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想要记住的——来自胸脯的温暖和面颊的红润，尽管“记住”不是恰当的词。在我还有一个躯壳的时候，我要尽情地享受它。很久以前，在卡萨，母亲禁止我去读埃米尔·左拉的《娜娜》，但我偷偷带进了浴室，秘密地读了一遍。我明天就死了，还是处女就死了，为什么我要有一个自己永远不能完全了解的身体呢？我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还是一个谜。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月经的那一天。放学后我骑自行车回家，当我到家时，我看到我的白色裙子上有血痕，我被吓坏了。我哭着跑向妈妈，请她帮我找到伤口。她打了我。我不知道在一个女孩的第一次月经时，被扇耳光是一个匈牙利传统。我也一点不了解月经。没有人，包括我的母亲、姐姐、老师、教练或朋友，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过我身体的结构。我知道男人有一些女人没有的东西。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赤裸的身体，但我觉得当埃里克抱着我的时候，他的那一部分会顶着我。他从来没有让我碰过它，从来没有讲过他的身体。我喜欢他的身体和我自己的身体给我的那种感觉，等待着被发现的秘密。当我们接触的时候，有一种东西会在我们之间产生能量。
我想整理一下我的思绪。我不希望我最后的想法是陈旧的，或者是绝望的。重点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我不希望我最后的想法是，这次只是一次我们之前见过的恐怖事件的重演。我想要活着的感觉。我想品味一下什么是活力。我想起了埃里克的声音和他的嘴唇。我试着去召唤那些可能仍然带着力量，让我兴奋的想法。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眼睛，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手。
这是一个我永远无法解开的谜。我曾体验过欲望带来的满足感，像小星星那样，它们发出光芒照耀着整个宇宙，但现在却永远无法再感受到了。现在，我在死亡阶梯上哭泣。失去自己所有的东西，包括：母亲、父亲、姐姐、男朋友、国家和家，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为什么我还要失去我不了解的东西呢？为什么我要失去未来呢？还有我可能拥有的东西吗？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妈妈吗？我的父亲永远不能给我做婚纱了吗？我还是处女就要死了。我不希望这是我最后的想法，我应该想想上帝。
夜幕降临了，我们睡在阶梯上。为什么他们等了这么久才开始选择呢？我的勇气开始动摇起来。我们会在早上死去。早上我们就会死了。我母亲是否知道当她加入孩子和老人的队伍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当她看到玛格达和我被指向另一个方向的时候呢？她与死亡作斗争了吗？她接受吗？她直到最后才意识到吗？如果你知道你正走向死亡，那到底什么时候死，还重要吗？我们会在早上死去。早上我们就会死了。我听到非常确切的传闻，就好像是敲打在采石场岩石上的回声一样，不断地重复着。我们行军了几百公里，真的就是为了消失吗？
我试着想象一种不可动摇的力量。玛格达已经失去了她的信仰，和许多人一样。他们说：“我不能相信一个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上帝。”我明白他们的意思。然而，我认为，也不难看到，在毒气室、水沟里、悬崖边，在186级白色阶梯上，杀死我们的不是上帝。上帝没有去操作死亡集中营，是人在操作。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我不想纵容它出现。我把上帝想象成一个在跳舞的孩子。活泼、天真、好奇。如果我现在要接近上帝，也要如此，我希望将我觉得奇妙的那部分保持活跃，直到最后。我想知道是否有人知道我在这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知道有一个叫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叫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地方？我想知道我的父母现在是否能看到我。我想知道埃里克能不能看到我。我想知道一个男人的裸体是什么样子的。我周围都是男人，不可能再活下去的男人。即使让我看到也不会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我说服自己，放弃自己的好奇心是更糟糕的罪过。
