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里，从企业高管到高中英语老师，每个人都批评句尾升调听起来不够自信。甚至有一位语言学家也向我承认她不怎么喜欢句尾升调——“很不幸，我也不喜欢句尾升调。”纽约大学教授路易丝·O.沃什瓦里在电话里小声对我说，声音里透着一丝内疚，“我认为这会让人觉得女性缺乏安全感，因为听起来像是在问问题。我本不应该说这些。”
句尾升调是十几岁女孩说话方式的另一个备受诟病的特点，但是当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是相当实用的。语言学家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句尾升调在日常对话中引起了轰动，那也是《开放的美国学府》（Fast Times at Ridgemon t High）和《独领风骚》（Clueless）火爆热播的时代。这个时间上的巧合导致人们坚信一则传言，即句尾升调是山谷女孩的发明——他们竟然把影响力这么大的现象归功于这么一小撮人！然而现实情况是，有理论认为句尾升调是从澳大利亚偷来的。句子末尾的声调高高扬起是澳大利亚方言的典型特征——很多人忘了，“G’day，mate？”（你好，伙计）根本不是一个疑问句。
但无论人们对此作何感想，研究表明在某些语境中，句尾升调所传达的含义实际上与不安全感完全相反。
客观来说，在同一个句子中使用一个、两个或所有这些不同的“like”并不是坏事。事实上，一些研究已经证明，缺乏诸如“like”和“you know”这类词语的话语可能会显得过于谨慎、呆板，甚至不友好。所以下次有人指责你说太多“like”的时候，你可以反问他们：“哦，是吗？你指的是哪一种‘like’？”达西说，普罗福斯总是倾向于全然接受针对山谷女孩的刻板印象，然后不假思索地把所有“like”的使用都归咎于年轻女性，而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不同的“like”之间的语用差异。
例如1991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女大学生联谊会中做了一项研究，发现高年级成员经常使用句尾升调来向低年级的学生宣示权力——“明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希腊主题活动？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参加？”拉科夫曾经提出一个理论：女性之所以在彰显权威时使用句尾升调，原因之一是她们有意地，或是下意识地训练自己这样做，这样她们就不会给人留下“专横”或“傲慢”的印象。按照拉科夫的说法，使用句尾升调可以让女性表露自信时避免因为听起来不“淑女”而受到攻击。我说话的时候也注意到自己会用句尾升调来缓和陈述句的语气，特别是在讨论一个有点争议的话题时，但我不认为这么做只是为了听上去不那么傲慢专横。相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自信地陈述自己观点的方式，同时也是向大家表明我态度开放、等待着别人的回应。我可不认为这是件坏事？
最后两种“like”当中，其中之一是副词，用来表示近似，比如用在这句话里：“I bought this suit like five years ago.”（我是差不多五年前买的这套西装。）到20世纪70年代，“like”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日常对话中的近似副词“about”（大约），而且它在男性和女性之中的使用比例一直相当，所以不那么令人讨厌。最后还有一种“like”是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例如在“I think this suit is like my favorite possession”（我觉得这套西装是我最喜欢的东西）这句话中，话语小品词“like”与话语标记语非常相似，只是它在句法或语义上的使用方式不同；另外，男性和女性一样也经常使用这个“like”——达西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男性几乎从不会因此被嘲笑。
句尾升调绝对不是仅存在于女性话语中的语言现象。2005年在香港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讲英语的商务人士和学者在会议上的语调模式，发现会议主席——也就是房间里级别最高的人——使用的句尾升调是其下属的七倍之多。在这里，句尾升调也被用来强调主导地位，迫使听众集中注意力，紧跟会议节奏，并做出回应。但这一次，没有人将其误解为不安全感的表现，因为大多数演讲者都是男人。
女性更频繁使用的另一种“like”被归类为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可以在诸如“like，this suit isn't even new”（嗯，这件衣服甚至不是新的）这样的语境中找到。话语标记语有时也被叫作填充词，可以帮助一个人用他们的言语连接、组织或表达某种态度。其他话语标记语还包括我们上一章提到过的模煳限制语，例如“just”、“you know”、“actually”（其实）等。
