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一个陷阱该怎么办？如果他们修改了监控录像怎么办？如果我被指控跟三四个地铁站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该怎么办？
他们问我要不要写一份声明，于是我写了，解释了我整晚都在卖艺。我知道监控录像能证明我的说辞，但还是在内心深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怀疑。
最糟糕的是，Bob 怎么办？谁来照顾他？他会被关押吗？他会不会再次流落街头？那样的话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想到这些就让我头大。
他们只是看着我，好像我在撒一个弥天大谎。
他们继续关押了我两三个小时，也许更久。我不知道几点了。屋内没有自然光，所以我也不清楚当时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个女警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板着脸的男警官。
“你们听好，这都是胡扯！我说了，我昨天晚上没进地铁站。我从来没去过那儿，并且我也不坐地铁。我和我的猫每天都坐公共汽车。”
她说：“我要给你做一个 DNA 测试。”男警官走到角落，抱胸站定盯着我。
此时我已经无法冷静了。
“可以。”我无视了男警官回答道。这样做对我没什么损失。“我要做什么？”我向女警官问道。
他继续说：“你被带到售票处要求补票。你不情愿地买了张票，然后朝售票处的窗户上吐了口痰。”
“坐好，我要用棉签从你嘴里取一些唾液。”她说。
我坐在那儿摇头，这真是咄咄怪事。
她拿出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棉签和试管。
“当你被拦住时，你辱骂了一位女性工作人员。”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在看牙医。
“啊？我说了，那不可能是我。”我说。
“张大嘴。”她说。
“他们看到你从地铁站的自动扶梯进入，试图无票通过闸机。”
她把一根长长的棉签伸进我嘴里，在两侧刮了好一会儿。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一脸茫然。
“好了。”她把棉签放回试管，收拾好东西走了。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目击者说看见你进站，辱骂了一位女售票员，还向她吐了口水。”
终于，我被放了出来，然后被带到警察局门口的桌子旁，在那儿签字领东西。我签了一张表格，表明自己现在处于保释状态，几天后还要再来一趟。
“没有，我从来没进去过，”我答道，“我都是坐公共汽车。”
“什么时候我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被起诉？”我向一位负责的警察问道。本以为他不会告诉我，但意外的是，他说过几天再来的时候也许就有结果了。
“昨天晚上你有没有进过地铁站？”那个警察又问。
“真的吗？”我说。
“在詹姆斯街拐角，正对着地铁站出口。”我说的是实话。
“差不多。”他回答。
“具体在哪里？”
我立刻判断出这个消息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是不用等上好几个月，坏的是如果遭到起诉，我很快就要被关起来了。
“呃，在科芬公园卖艺。”我说。
我真的不敢想下去。
“昨天晚上 6 点半你在哪儿？”
我的面前坐着几个警察，看起来心不在焉的样子。这时，其中一人突然向我发问。
从警察局出来后，我来到漆黑的沃伦街上。无家可归的人已经开始在附近聚集，躲在各条小巷里。
我被带进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面只有几把塑料椅子和一张桌子。
已经快晚上十一点了。当我到七姊妹路地铁站时，街上满是酒吧丢出来的醉汉。
“你马上就知道了。”他说。
回到家后，我才长舒一口气。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问。
迪伦正在看电视，而 Bob 像往常一样在暖气片下面缩成一团。我刚一进门，Bob 就跳了起来，朝我跑过来，然后把脑袋歪向一边看着我。
“出来吧。”他说。
“嗨，伙计，没事吧？”我跪下来摸着他。
我在警察局的拘留室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后，门突然打开了，一个穿着白衬衫的警察把我带了出去。
他马上爬上我的膝盖，开始蹭我的脸。
迪伦走进厨房，很快又出来，手里拿着一听啤酒。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去卖艺。这是合法行为，我能保持自己走在正轨上。但现在我又惹上麻烦了，这种感觉就像是肚子上被踢了一脚。
“这真是救命的东西，谢谢。”我说着，拉开易拉环灌了一大口冰啤酒。
一朝堕落，永难翻身。你试图编造谎言为自己开脱，但是人们不再相信你。当你做了坏事以后，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我跟迪伦聊到很晚，试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科芬公园地铁站的员工不喜欢我，但我觉得他们不至于为此诬陷我。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感受，但你唯一能做的只有忍受。当然，你也会坐在那里自怨自艾，但绝不会奋起改变。
“伙计，他们没办法把那人的 DNA 变得跟你的一样。”迪伦安慰我说。
当然，我没有收手。我染上的是毒瘾，所以只能去做这些事。我有时候吸海洛因，有时候也吸可卡因。为此我只能冒险，只能如此。
我希望如此。
直到有一天我被抓住了，身上搜出了价值 120 英镑的肉。我被带到警察局，因为偷窃交了 8 英镑的罚款。但我很幸运，由于是第一次犯事，判罚不是很严厉。
