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见。”他咆哮着。
克拉拉将按日期回到科希策，参加广播演出——她的音乐会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所以她不能陪我去结核病医院。我会在那里一直待到我完全好起来为止，但她拒绝让我一个人去。我们在遣返中心到处询问是否知道有需要去医院的人。结果我被告知，住在附近旅馆的一位年轻人也需要去医院接受治疗。当我在旅馆的大厅里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亲吻着一位女孩。
当我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向他走去时，他还在亲吻着那位女孩。他的头发是灰色的，至少比我大十岁。在九月份，我就满十八岁了，但我瘦弱的四肢、扁平的胸部和光秃秃的头，看起来更像一位十二岁的小孩。当他们拥抱时，我尴尬地站在他们旁边，不知道如何知会他一声。我开始烦闷起来，这就是我要托付的那个人吗？
到7月底，我终于退烧了，但加比仍然对我的恢复进度不满意。我的肺部被折断的背骨压得太久，已经充满积液。他担心我感染肺结核，建议我去塔特拉山区的一家结核病医院接受治疗。加比就是在那里打听到了埃里克的死讯。克拉拉将会陪我乘火车去到最靠近山区的村庄。而玛格达会留在我们的公寓里。在经历一番努力争取回来后，我们总是期待着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即使机会渺茫，我们也不能冒着无人在家的风险，哪怕是一天。一路上，克拉拉一直把我当作小孩子来对待。“看看我的小宝贝！”她向其他乘客大声说。我就像个早熟的孩子一样向他们投以微笑。我确实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我的头发因伤寒掉光了，现在刚刚长出像婴儿那样柔软的头发。克拉拉帮我用围巾遮住我的头。当车在山区爬升的时候，我呼吸到了高山干燥而清新的空气，但是我仍然呼吸困难。我的肺里就像长期有一个泥潭。当我不能让自己的眼泪向外流的时候，它们流进了这个泥潭里。我不能不理会自己的悲伤，更没法将它驱赶。
“先生，你能帮一下我吗？”我终于开口问了，“你应该陪我一起去医院。”
但诊断并不等同于治愈。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处理埃里克的声音，那深刻于心中的话语和希望。
“我很忙。”他说。几乎没有停下他的吻来回应我的迹象。他就像一位年长的哥哥，希望甩掉一个烦人的妹妹。“火车上见。”
等到自己的震惊消散，我醒悟到，如果自己从一种特别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其实知道他的死讯所带来的痛苦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仁慈了。我就连父亲有没有死都无法知道。确定埃里克已经走了，对我来说就像在长时间的疼痛之后，开始接受诊治一样。我可以准确地找出受伤的原因，也可以确定应该治疗什么了。
在克拉拉不断的讨好和提醒之后，他的轻蔑减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如此困扰。我的男朋友死了，他的女朋友还活着？还是说，我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关注和认可，甚至有完全消失的危险？
我爆发出撕心裂肺般的痛哭声。我想我的胸口都碎了。悲伤的冲击是如此强烈，眼泪都无法流出来——喉咙里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呻吟声。就连对我所爱的人，在他生命最后枯竭的那些日子里所经历的痛苦和所处的精神状态，我也想不出如何去考究，大脑只剩下一片模糊。我被悲痛和因失去他而感到的不公平所折磨。如果他能再多坚持几个小时，甚至多呼吸几次，我们现在就能团聚了。我趴在桌子上大声呻吟，直到声音都嘶哑了。
他在火车上给我买了一个三明治，并给自己买了一份报纸。除了交换姓名和基本礼节之外，我们就不再说话了。他的名字是贝拉。对我来说，他只是火车上一个粗鲁的人，一个我不愿意但必须要向他寻求帮助的人，一个只是勉强给予帮助的人。
一天下午，加比为我检查后背的情况。他等到我翻身躺好后，告诉了我他得到的消息。“埃里克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说，“在一月份，解放前的一天，他去世了。”
当我们到达车站时，我们意识到必须步行到结核病医院，现在已经没有报纸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了。
