男人应该遵守这条黄金法则：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要在街上对一个女人说任何你不想在监狱里听到其他男人对你说的话。”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是在装傻罢了。因为研究表明，当性骚扰者被要求与他们的骚扰目标互换位置时，他们能够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他们并不是行为欠考虑，然后被别人误会了意图. 而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漠不关心。他们缺乏共情。这一切背后的深层问题，与我们的社会文化如何教导男人“是个男人”有很大关系。
3%这个数字非常有趣，尤其是考虑到大多数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都说他们只是为了表达欣赏赞美。“我没那个意思”“我是在夸你啊”“我们只是普通人，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而已”，这些是语言学家从街头骚扰者那里收集到的一些回答。撇开统计数据不谈，这些强词夺理的说辞最大的逻辑漏洞是，对从身边经过的陌生人吹流氓哨，主动评价他们的穿着或行为举止，对福斯一般不会关注的特殊身体部位发表性评论，这一系列行为完全不符合专家们观察到的任何一种称赞行为的标准。——2008年的一项研究通过观察分析这类行为得出了最中肯的结论，即男性对女性的称赞大多与外表无关，而是为了在向女性提出可能有损面子的要求或批评时缓和语气，而且总是发生在彼此认识的人之间，例如：“凯特，你知道你是我的最爱，但你能不能明天尽量准时出现？”2009年，语言学家内莎·沃尔夫森（Nessa Wolfson）和琼·马内斯（Joan Manes）在一篇名为《称赞作为一种社交策略》（“The compliment as a social strategy”）的论文中表示，无论其直接功能是什么.“称赞都有一种潜在的社交功能，可以创造或加强称赞者和被称赞者之间的团结”。如果有一个不熟悉人类社会互动模式的外星人，我们要用一种善意的方式与其创建联系，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微笑”是个不错的办法，而“让我拍拍你的美臀”绝对不合适。
我们的社会设立的男性气质的既定标准是非常极端且不恰当的：人们要求男人要强壮有力量，只能是异性恋，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女性气质划清界限。为了展现男性气质、保护自己的男人身份，男人很快就学会了一条生存法则：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自己的观点压制女人的观点，必须无视女人的痛苦。正如贝丝·A.奎因在2002年所写的那样：“男人无法与女人共情，因为男性气质的束缚使他们无法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而男人在与女人相处时的道德立场也因为缺乏共情而降低了。”这种对所有女性化事物的共情缺失无疑也反噬了男性，因为男性气质的标准不允许男性表现出任何可能“像女人”的情感、身体或语言特征。于是他们总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叫作“异性恋本位的男性化行为”的僵化盒子里，害怕自己因被认为女性化而陷入男性特权被剥夺的危险境地。
在广播节目《美国生活》（The American Life）的一期里，澳大利亚记者埃莉诺·戈登-史密斯（Eleanor Gordon- Smith）试图在悉尼的繁忙街道上采访每一个挑逗她的男人。为了说服她遭遇的其中一名男性，让他相信女性实际上并不喜欢陌生人不友好的性评论，她引用了一项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67%的女性认为与街头骚扰者互动会招致暴力伤害；遭遇街头骚扰后，85%的人会感到愤怒. 78%的人会感到厌烦，80%的人会感到不知所措. 72%的人会感到恶心。2017年，我自己做了一项小调查，让我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街头骚扰带给她们的感受：“渺小”“被贬低”“被物化”是最常见的回答。“喊回去！”组织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只有3%的女性认为街头言语性骚扰是一种称赞。
我认为共情缺失也是造成打断女性发言、不回应女性、男性说教、称女性“歇斯底里”，以及目前已知的许多其他用语言凸显男性权力的行为频频出现的原因。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男性气质会阻碍男性与女性团结在一起，所以当一个男人无视或用暴力压制女性的声音时，他就是在按照社会标准行事，而且做得很好，充分履行了他性别角色的职责。而这种性别角色所造成的伤害，就变得不足挂齿。
