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打起精神，尽我所能充满爱意地看着这个年轻人。我说了几个字：“告诉我多一些。”
我有机会爱这个年轻人，仅仅是为了他，为了他独特的存在和我们共同的人性，欢迎他说任何话，感受他的感觉，而不害怕被评判。我想起了在布利斯堡（Fort Bliss）暂住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德国家庭，那个女孩如何爬上我的膝盖，叫我奶奶——战后我和玛格达和其他狱友一起走过这个德国小镇时，孩子们朝我们吐口水。当时我梦想着有一天德国孩子应该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去憎恨我，这个孩子小小的祝福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答案。在我有生之年，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想起我读到的一项统计数据，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在十岁之前就开始生活在单亲家庭。他们是迷失的孩子，在寻找身份，寻找一种感觉力量的方式——感觉自己很重要。
在他第一次来访时，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认真地聆听，但他的言语竟然引起了我的共鸣：他很像战后的我。我们两个都失去了父母——他被父母所忽视和遗弃，而我的父母已经死了。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受到伤害的对象。通过观察他的脆弱和他渴望归属感和爱，我放弃了我对他的评判，不会要求他相信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为了能够接受他和爱他，我允许自己超越自己的恐惧和愤怒，我可以给他一些他的棕色衬衫和棕色靴子不能给到他的——一个展示自己价值的真正形象。那天他离开我的办公室时，他依然对我的故事一无所知。但他看到了仇恨和偏见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不再谈论杀戮，并对我露出了温柔的微笑。我已经承担了责任，我没有让敌意和责备持续下去，我没有向仇恨低头，没有说：你对我太过分了。
我祈祷有能力以爱迎接他。我唤起了所有无私的爱的形象，想到了科里·腾·布姆（Corrie ten Boom），一个正直的异教徒。她和她的家人为了反抗希特勒，把数百名犹太人藏在家里，结果自己被关进了集中营，就连她的妹妹也死在了她的怀里。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所有囚犯被处决的前一天，科里因一个笔误而被释放了。战争结束几年后，她在营地遇到了一个最恶毒的守卫，她妹妹就是他害死的。她本可以朝他吐口水，恨死他，咒骂他。但她祈求有力量原谅他，于是她握着他的手。她说，在那一刻，前囚犯紧握着前狱警的双手，她感到了最纯洁、最深切的爱。我努力在自己的心中找到那种拥抱，那种同情，让眼睛充满善意。我想知道这个有种族歧视的男孩是否可以被送到我身边，这样我就可以学习付出无条件的爱。在这一刻我还有什么机会？要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让我朝着爱的方向前进呢？
现在，在我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夕，我提醒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阿道夫·希特勒和一个科里·腾·布姆。我们有能力去恨，也有能力去爱。我们达到哪一个目标——我们内心的希特勒，还是内心的腾·布姆，取决于我们自己。
这个男孩对荒谬的“美国纯洁论”继续咆哮着。我整个人都在不安地颤抖着，挣扎着想要摆动我的手指，摇晃我的拳头，让他为他的仇恨负责——而不是为我自己的仇恨负责。这个男孩没有杀害我的父母，我压抑的爱无法征服他的偏见。
早上，我们雇了一辆出租车送我们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车上，贝拉和司机闲聊他的家庭和孩子。我看着当年没见过的景色，当我16岁时，一辆昏暗的牛车将我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农场、村庄、庄稼，生活还在继续，就像我们被囚禁在那里时，生活就在我们身边。
我试图让那个声音安静下来。我列出了我是一个偏执者这一概念的许多相反意见。我身无分文来到美国。我曾经和其他非裔美国工人站在一起，共同进退。我和马丁·路德·金博士（Dr.Martin Luther King Jr.）一起为结束种族隔离游行。但那个声音坚持说：找出你内心的偏见。在你身上找到评价别人、给别人贴上标签、贬低别人的人性、小看别人的部分。
