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男性语言学家为这种赋予物体人称代词的做法起了个名字，称之为“升级”（upgrading），好像把这些东西叫作“她”，就把它们提升到了人类的地位。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样做是同时把女性贬低到玩物和私有财产的位置。
1995年，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波音美人》的文章，作者是一位飞行员，他这样描述他的波音727客机：“我的妻子乔安娜今天遇到了她的竞争对手。在我们31年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知道‘另一个女人’的存在……当然，我说的是一架飞机……但这是一架多么好的飞机啊。”一个爸爸炫耀他刚上过蜡的宝马摩托车，说：“她可真是个美人儿！”一个IT人员在你工作的时候停在你的办公桌前，看了看你出了故障的笔记本电脑，说：“把她打开！”2011年，一群语言学家在《流行文化杂志》（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商家销售的带有性别歧视的纪念T恤，其上印着的标语包括“卡特里娜，那个婊子！”“我被卡特里娜骚扰、鄙视，还被她肏了：臭婊子”“让卡特里娜吹我吧：她阻止不了我去2006年的油腻星期二狂欢节”。
实际上，这些把女性比作自然力量、领地财产和技术产品的隐喻，是将女性性别推到了远离人类的“他者”范畴。在罗曼看来，通过把“她”模拟为风暴和海洋，“女人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冲突的象征，她用美貌诱惑男人，用魅力吸引男人，但她十分危险，因此需要被征服”。女人是需要被殖民的大陆，是需要被攻占的堡垒。这种情绪不仅反映在英语中，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从意大利语到泰语——中都是如此。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所谓的“开国之父”，而该国的土地却被视为一个女性实体——“大自然母亲”“处女地”。在语法、寓言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女性都被看作文明的男性世界之外的荒蛮之地，野性的东西命中注定需要被驯服成我们传统上希望女性成为的脆弱、娇嫩的花朵。
在迪尔巴尔语的系统中，一个东西只要不能杀死你，就被认为是阳性的。将名词按照危险与否的标准加以性别化的区分这种做法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但其实讲英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想想所有用代词“she”而不是“it”来指代非人类事物的例子，例如汽车、船只、飞机、海洋、国家、尼斯湖水怪和飓风。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气象局正式决定借鉴海军气象学家用女性名字命名其船只的传统，只给飓风起女性化的名字。幸运的是，在1979年，两个部门共同采取了性别平等行动并修改了该命名系统，将男性和女性的名字都包括在内。以上所有这些事物，都是巨大的、具有挑战和威胁的，同时又有着被男人征服的漫长历史。
一些学者认为，具有语法性的语言对说话者的态度会产生更明显的影响。198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希伯来语等有语法性的语言长大的孩子，比说英语或芬兰语长大的孩子更早开始形成自己的性别认同。对这些发现的一种解释是，像希伯来语这样的语言可能会在意识形态上更早地让讲这种语言的人陷入性别刻板印象。但罗曼对此并不担忧，因为一个问题越是显眼，就越常被讨论。罗曼说：“在使用有语法性的语言的地方，比如法语和意大利语地区，说话人的注意力经常被吸引到性别问题上，而英语区就不是这样。”只要对问题有更多关注，解决方案或许就近在咫尺了。
迪尔巴尔语系统也是将“阳性”作为默认项的一个例子。仿佛在这个语言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阳性的，除非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某事物不是这样的。这种默认的男性/雄性模式出现在数百种语言的语法结构中，比如法语中只有阴性名词用e做标记，或者在意大利语中，一群男孩和女孩会自动被称为一群“男孩”（只有当一群人都是女孩时，你才会听到人们使用阴性名词）。有时候，男性/雄性的默认模式会毫不掩饰地出现在语言里，例如埃塞俄比亚的迪兹语（Dizi）就把几乎每一个名词都归类为阳性，除了那些“天生”为女性/雌性的东西，如女孩、女人、奶牛，以及小尺寸的东西，如小扫帚、小花盆。于是语言成了一种明目张胆地排斥所有阴性事物的终极手段。
尤其是在法国，语言是女性主义者最有力的抵抗工具之一。法国女性经常用阴性词代替阳性词，比如用阴性的“la personne”（人）代替阳性的“le sujet”（主体）来描述故事或对话里的人物。“虽然从理论上来说，‘le sujet’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但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观点之一是父权制一贯将主角设置得男性化，从而彻底把女人排除在外，”罗曼解释道，“多么矛盾，这个语法上包含女人的单词却反过来抛弃了女人。”
一个非常不理论化的例子来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迪尔巴尔语（Dyirbal）。迪尔巴尔语有四类名词，第一类是阳性的，第二类是阴性的，第三类专门指可食用的水果和蔬菜，第四类是指不属于前三种类型的任何东西。这种分类听上去十分简单明了，但奇怪的是在迪尔巴尔语中，一只动物总是首先被归为阳性，除非该动物明显比其他同类更有害或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被归为阴性。例如，在迪尔巴尔语里，鱼属于阳性名词，而危险的鱼，比如石鱼和颌针鱼，就被标记为阴性。所有其他可能致命的生物，以及任何与火、水、战斗有关的东西也是如此。“这种分类原理告诉了我们，迪尔巴尔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并与之互动的。”罗曼说。