加比的到访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治疗，也没有向我收取任何医疗费用。我们经常坐下来一起回忆过去。我总不能和我的姐妹们直白地诉说自己的悲伤，它太刺心，往事还历历在目。与她们一起悲伤似乎是对我们奇迹般团聚的一种污蔑，所以我们从不相互抱怨和哭泣。但是对着加比，我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悲伤。有一天我问加比关于埃里克的事。加比还记得他，但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因为加比有同事在塔特拉山区的遣返中心工作，他会向他们了解一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关于埃里克的消息。
“你在战前做了什么？”他问道。之前没有听他讲过话，我注意到他原来说话带着口吃。当我告诉他我是一个体操运动员、会跳芭蕾舞时，他说：“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
到了六月底，我的背还是没有痊愈。我的肩胛骨之间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刺痛感。我的胸部仍然感到疼痛，就连呼吸也觉得痛，之后我突然发烧了。克拉拉带我去了医院并坚持要给我找一个私人病房，给我最好的照顾。我担心医药费的问题，但她说她会多开几场音乐会并想办法来支付。当医生过来为我检查的时候，我认出他来，他是我以前同学的哥哥。他的名字叫加比。我记得他妹妹叫他天使加比利。我知道，这个同学已经死了，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问我是否在集中营里见过她。我真希望我能给他一张他妹妹最后的照片，让他拿来作纪念。我还想撒一个谎，想告诉他，他的妹妹是多么的勇敢，并和我深情地谈论过他。但我不会说谎。我宁愿面对父亲和埃里克生命的最后几分钟的空白，也不愿被告知不真实的事情，无论它是多么令人欣慰。自被解救以来，天使加比利给了我第一次治疗。我被诊断患有伤寒、肺炎、胸膜炎和背部骨折。他为我做了一个活动的石膏，覆盖了我的整个身体。这样我晚上可以把它放在床上，爬进这个石膏壳里休息。
我满怀期待地看着他，准备接受一个匈牙利式的幽默，准备好迎接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减压时的感受，在那里，我、玛格达和我们的室友们一起举办了一场乳房选美比赛，并在那糟糕的日子里响起了欢快的笑声。
克拉拉现在就像我母亲。她这样做是出于爱和她天生的能力，也可能是因为愧疚。她没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保护我们，所以觉得现在一定要保护好我们。她包揽了家里所有的烹饪工作，并把我当成婴儿那样用勺子来喂。我爱她，喜欢受到她的关注，喜欢被拥抱的感觉，这让我感到更安全。但她同时也是令人窒息的，她的好心使我没有喘息的空间。她似乎需要在我的身上得到一些东西作为回报，不是感激或是感谢，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能感觉到，她希望依靠我来体现她自己的使命感和她存在的原因。在照顾我的过程中，她找到了她能幸免于难的原因。但我现在的任务是不需要她的帮助而能很健康地活着。这就是我活下来的原因。
“有一只鸟，”他说，“有一只快要死的鸟。一头牛帮助它，从它的屁股后面让它暖和起来，你知道我的意思的。那只鸟开始兴奋起来了，然后一辆卡车来了，把那只鸟轧死了。一只聪明的老马走了过来，看着路上的死鸟。马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头上有屎，就不要跳舞了吗？’”贝拉为自己讲的笑话而大笑起来。
我在家里待了几个星期，虽然还不够强壮，但我还是步行去埃里克的旧公寓。公寓是空的，他的家里没有人回来。我发誓要尽可能多地去他家看看。离开的痛苦比惊醒后的失望来得更强烈。悼念他不是单单地悼念一个人而已。在集中营里，我可以渴望他真实地存在着，并坚守我们对未来的诺言。如果我今天能活下来，明天就自由了。但自由的讽刺之处在于，很难找到希望和目标。现在我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结婚的人都不认识我的父母。如果我有孩子，他们也不会认识他们的外祖父母。我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损失而伤心，而是它所波及未来的方式，还有它延续的方式。我母亲过去常常告诉我要找一个额头宽的男人，因为这意味着他聪明。“看看他是怎么用手帕的。”她会说，“确保他总是带着干净的手帕。确保他的鞋子是擦亮的。”她不可能参加我的婚礼了。她永远不会知道我变成什么样，我选择的是谁。
但我觉得受到了侮辱。他的本意是要弄点笑话，但我觉得他是想告诉我，我的头上有屎。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你真是一团糟。我想他是说，你这个样子，就不应该称自己是一个舞者。在我受到侮辱之前，有那么一会儿，能吸引到他的注意力已经让我松了一口气，这让我很欣慰，因为他问到我在战前是个怎么样的人。非常值得安慰的是，在战争之前，我就是那样的存在，那样的茁壮成长。他的笑话进一步证实了战争对我的改变和伤害。被一个陌生人击垮是非常痛苦的，我痛苦是因为他是对的，我就是一团糟。尽管如此，我不会让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或他的匈牙利式讽刺得到想要的结果。我要告诉他，那个活泼的舞者仍然住在我的身体里面，不管我的头发有多短，我的脸有多瘦，堆积在我的胸口的悲伤有多厚。我就是要走在他前面，在路中间做一个完美的劈叉。
