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妈妈最喜欢的书《乱世佳人》中，当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遇到困难时会说：“我明天再想……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如果我们要进步而不是在原地兜圈，现在是时候要采取行动了。
4.什么时候？
玲和君完成了问卷，将卷子叠起来，递给了我。我们会在下周一起研究它们。当他们起身准备离开时，君握了握我的手，然后走出房门。我看到了我所需要的安慰：他们愿意试着缩小两人之间的距离，避免给婚姻带来更多的伤害，摆脱相互指责的跷跷板。玲转身，给了君一个迟疑的微笑。我看不出他是否有回应——他背对着我——但我看到他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相信正面思维的力量——但是改变和自由也需要积极的行动。任何实践过的东西，我们在那方面都会有长进。如果用愤怒来解决问题，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愤怒。如果我们感到恐惧，就会有更多令我们恐惧的事发生。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实际上非常努力地工作，以确保我们不出差错。改变是指注意到某些东西已经不再起作用，而选择跳出熟悉的禁锢模式。
在接下来的一周，当我们见面时，玲和君发现了一些他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在回答“你想要什么”时，他们都写了同样的答案：幸福的婚姻。说到这个愿望，他们已经踏上了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的道路。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些新的工具。
3.你打算怎么做？
我让玲每天回家后，在她最生气、最脆弱、最害怕的时刻，改变她的行为。他会喝醉吗？他有多醉？他醉到什么程度了？他们之间会更亲密吗，或者又是一个保持距离和充满敌意的夜晚？她学会了尝试运用控制来管理自己的恐惧情绪。她会嗅出君的气息，指责，抽离。我教她无论他是清醒的还是醉醺醺的，都要用同样的方式问候她的丈夫——用友好的眼神和一句简单的话：“见到你很高兴。很高兴你回来了。”如果他喝醉了，而她受到了伤害和感到失望，就允许自己将那些感觉讲出来。她可能会说：“我看得出你一直在喝酒，这让我很难过，因为你喝醉的时候，我很难靠近你。”或者“这让我很担心你的安全。”她可以为自己做出合适的选择，以回应他选择了喝酒。她可以说：“我本想今晚和你谈谈，但我看得出你一直在喝酒。那我要做点别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理解自己的期望，而不是努力满足别人对我们的期望。我父亲成为了一名裁缝，因为他的父亲不允许他成为一名医生。我的父亲很擅长他的职业，因此受到称赞和嘉奖——但他从来都不想做这个职业，总是为自己未实现的梦想感到后悔。为我们真实的自我服务是我们的责任。有时这意味着需要放弃取悦他人，放弃我们对他人认可的需要。
我和君谈了喝酒上瘾的生理因素，并告诉他，我可以帮助治愈他试图用酒精来治疗的任何疼痛。如果他选择戒酒，那就需要用额外的手段来治疗他的酒瘾。我建议他去参加三次嗜酒者互诫会，看看他是否能在会上听到的故事中认清自己。他确实参加了嗜酒者互诫会，但据我所知，在我和他共事的那段时间里，他没有停止喝酒。
2.谁需要它？
当玲和君结束他们的治疗时，有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更好，有些则不是。他们能更好地倾听对方的意见，而不要求一定正确。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在愤怒的对立面——承认自己的悲伤和恐惧。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温暖，但孤独依然存在，以及对君无法控制他的饮酒行为的担忧。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这比我们有意识地了解自己并倾听自己，与自己的欲望保持一致要困难得多。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想为别人做什么吗？我提醒玲和君，他们需要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说我想让君停止喝酒或我想让玲停止唠叨，就是在回避这个问题。
