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你所感受到的安全吗？在你的守护中就不再害怕有人受伤？”
“不是安全的问题，如果我不去管理，就会有人死亡。”
“这不是害怕。”
“怎样才能让你觉得安全？”
“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你不理解我现在的压力。”
“我想你不会愿意听。”
“我不是说在战场上，我是说在家里。”
“这不用你担心。”
他挺起胸膛，让奖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就是我能保护自己的证据。”
“你不会懂的。”
“那么你呢，你能保护自己吗？”
“是的，没有人会对另外一个人完全感同身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曾经被囚禁在战争的牢笼里。不管你告诉我什么，我可能都听过，甚至亲眼见过更坏的场景。”
“利亚无法拒绝男孩子和毒品。路比面对欺凌不敢反抗。”
“在军队中，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所以当我收到命令时，我并不会质疑。”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保护不了自己呢？”
“你接到命令时人在哪儿？”
“如果我的孩子们连我都怕，那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自处？”
“维也纳。”
我几乎以为再也不会见到上校或者他的家人了，但是没想到一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参加了一个私人聚会。我让他说说看到孩子们的画感觉怎样。
“在家里还是外面？”
“我搞砸了这个家，不是吗？”
“在空军基地，我的办公室里。”
“告诉我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当他把我带入到过去时，我审视着他的肢体语言。我注意着他的精神，他激动的样子，然后发现我们谈得太远太快了。他闭上眼睛，看起来像是陷入了沉思。
上校的脸又一次涨红了。他的妻子则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他看着天花板，张口结舌。
“你当时是坐着还是站着？”
之后我把这一家人叫到一起，让孩子们展示他们画的家庭画像。利亚在纸的正中央画了一个正在炸开的巨大炸弹。她的弟弟则画了一只恶狠狠的狮子和三只瑟瑟发抖的小老鼠。
“接到电话时我是坐着的，但是我很快就站了起来。”
“他们觉得我是个该死的娘儿们。”
“谁的电话？”
“那么你觉得事实上孩子们是怎么看你的呢？”
“我的长官。”
他点点头。
“他说了什么？”
“像个英雄或者领导者？”
“他将我的兵安排进树丛，参加营救计划。”
“主宰者。”
“听到这个命令你为什么站起来了？”
“你希望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你是怎样的父亲？”
“我觉得热，我的胸口发紧。”
上校冷冷地哼了一声。
“你当时在想什么？”
“教孩子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轻轻推动一下，让他走得更远，施展他的能力，而不是踢他一脚。”
“我想到他们是不安全的，会被袭击。如果我们去那片丛林，我们需要更多的空中力量支持，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给我支援。”
“这能教会他什么？难道世界会因为你软弱就让着你吗？”
“你当时急坏了吗？”
“他是个男孩子，比你小得多，如果你让他赢呢？”
他的眼睛猛然睁开，“当然急坏了。他们让我们去那儿，对付世界上最强壮的一波美国人，毫无胜算。”
“当我们一起玩篮球时，他总是输不起。他根本不想去赢，只是走开而已。”
“你并不想打仗。”
“举个例子。”
“他们骗了我们。”
“他太弱了，很容易退让。”
“你觉得被背叛了。”
“我看到了，你女儿的行为让你惊慌。那么你的儿子呢，他怎么让你失望了？”
“是的，背叛。”
“我的女儿是个荡妇，儿子是个胆小鬼。你觉得呢？”
“你接到命令，让你的军队去营救的那天，发生了什么？”
“请问你做得怎样了呢？”
“是在晚上。”
“教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变成强者。”上校说道。