然而，只要烟囱冒出烟，我就有东西与之相抵抗。我有一个目标。传闻“在早晨我们就要死。”我可以感觉到放弃的情绪像无形的地心引力那样拖拽着我，这是一种必然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力量。
我留下玛格达在楼梯上睡觉，自己爬到堆满尸体的泥泞山坡。我不会脱掉任何人的衣服。也不会损害死者。但是如果一个人倒下了，我会去看看。
我抬起头。离开死亡集中营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我已经忘记了死亡烟囱是多么真实地存在着。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那么让人安心。在笔直的砖堆里，感受死亡的迫近——你可以把烟囱看成是一座桥梁，一条从肉身到空气的通道——幻想一下自己已经死去，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看见一个人，他的双腿歪了，似乎不再属于这个身体，但我可以辨认出两腿连接的地方。我看到那里的毛和我的一样，深色的，粗糙的，还有一个小附属物，就像一个小蘑菇，一个从泥土中挤出来的柔软的东西。奇怪的是，女人的那部分都是收拢起来的，男人的是暴露出来的，如此的脆弱。我感到很满意，不会对身体结构一无所知就死了。
“这是火葬场。”她说。
天亮时，队伍开始移动。我们没有谈论太多。有些人在哀号，有些人在祈祷。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把恐惧、后悔、放弃或解脱都当成是自己的隐私。我没有告诉玛格达我前一天晚上看到了什么。这条队伍前进得很快。时间不多了。我试着回想起我过去在夜空中辨认出来的星座。我试着回想起母亲做的面包的味道。
我的体重比囚犯们背上死亡阶梯的岩石要轻得多。我是如此的轻，我可以像树叶或羽毛一样，飘来飘去，往下，再往下。现在就可以跳下去了，我宁可转身跳下去，也不愿向上走一层台阶。我想现在的我已被掏空，对大地而言，我的重量并不是一件负担。我正沉溺于这种失重的幻想，释放活着的重负，这时有人在我前面打破了这个幻境。
“迪库卡。”玛格达说，但我需要几次深呼吸来确认我的名字。我们已经到达了楼梯的顶端。选拔官就在前面，每个人都被送往同一个方向。这不是一支有选择的队伍，而是一种引领，真的要结束了。他们会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把我们全部送去处死。我们应该互相许下诺言吗？还是向对方道个歉？有什么必须要说的吗？现在有5个女孩在我们前面。在生与死之间，我该对姐姐说些什么呢？
“我也是。”我说。我宁愿摔一千次，也不愿看到我姐姐被枪杀。我们太虚弱和太饥饿，不能用优雅的方式说出来。我们这样说是出于爱，也是出于自我保护。别再让我负担一件沉重的东西，就让我跌落在石头中间吧。
然后这条队伍突然停了下来。我们被带到一群在闸门边上的党卫军士兵面前。
“请推我，”玛格达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们想逃跑，就会被枪毙！如果你们落后了，也会被枪毙。”他们对我们大喊。
我们听说，如果你活下来，那就更糟。你必须站在悬崖边的一堵墙的旁边。伞兵墙，它叫——伞兵墙。在枪口下，你必须选择：被枪杀，还是把你身边的犯人推下悬崖？
我们又得救了。
我们到达毛特豪森，这是一个男性的集中营。在一个采石场里，囚犯们被迫切开和搬运用来建造希特勒梦幻城市的花岗岩，一个新的德国首都，一个新的柏林。在这里，除了楼梯和人，我什么也看不见。楼梯是白色的石头，在我们前面伸展着，好像它可以把我们带到天上一样。尸体一堆堆的，到处都是。尸体的肢体扭曲着，四肢像破碎的栅栏一样张开。他们是如此的骨瘦如柴、丑陋，互相缠绕着，几乎无法分辨出人类的外形。我们在白色楼梯上站成一列。它被称为死亡阶梯。我们推测，我们在楼梯上将等待另一种选择，直接走向死亡或者在这里做更多的工作。传言使我们这支队伍中不寒而栗。我们了解到，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囚犯们必须在186级台阶下的采石场排成一队，将50公斤重的石头搬运上来。我想象着我的祖先，埃及法老的奴隶们，被沉重的石头压弯了腰。在死亡的阶梯，我们听说，当抬着一块石头上楼梯，在你面前的人绊倒或体力不支倒下时，你就是下一个倒下的人。一个接一个，直到整支队伍都倒下，堆在一起。
莫名其妙地，我们又继续行军。