大多数女性没有在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被打断发言的经历，但她们都经历过言语性骚扰。在所有贬低女性的语言策略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往往是街头言语骚扰，因为（1）这是一种几乎所有女性，或外在形象被视为女性的人都经历过的性别压迫形式，而且（2）经历过的女性几乎都对此深恶痛绝。根据非营利组织“喊回去！”（Hollaback！）和“停止街头骚扰”（Stop Street Harassment）在2014年进行的两项调查显示，65%到85%的美国女性在17岁之前经历过街头骚扰。有此遭遇的女性涵盖各年龄段、种族、收入水平、性取向、地区，受害者中还包括许多男性，尤其是非异性恋和非顺性别男性。来自“停止街头骚扰”组织的数据显示，自我认同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或跨性别者的受访者明显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街头骚扰。黑人和西班牙裔也更容易遭遇频繁的街头骚扰。
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曾说过，当女性或酷儿的经历无法被讲述时，人们就会以为这两类人群根本不存在。在我们有“性别歧视”“性骚扰”“恐同”这样的标签之前——这些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出现——人们只会指责受害者，说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出了问题：女人过度敏感、神经质（或者说是她“自找的”），同性恋者都面目可憎、令人恶心。但即使我们命名和承认他们的经历，我们仍然经常把解决问题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我们教导女性，如果你在工作、感情，或者只是从地铁站走到公寓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那么你就有责任，而且只是你自己的责任，找到让自己被倾听的办法。比如在2017年，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参议院的发言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制止，但她无所畏惧地继续发言。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创建自己的组织、走上街头，告诉那些性侵犯者“不可以！”。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法庭上取得重要地位，情况反而变得更糟了。”该研究的作者们写道，他们同时证明了打断发言的动机绝对包含性别因素，与大法官资历是否深厚毫无关系。得出这一确凿结论的根据是，研究者发现女性法官不但比男性法官更经常被男性同事打断发言，而且也更经常被法庭职权低于她们的男性打断，也就是那些试图说服她们的男性辩护律师。由此作者总结道：“尽管最高法院大法官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一部分人，但性别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力大约是资历的30倍。”——更别提在2015年，最常见的打断法官发言的现象是男性辩护律师高声盖过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的声音发言，这种情况占到当时法庭上所有打断事件的8%。索托马约尔也是最高法院唯一的有色人种女性法官。
我想花点时间从语言学的角度简单批评一下这种错误做法，就是在谈论性同意时，我们教女人说“不”，同时教男人倾听女人的拒绝。对现实生活中拒绝案例的分析表明，讲英语的人往往会遵循一套明确的模式，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拒绝事物，这其中并不包含大声说“不”。相反、这套模式通常是：表现犹豫+使用模煳限制语+表达遗憾+给出一个文化上能被接受的理由。比如“嗯，好吧，我很想去，但我得完成这项作业”，或者“哦，对不起，我得回家喂猫了”。作为听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别人话里的意思，不管对方是委婉含蓄还是直截了当。——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朋友邀请你出去喝咖啡，而你却直愣愣地说“不！”. 那该有多奇怪！更不用说在有人实施性侵犯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拒绝可能会导致更危险的情况发生。教导人们“不就是不”的问题在于，它实质上免除了性侵犯者应该依照常识倾听并领会说话者意愿的责任，于是他们就可以说：“可是她并没有直接说‘不’啊。我又不会读心术。”然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会说：“有道理。还是她的错。”另外，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算受害者直白地说“不”，性侵犯者也不会听的。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只是根本就不在乎，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告诉他们男人不必在乎女人的感受。