他们的故事很好地提醒了我们，直到最终结束才算结束。只要你活着，你就有可能遭受更多的痛苦。也有机会找到减少痛苦、选择幸福的方法，这需要对自己负责。
1.你想要什么？
试着去照顾到别人的每一个需求就像逃避你对自己的责任一样困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和许多心理治疗师一样。当我和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一起工作时，我顿悟了这一点。她没有工作，身患残疾，心情沮丧，就连离开家都非常困难。我很高兴能帮她拿社会福利支票，让她的孩子们参加约会和活动。作为她的治疗师，我觉得用尽所有方式帮助她是我的责任。但是有一天，当我站在福利办公室的队伍里时，感觉自己是仁慈、慷慨和有价值的。我内心有个声音说：“伊迪丝，还有谁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吗？”我意识中的答案不是“亲爱的病人的”。答案是“我的。”为她做事，我的感觉就很好。但代价是什么呢？我在增加她的依赖性——还有她的饥饿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在剥夺自己只能在内心找到的东西，虽然我认为我在维持她的健康与幸福，但实际上我在维持她的贫困。帮助别人是可以的，需要帮助也是可以的，但是当你的帮助，对允许别人不再帮助自己而产生依赖的时候，你反而害了你想帮助的人。
犹太人的著作《哈加达》（Haggadah），讲述了埃及奴隶解放的故事，并教犹太人过逾越节家宴时如何祈祷以及相关的仪式——特殊的逾越节的筵席仪式。按照传统，一个家庭的最年轻成员通常会问四个问题——能在我童年的逾越节家宴期间提问是我的荣幸。在我提出问题的前一天晚上，我会和我的父母一起在家里度过。在我的治疗实践中，关于这四个问题我有自己的版本，这四个问题是在多年前，在几位同事的帮助下提出的，当时我们就新病人如何开始治疗在分享策略。这些也是我现在要求玲和君书面回答的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受害者的身份中解放出来。
我经常问我的病人，“我能帮你什么？”但这样的问题让他们成为了矮胖子（Humpty Dumpty），在人行道上等着被重新组装起来。这使我成为了国王的马和国王的士兵，最终无力拯救另一个人。我把问题改了。现在我说：“我怎样才能对你有用呢？”“当你为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我该如何支持你呢？”
我告诉玲和君，他们为自己不快乐而互相指责，是在逃避让自己快乐的责任。表面上看，他们似乎都非常自信——玲总是干预君的事情。君爱做他想做的，而不愿意做玲希望他做的——他们都是避免诚实地表达“我想”或“我是”方面的专家。玲用的词语是“我想要”——“我想让我的丈夫停止喝酒”。她为其他人而想要某样东西，但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君可以说他喝酒是玲的过错，借以解释他的喝酒是合理的，用来对抗她的过度期望和批评，维护自己。但如果你放弃了自己选择的权力，那么你就同意成为一个受害者——和一个囚犯。
我从未见过一个人会有意识地选择囚禁生活。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我们是多么愿意放弃自己的精神和自由，选择让另一个人或实体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为我们做选择。一对年轻的情侣帮助我理解了放弃这个责任、把它交给别人的后果。他们在我心中引起了一种特殊的共鸣是因为他们很年轻，还在大多数人都渴望独立的年龄阶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可能会特别担心：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是否足够强大，可以承受它的重量。
我们不开心，通常是因为我们承担了太多的责任或者太少的责任。我们可能会变得好斗（为别人选择），或者消极（让别人为我们选择），或者消极性攻击（通过阻止别人实现他们的目标，来为别人做选择），而不是坚定而自信，头脑清晰地为自己选择。其实，我也不得不承认我曾经对贝拉有过消极性攻击。他很守时，对他来说准时是非常重要的。但当我对他生气的时候，我会在离开家的时候想办法拖延时间，故意慢下来，故意迟到，刁难他。他越希望准时到达，我就偏不让他得逞。