在英语中，我们使用更具包容性的“person”来代替一些单词中原有的“man”，例如“chairperson”和“salesperson”。但与法语的区别在于，英语试图将性别完全从这些词中抹掉，但法语中的“la personne”是明确的阴性词。英语的“person”没有彰显那么“激烈”的态度，因为它并没有把单词彻底转换到女性范畴。罗曼评论道：“一旦把‘la personne’翻译成英语，法国女性使用该词的政治意义就丢失了。”尽管女性主义者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吸引人们对英语的注意——通常是通过文字游戏和重新拼写来实现的，比如“herstory”（“她的故事”，历史）、“womyn”（女人）”.以及“shero”——但似乎并没有获得那么多的关注。
泰米尔语和奥吉布瓦语这两个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语言的分类系统完全不是任意的，而是直接基于使用者对每个单词含义的理解而产生的。人、动物、树木和神灵都属于奥吉布瓦语名词中有生命的一类，而且在奥吉布瓦人的文化观点中，雪和炊具也是“有生命的”名词。但是在语法性有阴阳性之分的语言中，名词分类的文化意义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因为语法性与语言使用者在文化上对人类性别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理论上他们对男人和女人的印象不可能摆脱语言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在他们学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固化。
部分原因可能是，包括上述单词在内的很多词从理论上说已经去性别化了，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经“女性化”改造后的词。许多女性喜剧演员说，她们讨厌被人们称呼为“comediennes”（女喜剧演员）。“我不喜欢人们这样叫我，”《大城小妞》的主演伊拉纳·格雷泽2016年告诉 Elle杂志，“人们会专门说‘doctresses’（女医生）吗？”赵牡丹⁺对此表示赞同：“我更喜欢被叫作脱口秀演员，不加‘女’。”
还有很多语言的名词分类系统并没有明确的性别区分（并不像莱普修斯所说的——不管他是什么意思——对生理性别有“较低级的理解”）。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语中，名词按种姓的高低来区分。一种名为“奥吉布瓦”（Ojibwa）的美洲原住民语言根据“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差异给名词分类（在我看来这似乎比阴阳性区分法更符合逻辑）。
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在英语中，过于“女孩化”的后缀，如“- ette”和“- ess”，实际上具有明确的负面或贬低的含义。毕竞，“- ette”最开始并不是一个女性词缀，而是用来指代小尺寸或者低价值的东西，例如“kitchenette”（小厨房）、“cigarette”（香烟）。像“actress”和“waitress”（女服务员）这样的词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但过去这种加女性后缀的名词数量更多：“neighboress”（女邻居）、“singeress”（女歌手）、“servantess”（女仆，女侍者）、“spousess”（女配偶）、“friendss”（女性朋友）、“farmeress”（女农民），甚至的确有“doctoress”，这些都是中世纪英语中真实存在的词，但后来逐渐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这些语法性的指定究竟能对人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产生多大影响？有研究证明，其影响是巨大的。1962年，学者们进行了一项实验，向讲意大利语的人展示了一系列编造的莫名其妙的名词，这些名词有的以o结尾，有的以a结尾——在意大利语中，通常o是阳性后缀，a是阴性后缀。这些人被要求想象这些假名词可能代表什么，然后用一系列形容词来描述它们，比如好、坏、强、弱、小、大等。然后，他们被要求用相同的形容词描述男人和女人。结果呢？阴性名词和女人都被描述为“善良的、软弱的和娇小的”。阳性名词和男人都是“恶劣的、强壮的、高大的”。这项研究证明，语法性不可能不渗透到语言使用者的世界观中。
有很多女性反对使用这些女性化的后缀，但也有人喜欢它们。就像有的女性非常希望自己的性别在“女作家”或“女科学家”等称呼中被突出一样，也有女性喜欢并认同性别倾向明显的“女孩化的”语法结构。不久前，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聊过，意大利语对雄性大象和雌性大象进行了区分——“elefante”是“雄性大象”，“elefantessa”是“雌性大象”——尽管我收到的评论中有一半表示这样很奇怪也毫无道理，但我也收到了一些女性的留言，她们认为“- essa”后缀具有迷人的女性气质，丝毫没有贬义。
今天，如果一名女性从政府部门的“segretaria”起步，一步步晋升为政要秘书，她就必须把头衔的后缀改为阳性的。对她来说，事业的上升就意味着她头衔的“男性化/阳性化”。
很多女性都觉得女性化的单词后缀非常有魅力。一个鼓励年轻女孩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工作的英国组织就以其公司名称“STEMette”为荣。我最近浏览了一位女性企业家创建的网站，她把自己称作“entrepreneuress”（女企业家）。这些名称是否带有性别歧视，我们目前无法得出结论。但值得思考的是，它们为什么会给我们这样或那样的感觉。
在意大利语中，阳性名词“segretario”指的是受人尊敬的政要秘书职位，比如传统上由男人担任的国务卿，而阴性名词“segretaria”指的是收入较低的接待员，传统上由女人担任。