“他记得我们的父母。”她说，“我也记得他的。”
事实证明，我没有结核病。他们让我在医院里待了三个星期，治疗我肺里的积液。我非常害怕感染结核病，尽管我知道这种疾病不能通过接触传播，也不能通过门把手上的细菌传播，但我还是用脚而不是双手开门。我没有结核病是件好事，但我还是没好起来。我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解释胸部的积液、前额上剧烈的阵痛，我的视野就像是抹上了砂石一样模糊。很久以后，我知道了这种感觉是有一个名字的，叫作抑郁。现在我所知道的是，必须努力地从床上爬起来，为呼吸而努力，为存在而努力。为什么起床？起床后做什么呢？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没有自我放弃。每天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说：“你离开这里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一具尸体。”但可怕的预言给了我与之斗争的目标。现在我要恢复心灵的创伤，因为我面临着一个不可挽回的事实，那就是我的父母再也不会回来了，埃里克也再不会回来了，这就像是在我心中的恶魔。我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要摆脱痛苦。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你确定你们没有坠入爱河吗？”我问。
贝拉被分到了我楼上的房间，他的房间在我的正上方。有一天，他在我的房间里停下来。“我会把你弄笑的，这会让你好起来的，看着吧。”他摇着舌头，拉着他的耳朵，发出动物的声音，就像对待婴儿的那种。这可能很荒谬，也许还是一种侮辱，但我却无法控制自己，笑声就像潮水一样从我身上高涨起来。“别笑。”医生之前警告我，就像笑声是一种不可抵抗的诱惑物，好像我有笑死的危险。“如果你笑了，你会更加疼痛。”他们是对的，它确实很痛，但那感觉非常好。
“不要。”克拉拉说，“他有一个女朋友。他只是出于礼貌。”
那天晚上，我躺着没睡，想起他就睡在楼上的床上，想着跟他讲一些在学校里学到的，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第二天，当他来到我的房间看我的时候，我讲给他听，那晚所能记得的希腊神话，记得迷迷糊糊的神。我还跟他讲了弗洛伊德的著作《梦的解析》，这是埃里克和我一起读的最后一本书。我就像过去在家里为晚宴的客人表演那样地为他表演。在克拉拉表演之前，我会站在聚光灯下，站在舞台上，成为当天节目的焦点。他看着我，就像一位老师看着他的明星学生。他很少告诉我关于他自己的故事，但我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学过小提琴，还喜欢在录音室内录音并在广播里播放这些音乐。
“我现在要烤一个结婚蛋糕吗？”玛格达问道。
贝拉已经27岁了，而我只是个孩子。他的生活中还有其他的女人，就是在火车站台上和他亲吻而被我打断了的那个女人。他还告诉我，在结核病医院有另一位病人，他的表妹玛丽安娜最好的朋友，一个在他高中时约会过的女孩，那是战前的事了。她现在病得很严重，可能快不行了。他称自己是她的未婚夫，这是满足她临终时愿望的一种形式，也是满足她母亲期望的一种形式。几个月后，我了解到，贝拉还有一个妻子。对他来说，她几乎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他从来没有亲密过的非犹太女人。在战争的早期，他被迫做了一些相关文件的安排，以保护他的家庭和财产。
在1945年的整个夏天，思斯成为了我们家的常客。当克拉拉要去布拉格参加另一场演奏会时，思斯提出要和她一起去。
那不是爱情。是我太饥饿了，非常饿，我在逗他开心。他看着我，就像很久以前，埃里克在书友会中看着我那样，好像在欣赏我的聪明，好像在聆听我那许许多多有意义的故事。现在，这样就足够了。
克拉拉正在另一个房间里练习小提琴。当他听到音乐时，他的眼睛刷地被点亮了。“我能荣幸地见见那位音乐家吗？”他问道。克拉拉也被迫演奏了匈牙利的查尔达斯舞曲。思斯随着音乐跳起了舞。也许是时候构建我们的生活了——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重新开始。
在结核病医院的最后一个晚上，我躺在我舒适的小房间里，我觉得从山的底部，从地球的中心，传来一个声音。这个来自地板和薄床垫下面的声音包围着我，控制着我。“如果你活着，”那声音说，“你必须为某件事站起来”。
有一天，在从韦尔斯到维也纳的火车上，与我们一起的两兄弟中的一个，莱斯特·科尔达敲响了我们的门铃。他来看看我们过得怎么样的。“叫我思斯吧。”他说。他的出现就像为我们那浑浊的房间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一样。我和我的姐姐们一直在回顾往事和继续前行之间徘徊。我们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恢复和还原那些，在我们丧失家园和被监禁之前所拥有的健康和财产以及生活中的其他东西。思斯为了帮助我们所显示出的热情和兴趣提醒我，要为更多的东西而活着。
