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当港督麦理浩前往北京拜会邓小平，意识到香港的归还不可更改时，这座城市再度陷入恐慌。所有香港人都有着关于故国的不安记忆。自1841年开埠以来，这就是一座难民之城。中国历次动荡，都将更多人推到这个岛屿之上。英国制度与中国人的勤奋，还有不可缺少的运气将它变成了东方明珠。朱先生是这股浪潮最近的幸运产物。
经由短暂的骚乱，香港迈上了新阶段，它不仅继续创造经济奇迹，还努力建立起一套更为公正、进步的社会制度。相比彼时大陆与台湾，它还享特别的自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追随者都能在此共处。朱先生对工会组织的印象颇佳，他们举办各式联谊活动，学唱革命歌曲。这些穿越到香港的歌曲被过滤掉现实的残酷后，尽是理想主义的浪漫。
很多人选择了移民。这也是香港历史命运的缩影，开埠不久，它就是华人劳工中转地，是中国人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跳板。
一个怎样的“江湖人士”会退隐到特拉维夫呢？现实的朱先生没有江湖往事，却有另一番故事。他出生于惠州，整个童年在一轮接一轮的运动与改造的时代背景中度过，1962年，13岁的他成为逃至香港的难民群中的一员。与我在书中描述的恢宏场景不同，他只平淡地说，他们一行走过边境线，亲人在九龙接下他们。他随即开始融入崭新的生活。60年代的香港，既有工业革命催生出的繁荣与机会，也有伴随而来的动荡与风险。他记得1967年街头到处是人造炸弹的景象，也对于新蒲岗的塑胶花工厂的骚乱记忆犹新。
与同辈人纷纷前往美国、欧洲不同，朱先生喜欢上了中东的蓝天与海洋，移民到特拉维夫，开设了此地的第一家中餐馆。
在上菜的间歇，朱先生从后厨走出来。我喜欢他脸上的淡然表情，和缓的语调，像是从哪一部港片中飘出的人物，像一位厌倦了江湖纷争的退隐者。
“全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美国的、欧洲的，自愿到这里，上前线。”餐馆没开多久，他就赶上了黎巴嫩内战。他记得满街都是背枪的人，他们在指定的集合点集结，政府统一将他们送往前线。或许，这也是他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犹太精神的复杂性，他们常被描述为高度的逐利性，又表现出强烈的献身精神——为了宗教或是国家。
“龙城”的红烧肉实在平常，盘底两片生菜尤其难以忍受，像是对沙拉趣味的某种妥协。西红柿鸡蛋汤却是意外之喜，有一种清淡的浓郁。
在接下来的30多年中，战争与恐怖事件从未离开过他。他记得1991年的海湾战争，飞弹不断来袭，它即使在空中爆炸，“也会地动山摇，玻璃全都在晃动”。他跑到法兰克福住了两个月才回来。他更目睹了21世纪初的自杀性爆炸浪潮，在公交车站、在酒吧、在海滩，他看到血肉横飞，一只残臂挂在路灯杆上。
夜晚特拉维夫海滩
他原本想挣些钱再前往美国的计划告吹了，没人愿意接手他的餐馆。不管香港与内地的移民浪潮多么汹涌，却很少会涌到特拉维夫。谁会真的选择只会出现在国际争端中的城市呢？
特拉维夫没有唐人街，“龙城”孤零零地矗立于特拉维夫的这条干道上，与那些酒吧、比萨店、花店连成一片。在品尝了各式口味的Humus之后，我开始对一份水煮牛肉充满渴望。同事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龙城”有着全球最佳红烧肉。旅行经常带来感官失调，催生出某种幻觉，我坚信在维也纳吃到了世界最佳的西红柿炒鸡蛋，在东京的池袋公园西口尝到了全球最佳酸辣土豆丝。
他也习惯了这里，学习希伯来语，有了犹太与阿拉伯朋友，离不开那些菜市场，尤其是特拉维夫的海滩，“天空的月亮还是很圆的，比香港的还圆，星星比香港还亮……香港的海水也没这么蓝了”。他甚至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未来也不无信心，这里既是犹太人也是阿拉伯人的家，“应该有破冰的一天”。
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夜晚的特拉维夫听到这首歌，且出自一位香港人之口。Alenby大街上这家中餐厅有一个响亮却陈旧的名字“龙城”，店名与门口的红灯笼、墙上的书法都让你想起一个唐人街的世界。如果有一位李小龙模样的人出入，一定更为圆满。
归家的渴望也诱惑着他。尽管一个小小的华人社区正在兴起，很多是随着中国影响力扩张而来的中国商人与劳工。他仍觉得自己是特拉维夫的局外人，甚至多次光顾的小偷都在提醒他这一点——一个外来者要承担更多的不公。但他又觉得此刻的香港，不是他曾熟悉与理解的那个香港，甚至连个住所都不好解决，房子实在太贵了。
朱先生唱起了《我为祖国献石油》，到了“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时，他扬起右手，似乎丰沛感情正从胸膛溢出。他的广式普通话有些含混，声线在一些高音部分明显吃力，神情却专注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