从批评语法性中获益的当然并非只有女人，对于跨性别者和非常规性别者来说，这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非常实用。你可能会认为，一个觉得自己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的人根本没办法使用像法语这样的语言，但讲法语的酷儿们想出了一些非常有创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语言学家拉尔·齐曼说：“实际上，人们可以借助二元语法性系统将自己置于二元性别之外。”齐曼为学校教师举办了专门的讲习班，教授他们如何在使用二元系统的语言的情况下包容多元性别。
法国女性主义者试图想出几个替代词，比如“la docteur”“la docteure”“la doctoresse””。但在法国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语法警察，即一个叫作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 e Française）的官方语言委员会，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些词，也拒绝将它们收入词典。——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法兰西学术院目前的36名成员中只有4名是女性；也不知道为何其中有6名男性成员的名字都是“让”（Jean）。
比方说，讲希伯来语的酷儿经常把阴阳性形式混合使用，或者发明全新的形式，以英语使用者没机会尝试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酷儿身份。2016年，一则有关马里兰州某个说希伯来语的夏令营的消息流传开来，该夏令营允许孩子们修改有性别倾向的单词后缀，好让每个人都感到被包容。希伯来语与意大利语类似，也会用阳性的“孩子”一词来描述任何一个包含男孩的群体，哪怕其中的男孩只有一个。希伯来语中的“孩子”词尾是阳性后缀“- im”，而这个词的阴性后缀是“- ot”，但在莫肖瓦夏令营，男孩和女孩们把这两种后缀混合在一起，发明了一个新后缀“- imot”。就连“露营者”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也是有性别区分的，“chanich”的意思是男性露营者，“chanichah”是女性露营者，这就把那些不认为自己属于二元性别的露营者排除在外了。然而在这个夏令营中，非二元性别的孩子可以使用一个新的、去性别的词：“chanichol”。
在有语法性的语言中，有很多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概念是无法按照规定标准用“语法正确”的方式进行交流的。例如在法语中，最受人尊敬的工作称谓都是阳性的，比如警官、医生、教授、工程师、政治家、律师、外科医生以及其他几十种工作称谓（而“护士”“看护人”“仆人”这些词恰好都是阴性的）。所以，如果你想用法语说“医生很勇敢”，但这位医生恰好是女性并且你想指出这一点，那你就倒霉了，这句话没法说对，因为从语法上讲，法语名词“le docteur”（医生）和形容词“courageux”（勇敢）都必须是阳性的。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这些新的语言用法既迷人又令人兴奋，但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兴奋。我认识的许多人（以及在 Reddit上看到的一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从不考虑也不关心“正确语法”，但此时此刻突然变得焦躁不安，因为他们看到竟然有人仅凭个人心意就想改写词语。在这些人眼中，语法是至髙无上的、稳定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以随意挑战。
有的时候，语法性中的性别歧视能把人气死。
在美国，人称代词的变化也掀起了不小的风浪。随着跨性别者和非二元性别者越来越多地步入福斯视野，关于“首选代词”（preferred pronoun）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许多认为自己非男非女的人选择使用“they”（伊）⁺作为自己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并拒绝接受把“they”用作“单数”人称代词，因为这个词从他们一开始学习起就是复数的。他们反驳说，任何其他用法都是语法错误。
就语法性理论而言，格林和莱普修斯都是蠢蛋，英语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吗？——我们也得有点 19世纪普鲁士男人的自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语言是否反映“自然”性这一问题持有极端观点。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语言和“自然”性之间根本没有联系，没有“渗透”。不过格林和莱普修斯在一件事上是正确的，即语法性与说话者对男性和女性的态度并不总是无关的。语法性既不客观、也不必然为真。
这些人的逻辑有两个巨大缺陷。第一，用复数代词表示单数含义对讲英语的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几百年前，第二人称代词“you”只能代表复数“你们”，“thou”是单数“你”，例如：“Thou shalt not kill”（你不可杀人），“Thou shalt not lie”（你不可说谎）。不过最终，“you”的含义扩展到了单数代词，“thou”被彻底抛弃了。谁能保证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they”上呢？
格林有个朋友叫卡尔·莱普修斯（Karl Lepsius），是普鲁士的语言学家，他同意这种精准的诠释。莱普修斯甚至声称，只有文明程度最高的、“人类历史上能领导世界的强国”才会区分名词的性。在他看来，有语法性的语言的使用者对人类的两种生理性别有更全面、更成熟完善的理解。没有语法性的语言？它们在“衰落”。