那天晚上我时睡时醒。白天的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冲击。我一直在安慰自己不会有事，但又很担心生活从此会来个糟糕的大转弯。我既无助又愤怒，而且非常恐慌。
我记得第一次盗窃被抓的情形。我是在伊斯灵顿的玛莎百货被逮住的。一般我都会穿戴整齐，把头发梳好，装作是刚刚下班的邮递员在回家的路上买点零食或牛奶。人都容易被外表欺骗，所以你在这方面需要很小心。如果我背着帆布包或购物袋进去，那么肯定没有下手的机会，但是我有个皇家邮政的背包。当然背包现在已经变了，但当时只要挎上这样的包，没人会看你第二眼。
我第一次下手是在 2001 年或 2002 年，当时是为了买毒品。在这之前，为了筹到吸毒的钱我一直在乞讨。再之前我已经开始了美沙酮戒毒疗程，所以当时我已经戒毒了，但搬进一家糟糕的收容所后，里面的所有人都在吸毒，于是我复吸了。
第二天，我决定和科芬公园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我和 Bob 到尼尔街和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的好几个地方卖唱。但我的心思不在那里，而是始终在担心之后去警察局会发生什么。那天晚上，我依然没有睡好觉。
当你无家可归、吸食毒品的时候，你就会想着通过容易的方式来找点钱花。老实说，没什么比去超市顺手牵羊更容易的事了。我的主要问题就是偷肉。我会去偷羊腿和昂贵的牛排，比如吉米·奥利弗牛排、羊小腿、猪后腿等。我从不偷鸡肉，因为它太廉价了。我下手的都是最贵的食物，转手后能得到价签上五成的钱。如果有门路卖给酒吧的员工就太棒了。酒吧是销赃的好地方，这一点人人都知道。
虽然要在中午去警察局报到，但是我早早就出发了，以防迟到。我不想给他们落下任何口实。我把 Bob 留在家里，以防自己再次被关上几个小时。早餐的时候我吃着吐司来回踱步，Bob 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焦虑，显得十分不安。
此前我跟警察发生过口角，大部分是因为小偷小摸。
“别担心，伙计，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我走的时候如此安慰 Bob。要是真的像我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好了。
我在接待员面前站了好几分钟，他们让我清空所有口袋，问了我各种问题。之后我被带到一个单间，被告知在里面等警察。我待的这间小屋的墙上满是涂鸦，地面散发着尿液的味道，这一切都让过去糟糕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找警察局费了我不少时间，它坐落在托特纳姆法院路的后街。上次我是坐警车来的，离开时天又太黑，所以这次来肯定要找一会儿。
车一路开到了警察局。我完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找之后，我又在警察局里坐等了 20 分钟，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最后，我被带到了一间房间里，一个男警官和一个年轻的女警官正等着我。
他点点头，开始往 Bob 那边移动。他把 Bob 抱了起来安抚着。但我能看到 Bob 脸上的表情，他明显被吓坏了。我一直透过警车后面的小窗户看着迪伦抱着 Bob 站在街上，直到看不见为止。
他们面前放着一沓文件，看着很是不妙。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查过我的过往经历。上帝知道会有什么糟糕的丑事被挖了出来。
“迪伦，你照顾一下 Bob 好吗？”我说，“把他带回家，钥匙在我的背包里。”
男警官先开口了，他说不会以威胁行为为名起诉我。我已经猜到了原因。
我的脑袋一阵发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一下看到了迪伦，他正躲在一旁局促不安，似乎不想卷进来。
“我的 DNA 跟售票窗上唾沫的 DNA 不相符，对吧？”根据之前的话，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询问的勇气。
“警察局里有狗笼，可以把他关在里面，”另一个警察说，“除非你想让别人看着他。”
他只是抿嘴笑着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我明白，他什么都不必说了。肯定是地铁站的人想要诬陷我，只是失败了而已。
“我的猫怎么办？”我指着 Bob。
如果这是好消息的话，那么紧接着就是坏消息了。
“去警察局解释吧。收拾好你的破烂上车，别把事情搞得更糟。”
女警官说，我会因非法卖唱而遭到指控，正式的说法叫“乞讨卖艺”。
话还没讲完，他们就抓住了我。其中一个警察向我宣读了我的权利，另外一个给我铐上了手铐。
他们给了我一张传票，告诉我一周后到法院应诉。
“什么？危险行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说——”
我离开警察局，感觉松了一口气。与威胁恐吓相比，非法卖艺不那么严重。我有可能会交一小笔罚款，并且接受批评教育，但不会有其他问题。
“我们怀疑你有危险行为，要逮捕你。”
威胁恐吓可就不同了，不同情况会有不同的惩处方式。我可能会遭到重罚，甚至可能会蹲监狱。
“为什么？”我说。
我也想讨回公道，毕竟往玻璃上吐口水的事和我没有一点关系。而且如果我坚持上诉，也许可以反告他们不正当拘捕。
“就是你，跟我们走一趟。”一个警察指着我说。
但老实说，那天下午回家的路上我主要的感觉是自己没事了，翻过了一个坎儿。我依然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错了。
“不知道。大概是例行盘问吧。”我说，希望自己可以像往常一样偷偷溜走。
开庭的这一关还是要过。我前往公民咨询中心，为庭审咨询一些法律建议。其实我早就应该来了，只是之前情况一团糟，根本没有想到。
当我好不容易把吉他盒子从肩上放下来时，一辆英国交警的警车迅速抵达，在人行道旁边停了下来。三个交警从车里跳下向我走过来。“他们要干什么？”迪伦说。
