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涌进她浅灰色的眼睛。“成为一个好人。”
“你希望通过怎样做来让别人记住你？”
“‘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不要成为他人的负担。我不想我的痛苦伤害到任何人。”
“给予、慷慨、善良和无私。做正确的事情。”
“生命或医学上都没有绝对的东西。如你所知，疾病是很难治疗的，疼痛，手术，治疗，身体变化和情绪波动都不能保证一定会恢复。是什么帮助你与癌症抗争呢？你用什么真理或信念来指导你战胜疾病呢？”
“‘好人’会抱怨吗？或者会生气吗？”
她在回答之前想了想。“帮助别人。但同时也要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找出真相。找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东西并解决这个问题。”
“这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医学对你有什么吸引力？”
她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在那个截瘫的老兵带我去面对我自己的愤怒之前。“愤怒并没有价值。”我告诉爱葛妮丝，“这是一种感觉。这并不意味着你很坏。这意味着你还活着。”
“我过去想上医学院。我想过大学毕业后申请的。但我们必须先支付我丈夫商学学位的学费，然后我们又有了孩子，还有癌症。这让我想上医学院的梦想从来都没有合适的时间去实现。这就是我想和你谈谈的原因。你认为我做这个梦是因为我现在应该去读医学院吗？还是你认为我做这个梦是因为现在是时候结束当医生的幻想了呢？”
她看起来很怀疑。
“你认为这个梦是关于什么的？”
“我想让你试试一个练习。你要把自己内心的东西彻底掏出来。无论你内心里藏着什么，你都要把它拿出来，那些你通常丢掉的，你都要把它放在这里。”我从桌子上取下那本旅馆用的信纸，和钢笔一起递给她。在你的直系亲属中，每个人只能得到一句话。我要你写下一些你没有告诉那个人的事情。这可能是一个愿望，一个秘密，或者一个遗憾——可能是一些小事情，比如，‘我希望你把脏袜子放进洗衣房。’唯一的规则是，必须是你从未大声说过的话。”
“这要看情况了。有时我想回去睡觉，这样我可以继续完成手术，它还没有结束。有时我感到悲伤和疲惫，好像这是一个徒劳的过程。”
她微微一笑，有些紧张。“你真的想让我说这些话吗？”
“那你醒来的时候感觉如何？你觉得精力充沛呢，还是觉得非常疲倦？”
“你怎么处理它们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可以把它们像五彩纸屑一样撕碎，冲进马桶里，或者放火烧掉。我只是想让你把它们写下来，让它们离开你的身体。”
“就像我的手着火了一样。”
她沉默地坐了几分钟，然后开始写。有几次她划掉了一些东西。最后她抬起头来。
“你做手术的时候感觉如何呢？”
“你感觉怎么样？”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病人被诊断是什么病了吗？”“我不知道。我认为它是会变的。”
“有点头晕。”
“我不确定，是不同的人，有时候是我儿子，有时候是我的丈夫或者女儿，或者是过去的某个人。”
“颠倒的吗？”
“那位病人是谁？”
“是的。”
“这是一个梦。”她说，自从几年前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以来，即使现在病情已经有所缓解，她也一直反复地在做同一个梦。在梦里，她穿着蓝色的手术服戴着口罩，把长发盘在一次性帽子里面，站在水池边，不停地搓着双手，准备做手术。
“那么，是时候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了。但你要把你通常给别人的东西，你要把所有的爱、保护和鼓励都放回自己的内心。”我让她想象自己变得非常小，小到可以爬进自己的耳朵里。我叫她顺着耳道往下爬，再顺着她的喉咙和食道往下爬，一直爬到她的胃部。当她往里面走的时候，我让她把她的小手放在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她的肺，她的心脏。在她的脊椎上，沿着每条腿和胳膊的内侧。我教她把充满爱的双手放在每个器官、肌肉、骨骼和静脉上。“让爱无处不在。做你自己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养育者。”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我们谈论自由的时候，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你有没有试着猜想过呢？你内心告诉你有什么东西想要引起注意的吗？”