反对“they”成为单数代词的另一个重大逻辑缺陷是，大多数人其实已经非常自然地这样用它了，自然到他们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在本章中已经用过一次单数代词“they”，找到它的人得100分。自中古英语时代以来，讲英语的人就一直用“they”作为单数代词指代尚不知晓其性别的人，比如：“Someone left their go blet in the gatehouse.”（有人把他的酒杯落在门房了。）从语法规则来说的话，“they”一直都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第三人称单数类指代词，直到18世纪晚期才发生改变。因为那时，语法学家决定让人们把“he”用作类指代词了。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因为拉丁语曾经就是这么用的——讲英语的人对拉丁语的痴迷造成了英语中许多最令人困惑的语法规则，比如什么时候该用“you and l”，不该用“you and me”。结果就是，格式手册收入了类指代词“he”、多数教育从业者也紧随其后，迅速说服自己在任何语境下都不可以把“they”用作单数代词，这不仅在语法上不可接受，而且从根本上“不合逻辑”。
历史上一直有少数男性学者试图操纵语法性和人类性别之间的关系，以反映他们对男性和女性的个人看法。19世纪初，德国语法学家雅各布·格林（Jakob Grimm）将语法性的指定视为生理性别的直接延伸，他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解世界是非常必要的。“他说语法性的概念是‘自然’秩序在每一个物体上的延伸，”罗曼解释道，“在格林看来，用阳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出现得更早、形体更大、更坚固、速度更快、更刚硬、更活跃积极、更灵活敏捷、更有创造力；而那些阴性名词命名的东西则出现得更晚、形体更小、更柔和、更安静、更隐忍/被动、更愿意倾听和接受。”
尽管如此，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包括许多受人尊敬的作家，都选择忽略这个新的“he”，继续使用“they”作为不区分性别的单数代词——简·奥斯汀在她的6部小说中使用了整整75次。比如《傲慢与偏见》中的这句话：“But to expose the former faults of any person，without knowing what their present feelings were，seemed unjustifiable.”（但是，不知道别人现在的感受，就去揭露别人过去的缺点，这似乎不近人情。）再加上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主义者抗议说类指的“he”含有性别歧视，于是最终，语法权威们听从了民众的声音。今天，许多著名的语法参考书，比如美联社格式手册（AP Stylebook），以及脸书和加拿大政府等极具影响力的机构，都开始正式支持单数“they”的使用。因为大多数人都同意，在实际生活中，类指代词“they”比类指代词“he”更好用，根本不在乎语法书怎么说。
我在高中的外语课上学了意大利语，这是一门有语法性的语言。在学习哪些单词是阴性的，哪些单词是阳性的时候，我总是想知道每个名词到底是如何得到其性的。为什么桌子、椅子和叉子这些词是阴性的，而餐巾、食物和刀这些词是阳性的？表面上看，这似乎完全是随机的。但是语言学家表示，给名词指定性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形态学家格雷维尔·G.科比特（Greville G. Corbett）曾经写道，性的指定背后的原理在不同语言中存在很大差异。有些语言是基於单词的发音或结构，有些语言是基于词义，而大部分语言会同时考虑单词的结构和意义。此外，一个词的性的指定及其背后的动机，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如今，单数“they”面临的唯一问题似乎是，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既不是“he”也不是“she”，并专门要求别人用“they”称呼自己时，人们无法接受。这时，你就会听到这样的争论：这样用“they”如何违背基本语法规则，如何令人困惑，如何麻烦，不如不用。我认识的人里有一些认为，只要我们想出一个全新的代词就可以解决整个问题，因为这样至少你会知道说话者指的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但问题是这个办法我们已经试过了，并没有成功。20年前，酷儿群体中最常用的非二元代词不是“they”，而是不分性别的单数代词“ze”（发音类似于字母z）。如果说单数代词“they”的推行阻碍重重，那么“ze”想为人接受更是难于上青天。对于大多数讲英语的人来说，相比开始在一个有点陌生的语境下使用一个已经存在的单词（比如单数人称代词“they”），学习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单词更让他们难以接受。——尽管如此，现代历史上至少有一种语言成功发明并推广了全新的人称代词。2014年7月，瑞典官方词典将去性别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hen”添加到“han”（他）和“hon”（她）的旁边，许多人几乎毫无怨言地把“hen”纳入了自己的词汇中。
除了代词，还有一些语言本质上是没有性别区分的，其中只有很少几个词语指代一个人的“自然”性别。约鲁巴语（Yoruba）是尼日尔利亚的一种语言，它既没有指示性别的人称代词，也没有英语中那几十个性别名词，比如“son”（儿子）、“daughter”（女儿）、“host”（男主人）、“hostess”（女主人）、“hero”（男英雄；男主角）、“heroine”（女英雄；女主角）等。相反，约鲁巴语中最重要的区别对象是你所谈论的人的年龄，所以他们不说“兄弟”“姐妹”，而说“长亲”（egbon）和“幼亲”（aburo）。约鲁巴语中唯一与人的性别，或者说生理性征有关的词是“obirin”和“okorin”，意思分别是“有阴道的人”和“有阴茎的人”。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称某人为你的姐姐，你应该说“egbon mi obirin”，也就是“我那个有阴道的长亲”。当你说得如此具体时，就会反过来发现英语对迅速辨识性别的执迷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