司机让我们下了车，贝拉和我又孤单地站在以前的监狱前。锻铁招牌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劳动给人带来自由。一想到这些话给了我父亲希望，我的腿就发抖。他认为，我们会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它只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就自由了。劳动给人带来自由。这些话让我们保持冷静，直到毒气室的门锁住了我们所爱的人，直到恐慌是徒劳的。然后这些话变成了每时每刻的讽刺，因为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自由，死亡是唯一的解脱。因此，甚至自由的观念也变成了另一种绝望的形式。
但后来我听到了来自内心的声音：“找出你内心的偏见。”那个声音说。“找出你内心的偏见。”
草长得很茂盛，到处种满了树。但天上的云像是和骨头一样的颜色，在它们下面是人造的建筑物，许多建筑甚至已经成为废墟了，却依然是周围的主要风景。栅栏连绵不断。还有一大片摇摇欲坠的砖砌营房和光秃秃的长方形空地，过去的建筑就坐落在这里。荒凉的水平线条——营房、栅栏、塔——依然竖立在那里，但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了。这里就是系统性地折磨我们残杀我们，让我们成为数字代号的地方。然而在那地狱般的几个月里，这里却成为了我的家。有一件萦绕在我心头的事情：我没有看到过鸟，也没有听到过鸟叫的声音。这里没有鸟，即使是现在。天空没有飞翔的翅膀，没有它们的歌声，大地显得更加幽深。
我听了都想呕吐了，强迫自己不要跑出房间。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喊，想摇醒那位男孩，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呢？我亲眼看着我妈妈走进毒气室。我是有足够的理由教训你。也许我的工作是要让他走回正道上，把他的仇恨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是上帝让他走进我的人生道路的原因吧。我能感觉到一股正义的力量急速升起。生气的感觉真好，生气比害怕好多了。
游客慢慢聚集起来，我们的行程开始了。我们是八到十人的一个小组。在沉重的气氛下，我觉得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就连呼吸几乎都停止了。在这个地方所犯下的恐怖罪行是无法估量的。当大火燃烧的时候，我就在燃烧着的尸体的恶臭中生活、工作和睡觉，我甚至都无法思考。展览者绞尽脑汁试图记录所有的数字，并把混杂堆积的东西组装起来，向游客们展示——从即将死去的人手中夺过来的箱子、碗、盘子和杯子，成千上万副眼镜堆放在一起就像一个超现实版的风滚草。还有用爱之手编织而成的婴儿衣服，但那些婴儿后来并未成为孩子、女人或男人。一个20米长的玻璃盒子里装满了人的头发。据统计：每次有4700具尸体被火化，75000名波兰人死去，21000名吉卜赛人死去，15000名苏联人死去。这些数字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用等式来计算——计算出超过100万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字加到欧洲的数千个死亡集中营里的死者名单上，加到那些在被送去死亡集中营之前的路上就被丢弃在沟渠里或河里的尸体名单上。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等式能够完全统计出由此造成的损失总额。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解释这个系统性屠杀工厂的非人性行为。就在我所在的地方，有上百万人被谋杀，是世界上最大的墓地。在数以百计、数以千计、数以万计、数以百万计的死者中，在所有打包好然后被迫放弃的财物中，在所有绵延数公里的围墙和砖墙中，另一个数字若隐若现，是0。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墓地里，没有一个坟墓，只有一片空地，那些火葬场和毒气室在解放前已经被纳粹匆匆摧毁，我父母死去的地方成了一片光秃秃的土地。
我以前试过，法官把一名参与汽车盗窃案的14岁男孩交给了我。那个男孩穿着棕色的靴子和一件棕色的衬衫，把胳膊肘靠在我的书桌上。他说，“美国是时候再次受白人统治了。我要杀了所有的犹太人、黑人、墨西哥人和中国人。”
参观完男子营地后，我还要去比克瑙，到囚禁女人的营地那边，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贝拉问我要不要他跟我一起去，但我摇摇头，这最后一段旅程，我必须独自完成。
我是否具备改变现状的能力呢？我能将我的力量而不是我的损失传递下去吗？传递的是我的爱而不是我的恨吗？
我在入口处离开了贝拉，回到了过去。扬声器里播放着音乐，这是一种节日气氛的声音，与荒凉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你看，”我父亲说，“那不可能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我们只会干一点活，到战争完就结束了。这是暂时的，我们能挺过来。”他加入他的队伍，向我挥手致意。我向他挥手了吗？哦，记忆，告诉我，我在父亲去世前有向他挥手。