当伊莉斯（Elise）来寻求我的帮助时，她已经濒临自杀的绝望境地。她才21岁，金色的卷发扎成马尾辫，穿着一件几乎长到膝盖的男装大运动衫。她哭得眼睛都红了。在十月明媚的阳光下，我和伊莉斯坐在一起，她试图解释她痛苦的根源：托德（Todd）。
在很多情况下，别人的行为确实会导致我们的不适和不快。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对伤害性或破坏性的行为感到满意。但是只要我们让另一个人为我们自己的幸福负责，那我们仍然是受害者。如果玲说：“只有君不喝酒，我才能快乐和平静下来。”她的生活就容易充满悲伤和不安。她的幸福将永远是远离灾难的一个酒瓶或一口酒。同样地，如果君说：“我喝酒的唯一原因是玲太唠叨，太挑剔了”，他就放弃了所有选择的自由，不再为他自己着想，变成了玲的傀儡。他可能会暂时缓解她的唠叨，保护自己不受她的不友善的伤害，但他不会得到自由的。
托德是一个有魅力、有抱负、英俊的篮球运动员，在校园里几乎是名人。她是两年前认识他的，当时她是大一新生，他是大二的学生。每个人都知道托德。托德希望了解她，这出乎伊莉斯的意料，他被她的外表所吸引。她不刻意地取悦他的性格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不是徒有外表的人。他们的性格似乎互补——她安静而羞涩，他健谈而外向，她是个观察者，他是个表演者。他们交往后不久，托德就请她搬去和他一起住。
但如果关系中的“坏”的一方厌倦了这个角色，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他尝试另一个角色呢？那么，在这段关系中的“好”的那个人地位就不再稳固了。她得提醒他，他有多坏，这样她才能保住她的地位。或者她可能会变“坏”——充满敌意和发脾气，这样即使换了位置，他们仍然可以让跷跷板保持平衡。无论如何，指责是保持两边连接的关键。
当伊莉斯回忆起他们最初几个月的关系时，她容光焕发。她说，在托德聚光灯式的情感表达里，她第一次觉得自己足够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这并不是说她在孩提时代或早期的恋爱关系中曾被忽视、缺少爱或不被爱。但托德的关注让她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感受生活。她喜欢这种感觉。
我称之为跷跷板原理。一个人向上，一个人向下。很多婚姻和关系都是建立在这个模式上的。两个人达成了一份没有说出口的协议：其中一个饰演好的角色，另一个就饰演坏的角色。整个系统依赖于人的不完美。“坏”的伴侣可以获得免费通行证来测试所有的限制；“好”的伴侣会说，看我多无私啊！看我多有耐心！看看我所忍受的一切！
不幸的是，这种感觉飘忽不定。有时她会对他们的关系感到不安，尤其是在篮球比赛和派对上，当其他女人跟托德调情时，她会因为嫉妒和不自信不寒而栗。有时候，在派对结束后，如果托德表现出和她调情的样子，她会责骂他。有时他会安慰她，有时他会对她的不安表示愤怒。她尽量不做唠叨的女友，想办法成为他不可缺少的人。在他的学习方面，她成为了他主要的帮助者。他要努力保持他的体育奖学金所需要的及格分数。起初，伊莉斯帮助他学习以通过考试。然后她开始帮助他做家庭作业。很快她就开始为他写论文了，除了她自己的论文外，她还熬夜做他的论文。
我告诉他们我认识的另外一对夫妇，丈夫也是个酒鬼。有一天，他受够了，不想再喝酒了，想寻求帮助。他认为康复治疗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他开始努力戒酒。这正是他妻子一直祈祷的事情，他们都希望他的清醒能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但随着他的康复，他们的婚姻每况愈下。当妻子到康复中心时，愤怒和痛苦的情感就会立即浮现出来。她忍不住要罗列过去的事情：还记得五年前，你回到家，把我最喜欢的地毯都吐了？上次你毁了我们的周年纪念派对？她忍不住要背诵一大串他犯过的错误，他怎样伤害她，怎样使她失望。她丈夫越好，她就越糟。他越觉得自己更强大，酒瘾小了，不再为自己感到惭愧，也更了解自己，更能融入自己的生活和人际关系，她的脾气却越来越大。他不喝酒了，但她不能摆脱对他的批评和责备。
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伊莉斯找到了让托德依赖她的方法。这段关系必须维持下去，因为他需要她来获得奖学金以及一切其他的东西。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这种感觉是如此的令人陶醉和宽慰，以至于伊莉斯的生活被一个等式所主导：我为他做得越多，他就会越爱我。却没有意识到，她已经开始把她的自我价值感和得到他的爱等同起来了。