我承认，虽然把“they”用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可能很难，但就像任何一项新技能一样，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多加练习，而且大多数人并不介意你偶尔无心说错代词。在学习如何使用单数“they”时，我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但是都没有恶意，所以没有人因此感到不悦，现在我已经可以熟练自如地用它了。
今天，像法语和西班牙语那样将每个名词归类为阳性或阴性，对大多数讲英语的人来说可能过于复杂，但英语的自然性系统对没有该系统的语言来说同样烦琐。匈牙利语、芬兰语、朝鲜语、斯瓦希里语和土耳其语是世界上少数几种完全没有“he”和“she”这类性别代词的语言。假如不提及性别，你怎么知道说话者到底在说谁呢？这个问题一般可以借助语境解决，不过有的语言拥有其他更有创意的中性方法。北美原住民的阿尔衮琴语（Algonquian languages）有两个不分性别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谁使用哪个代词取决于谁在会话中处于更核心的位置。在这些语言中，你所使用的代词会随着你讨论的话题而变化。这个系统被称为“另指人称”（obviation）. 真是绝顶聪明的方案。
对于那些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快点习惯使用单数代词“they”的人，拉尔·齐曼给了一个非常好用的建议：把代词当作别人的名字一样使用。你不可能看一眼就猜出一个人的名字，你得问才能知道. 如果这个人告诉你自己姓甚名谁之后，你争论说对方不该叫这个名字，那就太奇怪，也太粗鲁无礼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这个名字可能不好记或者不好发音，但是我们都应该努力记住并说对别人的名字，这是起码的礼貌。——比如这样说就非常无礼：“什么？你的名字是克里斯安瑟默姆？不行，太长了我记不住，我就叫你鲍勃吧。”所以坚持用别人并不认可的代词称呼伊.一样十分无礼。人们当然也可以随时更改他们的名字——如果我们偶尔说错新名字，那也没关系，但其他人最后都要接受并使用这个新名字，否则就会显得奇怪而无礼。我相信20年以后，向别人同时介绍自己的名字和首选代词将会成为常态。“你好，我叫阿曼达，代词 she/ her。你呢？”“我叫萨姆，代词 they/ them。很高兴认识你。”这真有那么难以理解吗？
直到几百年后，“gender”这个词才扩展到用来形容人。从那之后，“sex”和“gender”就开始互换使用了——那时我们还没有将人的身体和文化相区别。就这样混着用了几个世纪，然后在你意识到问题之前，瞧，语法意义上的“gender”和人类性别意义上的“gender”已然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
对一些人来说，这还真有那么难以理解。但是那些完全拒绝学习新代词的人不该把语法作为辩护理由，因为语言学者知道语法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果你不认可非二元性别身份，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认同非二元性别，那么你无论如何都有可能找到一个理由拒绝使用去性别化的语言。拉尔·齐曼说：“这是一种缺省结论，然后反推论据的行为。”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的伴侣使用单数代词“they/ them”，而伊的母亲无法接受，于是伊和母亲之间总是发生冲突。“伊的妈妈总是说：‘因为对我来说 they是复数。如果你用ze就好接受多了。’所以，最终我的伴侣只能说：‘好吧，如果这对你来说真的更容易接受的话，那就用 ze吧。’但这并没有提高她的用词准确性。”
那么，究竟为什么有些语言会有语法性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1000年前的那个时代，那时性别只被用来给词分类，而不是给人分类。英语中的“gender”一词最初来自拉丁语单词“genus”，意思是“种类”或“类型”，一开始它从未被用在人类身上。几个世纪以来，名词的阳性和阴性类别也可以被理解为“东西1”和“东西2”，这是构建语言的一种有效方式，基本上没有人会把名词的阴阳性与人类的生理性别联系在一起。当时有语法性的语言非常多，包括英语。事实上在古英语时代，我们把名词分为阳性、阴性和中性三类，这种结构在今天的许多印欧语言·中仍然存在，比如德语、希腊语和俄语。直到1066年，疯狂的征服者威廉带着古诺曼法语登上了英语的舞台，英语的三种性才消失，大多数区分性的后缀也消失了。最终，讲英语的人认为我们不再需要语法性了，于是我们决定采用双向“自然”性系统，如今仍在使用。
这些语言的结构变化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不仅仅是性别代词的问题，比起非二元性别身份和单数代词“they”进入主流文化对话的历史，讲英语的人高度重视用词符合语法标准的历史要久远得多。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个世纪了，从历史上看这与性别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与金钱和社会阶级有关。
如果一种语言将“医生”一词指定为阳性、将“护士”一词指定为阴性，那么说这种语言的人可能会在潜意识中从性别角度来看待这些职业。罗曼认为，语法是一个女性主义问题。后缀和名词的阴阳---致性问题在法国女性主义运动中是中心议题，但在美国不是，其原因在于，在有语法性的语言里，性别歧视的含义是公开显现的，毫不掩饰地在言语的每个地方上蹿下跳。而性别歧视在英语中隐藏得就比较深了。但在这两类语言中，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