“我会写信给你的。”当我们要说再见的那个早晨，贝拉对我说。这不是爱，我无法和他走到一起。
我的父亲永远不会回来了，思斯的出现让我们确切地知道他已经死了。
当我回到科希策的时候，玛格达到火车站接我。自从我们重聚以来，克拉拉对我的占有欲就很强，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和玛格达单独相处是什么感觉了。她的头发长出来了，呈波浪状，勾勒出了她的脸型。她的眼睛又亮起来了。她看起来很好。她一直在说我离开的这三个星期里发生的一些八卦新闻。思斯和他的女朋友断绝了关系，现在他毫不掩饰地向克拉拉献殷勤。科希策的幸存者成立了一个娱乐俱乐部，她已经承诺我会去表演。而和我们一起坐在列车顶端的拉斯，写信告诉我们，他已经收到了来自得克萨斯州亲戚的担保信。她告诉我，很快他就会和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叫埃尔帕索的地方，在那里，他将在亲戚的家具店里工作，为读医学院攒钱。
我们的门铃偶尔会响起，我会在床上惊醒。这些都是最美好的时刻，说明有人在门外等着你。过了几秒我们才去打开门，那可能是任何人。有时我会想象外面的是我们的父亲。毕竟，他在第一次选择中幸存了下来。他找到了一种工作的方法，让他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显得很年轻。他就在这里，抽着烟，手里拿着一支粉笔，脖子上挂着一条长长的卷尺，就像一条围巾。有时我想象着在门廊上的是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的埃里克。
玛格达说：“克拉拉最好不要第一个结婚，这样会令我很丢脸的。”这就是我们治愈的方法。昨天，同类相食和谋杀。昨天，在选择草的叶片。今天，通过那些过时的习俗和礼节，规则和角色让我们感觉自己像个正常人，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地生活，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生命中那段惨不忍睹的插曲所造成的损失和恐惧压到最低。我们不会成为迷失的一代。
一天，玛蒂尔达姑妈寄来了一个包裹。布朗克斯区瓦伦丁大道，回信地址是这样写的。她寄来了茶和克罗斯克。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克罗斯克，所以也不知道它是用来烹饪和烘焙的黄油的替代品。我们的吃法很简单，直接把它抹在面包上吃。还有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茶包。你知道我们用同样的叶子能酿造出多少杯茶吗？
我姐姐说：“这里，我有东西给你。”她递给我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们在学校里教的草书。“你的老朋友来了。”
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否有什么东西能证实我的身份，能让我恢复到以前的我？如果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我要找谁来揭开盖子，读出代码呢？
有那么一会儿，我想她的意思是埃里克。他还活着。在信封里的是我的未来，他一直在等我。或者他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咖啡馆老板不相信这是我们的。克拉拉和玛格达轮流恳求他。她们描述了在我们的客厅里举行的私人音乐会。克拉拉的大提琴朋友，另一个来自音乐学院的神童强诺·斯塔克，是如何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年，和克拉拉一起在我们的房子里，演奏他的首场音乐会。她们的话语中没有一个字是摇摆不定的。最后，玛格达寻找到钢琴调音师，他们一起来到咖啡馆，和店主交谈，然后看了印在钢琴盖子里的序列号。“是的，”他一边点头一边说道，“这是大象钢琴。”他召集了一群人把它搬回到我们的公寓里。
但信封不是来自埃里克，它并没有包含我的未来，它为我保留了过去。信封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我在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送给我的朋友雷贝卡的，是埃里克为我拍的，一张我在河边做劈叉的照片。她为我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在我的手指中夹着一张我还没有失去父母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她很快就会失去她的所爱。
我依靠我的姐姐们：克拉拉，我忠实的护士；玛格达，我的新闻来源，让我与更美好的世界保持着联系。有一天，她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钢琴！我找到了，就在咖啡馆里。我们的钢琴！我们必须把它拿回来。”她说。