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感化年轻人——我自己的孩子和孙子，以前的学生，我在世界各地演讲的听众以及个别病人。在返回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夕，我对他们的责任特别重大。我回去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能够把我的力量传播给所有人。
母亲挽着我的胳膊。我们肩并肩走着。“扣上你的外套。”她说，“站直。”我又回到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内心都在凝视的画面：三个穿着羊毛衫、手挽着手、饥肠辘辘的女人站在一个荒凉的院子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和我。
我们到达克拉科夫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左右了。我们今晚将睡在这里，并尝试睡着。明天我们就要乘出租车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了。贝拉想要游览旧城，而我关注的是中世纪的建筑。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期待——一种既期待又害怕的奇怪感觉。我们在圣玛丽教堂外停了下来，听到喇叭播放着音乐《快点儿》，每一小时都是巅峰时刻。一群男孩互相推搡着，在我们身边经过，大声地用波兰语开玩笑，但我感觉不到他们的欢乐，我只有焦虑。这些比我的孙子大一点的年轻人提醒我，下一代将很快长大。我们这一代人是否已经教会了年轻人足够多的东西来防止另一场大屠杀的发生呢？还是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在新的仇恨之海中倾覆呢？
四月的清晨，我穿了一件外套，我很苗条，平胸，我的头发盘在后面，戴着围巾。我妈妈又骂我要站得直一点。“你是女人，不是孩子。”她说。她唠叨是有目的的。她希望我16岁以后的每一天都能看得起自己。我的生存取决于它。
也许治愈不是为了抹去疤痕，甚至是为了制造疤痕。治愈就是爱惜我们的伤口。
然而，在生命中，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开母亲的手。卫兵指指点点，推搡着。我们在队伍中慢慢前进。我看到门格勒就在前面，他那沉重的眼神，咧嘴笑时露出带着缝隙的牙齿，就像一位热心的主人在指挥队伍。“有谁生病了？超过40了吗？没到14岁吗？向左走，向左走。”他关切地问道。
我无条件的爱都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因此我允许他表达悲伤的、强大而黑暗的、没机会再展示的那一面。我不是说他需要再次杀人才能痊愈。我的意思是，为了摆脱受害者的身份，他需要接受他的无能和他的权力丧失；他受伤和被伤害的方式；他的骄傲和耻辱。摆脱困境的唯一解药就是真实的自我。
这是我们最后分享着话语的机会，分享着沉默和拥抱。这次的参观我知道已经结束了。但我还是觉得不够。我只想让妈妈看着我，安抚我；看着我，眼睛不要离开我。是什么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希望拉着她的手呢？这可能就是我需要的。
万不得已，我决定尝试催眠疗法。我让他回到返回家中失去一切之前，回到战争中，那时他是一名轰炸机飞行员，掌控着一切。在他的催眠状态下，他告诉我，“在越南，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想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他满脸通红，尖叫着。在战争中，他杀的不是人，杀的是“东亚人”，就像纳粹在集中营里觉得不是杀人一样，只是在根除一种癌症的毒瘤。战争给他带来了创伤，改变了他的生活，然而他却错过了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失去了与敌人作战时所获得的权力优越感——超越了另一个国家，超越了另一个种族，他感觉自己是无懈可击的。
现在轮到我们了。门格勒医生抬起手指。“她是你母亲还是你姐姐？”他问道。
要治愈创伤，我们就必须接受黑暗，用自己的方式穿过幽暗的山谷走向光明。我曾和一位越战老兵一起工作，他绝望地回到家乡，想要恢复战前的生活，但他带着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创伤回来了：他显得那么无能为力，找不到工作，妻子也离开了他。当他寻求我的帮助时，已经陷入了离婚的争吵之中，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一个男人。我给了他我所有的同情，但他被困住了，全身满是怨恨，就像被困在流沙之中。我觉得无力帮助他摆脱困境。我越想用爱将他从绝望的深渊里拉回来，他就越沉下去。