对于女性使用模煳限制语的误解，与人们对女性使用句尾升调的种种误解如出一辙（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句尾升调，并且总是在表达不安全感）。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一系列关于模煳限制语的研究表明，总体来说男性和女性使用模煳限制语的总频率在统计数据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各模煳限制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以“you know”为例：语言学家发现，不仅使用这个短语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大体相当，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女性实际上把它当作一种积极传达自信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语言学家珍妮特·霍姆斯分析了大量语料数据后发现，当你用上升的、类似疑问的语调说“you know”时，确实意味着犹豫或怀疑，例如“It's not，you know，fair.”（这是，你知道，不公平的）。但是，当你用降调说它，比如“It's not fair，you know.”（这是不公平的，你知道），效果就正好相反。霍姆斯的研究数据表明，从不同性别群体中收集到的“you know”数量几乎相同，但女性用降调说这个短语来表达自信的数量，则比男性多20%以上。尽管研究数据如是说，大多数人倾听时却并不这样反应”，在一个女人说出第一个模煳限制语时，他们就会自动认为她没有安全感。
但是有四种新的“like”出现的时间要比这晚得多，而且达西说，它们都是具有不同用法、相互独立的单词。其中只有两种“like”是女性使用更多的，而这两种女性高频使用的“like”当中，只有一种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由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年轻女性创造出来的，就是那个表示引语的“like”，你已经在上文见过了：“I was like，‘I want to see Superwoman.’”说起来有点讽刺，不过从实用角度来说，这种表示引语的“like”是我最喜欢的用法，因为它可以为你要讲的事开个头，只需简单转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需要逐字逐句地复述整个对话互动。比如说这句话：“My boss was like，‘I need those papers by Monday，’and I was like，‘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我的老板示意我“我周一之前需要那些文件”，我的反应是“见鬼，你在开玩笑吗？”。）此时你并不是在重复你实际说过的话，而是用“like”来表达你当时想说的话或者在互动中的感受。感谢山谷女孩，让这个非常好用的引语“like”在日常会话中推广开来，并持续大量出现着。
年轻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使用的唯一一种模煳限制语，是话语标记语“like”，但是再重申一次，这并不是由于缺乏安全感。针对青少年言语的多项研究表明，年轻人使用“like”是为了“一定程度上让自己摆脱潜在的评价性话语的影响，无论是对自己的积极评价还是对他人的消极评价”。性别语言专家珍妮弗·科茨推测，之所以男性整体上较少使用这类“like”，可能跟他们对所谈话题的选择有关，她说：“与女性不同的是，男性整体上倾向于回避谈论感性话题。”一般来说，男性不会大大方方地表露内心，也不会轻易谈论个人问题，所以也不怎么需要用到这类模煳限制语。
根据达西的说法，“like”一词有六种完全不同的形式。英语中最古老的两种“like”，其一是形容词，其二是动词。在“I like your suit，it makes you look like James Bond”（我喜欢你的西装，你穿上之后看起来像詹姆斯·邦德）这句话中，第一个“like”是动词，第二个“like”是形容词——即使是最暴躁的讲英语的人也能接受这两种用法。今天，这两个“like”听起来完全一样，所以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是有着不同历史的两个不同的单词。它们是同音同形异义词，类似于名词“watch”（手表）——意思是你手腕上的计时器，和动词“watch”（看）——意思是你打开电视时眼睛的动作，这两者也是同音同形异义词。《牛津英语大词典》上说，动词“like”源自古英语单词“lician”，形容词“like”则来自古英语单词“līch”。在过去80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两个词在某个时间点汇合在了一起，留给我们大量的时间来适应它们。