她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让她的注意力从身体的体验中转移开。她不停地在椅子上挪动，梳理着前额上的头发，清嗓子。但随后她的呼吸变得深沉和缓慢，身体也静止不动了。当她顺着耳道“走”进去的时候，她变得非常放松，脸看起来也很平静。在我引导她通过耳道返回之前，我问她是否有什么东西想告诉我，关于她的感觉或在里面发现了什么。
她说她对我在演讲中说过的话很感兴趣。当时，我分享了我小时候学过的一句古老的匈牙利谚语：不要把愤怒憋在心里。我举了一个例子，讲述了我一生中所有的自我禁锢的信念和感受：我的愤怒和信念必须赢得别人的认可，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让我值得被爱。我邀请观众中的女士们扪心自问，我是抱着什么样的感觉或信念的呢？我愿意放开吗？爱葛妮丝问我：“你怎么知道你是否有东西值得去坚持呢？”
“我以为里面会很黑，”她说，“但是却发现有很多光线。”
“是的，亲爱的。告诉我怎样才能帮到你。”
几个月后，她打来电话，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消息：她的乳腺癌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又复发了，正快速扩散。她说：“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她告诉我，她计划每天进行由内而外的练习，这样就可以将自己那些不可避免的愤怒和恐惧排出去，再让自己充满爱和光明。她说，反常的是，她对家人越坦诚地说出自己的负面情绪，就越感到愉快。她告诉丈夫，她对丈夫优先考虑自己的事业感到非常气愤。公然地告诉他使得事情更容易被理解，把愤怒藏在心里对谁都没好处。她发现，在他们的整个婚姻生活中，她能更清楚地看到丈夫是非常支持她的，同时她也发现自己已经原谅他了。对于她十几岁的儿子，她没有掩饰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怀疑的空间。她开诚布公地讲述她所迟疑的事情。她告诉他有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事情是如何发展的。对于她在上中学的女儿，比她儿子小一点，她对那些她可能会错过的时刻表示出了愤怒——女儿的第一次约会，看着她打开大学录取通知书，帮她穿上婚纱。她没有把愤怒当作无法接受的情绪而压抑自己的愤怒。她找到了她的方法，找到了她爱的深度和紧迫性。
我把她带到靠窗的椅子前，给她倒了一杯水。她似乎对我那小小的照顾感到尴尬。她坐在椅子边上，僵硬地把水杯举在身前，好像喝一口就会使我的招待扫兴似的。“我真的不需要整整一小时。我有一个简短的问题。”
当她的丈夫打电话告诉我爱葛妮丝已经去世的时候，他说他永远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但她是平静地去世的。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家庭关系中的爱更深了。她教会了他们一种更真实的相处方式。挂断电话后，我哭了。虽然没有人错，但一个美丽的人消失得太快了。这是不公平和残酷的。这让我对自己的死亡也感到好奇。如果我明天就死了，我会安静地死去吗？我自己真的学会了爱葛妮丝所发现的东西吗？在自己的黑暗中，我是否已经找到光明了呢？
“打扰了，我相信还有其他人更值得你多花时间。”我开门请她进来时，她说。
艾玛问了我与过去的关系，爱葛妮丝帮助我面对我和现在的关系。在1980年的一个炎热的下午，杰森·福勒，一位紧张性精神症的陆军上尉，第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安静地，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在白色沙发上，听从我的命令，最后我让他带着我的狗，和我一起去公园散步。杰森·福勒教会我如何面对决定未来的选择。那天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会影响着我余生的生活质量，也会影响我选择传给子孙后代的遗产的质量。
我在爱葛妮丝（Agnes）身上找到了另一个镜子和老师，我们相遇在犹他州的一个水疗中心，我在那里和乳腺癌痊愈者谈论自我护理对于促进愈合的重要性。她很年轻，四十出头，乌黑的头发盘成一个低低的小圆髻。她穿着一件纽扣一直系到脖子的中性颜色的工作服。如果不是她第一个排队在我的酒店房间里接受我的私人预约，我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她。她不愿抛头露面。当她站在我面前时，她的衣服把身体遮盖得严严实实。