“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作为父母，你的目标是什么？”
“告诉你吧，那是一场埋伏。”
利亚的妈妈看向我，她的父亲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你的人受伤了？”
“我们刚刚谈过孩子们的情况了，”我打断上校说道，“那么你的情况怎样？”
“非要我说出来吗？他们死了，他们都在那晚死了。是我，我让他们去的，他们信任我，而我却让他们去送死。”
我回到这对父母的房间。上校正在对他的妻子大喊大叫。他的妻子看起来很消瘦，快飘起来了，我怀疑她有早期饮食障碍。如果我直接问她一个问题，她总是会听从丈夫的。每个家庭成员都把自己封闭起来。从他们的相互指责和自我隐藏中，我能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痛苦。但是在试图让他们接近痛苦的根源时，简直就像是让他们互相开火或者更加疏远。
“战争就意味着死亡。”
我告诉这对父母，我将和他们度过接下来的时间，并让孩子们离开房间。我将利亚和弟弟带到隔壁办公室，给了他们画纸和笔，并安排了一项任务，这个任务应该可以帮他们释放刚才跟父母在一起的紧张情绪。我让他们画一幅关于他们家庭的画，但是不要画人。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死很容易，而我却活着，每天想着那些父母埋葬他们的儿子。”
她的弟弟更用力地盯着漫画书，仿佛这样就能让自己远离家庭的战争，进入精彩的书本世界里。在书中，善就是善，恶就是恶，界限分明，好人最终总是会赢。他是家里话最少的一个，但是我感觉到他会有最重要的话说。
“你只是听从命令。”
“你看吧，我也是受不了了。”利亚转了转眼珠子，说道：“他压根就不打算理解我，他从来不听我说什么，只是让我听他的。”
“但是我知道命令是错的，我知道那些士兵们需要更多的空中力量支持，可是毫无办法。”
她的妈妈眨了眨眼，啃咬着整齐的指甲，而他的爸爸脸涨得通红，从旁边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晃着拳头。“看到了吧，简直难以容忍。”他咆哮道。女孩子看到的是父亲的愤怒，我却觉得他心脏病都要发作了。
“为了做上校你放弃了什么？”
仿佛是为了配合她父亲的控诉一般，利亚开始讲述她的周末。她在一个派对上和她的男朋友发生了关系，那里有未成年人在喝酒，她还吸了大麻，在那待了一整夜。她把细节都列举出来，仿佛很开心。
“什么意思？”
“我们听过你的说辞了，现在听听利亚怎么说。”我说道。
“你选择做一名士兵和一个军官，走到这一步，你放弃了些什么？”
上校指着她的女儿说道：“看看她，一团糟，她是个瘾君子，不遵守规则。她跟妈妈顶嘴，让她回家也不回，简直没法再和她住在一起了。”
“我不得不为此经常远离家庭。”
这样的自责在伤害我们自己的同时也在伤害他人。我记得一年还是几年前有一个病人，我给他和他的家人做过短暂的治疗。他们坐在我的面前，就像是一堆被丢弃的游戏拼图碎片一样：穿着华丽制服的上校表情让人害怕；金发碧眼的妻子很安静，瘦得锁骨都从白色衬衫中戳出来；女儿大概十几岁，染过的黑发乱蓬蓬的像个鸟窝，并画了黑色的眼线；儿子八岁，在静静地看一本摆在膝盖上的漫画书。
“还有呢？”
我在不确定中继续清醒着，试图打开自己的思绪，让直觉说话。不知为何，我想到了我听过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很有才的犹太男孩，一个艺术家。有人告诉他可以去维也纳的艺术学校学习，但是他没有路费。他一路从捷克斯洛伐克走到维也纳，却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就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他祈求道，他走了这么远，能不能起码让他参加考试？最后他们让他参加了，并且他也通过了考试。他非常有才华，尽管是犹太人血统，还是被录取了。而当时坐在他旁边考试的男孩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并没有被录取，这个犹太男孩却被录取了。这个男孩后来离开欧洲定居在洛杉矶，他一生都生活在内疚中，他认为如果希特勒没有经历这次失败，没有败给一个犹太人，或许他就不会把犹太人当替罪羊而赶尽杀绝了。就像被虐待或者父母离异的孩子一样，我们总是会找到一个理由去责怪自己。
“当有6000名士兵将他们的生命交给你的时候，你没有资格害怕。”