既然大家说话几乎都用气泡音、句尾升调、各种模煳限制语，那么为什么单单是年轻女性受到了最刻薄严厉的批评呢？按照语言学家的说法，人们如何接收并感知这些言语特征跟所说的内容关系不大，而是跟这样说话的人关系更大。换句话说，对言语特征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说话者的看法和态度。2010年，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两名语言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在听一个政治“专家”讲话时，会话参与者不会把这个人的句尾升调理解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但是，当说话者被介绍为“非专业人士”并使用了句尾升调时，听众对他们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家马克·利伯曼说，有一位美国总统也以句尾升调而闻名于世。“乔治·W.布什就总用句尾升调，”他回忆道，“可是从来不会有人说：‘哦，那个小布什太没有安全感了，像个小姑娘似的。’”（不过，平心而论，这是小布什身上最没问题的“问题”了。）
尽管有很多人诋毁“like”这个词，但事实上它非常有用，而且功能强大、用途甚广。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语言学家亚历山德拉·达西（Alexandra D’Arcy）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识别和理解“like”的众多功能。达西在维多利亚大学的 YouTube频道中热情地描述了她所做的工作：“‘like’是我们非常非常不喜欢的一个小词，我们还为此指责年轻女孩，因为我们认为她们正在毁掉英语。”她如此解释道。但真实情况是，“like”这个词成为英语的一部分已经超过200年了。“例如，在英国的一个小村庄里，我们可以找到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多岁的人，”达西微笑着说，“他们使用‘like’的很多方式跟现在的年轻女孩一模一样。”
在过去的20年里，气泡音、句尾升调，以及“like”等已经超越了性别之间和代际之间的隔阂。30多岁的布莱恩·里德（Brian Reed）是 2017年轰动全球的播客《狗屎镇》（S- Town）的主持人，和我听过的任何女性主播一样，他说话也用句尾升调。还有对《抢答》（Jeopardy！）参赛选手，以及在坚宝果汁（Jamba Juice）买东西的爸爸们的正式研究，都显示出现代男人绝对会在句尾提升声调，且乐此不疲。我61岁的父亲是一名神经科学家，已经使用了无数次气泡音。而且根据利伯曼2003年对电话谈话录音的分析，男性使用不同类型的“like”的频率比女性高。
“like”和句尾升调是另外两个被无情嘲笑的语言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它们是“山谷女孩语”的诸多特征中最容易被识别的。一个人嘲笑十几岁女孩的时候，会这样模仿她们说话：“I，like，went to the movies？And I was like，‘I want to see Superwoman？’But Brad was like，‘No way？’So we，like，left.”（“我，嗯，去看电影？然后我就表示‘我想去看《女超人》？’，可是布拉德的反应是‘不看？’。所以我们，嗯，就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这么喜欢嘲讽十几岁的女孩，但我认为嘲讽只是一个借口，他们就是想以这种非常好玩的方式说话而已。
当男性用这些方式说话时，人们似乎毫不在意，甚至都注意不到。只有当它们从女性嘴里冒出来，才会让人大惊小怪、烦躁厌恶。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文化对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的排斥实际上与这些言语特征本身无关，人们排斥的是最先把它们用在现代英语中的女性罢了。
总而言之，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女性开始用越来越低的音高说话，更多地传达出主导性或者表示无聊，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年男人历来不喜欢女人做的事情。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鲍勃·加菲尔德和他的同行们如此毫不留情地抨击气泡音。
几十年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年轻的都市女性往往是我们语言的创新者。就像韩国之于美容产品、硅谷之于应用程序一样，十儿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女性创造着，抑或孕育着未来的语言趋势——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也不是为了钱。利伯曼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发现世界上正切实发生着某种变化，那么年轻人将会引领老年人适应变化，而女性的步伐往往可能比男性领先半个世代。”——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语言学家还发现，最不愿意创新的语言使用者是那些不爱运动的、年长的乡村男性（nonmobile，older，rural males），正好组成一个首字母缩写词：“NORMs”（规范，准则；正常人）。