我们在公园里散步时，杰森的步态放松了。他那绷紧的脸也放松了，每走一步气色就好一些，面部表情也更加柔和了。突然间，他看上去年轻多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说话。我没有提前计划好回到办公室时要做些什么事。我只是让我们不停地走动，呼吸，杰森在我身边的每一分钟都表明，如果他觉得足够安全，他就可能会被触动。
我松了一口气，感动地看着艾玛恢复了健康。她的经历也促使我反思自己。伊迪丝，我和我内心的那个热爱跳舞的女孩在一起了吗？我生活在她那充满好奇和忘我的狂喜之中吗？就在艾玛离开我的诊所的同时，我的第一个孙女——玛丽安娜的女儿琳赛（Lindsey），开始参加一个幼儿芭蕾舞班。玛丽安娜给我发来了一张琳赛穿着粉色舞蹈裙的照片，她胖乎乎的小脚塞在一双粉红色的小舞鞋里。我看到那幅画时哭了。那是喜悦的泪水，是的。但我的胸口也有一种疼痛，更多的是由于失去。我能想象琳赛的生活将从这一美好时刻蔓延出去——她的表演和演出（可以确定的是，她将继续学习芭蕾，在她的童年和青春期的每年冬天，她都会表演《胡桃夹子》），我为她可以参加所有她所期待的活动而感到开心，但这并不能将我从中断了生活的悲伤中分离开来。当我们悲伤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刚发生的事——我们还会为过去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悲伤。在我内心充满恐惧的一年，我住在一个空空如也的地方，生命中从未有过如此大面积的黑暗。我承受着创伤和离别，我不能放开过往的每一件事，但我也不能轻易地抓住它们。
在绕了公园一圈之后，我们回到了办公室。我倒了一些水。我知道，不管前面有什么，都不能仓促行事。我必须提供一个绝对信任的地方，在那里杰森可以告诉我任何事情，任何感觉，他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他知道自己不会受到评判。他又坐回到沙发上，面对着我，我向前倾着身子。我怎么能把他留在这里呢？不仅仅是肉体在我的办公室里，而是他准备好打开心扉和我一起探索了。我们必须一起找到一种能深入了解和疗愈的方法，必须找到让杰森陷入紧张症的所有情绪和情境。如果我要引导他走向健康，就不能强迫他说话。我必须跟随他当前的思想状态、当前的选择和条件，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改变。
在艾玛高三的那个夏天，她的家人邀请我去他们家烧烤。他们摆出美味的排骨、豆子、德国土豆沙拉、自制面包卷。艾玛和她的男朋友站在一起，用盘子盛满了食物，笑着，嬉笑打闹着。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们一起放松地躺在草坪上，或者坐在折叠椅上，大吃大喝。食物不再是家庭的负面语言。虽然艾玛的父母还没有完全改变他们对子女或相互之间说话时的语调，但他们已经学会了给艾玛提供空间和信任，让她找到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他们不必再为可能发生在艾玛身上的事情而感到忧心忡忡，他们已经可以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每周都和一群朋友一起度过一个桥牌之夜。他们已经摆脱了那些长久以来毒害他们家庭生活的事情——困扰、愤怒和控制。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我最后说。这是我有时对一个不情愿的病人、一个难缠的顾客采取的方法。我把注意力从病人的问题上转移开，我成了那个有问题的人。我恳求病人的同情。我想让杰森觉得自己是那个有力量、有解决方案的人，而我只是好奇而又有些绝望、请求帮助的一个人。“我真想知道你是想怎样和我在这里相处的。你是个年轻人，一个军人。我只是个奶奶。你能帮我吗？”
我给艾玛治疗了两年。在此期间，她完成了在饮食失调诊所的门诊项目，停止了踢足球——这是上中学时，她父亲强迫她去做的事情——她又回到了芭蕾舞班（然后又去上更多的舞蹈课：肚皮舞、萨尔萨舞）。运用创造性的表达方式，她把压力都转移到音乐和节奏上，这给她带来了身体上的享受，也给了她一个更健康的自我形象。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快结束的时候，16岁的她在学校遇到了一个男孩，并坠入爱河，这段感情给了她另一种生活和健康的动力。当她不再和我一起工作时，她的身体已经丰满了，她的头发又厚又亮。她已经变成了她画的那个旋转着跳舞的现代版女孩。