近年来，语言支配行为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17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最高法院1990年、2002年和2015年的庭辩记录，结果发现，随着更多女性法官坐上了法官席，女性发言被打断的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多。如果你期待女性法官越多，女性权力就能常态化，你可能会大失所望。“打断发言是为了创建主导地位⋯⋯因此，女性越有权力，被打断发言的次数就会越少。”研究者这样写道。然而现实情况是他们发现：在1990年，当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O' connor）大法官是法官席上唯一的女性时，35.7%的打断发言是针对她的，这在九位大法官中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十二年后，在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成为大法官后，这两位女性法官发言被打断的次数所占的比例达到了45.3%；2015年，当三名女性法官——金斯伯格、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和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坐上了大法官席位，这个数字上升到了 65.9%。
当然，鼓励边缘群体大声而明确地自我主张是重要且必不可少的。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只能解决一半问题。另一半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原本就给女性和酷儿为自己挺身而出设置了重重阻碍。
令人充满希望的事实是，不平等实际上不是在所难免的。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服那些目前霸占着麦克风的人——也就是垄断社会和政治控制权的人——听从幼儿园老师当初给我们的教导：轮流来，让别人也有机会拿麦克风。另外需要做的是，让那些一直以为自己不配获得麦克风的人有机会直接拿到它。但棘手的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为什么这些语言支配行为会以这种方式发生——我们必须理解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和其他形式的基于性别的语言骚扰的社会功能----否则以上种种都是空谈。理解上述行为将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现有的处理话语权力行为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太好，然后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明尼苏达州古斯塔夫阿道夫学院的性别和哲学学者佩格·奥康纳（Peg O’Connor）这样解释道：“我们的性格和处境都与伊丽莎白·沃伦有所不同。太多女性如果敢强硬拒绝性骚扰或是大胆指控性侵犯，就会遭到解雇。在她们的私人关系中，女性也常常害怕说出真相可能面临的后果。”对于因反对性伤害而受到惩罚的恐惧是全方位的，并最终从内到外控制了女性的行动，使女性自己选择了沉默。“这绝不是在指责受害者，”奥康纳解释道，“而是在确认被支配或被压迫的人是如何‘自我监管’或变得‘温顺’的。”
“堵嘴噤声永远是一种政治策略，”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的论文中写道，“失去了声音就意味着失去对事情的‘发言权’，失去讲述自己遭遇和经历的‘发言权’，失去能代表自己的一切……不论是在被剥夺者眼中，还是在其他人眼中，被剥夺话语就等于被剥夺了人性。”当一个人的人性被剥夺时，平等对待他们的义务也同时被取消了。“因此，以任何形式让女人噤声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让男人更享受交谈，”拉科夫说，“它是制造、强化政治不平等，并使其看似合理且不可避免的基本工具。”
更重要的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社会文化一直灌输着女性脆弱、过度情绪化、不适合掌权的信息，许多女性便内化了一种信念，即认为女性没有话语权是很自然的。她们无意识地认为沉默是女性身份的一部分，太张扬、太果决意味着会失去女性身份，而女性身份是她们的存在不可或缺的珍贵组成部分。
男人经常随意地用语言来支配女人并不是什么新闻。我们很难忘记，不久以前女人甚至在法律或政治意义上还不被认为是“人”（美国女性直到19世纪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财产，半个世纪后才拥有投票权，而这还仅限于白人女性）。尽管女性在商界和政界的优秀代表越来越多，但整体而言，女性的境况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好转。相反，事实往往是，随着女性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控制权，男性借助话语凸显权力的行为也在相应增多。因为男人们早已习惯了自己作为全人类的代言人，这真要感谢几千年来的“传统”；所以当女人开始进入他们的领地时，男人们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巩固自己合法享有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街头言语骚扰、打断女人发言、无视女人并说她疯了，以及其他的噤声手段，都是在回应女人对他们权威的渐进挑战，都是让女人的想法和言论变得无关紧要的方式，都是阻止女人夺回权力的诡计。