但是另一方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家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在2012年告诉《纽约时报》，气泡音也可以用来表示对某个话题不感兴趣——我十几岁的时候的确喜欢这么做。他说：“这是一种声带比较松弛时发生的振动……所以可能有些人会在放松甚至无聊时使用它。”就像是在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告诉别人你觉得他们非常无聊。
女性为何会以这种方式推进语言演化，我们尚且无从得知。一种假设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被赋予了更多畅所欲言、展现才华的自由。对网络俚语的研究表明，女性使用的网络语言更具表现力，比如有创意的标点符号、描述性强的话题标签、表情符号、以及OMG和AF等有趣的缩写。另一种理论认为. 原因在于女性更善于社交，因此更容易捕捉到微妙的语言线索。但在我看来，最令人信服的理论是，年轻女性能推进语言的创新是因为她们把语言视为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而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中，除此以外她们并没有很多其他选择。
可这是为什么？用气泡音有什么好处吗？（当然，除了惹恼长胡子老家伙这个好处以外。）事实证明，气泡音的确有不少用处。首先，汤浅郁子指出，由于气泡音的频率非常低，所以这可能是女性与男性竞争的一种方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权威。她在研究中写道：“低哑的嗓音可能为越来越多的美国女性提供了一种塑造成功形象的方式，同时还可以保持女性的吸引力。”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做演讲时，为了传达这种悠然自得的权威，会不自觉地用气泡音说话。当我问我的领导我在会议上有没有表现得缺乏安全感时，她说：“你听上去总是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哦对了，她也是个20多岁的女人。
对于那些希望提升社会地位的女性来说，语言是一种赋权的资源，世世代代都是如此。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78年，屡获殊荣的语言学家苏珊·盖尔（Susan Gal）前往奥地利研究一个贫穷的讲匈牙利语的小村庄。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界的变化，这个村庄最终被划为奥地利的领土。在这些匈牙利村民看来，所属国境的改变真是倒了霉了，因为现在他们被迫生活在一个其他人都说德语的国家。于是，村里的女人——至少是年轻女性——开始学说德语。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因为会说一些德语之后，她们就可以离开村子、找到更好的工作、嫁给性感的奥地利丈夫（如果她们喜欢的话），从而在社会经济阶梯上不断攀升。盖尔注意到，对于老年妇女来说，采取行动已经为时太晚，但对于那些还有机会的人来说，语言是一种逃离现属群体、获得更好生活的途径。
但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人们开始注意到美国大学中的女性使用气泡音的现象有所增加，而她们的男同学却不怎么使用气泡音了。研究人员对此变化很感兴趣，所以他们决定研究一下这个观察是否准确。长话短说就是：2010年，语言学家汤浅郁子（Ikuko Patricia Yuasa）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女性使用气泡音的频率比男性高7%左右。而且从那时起，我们变得越来越喜欢用气泡音。
这个故事与路易丝·O.沃什瓦里的理论是吻合的，即生活在贫穷地区或群体中的年轻女性，以及年轻的移民女性，更有可能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社会流动。这是为什么？一般来说，男性更容易获得蓝领工作，而且蓝领工作的薪水比许多工人阶级女性的工资要高。“从历史上看，在煤矿地区，一个矿工一周赚的钱比他当服务员的女朋友一个月赚的钱还多。”沃什瓦里解释道。理论上来说，女性是可以找到一份煤矿工作的，很多人也的确找到了，但这份工作很残酷，社会环境对女矿工也不友好。因此，如果一个女性想以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方式赚更多的钱，她就必须从事所谓的“粉领”工作，比如当接待员或银行出纳员。而这类工作需要新的语言技能，比如学习一种更“受尊敬”的方言或者一门全新的语言。沃什瓦里回忆说：“在西班牙有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学习加泰罗尼亚语以便出去找一份秘书工作，而男性会因为她们会说两种语言而取笑她们。”
