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让你坚持下去，我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适应所发生的一切。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方式。虽然我们从死亡集中营中被解放出来，但我们也必须要自由——自由地去创造，去谋生，去做选择。在我们找到自由之前，我们只能在无尽的黑暗中不停地绕圈。
“我仍然想杀死一个德国母亲。”玛格达说。我记得我们在冬天走过的所有路，这个是她的幻想，她不断地重复着：“我能做到，你知道的。”
后来，有医生来帮助我们医治身体，但没有人会向我们提供心理层面的治疗。我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开始明白这一点。
“没有。是那块肥皂。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他们说这肥皂是用人做的，是用他们杀死的人做成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这里和贡斯基兴很接近吗？也许吧。
一天，那个美国兵和他的朋友们来告诉我们，我们将要离开韦尔斯。苏联人正在帮助幸存者回家，他们是来道别的，并带来了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着格伦·米勒的歌曲《心情》，我们也放松下来了。因背脊受伤，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步伐，但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精神中，我们就像是旋转的陀螺：慢，慢，快——快，慢。慢，慢，快——快，慢。我也能做到的——保持胳膊和腿放松，不瘸腿。格伦·米勒，艾灵顿公爵，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念着这个大乐队里明星的名字。这个美国兵[1]领着我小心地旋转，他稍稍降低身体，在舞步中松开手。我仍然很虚弱，但我能感受到我身体的潜能，我相信当我痊愈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它都可以表达出来。许多年以后，我将和一个被截肢者一起工作，他会解释他有幻肢感。在解放六周后，我听着格伦·米勒的歌声，与我那还活着的姐姐，还有那个几乎强奸了我的美国士兵一起跳舞时，我反而有着和幻肢相反的感觉。这不是一种失去东西的感觉，而是我身体的一些部位有恢复知觉的感觉，是它自己恢复正常的。我能感觉到手脚有恢复如初的可能，更相信我能再次从生活中站起来。
“没有人伤害你吗？”
在从韦尔斯到维也纳的火车旅程中，我们要穿过苏联占领的奥地利。在几个小时的火车行程里，我不停地抓挠着我全身因虱子和风疹引起的皮疹。家，我们要回家了，再过两天我们就到家了！然而，我们回家的喜悦与失去亲人的痛苦是分不开的。我知道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母都死了，当然我的父亲肯定也死了。他们已经死了一年多了。没有和他们一起回家，就等同于再次失去他们。
“没有。是那块肥皂，迪库卡。我不能碰它。一种恐慌降临到我身上了。”
也许克拉拉还在，我给予自己希望。也许埃里克也还在。
“你发烧吗？”
在我们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两个兄弟。他们也是幸存者。孤儿。来自卡萨[2]，和我们一样！他们叫莱斯特（Lester）和伊姆雷（Imre）。后来我们得知，在死亡行军途中，他们的父亲从背后被射杀了。我们很快也知道，在我们家乡的1.5万名被驱逐者中，我们是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的70人中的一员。
“没有。是的。我不知道。”
“我们还拥有彼此，已经很幸运，很幸运了。”他们现在说。
“你生病了吗？”
莱斯特和伊姆雷，玛格达和我。我们处在一种反常的状态。纳粹不只是谋杀了数百万人，同时还谋杀了这些人的家庭。现在，除了在那些不可思议的失踪者和死亡者的名册中寻找亲人之外，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后来我们将听到在欧洲各地无家可归者营地发生的团聚、婚礼和孩子出生的故事。我们还听说会有特意为情侣们发放能获得结婚礼服的特别配给券。我们屏住呼吸，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3]的报纸上仔细搜寻，希望能在报纸上散落的幸存者名单里看到自己熟悉的名字。但现在，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凝视着火车的窗外，望着空旷的田野、断桥。在一些地方，那些新种的庄稼显得那么的娇嫩脆弱。盟军对奥地利的占领将持续十年。在我们经过的城镇，人们的心情并没有半点放松和喜悦，这是一种对局势的不确定性和饥饿引起的紧张气氛。战争已经结束了，但紧张的气氛并没有因此结束。