我紧紧抓住妈妈的手，玛格达抱着她的另一边。虽然我们都不知道被送到左边和右边有什么不同意义，但母亲用直觉告诉我，我需要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才能活着通过第一次的选拔。她的头发是灰色的，但她的脸和我的一样光滑，完全可以冒充我姐姐。但我不知道哪个词可以保护她：“母亲”还是“姐姐”，一点也不知道。我只觉得我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爱她，都需要她，她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我唯一的母亲。所以我说了那个词，我的余生都在努力把这个词从我的意识中驱逐出去，这个词我直到今天才让自己记住。
当我们痊愈时，我们拥抱真实和美好的自我。我有一个肥胖的病人，每次她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或者称重时，她会自虐地称自己为一头恶心的母牛。她认为丈夫对她很失望，孩子也觉得她令人尴尬，爱她的人应该面对更好的她。她首先必须爱现在的自己才能成为心目中的自己。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我让她挑选身体的一个部位——脚趾，手指，腹部，脖子，下巴——并用充满爱意的方式描述它。它看起来像这样，感觉像这样，它漂亮是因为……开始时我们很尴尬，甚至很痛苦。但对她而言，与其花时间专注和心甘情愿地对待自己的外表，还不如自我诋毁，后者对她来说更容易做到。我们进行得很慢很温和。我留意到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有一天她围着一条漂亮的新围巾来见我。还有一天，她做了足疗。另一天，她告诉我，她打电话给她疏远的妹妹。还有一次，她发现自己喜欢在女儿踢足球的公园里散步。尝试着爱自己的身体，她发现她生活得比以前快乐多了，她觉得更轻松了，并开始减肥。释放始于接受。
“母亲。”我说。
我默默地待在火车上，看着火车一站一站地开过，经过柏林，再经过波兹南。我突然想起了汉斯·塞利博士（Dr.Hans Selye），一个匈牙利人，他说过：压力是身体对需要改变做出的反应。我们本能的反应是战斗或逃跑——但在奥斯维辛，我们承受的不仅仅是压力，我们生活在痛苦之中，生死攸关，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没有选择战斗或逃跑的权利。如果我还击的话，就会被枪毙，如果我逃跑的话，就会触电身亡。所以我学会了心流，学会了保持现状，学会了让我唯一剩下的东西继续成长，寻找我的内心，那是纳粹永远不可能谋杀的。寻找并维系最真实的自我。也许我没有失去皮肤，也许我只是在伸展，扩展到我自己的每一个方面，包括我的现在和将来。
这个词一从我嘴里说出来，我就想把它吞回到喉咙里去。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已经太晚了。她是你母亲还是你姐姐？“姐姐，姐姐，是姐姐！”我想尖叫。门格勒把我母亲指到左边。她跟在小孩、老人、孕妇和怀抱婴儿的母亲后面。我跟着她，不会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我开始向妈妈跑去，但门格勒抓住了我的肩膀。“你很快就会见到你母亲了。”他说。他把我推到右边，和玛格达一起到另一边去，保留了我的生命。
“伊迪丝，你会没事的。它只是一个地方，不会伤害到你的。”他说。
“妈妈！”我大声喊道。我们又分开了，在记忆里我们就像跟往常生活中一样，但我不会让记忆成为另一个死胡同。“母亲！”我说。我不会满足于只看到她的后脑勺；我必须看到她满脸的阳光。
“我们在下一站下车，去奥斯维辛并不重要。我们回家吧。”我对贝拉说。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在和其他死刑犯一起的队伍长河中，她显得那么安静。我感觉到了她的光彩，她的美不仅仅是普通的美，而是常常隐藏在自己的悲伤和不满之下的美。她看见我在看着她，她笑了。那是一个小小的微笑，一个悲伤的微笑。
让我感到害怕的时刻来临了。在去克拉科夫的火车上，我感到自己处于煎熬之中；我正面临着一个临界点；我将在那里被瓦解和灼烧，这种恐惧本身就可能把我烧成灰烬。就在这里，就在现在。我试图用理性去寻找其中的原因，每走一公里，我的身体就像被剥了一层皮似的。估计到达波兰时，我将再次成为一具骷髅。我真希望自己不仅仅只剩下一副骨头。
“我应该说‘姐姐’！”为什么我没说‘姐姐’呢？我多年来一直在呼唤她，请求她的原谅。这就是我回到奥斯维辛希望得到的东西。我希望能听到她说，在我的认知内我已经尽力做得最好了，我做了正确的选择。
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看了看我，离开柜台，又回来了。“你的护照，享受波兰之旅吧。”他说，并在我们蓝色的美国护照中插入了有效期为一周的波兰旅行签证。
但她已经不可能这么说了，即使她说了，我也不会相信。我可以原谅纳粹，但我怎么能原谅自己呢？我愿意重来一次对队伍的选择、每一次淋浴、每一个冰冷彻骨的夜晚、每一次致命的点名、每一次充满烧焦味的呼吸和每一次濒临死亡或者想要去死。如果我能再来一次，就这一刻，或之前，我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我本可以对门格勒的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我本可以拯救我母亲的生命，哪怕只是一天。