在世界上的许多语言中，气泡音并不是某种随机产生的怪癖，它是其所属语言语音体系的一部分。比如说，在美国土著语言夸夸嘉夸语（Kwak’wala）中，说“一天”这个词不能没有气泡音，否则这个词就没有任何意义——有点像英语单词“day”（一天）去掉了“y”。关于讲英语的人对气泡音的使用，有趣的是早期研究普遍认为这是男性话语的专属特点。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一位语言学家首次正式观察到英语中的气泡音现象，他认为英国男人使用气泡音是为了凸显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20世纪80年代，美国也有一项关于气泡音的研究，并称这种现象“极具男性气质”，是“男性语言的有力标志”。许多语言学家还认为，美国所有讲英语的人几十年来一直会在句尾使用一点气泡音，这并没有引起任何争议或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看不起女性使用语言的方式，就像奥托·叶斯柏森和鲍勃·加菲尔德一样，他们经常认为女性的交流方式愚蠢而恼人。但是研究性别和外语的观察者注意到，男性和女性说话的方式之所以会产生显著差异，通常是因为女性被禁止使用某些词语、语音或文字系统，因此被迫进行创新。例如，在非洲南部班图语系的一些语言中有一项严格的规定，禁止已婚妇女说她们公公的名字，也不允许说任何听起来与之类似的或有相同词根的词，因此班图妇女经常通过借用其他当地语言的同义词来绕过这一规则。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就是吸气辅音（click consonants）进入班图语的原因——女人们从西非的科伊桑语中借用了它们，最终使其进入了广泛使用的主流班图语。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有一种叫“女书”的字体，通常被认为是与标准汉字迥异的文字系统。但实际上，女书只是一种非常规的、更语音化的书写汉语的方式，这是当地女性在不被允许学习读写的时代自己创造并发展起来的。
幸运的是，自拉科夫的书出版以来，社会语言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1世纪的许多语言专家已经在严肃看待“山谷女孩语”，并弄清楚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位学者是来自匹泽学院的语言学家卡门·佛特（Carmen Fought）——顺便说一句，他的嗓音是我听过的声音中最柔顺舒缓的。正如佛特所说：“一旦女人在陈述句结尾用了升调，或者说话带有气泡音，就会立刻被解读为缺乏安全感、情绪化，甚至是愚蠢的。”但有趣的真相是，年轻女性使用这类语言策略不是出于下意识的矫揉造作，而是把它们当作创建并加强关系的有力工具。气泡音、句尾升调，甚至是“like”这样的词，都不是她们头脑混沌的迹象，恰恰相反，它们都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特定的社会效用。另外，女性并不是唯一使用它们的人。
这两个例子都是德博拉·卡梅伦所说的“对女性创造力的证明，但也是她们在历史上长久处于从属地位的产物”。对于女性来说，语言往往是应对压迫，或竭力抵抗压迫的一种复杂方式。
拉科夫的观点是，女性之所以会比男性更系统性地使用上述语言策略，是因为她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些文化期待，即女性必须表现得温良恭顺和不自信。拉科夫做出这些论述的积极意义在于，她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开始关注语言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帮助阐明语言会以何种方式延续现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方面，她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她之前，从未有语言学家正式提出过一个人使用的语调或问句类型可以透露说话者的性别，并由此帮助他们或阻碍他们获得尊重和权威。但是，拉科夫的错误之处在于，她建议，如果女性希望得到平等对待，就应该适应并模仿男性的说话方式。按照拉科夫的说法，软弱这一特质已经（尽管不公平）与女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仅是在言语方面，而是与女性有关的所有方面；因此，如果女性想要别人不这么认为，她们就应该抛弃我们习以为常的女性化言行。这意味着你说话时要努力避免上文列出的所有语言特征，因为拉科夫认为这些特征使女性听起来缺乏安全感。她的建议与40年后的那些广告和文章如出一辙。
女书、学说德语的匈牙利女性、学说加泰罗尼亚语的西班牙女性. 这些例子清楚揭示出年轻女性要在语言上创新的原因——这是她们的出路。那么她们使用气泡音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得出一个完善可靠的结论，但是沃什瓦里认为这可能与语言可以起到一种象征作用有关。女性并不是唯一进行语言创新的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从黑人英语中起源的俚语和新用法的数量多不胜数。”沃什瓦里解释道，同时引证了一些从非裔美国人白话英语中不经意间窃取而来的流行词语，如“phat”（大码辣妹）和“fuckboy”（渣男）。“你可能疑惑，为什么弱势群体创造的语言后来会被多数群体拿去使用，但是换一个角度想，也许是因为弱势群体一直以来都把语言作为一种获得权力的方式。想想欧洲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犹太人吧，他们创造了自嘲的‘犹太笑话’，其实很多幽默笑话都源自他们。”