“如果君真的停止喝酒，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问。
最近，托德坦白了一件伊莉斯一直担心会发生的事情：他和另一个女人上了床。她很生气，很受伤害。他充满歉意，流着眼泪。但他不能和那个女人脱离关系。他爱她。他很抱歉。他希望和伊莉斯还能成为朋友。
君紧紧地合着下巴。玲却松开了她的钱包。“没错，这就是他需要做的事情。”她说。
第一周，伊莉斯几乎无法强迫自己离开公寓。她没有胃口，不愿意穿上外套出门，很害怕与托德独处，还感到非常羞愧。她意识到，她彻底地让这种关系支配了她的生活，而且付出了代价。之后托德打电话给她。他想知道如果她不太忙，是否愿意帮他一个大忙。他周一要交一篇论文。她能帮他写吗？
我看到很多情侣都被困在同一种舞步上。她唠叨，他喝酒。他喝酒，她唠叨。这就是他们选择的舞蹈编排。但是如果其中一个改变了步骤呢？“我想知道如果君停止喝酒，你们的婚姻就可以被挽救了吗？”我开始说。
她帮了他，而且她一次又一次地为他写论文。
“听起来是很多愤怒把你们分开。”玲看了看她的丈夫，然后点点头。
“我给了他一切。”她说。她哭了。
“是因为他喝酒！造成了这段距离。”玲插嘴说。
“亲爱的，那是你的第一个错误。你为他牺牲了自己。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是准确的。”君说。
“我希望他成功，当我帮助他的时候，他很开心。”
玲抓住了她的钱包。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我注意到在沙发上你们之间有一大块空隙。这准确地表明你们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对吗？”
她告诉我，昨天她从一位他俩共同的朋友那里得知，托德和那个新来的女人已经同居了。第二天他有一篇论文要交，伊莉斯也同意了帮他写。
他耸了耸肩。“所以我来这里了。”他说。
“我知道他不会再回到我身边了。我知道我必须停止做他的家庭作业，但我停不下来。”
“你和玲的关系怎么样？你觉得你的婚姻如何？”
“为什么不行呢？”
“我对孩子们总是很负责，她没有权利指责我把孩子们置于危险之中。”他说。
“我爱他。我知道如果我帮他做了，表示我仍然可以让他开心。”
当玲说话的时候，君好像消失了。他的眼睛低下来望着膝盖。他看上去很受伤，很冷淡，很惭愧，也很生气，他的敌意是发自内心的。我询问君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看法。
“那你呢？你成为最好的自己了吗？你在让自己快乐吗？”
“还没完，他摔盘子是因为他喝醉了。”她说。她在列举所有的证据：他回家晚、忘记了我告诉他的事情，还醉酒驾驶。他这样是会出事的，我怎么能相信他可以开车接送孩子们呢？
“你让我觉得我做错了。”
根据玲所陈述的，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君喝酒的频率已经从偶尔晚上或周末变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他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在回家之前，就到校园附近的一个酒吧里开始喝威士忌。在家里，他依然一杯接一杯地继续喝。当他们和两个孩子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的眼睛带着一点点呆滞，声音也有点大，讲着下流的笑话。玲感到很孤单，带领孩子们完成清理和安排就寝的责任重重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当准备睡觉的时候，她憋着满肚子的怨气。当我问起他们的性生活时，玲的脸都红了，她告诉我，君过去在他们上床睡觉的时候会主动提出发生性关系，但是她常常因为太难过而无法给他回应。现在他通常在沙发上睡觉。
“当你停止做对你最有利的事情，开始做你认为别人需要的事情时，你正在做出一个对你有影响的选择，对托德也有影响。你选择全力以赴地帮助他，对他将来应对挑战的能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问“它”是什么。她发现哪些行为是如此令人反感？
“我可以帮助他。我支持他。”
“它必须要停止。”玲说。
“你已经对他没有信心了。”
君的脸通红。他似乎想说些什么，但他还是保持默默无言。
“我想让他爱我。”
我遇见君（Jun）的那天早上，他穿着平整的裤子和一件纽扣衬衫。玲（Ling）穿着剪裁完美的裙子和短外套走进了我的房间，她的妆容精致，头发也经过精心梳理。君坐在沙发的一头，他的眼睛扫视着我办公室墙上镶着镜框的文凭和照片，看遍了除玲之外的所有地方。她挺直着，坐在沙发边上，看着我。“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丈夫喝得太多了。”她直截了当地说。