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人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如果在街上被陌生人骚扰，或者自己穿牛仔裤时被陌生人评价臀部，自己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狰狞面孔或巧妙的话语进行回击。在这样的世界里，性和调情将是人们在双方同样渴望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强调同意或者拒绝将变得不再必要，因为每个参与者都将提前花时间运用共情来了解对方的想法。“hysterical”这个词会和“old maid/ spinster”一道被葬入遗忘的坟墓。每个人，无论性别，无论在什么时候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麦克风都在那里，触手可及。
男人还有一种行为是，当一个女人指出他们的不妥行为冒犯了自己时，他们会反驳并否认女人的指控。
要创造这个完美世界，一开始不是要教女性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而是要教育男性——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教育，越早越好——世界并不只属于他们。当男人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作为他们的父母和老师，我们必须打破社会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男性气质传统观念。我们必须接受并真正鼓励男性在看到其他男性试图从语言或其他方面攻击贬抑女性时，同情女性、站在女性一边、站出来维护她们。就像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把自己作为人的原则置于兄弟之间的忠诚之上。”要让他们知道，把世界上任何不是男人的人当成入侵者是错误的。
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是一种类似的控制策略。许多研究表明，女性在工作和社交场合比男性更容易被打断（1975年的一项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调查发现，记录在案的男女对话中，几乎98%的打断都是男性造成的）。更糟糕的是，男人还有完全不做回应的行为。罗宾·拉科夫曾指出，打断别人发言所传达的含义是说话人在此没有发言权，或者他们说的话不重要，但是完全不回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受害者发言的存在。这就像是在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所以对听者来说，女人的发言可能只是一阵噪声有点大的风，根本不值得回应。记得有一次，我向一群富有创造力的高层人物推销一个项目，他们的老板是一个60多岁的英国人，他在整个会议中一句话也没说，当我发言结束时，他立刻开始和同事继续谈论我来之前他们在聊的话题，仿佛我刚刚45分钟的讲话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2015年，谢丽尔·桑德伯格·向《纽约时报》讲述了一个叫格伦·马扎拉（Glen Mazzara）的人的故事，他制作了一部热播电视剧《盾牌》（The Shield）。马扎拉在该剧的推介会上注意到，该剧的两位女性编剧从来不发言，于是他把她们拉到一边，鼓励她们不要那么害羞。两位编剧直言这不是“害羞”的问题。马扎拉也很快发现，几乎每当这两位女性编剧之一想推介什么，她就会被打断，不得不住口，或者她的想法会在说完之前就被一个男人窃取并因此获得功劳。马扎拉是个大忙人，他本可以忽略这两位女性，也可以告诉她们要练习如何才能更好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但相反，他试着通过改变推介会现场的互动模式来帮助她们，让她们的声音真正被听到：他设立了一条“不可打断”规则，这样任何人都不被允许在任何性别的人把话说完之前打断他们。事实证明，新策略奏效了，两位女性编剧的想法得到了倾听，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都提高了。
其他基于性别的权力游戏包括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教你做事”的口气与女性交谈，也就是“mansplaining”（男性说教）。最近最著名的“男性说教”的例子之一，来自2017年的一段视频，视频中有六位杰出的科学家在进行小组讨论，其中一位是女性，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韦罗妮卡·胡贝尼（Veronika Hubeny）。讨论进行一个小时后，男主持人（不是物理学家）终于向胡贝尼提出了一个问题，但他的音量马上盖过她，试图替胡贝尼解释她的研究，却没有成功。此时一名观众喊道：“请让她说话！”观众们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主持人终于闭上了嘴。