那些护发产品的文案和杂志记者都以为自己很有创意，但是在教育年轻女性该怎么说话这件事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罗宾·拉科夫比他们早了40多年。在1975年出版的《语言与女性地位》一书中，拉科夫最著名的贡献是列出了一系列她观察到的“女性语言”的特征。这基本上就是奥托·叶斯柏森书中《女性》那一章的准女性主义翻版。拉科夫列举的“女性语言”特征包括：倾向于过度道歉；形容词“含义空洞不明”，比如“This chocolate mousse is heavenly”（这巧克力慕斯棒极了）；过分礼貌，比如“不知道你是否介意我……”；过分强调，比如“那个演出我爱死了！”；表达请求不直接，比如会说“我感觉包裹还在楼下哎”，而不是直接说“你能去拿一下包裹吗？”；语法过度矫正（hypercorrection），比如说“between you and I”，而不是“between you and me”（你我之间）；使用模煳限制语，比如“kind of”（有点）、“you know”；使用句尾附加问句，比如“那部电影很好看，不是吗？”；回避脏话，比如会说“Goodness gracious”（我的天哪），而不是“Holy shit”（我靠）。
女性和其他许多受社会压迫的群体用语言为自己赋权的方式之间都是相关联的。边缘群体通过语言创新来壮大自己的做法，历史十分悠久。他们显然非常擅长此道，因为不管世界上的其他群体是否知道这些酷炫的新俚语、单词发音和语调应该归功于谁，他们的说话方式最终总是会与边缘群体趋同。
媒体的狂躁达到顶峰时，我是一名20多岁的女性，正是这些文章和广告的目标受众。然而有三个问题困扰着我：（1）气泡音和句尾升调这类话语特征真的是年轻女性独有的吗？（2）若果真如此，这些用法的目的是什么？以及（3）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讨厌它们？
社会喜欢抨击句尾升调、“like”和其他女性语言特征的另一个原因——尽管整个社会最终吸纳了这些使用语言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当事情超出控制时，人们会被吓坏。你看，当鲍勃·加菲尔德这些“正常人”（NORMs）听到年轻女性在句尾使用气泡音时，一场小小的存在危机从他们心底油然而生。“（他们）变得爱挑剔、爱批评，甚至可能感到焦虑不安，然后说：‘语言听起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语言学家奥伯恩·巴伦-卢茨罗斯（Auburn Barron- Lutzross）说。因为这些人习惯了掌控局面，所以当别人开始制造“事端”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如果是这些‘正常人’首先使用了气泡音、句尾升调和‘like’，我们会称赞他们丰富并扩展了语言的边界。我们读的杂志的名字会变成《嗯，纽约客》（The，Like，New Yorker）。”记者加布里埃尔·阿拉纳（Gabriel Arana）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表示。但“正常人”并没有这样做，再加上美国人总是喜欢听老白男的话，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跟上这股语言变化趋势。
突然之间，对女性如何说话做出无知的、伪女性主义的断言成为各大品牌公司和杂志的潮流。2014年，护发公司潘婷发布了一则广告，鼓励女性不要总是说“对不起”，因为现在不仅你的头发需要焕然一新，你的说话方式也需要彻底改造！一年后，《时代》杂志和《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等刊物开始声称，句尾升调会让女性听起来胆小、忸怩。“年轻的女士们，如果你想找到工作或者把自己嫁出去，你必须改掉这样说话的毛病！”互联网大声疾呼道。
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让我们为推动语言走向宽容的未来出一份力：对新的语言趋势感到好奇和着迷，而不是表现得暴躁又迂腐。每当我们想对女性或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某种语言特点加以批评时，我们可以提醒自己要像语言学家那样思考，提醒自己系统化的语言模式从来不是愚蠢或毫无意义的。人们对这类模式的批评只会强化某种不合理的语言标准。
气泡音当然不是年轻女性话语中的唯一问题。大约在鲍勃·加菲尔德那期播客的同一时间，互联网上对当代“女性语言”的反应完全失去了理智，各地的记者开始大量炮制文章，分析女性讲话时经常能被注意到并且被批评的其他特征。每说几个词就加上“like”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类似的还有道歉过于频繁、使用夸张的网络俚语——“OMG，I AM LITERALLY DYING”（我的天，我死了我死了），以及在陈述句的结尾用疑问句的升调而不是降调。