他开始说话，但随后他的喉咙因激动而哽咽，他摇了摇头。我怎样才能帮助他在不逃避或不抵触的情况下，去面对外界的骚动和内心的谜团呢？
总的来说，制订艾玛的家庭规则就是放弃控制别人。
“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告诉我，我怎样才能让你觉得我对你可能会有些帮助。我愿意做你的知己。你能帮我一下吗？”
3.前后保持一致。如果禁令已经确立后，不能在最后一刻改变规则。
他眯起眼睛，好像对强光有反应似的。或者强忍住眼泪。“我的妻子。”他终于开口了，然后他的嗓子又紧了起来，不说话了。
2.运用团队合作达到共同的目标。如果房子需要打扫，每个家庭成员都有适合自己年龄的工作。如果一家人要出去看电影，一起选择看哪部电影，或者轮流做选择。把家庭想象成一辆汽车，所有的轮子是一个整体，一起工作，一起移动到目的地——没有一个轮子可以控制一切，没有一个轮子可以承担所有的重量。
我没有问他妻子在以什么方式困扰他，没有问事实，但我直接感受到了他话里的情感。我想让他以更直接、更深刻的方式告诉我他内心的故事。我希望，也相信他有能力成为这样的人——一个可以放松、有感觉的人。你不能治愈你感觉不到的东西。经过几十年，选择了用冷酷和麻木去面对，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和杰森一样，我也隐藏了自己的感情，戴上了面具。
1.与其责怪别人，不如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负责。在你说或做某件事之前，先问一问，它是否是友善的呢？重要吗？有帮助吗？
杰森的面具下面是什么呢？冷酷、失落还是恐惧？
和所有的家庭一样，艾玛和她的家庭也需要规则，但艾玛家需要的规则与其他家庭那些能掌控好的规则截然不同。所以我帮助艾玛和她的父母制定了一个家庭规则，他们可以互相帮助着来执行。一个家庭规则的列表，可以改善他们家里的气氛。首先，他们讨论了一些行不通的行为。艾玛告诉她的父母，听到他们大喊大叫和责骂时，她是多么的害怕；当他们不兑现承诺时，她有多怨恨——她必须在什么时候回家，在看电视前她必须做完什么家务。她的父亲谈到他在家里是多么的孤立——他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管教孩子的人。有趣的是，艾玛的妈妈也说了类似的话，她觉得自己在独自抚养孩子。从他们想要停止做的伤害性的习惯和行为列表中，我们简短地列出了他们同意开始做的事情：
“看起来你好像对什么事感到难过。”我说。我在猜，在暗示。要么我是对的，要么他会纠正我。
我还目睹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关注，那是在艾玛的父亲给艾玛钱的时候。“嘿，性感美女。”晚饭后她和我们一起在客厅时，他对她这样说。我看见她缩进沙发里，尝试着躲藏起来。控制欲、惩罚性的纪律、情感上的乱伦——难怪艾玛会在丰盛的食物中饿死。
“我不难过。”他咕噜着，“我是疯了。我气疯了。我要杀了她！”
这种对孩子严惩不贷的教育方式营造了一种氛围，孩子们似乎只得到了负面的关注（毕竟，坏的关注总比没有关注好）。严格的环境，强加在孩子身上的黑白分明的规则和角色，父母之间明显的紧张关系——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家庭的情感饥荒。
“你的妻子。”
晚饭后，艾玛的妈妈在厨房里打扫卫生，还在蹒跚学步的彼得正在拉她的裙子，请求得到她的注意。她不断地拖延他，而他想让她停下手头的工作抱起他，她的企图使他变得越来越暴躁。最后他蹒跚着走出厨房，径直走向茶几，那里有一些瓷器小摆设。他的妈妈追着他跑，把他抓起来，打了他一巴掌，说：“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碰那些东西吗？”
“那个婊子在骗我！”真相大白。这是一个开始。
他们的妈妈在桌下踢了一下我。“别这么说，”她低声劝告我，“她会骄傲的。”
“请告诉我更多情况。”我说。
我想看看如果我破坏了这种标签代码，如果我邀请其中一个孩子扮演另一个角色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我对格雷琴说，“你的脸型美极了。”
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有外遇。他最好的朋友向他通风报信。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可以错过种种迹象。