“以他的成长为代价吗？以你的生活为代价吗？”
一旦我们认识到并对自己的感觉负责，我们就能学会认识并对自己在塑造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负责。正如我在我的婚姻和我与孩子的关系中学到的，证明我们自由的理由之一是我们如何与所爱的人相处。这是我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当伊莉斯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很担心她。她极度绝望。但我不相信她会自杀。她想要改变，这就是她来寻求帮助的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和自杀热线的号码给了她，并要求她每天都和我联系，直到下次预约见面的时间。
有时候，我们的治疗不但帮助我们修复与伴侣的关系，而且会让另一个人释放来完成他或她自己的成长。和他一起做了几个月的夫妻咨询后，杰森的妻子告诉他，她准备离开他了。杰森感到震惊和愤怒。我担心失败的婚姻给他带来的悲伤会影响他对待孩子的方式。起初，杰森怀恨在心，想要争取完整的监护权，但他能够改变自己孤注一掷的心态，和妻子达成了一项共享监护权的协议。他能够修复和培养与他的孩子们——那些激励他放下枪的人的关系。他结束了遗传性的暴力倾向。
当伊莉斯下周回来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她带了一个年轻人一起来。他是托德。伊莉斯满面笑容。她说，她的忧愁一扫而光了。托德和那个女人分了手，她和托德重新和好了。她觉得这是新的开始。她现在明白了，是她的不足和不安把他推走了。她会更加努力地信任这段关系，向他展示她是多么忠诚。
当杰森学会接受和面对自己的感受时，他也开始意识到，在很多方面，他在现在这个家庭里正在重新制造他童年时的恐惧、压抑和暴力。他从一个虐待他的父亲那里学来的控制自己感情的需要已经转化为控制他的妻子和孩子的需要了。
在这次会谈中，托德看上去觉得既不耐烦又无聊，看着钟，在座位上移动着，两条腿像要睡着了。
一旦杰森更善于感受自己的情绪，我们就会练习如何回应，而不是强烈的反应。杰森已经学会过着像在高压锅里一样的生活。他紧紧地控制着自己，直到情绪爆发。我帮助他学会让自己更像一个茶壶，去释放蒸汽。有时他来讲习会，我就问他感觉怎么样，他会说，“我有想尖叫的感觉。”我说：“好吧！让我们尖叫吧。让我们把它都叫出来，这样你才不会生病。”
“没有新的开始就不代表可以复合，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们以后想要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了达到目标，你们愿意放弃什么？”我问。
体会这种感觉，以及它在自己体内的运动方式，会帮助他一直保持这种感觉，直到它消失或改变。他不需要掩饰，用药，或逃避他的感觉。他可以选择感受它们。他们只是感觉而已。他可以接受它们，忍受它们，和它们待在一起——因为它们是暂时的。
他们盯着我。
然后，一旦他有这种感觉，他就会检查他的身体反应。我热吗？冷吗？我的心跳加速了吗？我的呼吸怎么样？我还好吗？
“让我们从你们有什么共同点开始吧。你们喜欢一起做些什么？”
一旦他能说出自己的感觉，杰森就需要接受这些感觉是他自己的。虽然这些感觉可能是由别人的行为或言语引发的，但它们是他的。抨击别人不会让这些感觉离开。
托德看了看钟。伊莉斯朝他靠得更近了。
在治疗的最初几周，我教他一个管理情绪的准则：注意、接受、检查、保持。当他开始有被压垮的感觉时，控制这种感觉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注意——并承认——自己正在有一种感觉。他可以对自己说：啊哈！我又来了。这是愤怒。这是嫉妒。这是悲伤（我的荣格治疗师教我一件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事——虽然感觉人类情感的色彩是无限的，但事实上，每一种情感的变化，就像每一种颜色一样，都来自一些基本的情感：悲伤、疯狂、高兴、害怕。对于那些只学习情感词汇的人来说，就像我一样，只学习识别这四种情感并不那么困难）。
“这是你们的作业，”我说，“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件自己喜欢做的新事情，一件喜欢一起做的新事情。它不可以是篮球，家庭作业或性。做一些有趣的事情，走出熟悉的环境。”
