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想听的，觉得像是被人揍了一顿。但我不得不承认，他在一件事情上的想法是对的：让某人或某件事对你的痛苦负责，要比承担起结束自己受害者身份的责任容易得多。我们的婚姻教会了我，无论何时，当我对贝拉感到愤怒和失望时，都会把我的注意力从我自己的工作和成长中转移了，为自己的不开心而责怪他，比为我自己承担责任更容易。
但当我告诉贝拉我决定拒绝邀请时，他抓住了我的肩膀。“如果你不去德国，那么希特勒就会赢得战争。”
我们大多数人都想有一位发号施令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卸责任，我们就可以说，“是你让我这么做的，这不是我的错。”但我们不能一辈子都在别人的保护伞下生活，然后抱怨自己被淋湿了。受害者最好的定义是：你把注意力放在自身以外的其他人身上，把自己的现状归咎于别人，或者由其他人决定你的目标、命运或者价值。
当她这么说的时候，我马上就感到轻松了。“谢谢你，玛库卡（Marchuka）。”我说。我很高兴，现在可以安心了。我已经为儿女完成了我的工作，同时也成长了，现在可以放手了。可以说我很荣幸受到了邀请，但我实在难以接受去贝希特斯加登。相信戴夫会理解的。
这就是为什么贝拉告诉我如果我不去贝希特斯加登，那么希特勒就会赢。他的意思是我正坐在过去的跷跷板上。只要我把希特勒，或者门格勒安排坐在对面的座位上，我总是有理由的，有借口的。这就是我焦虑和难过的原因，这也是我不能冒险去德国的原因。我感到焦虑、悲伤和害怕并不是错的。这并不是说我的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创伤，并不是说希特勒、门格勒和其他所有暴力或残忍的罪犯不应该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负责。但如果我一直在跷跷板上，就要对过去发生的事情，对现在的选择负责。
“如果你认为你能有所收获，那就去吧。我支持你。”玛丽安娜说，“但这必须是你愿意的。你不需要向别人证明什么。没有人强迫你去。”
很久以前，门格勒的手指确实决定了我的命运。他选择了我母亲的死，他选择了玛格达和我活下来。在每一支选择队伍上，赌注都是生与死，选择从来不是我做的。但即使在那时，在像地狱一般的监狱里，我可以选择我回应的方式，我可以选择我的行为、言论和思想；我可以选择是否走进带电的铁丝网，拒绝离开床；即使在恐怖和失败中，也可以想着埃里克的声音，我母亲的馅饼，玛格达在身边的支持，想着所有我要活着的理由。我离开这个“地狱”已经35年了。恐慌症是任何时候都会发作的，无论在白天或晚上，它们可以像困在希特勒的旧地堡里一样轻而易举地把我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因为我的恐慌不是纯粹的外部原因造成的。它是我们内心的记忆和恐惧的一种表达。如果我能把自己流放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把我害怕的那部分放逐出去，也许通过接近这一被放逐的部分，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我提醒她，贝希特斯加登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更像是在希特勒过去的版图上，而不是我自己的。然而，即使是在埃尔帕索的日常生活也会引发我的回忆。我听到了警报声，我感到很冷。看到一个建筑工地周围有铁丝网，我就不能再待在那里。我看到蓝色的塑料布挂在栅栏上，就会被困在恐惧中。我在为我的生命而奋斗。如果这些普通的东西都可以触发我过往的创伤，并让它们复发，那周围都是说德语的人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们会想我是不是走在前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中间，住过希特勒和他的顾问曾经住过的房间呢？
我有什么可以留给我的后代呢？就在几个小时前，杰森面临着他人生的转折点——当他手里拿着枪，并没有扣动扳机；当他考虑到他要留给孩子们的遗产；当他选择了用暴力以外的东西来解决问题的时刻。我有什么遗产可以留给我的后代呢？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将会留下什么呢？虽然我已经选择公开秘密、否认和羞愧，但我真的能与过去和平相处了吗？是否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才不会让更多的痛苦延续下去？
“我不知道，妈妈。”玛丽安娜说，“我想提议你去。你已经活下来了，现在你可以回去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你还记得我大学时寄宿家庭的朋友，那个丹麦家庭吗？他们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以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和平，但它只是激起了所有内心的创伤。因为太压抑，他们回到家后心脏病发作死了，妈妈。”
我想起了我母亲的母亲，她在睡梦中突然死去。因此我的母亲，她对童年丧母感到悲痛，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感到危机和恐惧，她把一种模糊的、早期的失落感传给了她自己的孩子。除了她光滑的皮肤，浓密的头发，深邃的眼睛；除了因为太年轻就失去了母亲而感到的痛苦、悲伤和愤怒，我还应该传给我的孩子什么呢？如果我回到给我造成创伤的地方去停止这个循环，去创造一种不同的遗产呢？
那天晚上，为了减少我对杰森如何处理与他妻子冲突的担忧，为了缓解我内心的不安，我在圣地亚哥给玛丽安娜打电话，问她我该怎么处理贝希特斯加登的事情。她现在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心理学家。我们经常就最具挑战性的病人互相探讨。就像杰森长时间握着枪的处境一样，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决定与我的孩子们有很大关系——与在我死后，他们会带着的那种伤口有关：是愈合的伤口，还是暴露在外的流血的伤口。
我接受了去贝希特斯加登的邀请。
让我发抖的并不是从我办公室的散热孔吹进来的冷空气。不久后我就53岁了。我不再是那个逃离战火纷飞的欧洲并且父母双亡的年轻母亲。我不再是那个逃避过去的移民了。我现在是伊迪丝·伊娃·埃格尔博士。我已经活下来了。我一直在努力恢复。我用从痛苦的过去学到的东西来帮助别人疗伤。我经常被社会服务组织、医疗和军事组织邀请来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自从移居美国以来，我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但我从战后就没去过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