想想那些针对女性声音的监管行为——批评她们的语调、她们的句法、她们的用词——与社会监管女性外貌的行为逻辑是何等相似。针对女性的杂志文章和广告不但告诉她们必须变得更漂亮，也告诉她们需要改变说话方式。我曾听过这样一种讽刺的说法：让女人包包不离手、高跟鞋不离脚，这样就能使她们行动不便。虽然我并不真的认可这种观点，但我认为你可以将这种逻辑与对女性语音和用词的批评进行比较——后者把人们的关注点从女性话语的实质内容转移到无关紧要的语言习惯上，同时给女性制造焦虑，使她们过度关注听者的感受。担心自己使用气泡音的次数过多、忧心自己是不是道歉过于频繁，不过是“担心额头是不是泛油光了”，或者“肥肉是不是从塑身裤挤出来了”等烦恼的语言对应物罢了。
我还记得自己上高中时，一个男性戏剧老师因为我使用了气泡音而斥责我，他告诉我，如果我继续用这种讨厌的声音污染自己的台词，我就永远无法去百老汇演出——难道这就是我没能成为《汉密尔顿》（Hamilton）原版剧组成员之一的原因？
女人应该停止使用话语标记语和气泡音，这样她们的话语听起来就会更“清晰”——这种温和的建议不论本意多好，终究是毫无助益的。2016年，我得到了用来测试某个新款语音识别应用程序的促销码，该应用程序旨在帮助年轻人练习说话时不用任何填充短语，以便使他们听起来更加“权威”。这种冠冕堂皇的所谓“赋权”建议，与告诉一个女人穿裙摆较长的裙子会显得更像成功人士一样，都是居心不良。这是在女性所遭受的压迫的基础上对她们的进一步惩罚。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最没有帮助的建议之一就是，女性需要改变她们的说话方式，好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像女人”——或者告诫酷儿需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异性恋，或者告诫有色人种要让自己听起来更像白人。不同群体当中各异的说话方式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孰优孰劣之分。人们对不同群体说话方式的差别对待只反映出一个潜在缺省，即谁在社会文化中拥有更大的权力。
这期播客播出之后的几年里，气泡音受到了越来越多媒体的攻击和嘲笑——这是年轻女性几乎无法像年长睿智的男性那样优雅沟通的公开标志。2014年，《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份报告称，说话带气泡音的女性被雇用的可能性更低。2015年，Vice杂志的一名男性记者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女朋友去找语言治疗师治疗她的气泡音》的报道。同年，记者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年轻女人们放弃气泡音吧，重十你们强大的女性声音》。她写道：“‘气泡音’是从喉咙里发出的咆哮，就跟一个山谷女孩在狂欢派对上喊叫一整夜把嗓子喊哑的声音是一样的。”
正如德博拉·卡梅伦曾经说过的那样：“训导年轻女性适应那些管控着律师事务所和工程公司的男人们的语言偏好——或者说，偏见——就是在为父权制工作。”这种做法本质上接受的观点是，出问题的是“女性化”的语言，而不是批评者所持的性别歧视态度。“女性主义的任务当然是挑战性别歧视，”卡梅伦继续说，“要致力于反对偏见，而不是对偏见视而不见。”
加菲尔德说，近年来，他注意到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年轻女性讲话时流行带一种“气泡音”——就是一种“下意识的矫揉造作”——他确信这种现象正在不可挽回地破坏英语。为了演示这种声音，加菲尔德让他11岁的女儿走到麦克风前并指示道：“艾达，用让人讨厌的方式说话。”
所以，如果有人因为不喜欢你在句子结尾压紧声带发出气泡音、经常说“对不起”或是其他语言特征，就批评你愚蠢可笑、想让你感到难堪，请记住：就算那些“正常人”不理解你，语言学家也会懂你、支持你的。毕竟，那些讨厌你的人可能只是在为你用他们无法控制或理解的方式改变了世界而感到痛苦。
你猜这种让人讨厌的女性语言特征是什么？就是“气泡音”，也被语言学家称为“嘎裂声”（creaky voice）。你可能听说过这种现象，甚至自己也这么做过：气泡音是一种刺耳的、低音频的噪声. 我们经常能听到人们在说话结尾时声音变弱并发出这种声音。当一个人在说话时挤压声带、减少通过喉头的气流并降低振动频率.就发出了气泡音.它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嗯，吱吱嘎嘎的，就像生锈的门轴或者墨西哥刮响器“。（评论家们描述气泡音的时候喜欢拿山谷女孩’和金·卡戴珊举例——事实上气泡音属于一种正统方言，其口语形式就叫“山谷女孩语”——但是其实任何性别、任何地方的人说话都会带有气泡音，我们随后会讨论。）
我知道这样想好像有点夸张。但是，嗯，这很重要？
2013 年，鲍勃·加菲尔德（Bob Garfield）恼怒不已。“粗俗不堪！”他对着麦克风啐了一口，“令人作呕！”我在听这位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主持人的语言主题播客《词汇谷》（Lexicon Valley）。虽然我无法亲眼看到58岁的加菲尔德，但从他不屑的声音中，我可以想象出他轻蔑地抚摸着自己那雪白的胡须，套在灯芯绒里的手臂交叉在胸前的样子。这期播客讨论的是一种语言现象，加菲尔德说，这种现象是如此“让人厌恶”，以至于他希望自己能“向大部分美国公众挥一挥魔杖，让它消失”。他坚定地告诉另一个主持人迈克·沃洛（Mike Vuolo），这是一种“只”发生在年轻女性身上的奇怪现象。“我没有任何数据（证明这一点），”他说，“我只是知道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