我跳舞的第一步是对自己的感情负责。停止压抑和回避他们，停止责怪贝拉或其他人，像接受自己一样接受他们。这也是上尉杰森·福勒康复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和我一样，他也习惯于切断自己的感情，逃避感情，直到问题发展到足以控制他，使他无路可走。我告诉他，逃避感情是无法避免痛苦的。他必须承担起经历痛苦的责任——并最终将它们安全地表达出来——然后让它们离开。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伊莉斯和托德偶尔会回到我的办公室，有时伊莉斯一个人来。她的主要关注点仍然是维持他们的关系，但她所做的一切都不足以消除她的不安和疑虑。她想要感觉好一点，但她还不愿意改变。托德，当他赴约而来的时候，似乎也陷入了困境。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钦佩、成功、爱（更不用说好成绩了）——但他看起来很悲伤。他颓废和退缩了。他的自尊和自信似乎因为对伊莉斯的依赖而萎缩。
疗愈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但有一些步骤是可以学习和练习的，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在自由之舞中漫步。
最后，伊莉斯和托德的到来逐渐减少，好几个月我都没有他们的消息。后来，有一天我收到两个毕业通知。一个来自伊莉斯。她完成了她的学位，并申请到了比较文学的硕士课程。她感谢我和她一起度过的时光。她说有一天她醒来了，她受够了。她不再做托德的功课了。他们的关系结束了，这是非常艰难的，但现在她很感激，她没有满足于她选择的任何东西来代替爱。
我与维克多·弗兰克尔数十年的友谊，以及我与所有治疗过的病人，包括文章里所描述过的那些病人，都给了我同样重要的一课，那就是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学习到的：我们痛苦的经历不是债务，而是一份礼物。它们给了我们新的视角和意义，让我们有机会找到自己独特的目标和力量。
另一个毕业通知是托德宣布的。他马上也要毕业了，推迟了一年，但终归毕业了。他也想感谢我。他告诉我，当伊莉斯不再为他做作业时，他差点辍学。他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但后来他为自己的生活负起了责任，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并承认他必须为自己的利益付出一些努力。“我是个年轻无知的人。”他写道。他说，他没有意识到在依靠伊莉斯为他完成工作的整个过程中，自己一直很沮丧，不喜欢自己。现在他可以照镜子，感受到了尊重而不是轻蔑。
我最后一次见到维克多·弗兰克尔是在1983年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意义治疗法第三次世界大会上。他快80岁了，我是56岁。很多时候，我还是那个在埃尔帕索演讲厅把一本平装书放进包里时都陷入慌乱的那个人。我仍然说着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有病理性重现，还会梦到痛苦的画面并为过去的失去而悲伤。但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任何事情的受害者。我觉得要将深深的爱和感激之情献给我的两个解放者：在贡斯基兴把我从一堆尸体里拉出来的美国兵，还有维克多，他允许我不再隐藏，帮我找到讲述我的经历的语言，帮助我应对我的痛苦。通过他的教导和友谊，我在我的痛苦中发现了一个目标，一种意义感，它不仅帮助我与过去和平相处，同时我的不断尝试中还显现出了一种珍贵的、值得分享的东西：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会议的最后一晚，我们一起跳舞。我们在那儿，两个上了年纪的舞者。两个人享受着神圣的礼物。两个幸存者已经学会了成长，学会了自由。
维克多·弗兰克尔写道，人类对意义的追求是他生命的主要动力……这个意义是独特和具体的，因为它只能由他单独实现；只有这样，他才实现了重要的一步，将自己的意愿转化成意义。当我们放弃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就放弃了创造和发现意义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放弃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