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最后一晚，我难以入眠，头脑清醒地躺在戈培尔的床上。从门缝里透出一缕光，让我能看见旧墙纸上的葡萄藤缠绕着。时间在变，人也在变。如果我在改变，那么我会变成什么样？
“你需要放弃你的感情，不让别人看见你的真实情绪。”
牧师们站了起来，发出雷鸣般热烈的掌声。我站在舞台的灯光中，从未如此开心，如此自由。我从不知道原谅希特勒不是最难做的事情，最难原谅的人是我仍然要面对的那个人：我自己。
他点了点头。
我甚至觉得，昨天我来到这儿本身就是一种报复，一种因果报应，一种伤痕的沉淀。之后我从伯格霍夫的山崖向下俯瞰，我忽然醒悟，报复是不会让人得到自由的，所以，我今天站在希特勒故居的这块土地上，原谅了他。这和希特勒无关。这是我为自己做的，我曾经放逐自己，任由自己从心理上到精神上被希特勒禁锢。只要我被愤怒主宰，我就被他禁锢住了，被禁锢在受尽苦难的过去和自己的悲伤中。原谅是对已发生和未发生的事情感到悲痛的同时，放弃对过去的执念，去接受现在和过去的生活。我并不是说接受希特勒对600万民众的屠杀，只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不想让已发生的事实再摧毁了我拼尽全力抓住的生活。
“你刚才说，死很容易。你曾经希望自己已经死了吗？”
把自己禁锢在过去的痛苦中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好的方面来说，报复是无意义的。它无法改变曾加诸在我们身上的事，无法抹去那些错误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也无法让死者复活。从坏的方面来说，报复使人在仇恨的泥沼中无法自拔。它会让仇恨一直循环往复，没有终点。当我们寻求复仇时，即使是非暴力的复仇，也会使我们在原地转圈，无法前进。
“每时每刻。”
我谈到了我的好朋友拉里·格莱斯顿，也谈到了他在战后数十年里第一次坦白自己的过去。在我离婚期间，我一度为钱而烦恼。知道这件事后，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认识一位受理二战幸存者赔款案件的律师。他鼓励我这个幸存者勇敢地站出来，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无疑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我不能这样做。我感觉这些钱沾满了鲜血，仿佛我父母的人头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这就好像与那些试图毁灭我们的人锁在一起。
“是什么阻止了你？”
我告诉他们，怨恨和报复很容易，但宽恕从来不容易。我给他们讲了我那些幸存的同伴，还有我在以色列遇到的勇敢的人们。提起宽恕，他们总是很痛苦。他们认为宽恕就是容忍，就是忘记。为什么要忘记呢？这难道不是让恶贯满盈的希特勒脱身吗？
“我的孩子们，”他的脸痛苦地扭曲起来。“但是他们觉得我是个怪物，没有我可能会更好。”
第二天早上，我发表主题演讲时对牧师们说：“Tempora mutantur，et nos mutamur in illis（我们要与时俱进）。这是我小时候学的一句拉丁语。时代在变，我们也在变。我们总是在成长。”我邀请他们和我一起回到40年前，回到这个山村（也许就是这个房子）。当时，15个高学历的人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烤炉可以放进多少个同胞。“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我说，“那里有残酷，有暴力，有仇恨。但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科学、系统地残杀同胞。我在希特勒恐怖的死亡集中营劫后余生。昨晚我睡在约瑟夫·戈培尔的床上。人们问我，你是如何学会忘记过去的？忘记？忘记？！我并没有忘记过去。每次殴打，每次轰炸，每个选择，每次死亡，每一缕直冲云霄的浓烟，每个我以为是终点的恐惧瞬间。这些都活在我的记忆里，活在我的噩梦里。过去并没有过去。我无法忘却，或者删除这段记忆。它在我心中永存。它给了我不一样的视角：我活着是为了看到解放，因为我的内心充满了希望。我活着是为了看到自由，因为我学会了宽恕。”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认为孩子们跟你在一起更好，你是一个让我理解和敬佩的人，你敢于说出你的恐惧，勇于原谅和接受自己。”
