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耶路撒冷，更像为了满足一个记者的虚荣心。当我看到自己一心要模仿的《纽约时报》《经济学人》上充斥了关于它的报道，意识到全球新闻业的同行都会聚此地时，自然也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不清楚，该用什么视角去理解它，即使“在场”，也并不具备控制现场的能力。
这一切与我无关。作为一个在北京成长的青年，世界即意味着美国以及西欧，它们代表的近代启蒙精神与技术革命是我认定的历史方向。
在阿拉法特的官邸外，拥挤的人群令我不知所措，只能靠在一旁的电线杆上读当日的《纽约时报》，看它如何描述昨日此地景象。一位脸颊红红的波兰电台女记者，手持录音机站在一旁，多少分享着相似的迷惑。
10个月后，我也来到了耶路撒冷，阿拉法特将逝去的消息几乎将全球的新闻记者都带到此地。巴以间源源不断的冲突，这些冲突背后漫长的纠缠令圣城成为一座新闻之都。
离开新闻现场之外，我去老城闲逛。站立在哭墙前，我没有被激起任何历史与宗教之忧思，只是对那些头戴高帽、两鬓留着细长发缕的路人所吸引，他们是正统犹太人。狭窄小道两旁，满是挂满毛毯、丝巾、鞋帽以及旅行纪念品的小店，像是将义乌突然搬到了圣城。我完全忘记了，这每条小巷、每扇打开的窗口都曾充斥着杀戮与恐惧，这里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宣称的圣城。
最让他兴奋的是与两位以色列士兵的相遇。他们带他前往耶路撒冷的酒吧，教他如何与陌生女孩搭讪。这两位年轻人白天还持枪闯入陌生人家，搜捕“可疑”人物，夜晚就坐在酒吧里与中国记者闲聊，这种流畅的生活态度令小新费解又感慨。25岁的小新正受困于自己的羞涩以及一段过分漫长的恋情。以色列之行戏剧性地改变了他，让他果断结束恋情，成为了一个要用力拥抱每个陌生姑娘的人。
在一家地下酒吧，我最终见到了那两位年轻士兵。他们都强壮、爽朗，与街头那些士兵并无两样。在耶路撒冷，手持冲锋枪的军人四处可见，他们站在街角，乘坐公共汽车，随时提醒你这是一个战时国家；他们又神态悠闲，像是夏令营的大学生，如果你上前要求合影，他们也乐于摆个姿势。
饥饿感，是我再度来到耶路撒冷时最直接的感受。对这座圣城，我最初的印象并非宗教和纠结的历史，而是情欲和生命力。2003年夏天，同事小新从以色列采访归来，在和平里一家鱼头火锅店里，他讲述了此行见闻。老城中的哭墙、死海漂浮自然会提到，他还见到了那个留着银白长髯的亚辛，这位令人不安的精神领袖，外貌犹如《指环王》中的萨鲁曼巫师，也是暴力冲突的鼓吹者。
奇迹不会一再显灵。我和他们的聊天像受潮了的火药，没有迸发出期待的火花。他们试着和邻桌的姑娘搭讪，也并不算成功。我期待着小新式的顿悟，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就这样离开了耶路撒冷，除去我到过那里，并无更深记忆。
我们在一家以烤鸡闻名的小店坐下，点了半只烤鸡、几个肉串，以及无法回避的Humus——这鹰嘴豆制作的调味品多少像是老干妈之于中国人。新的禁忌也随之到来，阿拉伯人不提供酒，你只能用甜腻腻的果汁送下油腻腻的烤肉。
这一次的感受略有不同。一个大风的下午，从橄榄山俯瞰老城时，内心涌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激情，仿佛看到了一层层的死亡、迷狂与虔信。身后那些布满细细尘土的墨绿色橄榄树叶诉说着神秘，苏格拉底、挪亚、恺撒、克娄巴特拉、大卫王都曾被它们环绕。
这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聚集区，灯泡瓦数不足，暗淡的光圈让紧闭的大马士革门散发出迷离之气。据说，门前道路的确直接通往大马士革——如今正饱受内战困扰的叙利亚首都。
时隔14年，这一次的耶路撒冷之行，不是因为突发新闻，而是因为一位预言家。希伯来大学的一位年轻学者在过去几年征服了中国。他将人类7000年历史浓缩在一本书中，还给予一切都是虚构故事的判断；他描述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革命，预言未来社会的悲惨模样，人类很可能成为多余品。他似乎同时是一位历史学者与预言家，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调写作。
在神圣的禁忌笼罩下，灯光下的水果摊、烤肉铺以及人群，像是一条洋溢着喜悦的暗道，许诺你能继续体验日常的诱惑。那家叫“新棕榈”的旅馆的霓虹灯，虽已残缺，仍然固执地闪烁，令你想起丰腴的老板娘、狭窄楼道里的殴斗以及一个嗜酒的落魄作家。
站在橄榄山上，我似乎理解了他的思想方式。这地方充满了毁灭与再生，一切真实又虚幻，过去与未来首尾相连，分不清方向。这或许也与我的心境变化有关，从前的那股乐观和深信不疑的线性历史观一同消失了。我隐隐感到，这个被新技术驱动的新时代，不是理性、开放与解放，而是迷狂、封闭与奴役。
你只能前往大马士革门。暮色初降，耶路撒冷的餐厅几乎都已关闭，为了翌日的第二圣殿倒塌祭日，犹太人开始斋戒，以饥肠辘辘表现自己的虔诚。
接下来几天，我拜访了性格开朗的心理学家，她有着标志性的美国式微笑，像是长大不久的橄榄球场上的啦啦队员。20年前，她从美国搬回耶路撒冷，因为她感到一种召唤，她喜欢谈论“更高的意识”与“神秘体验”，她说自己能够看到未来。我在一个即将成为拉比的医生家喝茶，他说起大屠杀的创伤，塔木德蕴含的智慧，犹太人似乎在过去与未来间穿梭。一个中午，我再次坐在大马士革门外的烤鸡店，对面是一位30岁出头的巴勒斯坦律师。他满是苦涩的表情，提醒你这座城市的现实压迫。作为巴勒斯坦公民，他没有被世界认可的护照，只能通过旅行证件出国旅行。他成长于此，目睹着以色列占领区的不断扩张，巴勒斯坦人日益紧张的空间，一心想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来捍卫弱势者的权利。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军事占领的生活。
大马士革门外
我没见到那位年轻的、过分博学的预言家，我们的会面地点改在了特拉维夫。离开耶路撒冷时，我再度经过大马士革门，觉得它亲密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