你看，在欧洲的封建时代，也就是有贵族、贵妇和农民的时代，如果你出身贫寒，你就会一辈子贫寒。对注定贫寒一生的人来说，学习如何“正确地”说话改变不了他们生活中的任何窘境，一点用都没有。但随着15世纪封建制度的结束，阶级之间有了新的流动机会。那也是印刷机被发明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语法指南的出版。现在你有机会成为更高社会阶级中的一员了，于是人们对学习如何像地位高的人那样说话开始产生了兴趣。很快，一种“标准”的语言形式得到了国家和教育系统的认可，这也加强了语言的阶级分化。几个世纪以来，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在社会文化中越来越深入人心。
但到了 20世纪末，语言学家苏珊娜·罗曼（Suzanne Romaine）认为，语法性和“自然”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不相关。1997年，罗曼发表了一篇颇具开创性⁺的重要论文，名为《性别、语法，以及二者之间》（“Gender，Grammar，and the Space in Between”）。也是在那一年，发生了戴安娜王妃去世、泰森咬人事件。罗曼在牛津大学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理论：在世界各地的语言中，语法性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类性别的认知之间，存在着一些毋庸置疑的“渗透”。罗曼的主要观点是，在有阴阳性名词分类的语言——从西班牙语到梵语——中，一个词的性很有可能，有时甚至是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说话人对这个词的理解中去。
在美国，掌握英语语法已经和美国梦本身联系在了一起。我的一个朋友是第一代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后裔，她曾经告诉我，从小到大，她的日本父亲让她每次说了俚语就往罐子里放一美元。“他觉得这让我听起来很低贱，”她说，“他是一个移民。”对于我朋友爸爸这样的人来说，说“得体”的英语是通往有白色尖桩栅栏的大房子的必经之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CEO，你必须听起来像一个CEO，不关心语法意味着你不关心自己的未来。
人们总觉得语法性和“自然”性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因为一个名词在西班牙语或法语中被归类为阳性，并不意味着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男性/雄性的。很多情况下的确是这样。当然，不会有人因为西班牙语中表示眼睛的单词“ojo”是阳性的，表示下巴的单词“barbilla”是阴性的，就想当然地认为讲西班牙语的人都觉得眼睛是男性化的身体部位，而下巴是女性化的部位。
话虽如此，但并非所有的语言纯粹主义者都有相同的背景，也并非所有的语言纯粹主义者都有相同的目的。许多人反对单数“they”是出于社会保守主义思想，但美国人数最多的一批爱纠正别人语法的自命清高者实际上来自政治左翼。德博拉·卡梅伦说，她2014年加入推特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进步派经常利用自己高超的语法技能来对抗保守的偏执狂。来看看 2016年推特上的这段对话：
在英语中，我们不会给名词指定性——除了当我们用代词“she”指代自然灾害、国家和汽车时（这不是巧合，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男人觉得需要征服、控制它们。这一点稍后再谈）。但是英语确实有一个被称为“自然性”（natural gender）的系统，也就是英语中仅有的性别名词，例如“man”、“woman”、“brother”、“sister”、“king”（国王）、“queen”（女王）、“actor”（男演员）、“actress”（女演员）等，字面上直接对应被谈论者的性别，第三人称单数代词“he”和“she”同样如此。
A：作为一个直男，要是你的孩子有一个同性恋老师，你会作何感想？！他们（their）可是每天八小时都在孩子身边啊！
这样的名词分类系统叫作“语法性”（grammatical gender）。
B：如果一位同性恋老师能教我孩子用对“they' re”（他们是）、“their”（他们的）和“there”（那里），那我当然没意见。
在法语句子“Le dîner est sur la table verte”（晚餐在绿色的桌子上）中，“dîner”（晚餐）这个词是阳性的，但“table”（桌’子）是阴性的，形容桌子的形容词“verte”（绿色的）也是阴性的。在西班牙语句子“El nuevo jefe necesita una recepcionista”（新老板需要一名接待员）中，名词“jefe”（老板）是阳性的，用来形容老板的形容词“nuevo”（新）也是阳性的，而“recepcionista”（接待员）是阴性的。（如果这个西班牙语例子中的性给你一种别有用心的感觉，你就已经发现一些问题了。）
在这个政治高度分化的世界里，大多数言论都是在网上发表的，像该推文·中这种对语法的挖苦，已经成为首批对抗种族主义、恐同主义和仇外言论的攻击策略。2016年，英国的一则新闻报道称，一名白人女性对一名移民女性进行言语骚扰，后者回应道：“我的英语说得比你好！”受害者后来告诉记者，这位保守偏执狂的“语法差得令人震惊”。
世界上大约四分之一的语言中，性别和性别刻板印象已然深深地融入了它们的语法体系。在某些为人熟知的语言中，每个名词都有性、英语不是其中之一，但法语、西班牙语和其他许多语言都是如此。在这些语言中，每个名词都被分入阳性或阴性的“名词类别”，这会影响到单词前缀或后缀的改变。（也有的语言有“中性”的名词类别；有的语言甚至有多达20个其他名词类别，划分标准基于“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可食用的/不可食用的”“理性的/非理性的”之类的属性，这些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名词的性也会影响到句子中的其他修饰语，比如形容词和动词过去式. 它们的性必须与名词“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责怪那些自我防卫的人，但你必须问一下，为什么声称自己的语法比对手更好往往是首选的回击武器。