手握权力的男性应该把以此方式伸出援手视为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最终也能从多元化的声音中获得好处。从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男人之一那里得到一点启示吧：在2014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结束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请八名记者提问——全都是女性。这一行为立即登上了国际新闻的头条。“如果一位政治家只给男性提问的机会，那就不会是新闻，那是普通日常，”谢丽尔·桑德伯格评论道，“我们想知道，如果我们在会议上都像奥巴马那样，尽可能为女性提供发言机会，会发生什么。”
自父权制出现以来，语言一直是男性维护其统治地位，确保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的性别无法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主要手段。在公共场合猥亵地调戏陌生人可能是他们最浮夸的策略之一，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策略。其他剥夺权力的策略还包括，给女性贴上“overemotional”（过度情绪化）、“hormonal”（荷尔蒙过剩）、“crazy”（疯狂）、“hysterical”（歇斯底里）”的标签，以此将她们的经历贬低为不可采信的、不值一提的；或者在工作场合称女同事为“sweetheart”（甜心）或“young lady”（小姑娘），把女同事（通常是潜意识地）贬低到从属于他们的地位。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办公室里，公司老板用头发颜色指代每一个女员工：“你今天来得可真早啊，金发美女。”“那篇文章写得怎么样了，小粉妞？”——我还有一个同事是男员工，他的后脑勺剃着锯齿形的发型，但老板叫他时只叫他的名字“丹尼尔”。
这并不是说，男人在着手解决整个问题的时候，女人都去坐嘉年华大邮轮，从阴道形状的鸭嘴杯里咂咂地喝着椰林飘香鸡尾酒，什么都不用操心，坐等母系革命胜利就行了。尽管这听上去十分令人振奋，但现实地说，我们也必须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站出来抗争。当受到委屈和被误解时要大声疾呼，要相信彼此，要主动申请有权势的职位，要多聘用女性。罗宾·拉科夫在1992年写道：“假如我们自己顺从地不发出声音，那么人们就不会感到恐惧或羞愧，从而会失去任何做出改变的动力。”
那个男人并不是真想和我结婚，也并不是想让我觉得我自己很棒，他只是希望我听到他的声音，让我明白他能控制我，至少在那几秒钟能控制我。因为街头骚扰本质上与性无关，它只关乎权力。
取得话语权、得到人们的倾听和尊重这一过程着实不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令人沮丧。毕竟语言非常有趣，而且除了不允许在电影院大喊“着火了”之外，很少有法律会管控我们可以说什么。对那些喜欢用并非人人觉得“合适”的方式说话的人来说，这尤其是个好消息。而在我看来，采用某些人认为“不合适”的说话方式和词汇，是你在语言方面可以做的最女性主义的事情。
很多语言中都会有一个短语来形容一个人（通常是一个男人）在街上对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通常是一个女人或具有女性外表的人）大声进行性评论的行为，因为几乎能在每个国家找到这种街头言语性骚扰行为。尽管很多街头流氓（catcaller）声称他们这是在夸赞别人（“宝贝儿你这是去哪儿啊？”“肏，看那屁股！”），但社会科学家和遭遇街头流氓的人都能看出这才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会因为别人觉得我性感而激动，不管我穿着什么衣服，从迷你裙和高跟鞋到药妆超市里随手买的万圣节睡衣套装，我总会在街头被这样“搭讪”。我那身万圣节睡衣上写着“Boo！”（嘘声），然后街头有个人就“嘘”了我，还向我求婚。
你准备好享用美味的“不合适”的语言了吗？如果美国电影协会要对下个章节进行评级（我很高兴他们没有这么做，幸好书不需要像电影那样接受评级），那下一章必然会因为脏话被评为R级（限制级）。
在公共场所骚扰女性这件事，印度人把它叫作“挑逗夏娃”。我觉得挺有诗意的。这个短语让我联想到的画面是，地球上的第一个男人踮着脚尖、欢快轻佻地跟在地球上的第一个女人身后，他遮羞用的无花果叶随风轻舞着。在叙利亚，这种行为有时被称为“taltish”，这个词就不那么诗意了。它有两个发音刺耳的字母t，描述的是一种轻快利落地述说某事的方式，感觉就像把一杯马提尼酒泼在听者脸上。“piropos”这个词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很有名，它来自古希腊语单词“pyropus”，意思是“火色的”。据说，古罗马人用这个词表示“红色的珍贵宝石”，类似红宝石：它代表着心脏，因此男人追求女人时就会送她这种宝石（没钱送女人宝石的男人们，就改送花言巧语）。但我用来代表骚扰女性行为的词只有一个，它是在18世纪的英国被发明出来的，那时它指的是对脆弱的戏剧演员起哄的行为：“衣服不错啊，美男！”，或者“滚下去！”。在英语中，我们称之为“catcalling”（喝倒彩；吹流氓哨、街头言语性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