“没有。”她发出急促而刺耳的呼吸声。“我正想用肥皂，就感觉这个房间开始旋转了。”
“我的嘴唇丑吗？”当我们靠近维也纳市郊时，玛格达问道。她正研究着在窗户玻璃上她叠加在风景中的影像。
我们很少碰见给我们提供住宿的那户家庭，但玛格达的沉默和充满仇恨的愤怒迫使我往最坏的方面去想。我想象着，当她脱下衣服的时候，那位父亲走进了浴室。“是他……”我结结巴巴地说。
“为什么这么问，你是打算用它做点什么吗？”我跟她开玩笑，我试着诱导出她那从不间断、爱戏弄人的性格。我试图压制自己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埃里克还活在某个地方，我很快就会戴着临时的面纱成为一位战后的新娘，永远和我的爱人在一起，再也不会孤单。
“在我离开这所房子之前，我会报复的。”她发誓。
“我是认真的。”她说，“告诉我真相。”
最后，我不需要决定做些什么事了。她已经开始说话。
她的焦虑使我想起，我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天，她被剃成光头赤裸着站在那里，紧紧地握着被剪下来的头发。也许她是把全世界对未来无法预测的恐惧都浓缩成她个人的恐惧，并把它更具体化了——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去找一个男人，害怕她的嘴唇是丑陋的。或者问题是她被更深层次的不确定性——本质价值的问题给纠缠住了。
现在我姐姐在颤抖，陷入痛苦中。如果我告诉她我是醒着的，如果我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如果我目击到让她崩溃的过程，她就不必独自面对那件让她颤抖的事情了。但如果我假装睡着，我可以成为她的一面镜子，她从镜子中感觉不到这个刚刚经历的痛苦；我可以成为一面有选择性的镜子，我可以向她展示她想要建立的东西，其他的她都可以避而不见。
“你的嘴唇有什么问题？”我问。
也许在我们的沉默中，我们正试图营造一个能把我们从创伤中解放出来的环境。在韦尔斯休养是一种过渡性的生活，但也可能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召唤我们。也许我们正试着给对方和我们自己一个空白的空间来构建未来。我们不想让暴力和失去亲人的画面来玷污这个房间。我们希望能看到除了死亡以外的东西。因此，我们心照不宣地同意不谈论任何会破坏生存希望的事情。
“妈妈讨厌它们。街上有人称赞我的眼睛，她会说，‘是的，她的眼睛很漂亮，但你看看她厚厚的嘴唇。’”
我们获得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在过去的40天里，玛格达和我几乎每时每刻都一起待在这个房间里。我们已经恢复了体力，我们甚至已经恢复说话、写作甚至跳舞的能力。我们可以一起谈论克拉拉。我们希望她在某个地方还活着，并在试图找我们。但我们不能谈论我们曾经的遭遇。
生存是黑白分明的，当你为生命而奋斗的时候，是不会让“但是”这个词闯入的。现在，“但是”这个词涌现出来。我们有面包吃，是的，但是我们身无分文。你的体重在增加，是的，但是我的心情却很沉重。你还活着，是的，但是我的妈妈死了。
一天早上，玛格达去洗了个澡。当她回到房间时浑身发抖，头发是湿的，衣服脱掉了一半。她闭着眼睛在床上发抖。她洗澡的时候，我就一直睡在床上。因为现在我的体型已经恢复，所以不能再睡原来的婴儿床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已经醒了。
莱斯特和伊姆雷决定在维也纳逗留几天，他们答应来家里找我们。我和玛格达登上另一列开往布拉格的火车。这趟火车要向西北方向开八个小时。一个男人挡在火车车厢的入口。“我们的人才可以进去。”他冷笑道。我们的人。他是斯洛伐克人。犹太人必须坐在火车车顶上。
有一天他带了一台收音机。他用收音机播放音乐，这是我听过的最欢快的音乐，音调轻快，让人兴奋。我听到角号的声音，角号声会促使人动起来。它们的闪光点不是只有诱惑力，而是比诱惑力更深的，一种不可抗拒的邀约。美国兵和他的朋友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向玛格达和我展示了吉特巴舞，布吉伍吉舞。男人们一对一对地跳，就像跳交谊舞那样，甚至他们握着手臂的方式对我来说也是没见过的——这是一种在舞厅跳舞的风格，但更轻松，更随意。这不是正式的舞蹈，但也并不是马虎了事的那种。他们是如何让自己的神经绷得那么紧，却又那么的灵活，并且准备得如此充分呢？他们的身体随音乐的节奏摆动。我想要像那样跳舞。我想让我的身体也能做这些动作。