那天晚上，玛格达带我去了娱乐俱乐部。克拉拉和思斯都在那里，还有思斯的兄弟伊姆雷。我的医生加比也在那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很虚弱，还是同意去跳舞。我想让他知道我已经开始好转了。我想告诉他，他对我所付出的时间已经令我有所改变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我请求克拉拉和其他音乐家演奏《蓝色多瑙河》，我开始了我的例行动作。这支舞蹈就是在一年多前，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跳给约瑟夫·门格勒的舞蹈，当时我得到了一块面包作为奖励。那些步伐没有改变，但我的身体已经改变了。我不再是清廋有劲，肌肉也不再柔软，我的四肢或内心都失去了力量，剩下的只有一个气喘吁吁的外壳，一个背骨断裂而且没有头发的女孩。我闭上眼睛，就像我在营房里做的那样。在不久前的晚上，我合上自己的眼睛，这样就不用看见门格勒那可怕而凶残的眼睛；这样我就可以在他凝视的目光下，不至于完全崩溃地摔倒在地上。现在我闭上眼睛，这样我就能感觉到我的身体，而无须逃离这个房间，这样我就能感受到来自观众那充满感激的热情。我慢慢找回以前舞蹈的状态，回到熟悉的步伐，高踢腿，劈叉，我在这一刻变得更加自信和舒适。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想象着没有什么比宵禁和黄星更严重的侵犯我们自由的事物了。我的状态恢复得很及时。我在为自己的清白跳舞，为那个跳着走上楼梯、向芭蕾舞室走去的小女孩跳舞，为那个第一次把她带进芭蕾舞室、睿智而慈爱的母亲跳舞。帮帮我，我向她呼喊。帮帮我。帮帮我重新面对生活。
随着日子的流逝，玛格达变得越来越强壮，但我仍然很虚弱。我的上背依然疼痛，行走困难，而且我的胸部因淤血积聚变得很沉重。我极少离开家。即使我没有生病，也没有想去的地方。当死亡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时，为什么要去散步呢？当与生者的任何互动，都证明了你是在一个不断壮大的幽灵集会陪伴下走过这个世界的，为什么还要说话呢？当每个人都有那么多哀伤的时候，为什么要特别想念一个人呢？
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这是贝拉写的。这是他写给我的许多长信中的第一封，是在结核病医院写的，在此之后的信是他在普雷绍夫的家中写的。普雷绍夫是斯洛伐克的第三大城市，在科希策以北32公里处，他在那里出生并长大。当我对贝拉有了更多的了解时，开始把他在这些信中告诉我的事情拼凑成他的生活，那个有着口吃和喜欢讽刺幽默的灰发男人变成了一位有着鲜明轮廓的人。
人们可以分成两类：幸存者和不幸者。在这里，我们不讲述后者的故事。我们外祖母的画像依然挂在墙上。她的黑头发在中间分开，然后向后系成一个紧绷的发髻。她光滑的前额上有几根卷毛。她在照片里没有笑，但她的眼睛比严肃更真诚。她会意且务实地看着我们。玛格达会像母亲过去所做的那样，对着她的肖像说话。有时她会寻求帮助，有时会细声抱怨，有时大声咆哮。“那些纳粹混蛋……该死的箭十字党……”在她的画像下靠着墙的钢琴不见了。在我们以往的日常生活中，钢琴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几乎无处不在。现在，它的缺失影响了整个房间的气氛。玛格达的发怒源于这个空荡荡的地方。随着钢琴的消失，她的一些东西也不见了：她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表达的一个发泄口。她因它的不在而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是充满活力的，充分表达的和任性的。我对她这方面非常钦佩。我的愤怒是转向内心的，它凝结在我的肺里。
贝拉写到，他最早的记忆是和他的祖父一起散步，他的祖父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之一，在蛋糕店里，祖父拒绝给他买饼干。当他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将接管祖父的生意，批发该地区农民的农产品，为斯洛伐克的所有人提供研磨咖啡和研磨小麦。贝拉是一个富足的食品储藏商，这些食品足够一个国家的量，他简直就是一场盛宴。
现在我们回来了。当我们的皮疹痊愈后，我们轮流着离开公寓。我们三个人才只有一双完好的鞋子。当轮到我穿鞋子的时候，我在人行道上慢慢地来回走动，我的身体依然太虚弱了，不能走得太远。邻居认出我来：“我很惊讶看到你能成功地恢复过来。”他说：“你一直是个瘦骨嶙峋的小孩。”我心里感到了胜利的喜悦。尽管困难重重，却是一个开心的结局！但我感到内疚。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能做到呢？没有任何解释。这是侥幸，或者是一个错误。