“我放过你！我放过你！”我对着心中的悲伤喊道。
他沉默了。或许这是他第一次试着让自己从过去的愧疚中解放出来。
我沿着砾石小路一直走。悬崖边上有一座不起眼的房子，那曾经是希特勒的府邸。现在房子只剩下一堵破旧的挡土墙，上面爬满了青苔、瓦砾，还有从地下探出的管子。我俯瞰山谷（我想希特勒当年也是这样做的）。希特勒的房子没了，美国大兵在战争的最后几天把它夷为平地。在此之前，他们把希特勒的葡萄酒和干邑洗劫一空。他们坐在阳台上，举杯痛饮，任由浓烟和火焰吞噬着身后的房子。房子没了，但希特勒呢？我还能感觉他的存在吗？我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恶心，有没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我试图倾听他的声音，让人回忆起的仇恨，还有罪恶无情的召唤。但我什么也没听到。我抬头看向山顶。在环绕的群山之巅，初春的融雪正化成涓涓细流，滋润着野花。我走在希特勒曾经走过的路上，但他已经不在了，而我在这里。这个春天不属于希特勒，它属于我。厚厚的积雪已经消融，死寂的冬天已经过去。植物冒出了新芽，急流汹涌澎湃。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种钻心的痛，而现如今，另一种感觉正在萌生。冰封已久的大雪终于开始融化了。奔涌而下的雪水似乎在诉说，而我的心也在诉说。“我还活着，”潺潺的溪流说到，“我成功了”。我的心里有一首凯歌，一点点地从我的心中、口中跃出，在天地间回荡。
“我不能帮你回到过去，拯救你的士兵，我也不能确保你的孩子们的安全，但是我可以帮你保护你自己。”
我并没有这么做。我总是赋予一个死去的人力量，使我无法有所发现。我为什么来德国？是要感受这种不适吗？还是看能从过去学到点什么？
他紧紧盯着我。
我一个人出去散步。酒店大堂外，有一条小路通向伯格霍夫庄园，那里是希特勒的故居鹰巢城。我没有走那条路，这相当于承认希特勒的家以及他的存在。我并没有活在过去。我应该选择另一条路，走到另一个山峰，面向无垠的天际。
“但是要拯救自己，你得放弃你认为的自己应该有的样子。”
他在窗前跳起了踢踏舞，手里仿佛拿着一根手杖。1968年《金牌制作人》上映时，我和贝拉一起去看了，就在我们离婚的前一年。我周围的100多个人都笑了，贝拉笑得最厉害，但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从心智上，我能理解这部作品的讽刺意味。我知道笑声能使人振奋，能使我们渡过难关。我知道笑声能治愈创伤。但我不能接受贝拉在此时此刻唱歌。我生他的气，不是因为他不够敏锐，而是因为他这么快就摆脱了痛苦。我必须得逃离。
“希望能行吧。”他说道。
这是……《希特勒和德国的春天》！这首歌是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的电影《金牌制作人》的主题曲。德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
没多久，上校和他的家人被安排离开了埃尔帕索。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只深深地祝福他们一切都好。但是为什么我这个时候想起来他们呢？他们的故事和我有什么关系？是上校的愧疚和自责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记忆是关于我做过的事，还是未做的事？从1945年美国大兵解救我开始，我就结束了监禁。我脱下了我的面具，学会了感受和表达，不再压抑我的恐惧和悲伤。我学会了表达和释放愤怒的情绪，并且回到这个压迫者的老家。我甚至原谅了希特勒，即使只是在今天。但是我心中有个黑暗的结贯穿全身——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罪恶感。我是受害者，不是害人者，为什么我要觉得我有错呢？
这家酒店就像一台时光机，一切都回到了从前。进入房间，仿佛回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厚厚的波斯地毯，没有电话。贝拉和我被分配到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住过的房间，连床铺、镜子、梳妆台还有床头柜都像以前一样。我站在门口，内心无法平静。现在我站在这里，这意味着什么呢？贝拉摸了摸梳妆台还有床单，之后他走到窗前。历史是否像抓住我的头颅般抓住了他的头颅呢？我握住床柱，以免跪倒在地。贝拉转过身来看我。他眨了眨眼，哼起歌来。