“纳粹虽然输了，”玛格达喃喃自语地说，“但这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天，那个美国兵带来纸和铅笔。我们从字母表开始。他写了大写A和小写a。然后是大写的B和小写b。他给我铅笔，然后向我点了点头。我能写出任何字母吗？他想让我试试。他想看看我恢复了多少，我记得多少。我可以写C和c，D和d了！我想起来了！他鼓励我，他为我高兴，并让我继续写E和e，F和f。但写到之后的那个字母我犹豫了，我知道下一个字母是G，但我想不起来了，无法在纸上写出来。
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回家，我们只能爬上火车的车顶，加入到其他流离失所的人群之中。我们手牵手。玛格达坐在一个叫拉斯·格拉德斯坦（Laci Gladstein）的年轻人旁边。他用自己几乎只剩骨头的手指，抚摸着玛格达的手指。我们不会追问对方曾经去过哪里。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惶恐不安的双眼，都在述说着你想要知道的一切。玛格达靠在拉斯单薄的胸口上，寻找温暖。我嫉妒他们能在彼此身上找到的安慰、吸引力和归属感。我太执着于对埃里克的爱，希望能再次找到他，寻找那个现在就用手臂拥抱我的男人。即使我没有记挂着埃里克的声音，我想我也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去寻求安慰和发生任何亲密行为。我骨瘦如柴，浑身都是虫子和褥疮。谁会要我呢？最好不要冒险联系而被拒绝，最好不要证实我所受到的损害。更何况，现在谁能给我最好的庇护呢？需要那个人知道我作为一个幸存者忍受了什么吗？或者找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他可以帮助我忘记过去？找一个在我经历地狱的磨难之前就认识我的人，他可以帮助我复原回到从前的自己？或者是一个只看重我现在的人，他不会一直关注着那些已被摧毁的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眼睛，埃里克告诉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坚信这些话，它就像一张可以指引我走向自由的地图。我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如果埃里克无法面对呢？如果我们找到对方并一起生活，却发现我们的孩子是幽灵的孩子，那该怎么办？
玛格达的身体状况比我好，她试图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井然有序。有一天，这个德国家庭出了门，玛格达打开了衣橱，她想找些适合我们穿的衣服。她写信给克拉拉、母亲在布达佩斯的弟弟和在米斯科尔克的妹妹。写那些可能永远不会被读到的信，她只是希望能发现有谁还活着，发现离开韦尔斯后我们该去哪里重建自己的生活。我已经不记得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了，更不用说地址，或一个句子。“你在那里吗？”
我依偎着玛格达。她和拉斯谈论未来。“我要当一名医生。”他说。
你会是镇上着装最漂亮的女孩，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当我想到父亲时，一股暖流从我的后背中涌出，在我的心中燃烧，有痛苦，也有爱。一个婴儿都知道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我也在重新学习这一点。
对于一位和我一样，在一两个月前差点就死去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高尚的理想。他会活过来的，会痊愈的，还会医治别人。他的雄心壮志消除了我的疑虑。这是多么震惊，他带着梦想走出死亡集中营，这似乎是一种不必要的冒险。即使是现在我已经见识了饥饿和暴行，但我还是记得我所受到的伤害，记得被偏见毁掉的梦想和教练将我从奥林匹克训练队中撤销资格时的说话方式。我还记得外祖父是如何从辛格缝纫机公司退休并等待他的养老金支票。他是如何等了又等，盼了又盼。他是如何谈论其他小事的。最后，他收到第一张支票。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被送到砖厂，几周后，他死了。我不希望自己总想着不好的事情。