就像我母亲一样，贝拉在很小的时候就过着单亲的生活。他的父亲曾是普雷绍夫市市长，在此之前，他是一位著名的专门为穷人打官司的律师，在贝拉四岁的那个冬天，他去布拉格参加了一个会议。他刚下火车，就遭遇了一场雪崩，这就是警察告诉贝拉母亲的情况。贝拉的父亲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贝拉怀疑他的死是因为他为穷人和被剥夺权利的人做辩护，影响了普雷绍夫社会名流的利益，结果被谋杀了。但官方的说法是，他被雪压着，窒息而死。自从他父亲去世后，贝拉讲话就开始口吃了。
德国投降后，我和玛格达在韦尔斯康复时，克拉拉又去了领事馆，这次是苏联领事馆，因为红军把纳粹控制下的布达佩斯解放出来，她试图了解我们的情况。他们没有我们的家庭资料，但他们表示愿意帮助她回科希策，以换取一次免费的音乐会。“我演出时，有200名苏联人出席了，然后我就坐在火车顶上回家。当我们停下来或睡觉时，他们会照看着我。”当她打开门，进到我们的旧公寓时，一切都是那么杂乱无章，我们的家具和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房间之前被用作马厩，地板上还覆盖着马粪。当我们学着吃饭、走路和用韦尔斯语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克拉拉开始为赚钱而开音乐会，并将地板擦洗干净。
他的母亲再也没有从他父亲的去世中恢复过来。她的岳父，贝拉的祖父，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她和其他男人见面。在战争期间，贝拉的姑姑和叔叔邀请她一起去匈牙利。在那里，他们用假身份证件，将自己隐藏起来。有一天，贝拉的母亲在市场上看到一群党卫军士兵时，惊慌失措。她跑到他们那里，大声忏悔，“我是犹太人！”她说。结果，他们把她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并死在毒气室里。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因贝拉母亲的招供而暴露了身份，只好设法逃进山里去了。
“当你不能从一扇门进去时，就从窗户进去。”母亲常常这样说。没有生存或痊愈的大门，但到处都是窗户。虽然你不能轻易地够着插销，窗格也太小了，没有适合身体通过的空间，但你不能站在原地，你必须要想办法。
贝拉的弟弟乔治从战前就一直住在美国。在他移民之前，他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大街上行走时，受到非犹太人的攻击，眼镜都被打碎了。他选择离开酝酿着欧洲，与他们在芝加哥的叔祖父一起生活。他们的堂妹玛丽安娜逃到了英国。因为贝拉从小就在英国学习，英语说得很流利，所以他拒绝离开斯洛伐克。他想保护家里的每一个人，但这是不可能的，他的祖父就死于胃癌。德国人承诺，所有返回原居地的犹太人都将受到善待，他的姑姑和叔叔被哄骗而走出了山区，结果被带到街上列队枪杀了。
临近战争结束时，苏联人包围了布达佩斯，纳粹更加下定决心要把这座城市的犹太人赶尽杀绝。“我们必须携带印有我们姓名、宗教信仰和照片的身份证。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街上查看这些身份信息，如果他们看到你是犹太人，他们可能会杀了你。我不想带着我的身份证，但我担心，在战后，我需要一些东西来证明我是谁。所以我决定让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帮忙保管身份证。她住在海港的对岸，所以我必须要过桥才能到达她那里。当我到达大桥时，士兵们正在检查证件。他们跟我说：‘请显示一下你是谁。’我说我什么也没有，不知怎么的，他们让我过去了。一定是我的金发和蓝眼睛说服了他们。自此，我再也没去朋友家取回那张身份证了。”
贝拉躲进山里，避开了纳粹的围捕，几乎只能勉强地拿起一把螺丝刀，他写道。他害怕武器，更不想打架。他笨手笨脚的，却成了一位游击队员。他拿起枪，加入了与纳粹作战的苏联人的队伍里。与游击队在一起时，他染上了肺结核。他不需要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但他在山林中幸存了下来。为此，我很感激，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看到从他的眼睛里反射出来烟囱的印记。
“他打了我，但他救了我。”她告诉我们。
普雷绍夫离科希策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有一个周末，贝拉来看望我，从一个包里拿出瑞士奶酪和意大利香肠。食物，这是我马上就会爱上的东西。如果我能让他保持对我的兴趣，我相信他会提供食物给我和我的姐姐们——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对他的态度并不像我对埃里克那样。我不幻想亲吻他，也不幻想着能长时间地留他在身边。我甚至没有卖弄一下——不是以一种浪漫的方式。我们就像两个遇到海难的人在海上寻找生命的迹象。我们在对方那里都看到了一道闪光。我发现我又重新回到生活的轨迹上了，觉得自己将要属于某个人。我知道贝拉不是我生命中的挚爱，这和我对埃里克的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并不要他取代埃里克。但是贝拉给我讲笑话，给我写了二十页的信，我需要做一个选择。