另外一个病人忽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她已经71岁了，家人长期关注着她。她表现出了临床抑郁症的所有症状：嗜吃嗜睡，与儿女和孙辈们隔离。当她和家人互动时，她总是很愤怒，以至于孙辈们都很怕她。有一回我在他们的城市讲课，课后她的儿子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抽出一小时去见一下他的母亲。开始我并不知道我去见她一次能有什么用，直到她儿子告诉我，他母亲和我一样，在16岁时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我不禁对这个陌生的女人产生了同情。让我触动的是，我其实也很可能会像她一样，而且事实上我也差点跟她一样，我当时迷失了自我，远离了那些最爱我的人。
贝拉说：“是埃格尔医生和埃格尔先生。”
他的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那天下午来到我在宾馆的房间里。她穿得很讲究，但是我感觉她对我充满敌意。她絮叨着抱怨自己的身体状况，抱怨她的家人们，她的管家，邮递员，邻居，街上女子学校的女校长，仿佛生活的边边角角都是不公平和不方便。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她一直沉浸在生活的小灾小难中，我们并未触及她更深的悲伤。
进了酒店，当礼宾员称我们为埃格尔医生和埃格尔女士时，我和贝拉哈哈大笑。
“你的妈妈埋在哪儿？”我突然问道。
到达贝希特斯加登后，我们坐了一辆往返巴士来到祖·吐尔根酒店，现在这里还是一个博物馆。我试着忽略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抬头仰望这座雄伟的建筑和环绕四周的群山。遍布岩石的雪山让我想起了塔特拉山。我和贝拉第一次见面就在那里，当时他不情愿地陪我去了结核病医院。
玛格丽特瞬间躲开，仿佛我是一条龙，对着她的脸喷了一口火。“在坟墓里。”她最后恢复了镇定，说道。
“你曾经恐惧过，”他说，“接受它吧，接受它吧。”贝拉提醒我说。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是疗伤的一个过程。你会否认那些伤害你、使你害怕的东西。你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它，直到你找到接受它，拥抱它的方法。之后你就真正放下了。
“在附近吗？”
“贝拉，”我低声说，“我想我走得够远了。我想回家。”
“就在这个镇上。”她说。
我内心的恐惧变成一阵阵火辣的感觉，那是愤怒。我记得玛格达愤怒地说：战争结束后，我要杀死一个德国母亲。她无法放下失去的东西，但她可以选择报复。有时候我能理解她对抗的欲望，但我无法理解她复仇的欲望。我会有一种自杀的冲动，但我从没想过要杀人。愤怒在我身上积聚，像飓风一样聚集着力量和速度。我离他们咫尺之遥，他们可能曾经压迫过我。我怕我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你的妈妈现在需要你。”
同节车厢的一对德国夫妇与我们的年龄相仿。他们友好地把自己的糕点分给我们，那位女士还称赞我的衣服漂亮。17岁的时候我坐在一列开往德国的火车的车顶。我身穿单薄的条纹衫，在密集的炮弹袭击下，被迫当起了人肉盾牌，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纳粹党车厢里的弹药。要是他们知道这些会怎么说呢？当我在火车顶上颤抖的时候，他们在哪里呢？战争期间他们在哪里呢？当年我们行经德国城镇，他们是那些向我和玛格达吐口水的孩子吗？他们当时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吗？他们还缅怀过去吗？还是像我这样一直矢口否认？
我没有给她拒绝的机会，叫了辆出租车。我们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潮湿繁忙的街道。她不停地批评其他司机，或者批评交通灯的速度，商店的服务质量，甚至于别人的伞的颜色。我们穿过墓地的大铁门，周围的树木葱葱郁郁，一条鹅卵石小道通往死者的墓地。天开始下雨了。