之后，他每天都会来。玛格达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又开始卖弄风骚。那个时候的我以为，他拜访这座房子的主要原因是能享受她的关注。但日复一日，我才发觉他似乎并不在意她，他是为我而来的，我才是他关注的对象。也许他在为他差一点就做出侵犯行为而忏悔。或者，他需要向自己证明希望和纯真是可以重燃的，包括他的、我的和全世界的；更想证明一个骨折的女孩是可以重新行走的。在他照顾我的六周里，我太虚弱了，太疲劳了，就连学会讲或拼出他的名字这么简单的事也做不到。他把我从婴儿床上扶起来，握着我的手，劝诱着我绕着房间一步一步地走。当我试图挪动时，我的背就像被燃烧的煤烫到那样疼痛。我专注于把重心从一只脚转移到另一只脚，试着感受重心转移的那一刻。我把手高高举过头顶，握住他的手指。我把他当成我的父亲，父亲一直希望我是一个男孩，但他很爱我。
“我在美国有一个叔叔，”拉斯继续说道，“在得克萨斯州，我要去那里，在那里工作，攒钱重新上学。”
在早上，他又回来了。我知道是他，因为他身上仍然散发着酒味。尽管我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看到他的，恐惧还是使我记住了他的容貌。我抱着我的膝盖啜泣，停不下来。我发出像是一种动物那样的哭声。这是一种恸哭的声音，还有些像是昆虫发出的嗡嗡声。他哭泣着跪在婴儿床旁，不断地重复着两个字。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但我记得它们的音节：“原谅我，原谅我。”他递给我一个布袋。因为它太重了，我拿不起来，所以他把里面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放在床垫上。布袋里装着的是军队配给的小罐头。他给我看罐头上的图片，并一边指一边说，就像一个疯狂的侍应生在解释菜单，招呼我选择下一餐的食物。我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只是在研究这些图片。他撬开一个罐子，用勺子喂我。这是一罐添加了甜甜的东西和葡萄干的火腿。我们匈牙利人永远不会把火腿和任何甜食搭配在一起吃。如果我的父亲当初没有把他秘密包裹的猪肉和我分享，我也不可能知道它就是火腿。我不停地张开嘴，吃了一口又一口。当然，我也原谅他了，因为我太饿了，而他带来了食物给我吃。
“也许我们也会去美国。”玛格达说。她一定想到了布朗克斯的玛蒂尔达姑妈。我们周围的人都在火车车厢顶，谈论着未来的生活。为什么要继续生活在使我们失落的灰烬中呢？为什么还要在一个我们不想要待的地方继续挣扎求生存呢？很快我们就了解到美国和巴勒斯坦都有严苛的移民限制。我们没有不设限制和偏见的避风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生活可能总是这样。只能尝试忽略那些随时可能被轰炸，被射杀和被扔进沟渠里的恐惧，或者充其量被迫登上火车顶部，手牵着手，顶着风。
我不能睡觉。我相信士兵会再回来的。玛格达在哪里呢？其他士兵把她带走了吗？虽然她也很消瘦，但她的身体比我的好得多，而且她仍然有一点女性特征。为了缓和我的思绪，我试着去整理我所知道的男人和他们的人性特点：埃里克，温柔而乐观；我的父亲，对自己和环境感到失望，有时会失败，有时会尽其所能，找点小乐趣；门格勒博士，好色和控制欲强；还有我在地里偷胡萝卜时，捉住我的德国国防军，带惩罚性，但仁慈和善良；那个把我从贡斯基兴的死人堆里拽出来的美国兵，坚定而勇敢；现在，这又是一种新的滋味，新的阴影。一个解放者，但同时也是一个施暴者。他的存在很伟大，但也很空虚，空荡荡的，漆黑一片，仿佛他的人性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玛格达那晚在哪里。即使是现在，她也记不起来了。但我将背负着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的事情，带着我希望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东西一起逃离。那个几乎强奸了我，可能还会回来继续强奸我的人，和我一样，他的余生可能都在试图把阴影赶走、把它推到边缘的忏悔中度过。那天晚上，我相信他在黑暗中迷失了，他几乎变成了黑暗里的魔鬼。但他没有。他选择不这么做。