克拉拉还讲述了另一个结局很好的故事。在知道我们已经疏散到砖厂，预计在某一天又会被送走，送到肯尼埃尔梅兹，或者某些人才知道的地方，她去了布达佩斯的德国领事馆，要求把她送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在领事馆，看门人告诉她：“小姑娘，快走开，不要进来。”她不甘心遭到拒绝。她试图偷偷溜进大楼。看门人看见她，打了她，重重地打了她的肩膀，她的胳膊，她的肚子，她的脸。“滚出去。”他又说道。
当我告诉克拉拉我要和贝拉结婚时，她并没有恭喜我。她转向玛格达。“啊，两个残废的人结婚了，会怎么样？”她说。后来，在餐桌前吃饭时，她直接跟我说：“你还是个婴孩，迪库卡。”她说，“你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你还没有完全恢复，他也没有。他有肺结核。他口吃。你不能嫁给他。”现在我有了一种新的动力，去为这段婚姻做点事。我必须向我姐姐证明，她是错的。
夏天的某个时候，她收到了我们父母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我们在砖厂时，他们写的，告诉了克拉拉我们监禁的地方，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很安全，并认为我们很快就会转去一个叫肯尼埃尔梅兹的劳改集中营。我记得在我们从砖厂疏散时，因为没有办法将信寄出，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把信丢在大街上。当时我以为她是放弃才把它扔掉的。但是对克拉拉讲述的她的生存故事，我有不同的看法。在松开这封信的时候，我母亲并没有放弃希望，她是在点燃希望。不管怎样，不管她出于遭受挫败还是寄以希望地扔掉这封信，她都是在冒险。这封信最终还是送到我的姐姐，一个藏在布达佩斯的金发犹太人手上。信封上有她所在的地址。当我们在黑暗中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有一个陌生人，手里拿着那封信。他本可以打开它，把克拉拉带到箭十字党去。他可以把信扔进垃圾桶，也可以把它丢弃在街上。但这个陌生人在信封上贴了一张邮票并寄给了在布达佩斯的克拉拉。对我来说，这和我姐姐的再次出现一样，都是那么不可思议。这是一个魔术，是我们之间存在着一条生命线的有力证据，也是在那个时候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善良的证据。在被3000双脚踢起的泥土中，许多人径直朝着波兰的一个烟囱走去，母亲的信却在那里飞了起来。一个金发女孩放下小提琴，撕开封印。
克拉拉的反对并不是唯一的障碍。事实上，贝拉还有一段与一位非犹太女士结婚的合法婚姻，这位女士保护他的家族财产免受纳粹迫害，而且拒绝与他离婚。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起，除了互相的利益之外，从来没有过其他任何形式的关系。对于她来说，就是为了贝拉的钱；对于贝拉来说，就是为了她的非犹太人身份。她不会同意和他离婚的，至少不会马上同意，除非贝拉同意付给她一大笔钱。
玛格达和我赤裸着身体，全身上下涂满了炉甘石液，在床上躺了至少一个星期。克拉拉并没有问我们问题，更没有问我们的父母在哪里。她不停地说话是为了不让我们讲。她说话也是为了不想听其他人讲话。她告诉我们的每件事都像是一个奇迹，那么的不可思议。但至少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我们是幸运的，很少有人可以像我们这样一家团聚。克拉拉直率地、不加掩饰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小姨和舅舅——母亲的亲弟弟和妹妹，被人从桥上扔下，淹死在多瑙河里。当在匈牙利的最后一批犹太人遭到围捕时，克拉拉逃过了检测，伪装成异教徒，住在她的教授家里。“有一天，我的教授跟我说，‘你要住进女修道院里，明天你必须学习圣经，不久你就要开始教圣经。’这似乎是将我隐藏起来的最好办法。那女修道院离布达佩斯将近320公里。我按他们的习俗着装。但有一天，学院的女孩认出了我，我便偷偷坐上了回布达佩斯的火车。”
还有他在塔特拉山区治疗肺结核的未婚妻，她已经奄奄一息了。贝拉乞求她的朋友——他那逃往英格兰，但在战后又回来的表妹玛丽安娜，去转告给她，他是不会和她结婚的。由于这件事，玛丽安娜大发雷霆。“你真可怕！”她喊道。“你不能这样对她。我永远不会告诉她，你违背了你的诺言。”贝拉要我和他一起去医院，这样他就可以亲自告诉她了。见了面，她对我非常和蔼可亲，她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了。当看到一个人的身体被摧毁得这么严重，我会非常紧张，这太像不久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了。我害怕站在离死亡之门这么近的地方。她告诉我，很高兴见到贝拉会和一位像我这样精力充沛、生活有趣的人结婚。我很高兴能得到她的祝福。然而，我也很容易会成为一位躺在床上，靠着粗糙的枕头，在言语之间不停地咳嗽，手帕沾满了血的人。