一个月后，我和贝拉登上了从柏林到贝希特斯加登的火车。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可信、最没有资格谈论希望和宽恕的人。我闭上双眼，倾听着梦魇的声音，那是车轮摩擦铁轨发出的声音。我看到了留蓄胡子的父亲，还有母亲凝视的双眼。贝拉握着我的手，他摸了摸玛丽安娜出生时他给我的那个金手镯。我们逃离普雷绍夫的时候，我把这个手镯塞进了玛丽安娜的尿布里。我每天都戴着这个手镯，它是胜利的象征。我们赢了，我们没死，并且开始了新的生活。贝拉安慰着我，手镯滑过我的肌肤，但这些并没有减轻我内心的恐惧。
“就在那儿。”玛格丽特终于说道，她指着泥泞山丘上的一堆墓碑，“现在告诉我来这儿干嘛？”
“从神职人员或宗教学者那里听到的希望和宽恕是一回事。”戴夫解释道，“而你是为数不多的人能够在被剥夺了一切，甚至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时候，依然紧握希望。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可信的人。”
我说：“你知道吗，只有留下来的人可以全心拥抱生活了，妈妈才能安息。我让她脱了鞋子和袜子，光脚站在妈妈的坟墓前，直接跟妈妈接触，这样她就能安息了。
“为什么要我来说呢？”
玛格丽特从出租车里走出来，站在被雨淋湿的草上。我给她私人空间，只回望了一眼。我不知道她会对妈妈说些什么。我只知道她光脚站在妈妈的坟前，用裸露在外的皮肤与这块意味着失去和悲伤的土地紧紧相连。当她回到出租车上的时候，依然光着脚，小声抽泣着，然后陷入了沉默。
“希望，还有宽恕。如果牧师不说或者不懂这些，我们就无法胜任牧师的工作了。”戴夫说到。
后来我收到一封玛格丽特儿子的信，信的内容是美好的：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母亲说了些什么，但是她和以前不一样了。她现在变得安详而快乐。
“他们想听些什么？我要说些什么才能帮助他们呢？”我问道。
这是一个奇幻而幸运的经历。我的本意是帮她重新定义她的经历——将她的问题转化成一个机会，一个能帮助她母亲获得自由的机会，从而最终帮到她自己。现在我已经回到了德国，我想这可能也适合我。赤裸着皮肤，与这块意味着失去和悲伤的土地紧紧相连，接触然后释然。这是匈牙利式的驱邪。
戴夫还跟我说了很多关于牧师和他们服务的士兵的事。他们不像我年轻时碰到的士兵，也不像我在威廉·博蒙特（William Beaumont）接待过的士兵。在这个相对和平的冷战时期，他们不用亲自上战场，不用每天面对暴力场面。但他们仍然时刻保持警惕，维护和平，准备战斗。在冷战时期，大多数士兵驻扎地都预置了导弹。安装了导弹的移动发射装置被隐藏在各个战略阵地。军人对无休止的战争威胁已经习以为常。午夜拉响的警笛可能是一场警戒演练，或者是敌人真的来了。（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淋浴设备，里面喷出的是水还是毒气，我们不得而知）这些牧师需要满足士兵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需要，尽最大的努力阻止战争的全面爆发，并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清醒地躺在戈培尔的床上，我意识到我需要和玛格丽特一样，去完成一个我毕生未曾完成的悲伤的仪式。
在场的都是一些康复专家。随军牧师将提供精神咨询和行为康复服务。戴夫告诉我，随军牧师需要接受为期一年的临床牧关教育，作为神学院课程的补充。另外，他们需接受心理学和宗教教义培训。戴夫正带领驻欧牧师进行为期一周的临床心理学静修，而我将发表主题演讲。
我决定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电话里，戴夫·沃尔博士简单地介绍了我的行程。600名随军牧师将在位于巴伐利亚山顶的沃克将军酒店部队休闲中心参加临床牧关教育，我将向他们发表演讲。这里曾经是希特勒党卫军军官休息和聚会的地方。贝拉和我被安排在附近的祖·吐尔根酒店（Hotel zum Turken）入住，该酒店是为当时的希特勒内阁和外交使者准备的。1938年，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在此会见希特勒。他“凯旋而归”，并宣布自己“为我们的时代赢得了和平”。不料这只是希特勒的障眼法。这里也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向希特勒汇报“最终方案”的地方。希特勒的故居“鹰之巢”就坐落在不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