由于我还在戒毒过程中，而且住的是庇护所，所以我有资格申请法律援助。但实际上，我并不想请律师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我只想得到一些关于庭上发言的建议。
那天下午，迪伦想跟我们一起去伦敦市里转转。那天天气不错，阳光明媚，他想去感受一下。我在詹姆斯街拐角做准备的时候，他正在一旁和 Bob 玩。现在回想起接下来发生的事，我都不敢相信我们当时多么幸运，幸亏迪伦在场。
他们提供的建议非常直截了当，就是我需要表明对非法卖艺的愧疚之情，相当简单明了。我只需要跟着程序走就行，希望地方法官不要憎恨街头音乐家。
Bob 最初并不欢迎迪伦的到来，我猜他可能是担心自己会失宠。但后来他发现迪伦也是一个喜爱动物的人，他得到了更多的关爱，于是慢慢接受了迪伦。Bob 其实非常看重自己是否受到关注。
开庭当天，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遮住印着“极度不幸”标语的 T 恤），刮干净胡子，然后去了法院。等待区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几个人看着面色不善，理着平头操着东欧口音，还有两个穿着灰西装的中年人因违章驾驶等待出庭。
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带着 Bob 去科芬公园。当时我的朋友迪伦住在我家里，他是我组建乐队时认识的朋友。迪伦刚刚被黑心的房东轰出来了，原因是他拒绝支付异常高额的房租。因此，他需要一个能暂住几星期的地方。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自然无法拒绝他。于是，他在我家的沙发上安顿了下来。
“詹姆斯·波文，法庭传唤詹姆斯·波文先生。”一个圆润的声音喊着。我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地方法官看着我，好像我是社会垃圾。但是根据法律，他们不能对我做什么，特别是这是我第一次因卖艺而获罪。
但是一切都在那个下午彻底改变了。
我获得了 3 个月的附条件释放处罚，没有罚款。
我能应付这些，毕竟已经习惯了。但是他们肯定一起讨论过我的问题，决定集体对付我。他们威胁要叫交警过来找我的麻烦，好像我身上的麻烦还不够多似的。而我应对他们的方法都差不多：我会偷偷溜走并保证自己不会再来，等他们走后再偷偷溜回来。我看不出在这里卖艺会有什么问题，谁也没有因此而受到伤害，不是吗？
但他们讲得很清楚，如果我再犯，将会面临罚款或更严厉的处罚。
卖艺越发艰难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科芬公园地铁站的工作人员。这个片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了。他们不让我在这里卖艺，派出大批检票员在出站口之间巡逻，经常对我出言不逊。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庭审结束后，我出来时看见贝尔和 Bob 在法庭外等我。Bob 马上从贝尔的腿上跳下来，朝我跑过来。他没有表现出太夸张的情绪，但明显很高兴看到我。
这是一场持久的躲猫猫游戏，但我几乎无处藏身。新来的“卫兵”似乎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我常会被他们逮到，不是被轰走就是被教训一顿，这让我感到很疲惫。可能我卖艺的日子就要到头了。当年五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
“怎么样？”贝尔问我。
他们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其中有个家伙好几次威胁我要没收吉他。我只能说我会去规定地点卖艺，或是今后不会再来。大概半个小时后，我再从某个角落偷偷溜回来。
“3 个月的附条件释放，如果再被抓的话，就要接受处罚了。”我说。
大多数“科芬公园卫兵”都很通情达理，只有个别较真的人会找我的麻烦，整体来看他们从未真正苛责过我。但即便是这样的人，也开始用没收的方式对待那些不听劝告的卖艺人了。我觉得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什么新权力，而是有人要求他们管理得更加严格。
“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她说。
这样下去也勉强可以应付，但严重的问题是当局开始严厉打击像我这样在错误的地方卖艺的街头艺人。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在这种时候，但我知道自己真的遇到了麻烦。
我看着她，然后低头看看 Bob，心里已经清楚地知道了答案。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有人认为经济不会影响街头艺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在来看，那时经济衰退才刚刚开始，却已经给我们这样的人造成了很大的打击。那些过去愿意给我和 Bob 扔下一两块钱的好心人们现在都紧紧捂住了钱包。还有一两个相熟的客人告诉我，他们害怕自己会丢掉工作。我不能责怪他们，于是只能工作更长时间，赚更少的钱来保证我俩的温饱。
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大概断断续续卖艺快十年了。时代变了，自从 Bob 来了之后我的生活也变了。我不可能一直卖艺，这一点越来越清楚。有时候卖艺的钱甚至不够我们糊口，而且环境对我和 Bob（尤其是 Bob）十分不利。如今情况更加糟糕了，如果我继续在非指定地点卖艺，很可能会遭受牢狱之灾，这太不值得了。
2008 年春夏之际，在伦敦大街上卖艺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经济衰退让人痛苦，人们也不再慷慨。
“我不知道，贝尔。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不能再卖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