距离和她上次见面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她正在赶去广播电台的路上，去那里举行音乐会。我们极其希望她不要离开我们的视线，生怕再次失去与她的联系。“等一等，等一等。”我们乞求道。但她已经差不多要迟到了。“如果我不演奏，我们就没钱买东西吃了。”她说，“快点，跟我进去。”也许现在没有时间说话也是一种好事。我们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不过让克拉拉看见我们的身体遭受如此重的创伤，她一定会非常吃惊。没有时间也许也是一件幸事，克拉拉可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来表达她的爱和慰问，比如正确地引导我们康复，这种康复不仅仅需要休息。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康复，但起码她现在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她把我们带进屋里，脱下我们的脏衣服，帮助我们在父母曾经睡过铺着白色床单的床上躺下，并为覆盖着我们全身的皮疹搽抹上炉甘石液。这些让我们非常痒的皮疹，同时也会传染给她，她就会因得皮疹而全身通红，不能再去开音乐会了。我们的团聚更多体现在身体的接触上。
那天晚上，贝拉和我住在一家旅馆里，这是我们之前相遇的旅馆。他以前每次来科希策探望我，我们都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共用过一张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对方没有穿衣服的样子。但今晚不同了，我试着回想起在左拉的作品《娜娜》里的禁忌语。还有什么能让我给他快乐，同时也让我自己去追求快乐呢？没有人对我在性行为方面做过指导，我总觉得裸体是丢脸的，耻辱的和可怕的。我必须再次学习亲密关系。
克拉拉不停地摇着我。“这是我的小宝贝！”她兴奋地告诉一位路过的陌生人。从这一刻起，她就成了我的母亲。她已经在我们的脸上看到了这个位置是缺失的，而她必须把它补上。
“你在发抖，”贝拉说，“你冷吗？”他走向他的手提箱，从里面拿出一个系着闪闪发光的蝴蝶结的包裹，里面裹着一个盒子。在盒子里的薄纱纸里是一件漂亮的丝质睡衣，这是一份奢侈的礼物，但这并不是打动我的原因。他知道我有另外一种保护的需要，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他这位未来丈夫的侵犯，而是一种自我提升和拓展的方式，一种让我进入到从没经历过的人生新篇章的方式。当他把睡衣滑过我的头，布料落在我的腿上时，我颤抖起来。合适的服装可以增强舞蹈的能力。我旋转着，展示给他看。
“别拥抱我们！”玛格达尖叫道。“我们浑身都是虫子和褥疮！”我想她的意思是：亲爱的克拉拉，我们伤痕累累。她的意思还有：不要让我们见到的事情伤害到你，别让事情变得更糟，别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更不要就这样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太高雅了。”他说，“非常漂亮。”
我们穿过梅斯茨克公园（Mestský Park），向市中心走去。人们坐在户外的桌子和长椅上，孩子们则聚集在喷泉周围。那里有一个钟，当年我们看着那些男孩们聚在那里，期盼着和玛格达约会。那里还可以见到我们父亲商店的阳台，金色的牌子在栏杆上闪闪发光。他就在这里！我敢肯定，我能闻到他的烟草味，感觉到他的胡子就在我的脸颊上。但现在商店的窗户已经全是黑的了。我们向我们在科苏特拉约什路六号的公寓走去。就在这条人行道上，我们被带到砖厂前马车停放的地方，一个奇迹发生了。克拉拉突然从前门走了出来，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的头发就像我们母亲当年的头发一样编成辫子，然后盘起来，背后背着她的小提琴。当她看到我的时候，她把小提琴盒扔到人行道上，向我跑来。她悲伤地呻吟着。“迪库卡，迪库卡！”她哭了，像抱婴儿一样抱起我，她的手臂就像一只摇篮。
我很高兴有人这样地看着我。他的目光不仅仅是一种恭维，更像是我母亲曾经教导我的，要看重自己的天分。通过贝拉的眼睛，我获得了对我的身体，乃至我生命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欣赏。
我们在科希策下了火车。我们的家乡已经不再属于匈牙利了，它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我们眨着眼，看着六月那明媚的阳光。我们既没有钱坐出租车，也没有钱买任何东西。还有，我们不知道我们家的老房子是否被别人占用了，更不知道以后该怎样才能生活下来。但我们已经到家了，并已经准备好要去找克拉拉。仅仅几周前，克拉拉还在布拉格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她一定在某个地方，一定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