在布拉格，我们需要再次换乘，我们和拉斯道别。玛格达把我们家的旧地址，科苏特拉约什路六号，写给他，他也承诺会联系我们。距离下一趟列车的发车还有些时间，我们可以找个地方伸展一下我们的双腿，坐在阳光下，安安静静地吃点面包。我想找个公园，希望能看到绿色植物和鲜花。在那里，每隔几步我就会闭一次眼睛，用心感受一下城市、街道、人行道和民众喧闹的气息，还有面包店、汽车尾气和香水。当我们身处地狱的时候，很难相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我凝视着商店的橱窗，觉得自己即使身无分文也没关系。当然，没钱也将会是个问题。在科希策，食物并不是免费发放的。但看到了摆卖的裙子、袜子、珠宝、烟斗和文具的这一刻，我已经觉得非常满足了，生活和商业还在继续。一个女人拿着一条夏季的连衣裙在欣赏，一个男人看中了一条项链。东西并不重要，但美很重要。这是一个人们都没有失去想象、制造和欣赏美丽事物能力的城市。我将再次成为一个居民，住在某个地方的普通居民。我会跑跑腿，买买礼物。我将去邮局排队。我会吃自己烘焙的面包。为了纪念我的父亲，我将穿着高级定制的服装。为纪念我的母亲，我会去看歌剧，她喜欢坐在椅子的边缘，听着瓦格纳的乐章，激动地哭泣。为了克拉拉，我要去听交响乐，寻找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每一场表演，沉浸在憧憬和渴望里，感受着音乐带来的直线上升的紧迫感和跌宕起伏的华丽乐章的完美结合。然后更加险恶的主旋律，威胁着独奏小提琴手不断上升的梦想。站在人行道上，我闭上眼睛，这样我就能听到我姐姐小提琴的回声了。玛格达的叫声吓了我大一跳。
门外的喧闹声破坏了我的睡眠。我的睡眠是那么容易被破坏。我无时无刻不感到害怕。我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感到害怕。任何黑暗中的声音都让我联想起我的母亲把克拉拉的胎膜塞进她的外套里，我的父亲在我们被驱逐的清晨，回头凝视着我们的公寓。随着过去的事情在脑海里不断地重演，我一次又一次失去了我的家和我的父母。我盯着婴儿床上的板条，试着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继续睡觉，或者至少保持平静。但噪声依然持续，冲撞声，重踏声。突然房门被踹开了。两个美国兵冲进了我的房间。他们跌跌撞撞地互相搅在一起，被一个小架子绊倒了。一束强烈的灯光打破了我房间的黑暗，其中一个男人指着我，笑着抓住他的胯部。玛格达没在这里，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她是否离我很近，能听见我尖叫，还是在某处蜷缩着，和我一样害怕。我听见我母亲的声音：在你结婚之前，你不能失去你处女的身体。她在我还不知道处女是什么之前就给我上课。我没有必要一定这么做，我明白这只是个威胁。不要毁了自己，不要让人失望。现在，我是那么的脆弱，粗糙的处理方式不仅会让他玷污了我，还可能会杀了我。但我担心的不仅仅是死亡和更多的疼痛，我害怕的是失去对母亲的尊重。一个士兵把他的朋友推到门口，让他帮忙看守着，他自己则荒谬地嘀咕着向我走来。他的声音模糊不清，语言也混乱无序。他的汗味和酒精的味道闻起来非常刺鼻，就像发霉一样。我必须让他远离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扔，甚至不能坐，也坐不起来。我试着尖叫，但我只能发出微弱的颤音。门口的士兵一直在笑，但他没有笑。他用非常严厉的语气跟我说话。我不懂英语，只知道他在说关于婴孩的事。另一名士兵靠在婴儿床扶手上。他的手在腰上摸索着。他会蹂躏我，摧毁我的。他拔出枪，像拿着火炬一样疯狂地挥舞着。我在等待着他用手强行压住我，但他却朝门口走去，向他的朋友走去，离开了。门咔嚓一声关上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黑暗中。
“醒醒，迪库卡！”
士兵们把我们带到可以睡觉的房间里。这是一间育儿室，而我们就是战争的孤儿。他们把我抬到一个木制的婴儿床上。我是那么的弱小，体重大约只有32千克。我不能独立行走，就像是一个婴儿。我几乎不能思考如何表达，只想着疼痛和需求方面的措辞。我被扶起时会痛哭，但现在没有人会来扶我。玛格达也在小床上蜷成一团。
我睁开眼睛，看见在这繁华的城市，公园入口的旁边，贴着一张小提琴独奏表演的海报。
这对父母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进一间卧室里，父亲向孩子们演示了如何锁好门。孩子们依次凝视了一下我们，然后就跑去他们妈妈那里，把脸藏在妈妈的裙子后面。我们能够理解他们的好奇心和恐惧感。我已经习惯于党卫军的那种白眼和残酷的行为，还有超乎常理、极不协调的欢呼声——这是他们对至高权力的喜悦。我已经习惯于他们显示自己地位的方式，习惯于他们觉得自己更高大，习惯于他们提高自己的使命感和控制欲。但孩子们看我们的方式比他们更糟。我们似乎冒犯了他们的纯真。孩子们看待我们的方式，就好像我们真的是罪人。他们的震惊比反感来得更尖刻。
海报上的照片是我姐姐。