但是玛格达的这种力量是短暂的。很快，我们又继续前进，朝着一个我们前所未见的糟糕地方前进。
这是从毛特豪森到贡斯基兴的死亡行军。这是我们被迫行走的最短距离，但那时我们太虚弱了，我们2000人中只有100人能活过来。玛格达和我互相紧贴着，决心待在一起并保持站立。每一个小时，就会有几百个女孩掉进马路两边的沟渠里。她们太虚弱或病得太重，以致无法继续向前走，当场被杀死了。我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散，只剩下几朵白色的花簇。饥饿是我唯一的名字。
玛格达伤痕累累，咳嗽着，但她的眼神里闪着光。“我说‘不！’”她说。“我说‘不’了。”对她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挨打。这是她力量的证明。当警卫失去控制时，她坚守自己的阵地。玛格达的非暴力反抗，让她觉得自己是选择的主宰，而不是任由命运摆布的受害者。
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疼痛中，已经麻木了。我再也走不动了，痛得太厉害，已经感觉不到自己在动，疼痛像电流一样流经全身，每一步只是一个电流信号的反馈。我不知道我是在磕磕绊绊地走着，直到我感觉到玛格达和其他女孩用手臂一起撑扶起我。她们把手指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把人椅。
“我不明白。”玛格达重复说。她的声音非常平和。她的肩膀高高挺直。我错过什么了吗？她为什么要假装不懂？在这挑衅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她失去理智了吗？两人继续争执。玛格达没有大声争吵。她只是平淡地、平静地重复着说她不明白，她不明白。警卫失去自控。她用枪托打玛格达的脸，又打了她的肩膀，不停地打，直到玛格达跌倒。警卫向我和另一个女孩示意把她拖走。
“你分享过你的面包。”其中一人说。
“是的，你一定明白的！”卫兵喊道。
这些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什么时候曾品尝过面包？但是，一个记忆慢慢浮现出来。我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个晚上。
“我不明白。”玛格达用匈牙利语对卫兵说。她当然能听明白，我们俩都能说流利的德语。
门格勒命令演奏音乐，命令我跳舞。这个身体跳过舞；这个心灵梦见了歌剧院；这个身体消化了那个面包。那天晚上我有了这个想法，现在又再次想起：门格勒杀了我的母亲，但让我活下去。现在，一个在一年前和我一起分享面包皮的女孩认出了我。她用最后的力气把她的手指与玛格达和其他女孩的手指交叉起来，把我抬到空中。在某种程度上，门格勒造就了这一刻的发生。他没有在那晚或其他夜晚杀死我们任何一个。他给了我们面包。
我们继续行军了几周。自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以来，我们一直被关押在德国。但有一天，我们来到奥地利边境，在那里等待过境。当我们站在没有尽头的队伍里，守卫们会在一起闲聊。我已经对队伍产生次序错觉，一件事自然地跟随另一件事顺序的错觉。但能站着不动已经很好了。我听见了守卫们的谈话。他们说，罗斯福总统去世了，杜鲁门留下来指挥余下的战争。听到在我们的炼狱外的世界发生变化，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陌生。新的行军路线已经确定。这些事件的发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以至于现在知道是如此地震惊。即使是现在，还是别人给我做选择。当然这不是专门针对我，我只是个小人物。但是有一个有权的人正在做出决定，这将决定我会遭遇什么事。是去北面、南面、东面，还是西面？是德国还是奥地利？在战争结束之前，应该如何对待幸存的犹太人呢？“当战争结束……”一个卫兵说。他还没有想好。这就是我和埃里克曾经有过的那种对未来的憧憬。战后……如果我以正确的方式集中精神，我能推断出他还活着吗？假设我在火车站外面等着买车票，但我只有一次机会决定我要去的那个城市。是布拉格、维也纳、杜塞尔多夫、普雷绍夫，还是巴黎？我把手伸进口袋，本能地触摸一下护照。埃里克，我亲爱的，我在找你的路上。一位女边防警卫用德语对我和玛格达大喊，并用手指着让我们去另一支不同的队伍。我开始动身了，玛格达却不动。卫兵又大喊起来。玛格达还是不动，也不回答。她神志出问题了吗？她为什么不跟着我？卫兵在玛格达面前大喊大叫，但玛格达只是一直在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