“我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死都在那里。我一直在为生存奋斗。请不要再让我在失望中等待了。”我告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我没注意的是，在这一年里，波兰和美国的关系会如此恶化，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两国一直处于冷战状态，这实际上是我们一起去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的机会了。在当时我只知道不能让自己有后路可走。
我妈妈转过身去。我看着她那灰色的外套、那柔弱的肩膀和那卷曲发亮的头发，头发的光泽从我身边逐渐褪去。我看到她与其他妇女和儿童一起走开，走向更衣室，脱掉衣服，在那里她会脱下装着克拉拉胎膜的外套，在那里他们要记住存储衣服的挂钩号码，好像他们会再取回自己的衣服，外套和鞋子。我的母亲会赤身裸体地和其他母亲站在一起——祖母们，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还有些孩子，她们的母亲被分开并送到玛格达和我的队伍里。她将排好队走下楼梯进入一个房间，墙上挂着花洒头，越来越多的人将被推到这个房间里，潮湿的汗水和泪水、回荡着被吓坏了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叫声，直到被密封得没法呼吸为止。她会注意到天花板上为守卫倾倒毒气而设的方形小窗户吗？她多久才意识到自己快要死了呢？有足够的时间想我、玛格达和克拉拉吗？还有我的父亲吗？有足够长时间向她母亲祈祷吗？有足够长的时间去为我说的那句，一秒钟之内就把她送进了绝境的话而生气吗？
我认为选择回去已经是最大的障碍了。而通过波兰大使馆，贝拉和我了解到波兰各地都爆发了工人暴动，大使馆已经停止向西方人发放旅行签证。贝拉本来准备安慰一下我的，但被我赶走了。我感觉有一股像当初在普雷绍夫，牵引着我拿着钻石戒指走向监狱的监狱长的力量；在维也纳，通过妹夫假扮成我的丈夫完成了体检官体检要求的力量。在我的生命当中以及整个治疗过程中，我所经历的一切让我坚信，现在不再有任何可以阻挡我的障碍了。
如果我知道母亲那天会死，我会说另一句话或者什么都不说。我本可以跟着她去洗澡，和她一起死去。我本可以做点不同的事。我本可以做得更多。我相信这一点。
我想贝拉会认为我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愿会慢慢减弱的。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第二天早上，我向朋友们询问去波兰大使馆的路。他们就像之前玛丽安娜警告的那样：他们的大屠杀幸存者朋友参观完集中营之后不久就死了。他们恳求道：“不要再伤害自己了。”贝拉看起来也很担心。我提醒他：“希特勒没赢。”
然而（这“然而”像一扇门一样敞开着），人生很容易就会变成不断的内疚和悔恨，这首歌一直回荡着，无法原谅自己。我们没有过的生活很容易就成为唯一珍惜的生活。我们是多么容易被幻想所诱惑，幻想着我们能控制一切，我们曾经控制一切。只要我们做的事或说的话可以治愈痛苦，消除痛苦，挽回损失，那么我们所做的或所说的就有力量。我们是多么轻易地坚持——尊重——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或者应该做出的选择。
我们在维也纳过夜，那里离罗斯柴尔德医院（Rothschild Hospital）不远，当年我们第一次住在那里，等待我们的赴美签证。我后来了解到，我的导师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战前就是那间医院的神经科主任。第二天早上，我们上了另一列向北的火车。
我能拯救我的母亲吗？也许吧。我将以这种可能性度过我的余生。我可以责备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这是我的权力。或者我能接受的一个更重要的选择，不该是在我被饥饿和恐惧所威胁着，被狗、枪和不确定包围着，只有16岁的时候做出的；而是我现在做的选择。接受自我的选择：是人性的，不完美的。而这个选择只对自己的幸福负责任。原谅我的缺点，找回我的纯真。不要再问为什么我应该活下去。尽我所能，尽我所能服务他人，尽我所能让父母感到光荣，确保他们不会白白地死去。尽我所能，在我有限的能力范围内，这样我们的后代就不会经历我所经历的事情。为了有用，为了被利用，为了生存，为了繁荣，我可以利用我生命的每一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最终停止逃避过去，尽一切可能补偿它，然后让它离我们而去。我可以做出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出的选择。我无法改变过去，但我可以拯救一条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现在就生活在这个难能可贵的时刻。