语言学家认为这源自一种观念，即保守派偏执狂不仅腐朽而且愚蠢，并且这两者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卡梅伦解释道：“这让批评者在智力、文化和道德上都能得到优越感。”这种感觉的确令人满意，但现实是，语法和道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攻击保守派偏执狂语法糟糕本身并不能证明你是一个更好的人。这可能证明你接受教育的机会比他们更多，或者你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标准英语语法规则。然而，一个人所说的话的道德意义在于内容，而不是语法。正如卡梅伦所说：“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不会因为他能写出连贯的句子而有任何减少。”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世界上许多语言都有某些特定的语法规则承载着比其他任何语法规则都更重的压力。说话者每天使用的一些最常见的语法结构——名词、形容词、后缀等——都正在悄悄泄露着说话者关于人类性别的想法。所以下次当你的同事、你的兄弟姐妹或推特上的某个混蛋试图嘲笑你的副词用法时，你要准备好本章的知识，予以回击。
纠正人们使用的介词或者悬垂修饰语·的行为有一个深层问题，即指出别人“语法糟糕”往往是对不标准的英语方言的批评。例如，一个说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的人可能会因为使用了双重否定，如“I didn’t say nothing”（我什么都没说），而被人批评语法有误。但是批评者没有意识到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是一种系统化的方言，双重否定是其常规语法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错误。尽管双重否定在如今的标准英语中已经几乎绝迹，但几个世纪前，从乔叟到莎士比亚再到普罗福斯，都会使用双重否定。正如前文提到过的，直到英语标准化时期那些古板的语法学家决定我们应该效仿拉丁语，禁止双重否定，这种用法才被认为是“错误的”。
然而，有这样一种人，你绝对不会听到其纠正别人的语法，那就是语言学家。这听起来违反直觉，但语言科学家对语言应该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语言实际上是怎样的。德博拉·卡梅伦说，公开纠正别人的语法是“不体面的行为”。人们倾向于认为规定语法（prescriptive grammar）——也就是你的英语老师让你学的语法——是一种强大的、不变的力量，它永远存在着，就像引力或太阳一样。我们忘了，语法规则是由人类发明的，它们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今天被认为是“正确语法”的东西在50年前可能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反之亦然。还记得“ain't”这个短语吗，它曾经属于英国上流社会，温斯顿·丘吉尔就很喜欢用它。但是自20世纪初以来，它已经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受歧视的语法形式之一。
语言学家都知道，一门语言的非标准形式客观来说并非“不好”。语法形式本身，例如说“he be”“不说“he is”（他是，他在），本质上并不比我们在英语课上学到的标准更差或更好。这些非标准用法被污名化的原因只是我们对使用它们的人有意见而已。
类似我弟弟这种出于本能随意评判别人副词使用错误的做法并不少见。事实上在西方文化中，谴责别人的语法错误是最典型的傲慢行为之一。“当批评对象是语言时，你会感到自命不凡、高人一等，并为此感到骄傲，”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你甚至可以把自己比作搞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者来炫耀你的极端敏锐：‘我有点像语法纳粹，我不能忍受人们的语法错误。’”
当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监督别人的语法正误时，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厌女者的行为基本无异——厌女者会因为一个女人使用了句尾升调或气泡音，就对她的话不予理会。二者都是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来评判一个人的语言。指出别人语法问题的人通常只是在借此回避话语中的实际信息，敏锐的听者是能分辨这一点的。“纠正别人的语言是一种自命清高的行为，而自命清高就代表着偏见。”卡梅伦说，“恕我直言，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
“只是增加一点思考角度。”我告诉他。
所有这些语法批评家——从单数“they”的反对者，到推特上的语法老师，再到法国的法兰西学术院——有一些共同之处，即无论他们的政治信仰是什么，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纠正言语或阻止言语的改变。大多数人也是如此。每当语言改变时，就像生活中发生任何变化时，人们都会不禁感到有点坐立难安。这是因为语言的变化往往是更大的社会变化的标志，而大变化会让人们焦虑。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什么时代，40岁以上的人总是讨厌青少年俚语，因为它代表着新一代的崛起和对世界的接管。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一个快60岁的男人，最近告诉我他“讨厌”今天流行的很多俚语，比如“shade”（冒犯）、“lit”（炫酷）、“G. O. A. T.”（史上最佳），因为“它们对改善英语没有任何帮助”。有趣的是，我可以保证40年前他的父母也对他说过同样的话，批评他们瞎用什么“cool”（酷）、“bummer”（烦人）、“freaking out”（吓死了），可是这些短语现在都已经被广泛接受，在英语术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谁还记得它们一开始都是恼人的青少年俚语呢？