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希特勒死了不到一个星期，距离德国正式投降还有一些时日。整个欧洲的暴力活动正在减少，但仍然处于战争时期。食物和希望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稀缺的。我们这些幸存者，这些以前的俘虏，仍然被一些人视为敌人、寄生虫、害虫。这场战争并没有结束其他人的反犹太思想。美国兵把玛格达和我带到居住着一个德国家庭的房子里，里面住着一位母亲、一位父亲、一位祖母和三个小孩。我们将住在这里，直到我们恢复到足够强壮，可以走路为止。美国人用不标准的德语警告我们：小心点，还没有完全和平，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照片里，我的克拉拉握着她的小提琴坐在那里。
对于我们来说，进食和喝水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不能太多，也不能太急促，不然就可能会过量进食。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无法克制自己了。我们饿得太久了，身体的肌肉和对食物的克制都渐渐消失了。后来，我得知，家乡的一个女孩，她是我姐姐克拉拉的朋友的妹妹，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解放出来，却因为吃得太多死了。持续的饥饿和尽快结束饥饿都是致命的。然而，在恢复的过程中，我那断断续续的咀嚼能力看起来也是一种福气。还有，幸运的是，美国兵几乎没有什么食物可以提供给我们，大部分是糖果，我们后来得知这些彩色的小珠子叫M&M。
[1] GI美国兵来自短语government issue，即美国政府生产的武器装备，后用于指美国大兵。
我意识到玛格达就在我身边行走。当马车颠簸的时候，我全身疼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没奢侈地考虑过什么是疼的，什么是不疼的。我一直只是在想着如何跟上其他人，保持领先一步，在这里弄点东西吃，走得足够快，永不停歇，活下去和不落在队伍后面。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了，我的疼痛和遭遇使我的意识变成了一种幻觉，一部无声的电影。我们是一队行走的骷髅，大多数人的身体都遭受过毁灭性的伤害，已经不能行走了。我们躺在车上，靠着拐杖。我们的制服很脏，很旧，破烂不堪，几乎无法遮住我们的身体。我们骨瘦如柴，身体上的皮肤也似乎已经盖不住我们的骨头了，我们就像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解剖课模型。肘、膝盖、脚踝、脸颊、关节、肋骨，像是有问题那样凸显出来。我们现在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骨头看起来是那么的令人讨厌，眼窝深陷，像一个个洞穴，木然、忧郁和空虚，还有凹陷的面部和蓝黑色的指甲。我们是一群移动伤员，更是一队缓慢游行的食尸鬼。我们踉踉跄跄地走着，车在鹅卵石路上摇摇晃晃。我们一排排地聚集在一起，占满了奥地利韦尔斯的整个广场。镇上的人透过窗户盯着我们看。我们太可怕了，没有人敢对我们说话，沉默得就像广场都快要窒息了一样。镇上的人都跑回自己家里，孩子们也赶紧遮住自己的眼睛。我们从地狱中活过来了，却变成了别人的梦魇。
[2] 卡萨：斯洛伐克东部最大的城市，经济和文化中心。
我曾经让自己想象过这样一个时刻：我的囚禁结束了，战争也结束了。我想象着那一刻，快乐会从我心里绽放开来，我要用我最响亮的声音喊道：“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但现在的我没法发声。我们像是一条平静的河流，自由的河流，从坟墓般的贡斯基兴流向旁边的城镇。我坐在一辆临时拼凑而成的车上，车轮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我几乎没有清醒过，在这种自由中没有感受到任何欢乐和解脱。我们踏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走出森林。每个人都一脸茫然，奄奄一息，不久又陷入昏迷的状态。狼吞虎咽地进食会产生危险，吃错食物也会有危险。自由带给我们的是一身的褥疮、虱子、斑疹伤寒症、腹泻和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
[3]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战后为统筹重建二战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的福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