从萨尔茨堡出发，沿着玛格达和我在重获自由前跟随着囚犯队伍走过的路，前往维也纳。我看到路两旁的沟渠，想象着曾经看到过的情景，里面的尸体多得都溢出来了。我看着被夏天的青草覆盖着的沟渠，就像当年的样子。我知道过去不会玷污现在，现在也不会抹杀过去。时间是媒介，时间是我们旅行的轨道。火车经过林兹（Linz），再经过韦尔斯（Wels）。我就是那个背部受伤，重新学写大写字母G，又重新学会了跳舞的女孩。
我准备离开了。我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一块小小的、粗糙的、灰色的、不起眼的石头。我紧紧地握着石头。在犹太人的传统中，我们会在坟墓上放置小石头，以示对死者的尊敬，表示祝福。那块石头表明死者将继续活着，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手中的石头象征着我对父母永恒的爱。同时，它也是我的罪恶感和悲伤的象征——一切巨大而可怕的东西都仍然被握在手里。它象征着我父母的去世、生命的终结。它也象征着没有发生的事情，以及新生命的诞生。我在这里学到了耐心和同情心，不再评判自己，做出回复而不是强烈反应的能力。这是我来到这里所要发现的事实与和平，以及我最终能放下的一切。
我们去萨尔茨堡（Salzburg），参观在罗马教堂废墟上建造的大教堂。它已经被重建了三次。我们知道最近一次是在战争期间，被一颗炸弹炸毁了中央穹顶后重建的。目前已经看不出任何曾经遭受破坏的痕迹了。“跟我们一样。”贝拉拉着我的手说。
我从以前的营房所在地，也是和其他五位女孩一起睡觉的木架所在地，那个我为生存而闭着眼睛表演《蓝色多瑙河》的地方的泥土里，拾起一块石头，对父母说：我想你们。我爱你们，永远爱你们。
在欧洲的时候，贝拉和我收到了玛丽安娜在哥本哈根的寄宿家庭的邀请。我们将按计划从贝希特斯加登出发继续我们的路程。
我把石头留在了我曾经的兵营，留在了和另外五个女孩一起睡觉的木架上，我闭上眼睛，听着《蓝色多瑙河》的演奏，为我的生命跳舞。我想你，我对父母说。我爱你。我将永远爱你。
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我是在惩罚自己吗？在揭开自己的伤疤吗？也许我会后悔的。但我想如果我不回去，我会更后悔。无论我用哪种方法去说服她，都被拒绝了。玛格达选择了永远不再回去那里，我尊重她的意愿。但我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对于这个吞噬了我的父母和许许多多同胞的巨型死亡集中营，以及仍神圣地教会我如何生活的恐怖教室，我学会了：我是受到迫害，但我不是受害者；我受伤了，但没有被击倒，灵魂永远不灭，意义和目的可以来自内心深处伤痛最重的地方。我由衷地说出最后的一句话：再见，谢谢你。感谢给我生命，感谢你让我最终有能力接受了现实的生活。
“你以为我是哪种疯狂的被虐狂吗？天啊！为什么要回去？为什么要这样做？”玛格达说。
我走出从前的监狱的铁门，走向在草地上等待我的贝拉。我眼角的余光看见了一个穿制服的人在牌子下面来回巡逻。他是博物馆保安，不是军人。当我看到他穿着制服行走，我依然恢复到惊吓的状态，屏住呼吸，等待着枪声和子弹的射击声。在那一瞬间，我又成了一个受惊的女孩，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女孩，又是被囚禁的我了。但我呼吸着，等待着那一刻的过去。我在大衣口袋里摸索着找那本蓝色的美国护照。卫兵走到锻铁招牌前，转过身，进了监狱。他必须留在这里。他有责任留下来。但我可以离开。我自由了！
没有她我将活不下去。除非她在我身边，牵着我的手，否则我现在回到监狱就没法活下去。我知道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不可能再做回以前的自己，不可能再拥抱母亲，哪怕只是一次。没有什么能改变过去，改变我的现在，改变父母的遭遇和对我造成的伤害。不可能再回到从前，我知道这一点。但我不能忽视这样一种感觉：在我以前的监狱里，有些东西一直在等着我，让我发现和弥补失落已久的部分。
我离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是跳着离开的！我在“劳动带来自由”的标语下面走过。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们自由的时候，那些话是多么残酷和可笑啊。但是，当我离开营房、被毁的火葬场、哨所、游客和身后的博物馆警卫时，当我在黑色的铁质标语下面跳过走向我的丈夫时，我看到这些字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工作曾给了我自由。我活了下来，这样我就可以工作了。不是纳粹所说的牺牲、饥饿、疲惫和奴役的工作，是内心的工作。学会生存和茁壮成长，学会原谅自己，帮助别人做同样的事情。当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就不再是任何事情的人质或囚犯。我是自由的。
我无法想象在去地狱的路上没有玛格达的陪伴会是怎样。“今晚请飞到克拉科夫（Kraków）吧，跟我一起回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二天早上，我在祖·吐尔根酒店（Hotel zum Turken）的大厅里打电话给玛格达，向她乞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