“好吧，你这么一说，我现在感觉很糟糕。”我解释完之后，我弟弟这样说。
最能招致骂名的可能是推动政治正确的那些语言变化。保守媒体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改变涂上负面色彩，大肆宣扬在这个时代“你什么话都说不成了”的谬论。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被迫使用不区分性别的语言，比如单数代词“they”、取代传统的“Mrs.”（夫人）和“Mr.”（先生）的“Mx.”、取代“boys and girls”（男孩女孩们）的“friends”（朋友），就会对言论自由构成极大威胁。
每个人都喜欢在发现别人语法错误时那种“逮到你了”的感觉，尤其是当你知道说话者故意想让自己听起来很聪明的时候。然而，过度矫正的本意一般是好的。语言学家发现，过度矫正在中下层阶级的女性中最为常见，例如，她们把副词“well”看作较高社会阶级的标志——你更有可能听到高盛的高管说“He knows the market well”，而不是“He knows the market good”（他非常了解市场）。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提到过的，掌握更能代表声望的语言技能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实现阶级流动的有力工具。因此为了显示自己向上流动的愿望，她们试图采用地位更高的人使用的语法形式，但她们用力过勐了。被用错的“well”和“whom”肩负着提升说话者社会经济地位、为其赢得尊重的重任，只是事情并不总能遂人心愿。
当然，实际上在这个国家，没有人可以强迫任何人说特定的话，政治正确根本不会危及我们的言论自由。它唯一真正威胁到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的用词是可以与政治分离开来的，也就是说我们选择的沟通方式并不能代表我们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人。作为说美国英语的人，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使用任何我们想使用的语言，但是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揭示了我们的社会和道德信仰。所以如果有人说“commedienne”而不是“comic”. 或者用“she”来代表法拉利汽车，并因此招致批评，不是因为他们表露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而是因为他们的用词说明了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漠视。政治正确让一些人感到恼火之处，并不在于这些人不能再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而是在于这些人不再被允许选择漠视政治的中间立场了。
每当听到这种常见的语法错误，我都会本能地浑身难受。但我尽量从不责备说话人。“I'm well”就是语言学中“过度矫正”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话者过度应用自己心中的语法规则，导致句子乍一听语法正确，但严格来说并不正确的情况。另一个例子是，该说“me and you”（我和你）的时候却说“you and I”（你和我），比如，“Let’s keep this between you and I”（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另外还有错误地用“whom”代替“who”，比如在这个句子中：“Whomever drank my Diet Coke needs to replace it by tomorrow，or else.”（谁喝了我的健怡可乐，请在明天之前买同款补上，换成其他饮料也行。）·
为了捍卫他们反对语言变化的观点，一些人会声称他们的“大脑不是那样工作的”。他们就是“无法处理”像去性别人称代词这样的新规则。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何不让下一代拥有这样的大脑呢？正如拉尔·齐曼所说：“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对小孩进行早期语言教育的方式。”只要我们相信，能快速切换指代某人的代词是一种有价值的技能，那该技能就可以成为我们语言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语法课中加入性别包容语言的教学。掌握灵活使用语言的技能，为什么不可以像知道何时用“well”而不是“good”、何时用“your”而不是“you’re”一样值得赞赏呢？
“听起来太蠢了。”他咯咯笑着说。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尽最大努力参与其中，也可以选择置身事外、作壁上观。但无论我们做出什么选择，都要明白语言无论如何都会沿着它自己的道路快乐前进。顽固偏执的保守派和自命清高的迂腐学院派将被留在车站，而在语言上灵活多变、包容各种性别的一代人将乘车远去，融入落日余晖。
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语法上的毛病。2013年，BuzzFeed·发布了一篇名为《让你愤怒的17个被误用和生造出来的词》的文章，列举了一些常见用语错误，比如“irregardless”（不管）、“supposably”（应该）和“I could care less”（我不在乎），每一个错误短语都配上一张动图，动图里的人要么在绝望地扯头发，要么在对着天空尖叫。我25岁的弟弟最近告诉我，他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他问候别人“How are you？”（你好吗），对方回答说“I'm well”，却不说“I'm good”（我很好）。
我希望能在远方见到你，听说那里会有一场盛大的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