我和艾玛开始工作一两个月后，她的父母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我遇到了艾玛所有的兄弟姐妹。我注意到艾玛的妈妈向我介绍她的每个孩子时都附加上他们的特点：这是格雷琴，有点害羞的那个；还有彼得，有趣的那个；还有德里克，很负责任的那个（艾玛已经被介绍给我了：生病的那个）。你给孩子起一个名字，他们就会拿这个名字开玩笑。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要问我的病人：“你在家里的标签是什么？”（在我的童年时代，克拉拉是神童，玛格达是叛逆者，我是知己。当我是一个倾听者的时候，我对我的父母来说是最有价值的，是收纳他们情感的容器，但我也是最不显眼的）果然，坐在桌边的格雷琴很害羞，彼得很有趣，德里克很负责。
“哦，上帝。”他说，“哦，上帝，哦，上帝。”
当我第一次和艾玛以及她的父母同时见面时，我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说。我和他们分享了我的希望，以及我对他们团队合作能力的信心。我参与团队合作的条件是，他们同意艾玛会在一个饮食失调诊所里由医护人员照顾，因为厌食症是一种严重的、可能致命的疾病。如果艾玛的体重低于某一标准，在与诊所工作人员协商并确定后，她可能不得不住院。“我不能让你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你只需做一些事情就可以避免情况恶化。”我告诉艾玛。
他站起来，踱步，踢沙发。他已经突破了自己的僵化，现在变得狂躁、好斗。他猛地捶在墙上，痛得直哆嗦。好像开关被击中，他全部的感情像泛光灯一样汹涌澎湃。他不再封锁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开始像火山一样爆发。火山。现在他把伤痛全部暴露出来，到处乱撞。我的角色也变了，要引导他回到他的情感中去。现在我必须帮助他体验它们，而不是被它们所淹没，完全迷失在紧张之中。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他就僵在了屋子中间，喊道：“我受不了了！我要杀了她。我要把他们两个都杀了。”
“饥饿是如何让你自己更接近自由的目标呢？”我尽可能热情地说。这不是指责。这是为了让她坚定地意识到她在自残，以及这种行为的严重程度。这是在努力帮助她回答在自由之旅开始时的最重要问题：我现在在做什么？能奏效吗？是让我离目标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呢？艾玛没有用语言回答我的问题。但在她泪流满面的沉默中，我能感觉到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想要改变。
“你疯得可以杀了她？”
“你想再次体会那种自由、充满活力的感觉吗？”她点了点头，把笔放在托盘上，又把衣袖拉下来盖到手上。
“是啊！我要杀了那个婊子。我现在就去，看看有什么后果。”他说得毫不夸张。他是认真的，并从腰间拔出手枪。“我现在就去杀了她。”
“如果你还记得，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你能用一个词描述那种感觉吗？”她点点头，眼睛仍然闭着。“自由。”
我应该报警的。当杰森走进来时，警报的直觉并没有出错。现在可能已经太迟了。我不知道杰森和妻子是否有孩子，但当杰森挥舞着枪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孩子们在他们母亲的葬礼上哭泣，杰森被关在监狱里，在一时的复仇冲动中孩子们失去了双亲。
她闭上了眼睛。我看见她在做第一个姿势时把脚后跟并在了一起。这是无意识的动作，她的身体还记得。
但我没有报警。我甚至没有时间打电话告诉我的助手我可能需要帮助。
“我很想知道更多。你跳舞的时候感觉如何？”
我不会让他停下来。我要乘风而动，使他看到这个意图之后的结果。“如果你现在就杀了她，那会怎么样？”我说。
“是的。”
“我这就去做！”
“你上过芭蕾课吗？”
“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当她从白板走开时，我看到了一张画，画里是一个穿着芭蕾舞短裙在旋转和跳舞的女孩。我感到喉咙哽住了，熟悉的画面引起我一阵痉挛。
“这是她应得的，是她自找的。她要为对我撒的每一个谎感到后悔。”
“你能给我画一张那个快乐女孩的照片吗？”
“如果你杀了你的妻子，你会怎么样？”
她想了又想。但她没有说“我不知道。”最后她点了点头。“我五岁的时候。”
“我不在乎！”他双手抓住枪对着我，对准我的胸部，手指在扳机上僵住了。
“你还记得你和现在感觉不一样的时间吗？什么时候你感到最快乐、最美丽、最有趣？”
我是目标吗？他该把脾气都发在我身上吗？他会误扣扳机，发射子弹吗？我没有时间害怕。
她噘起嘴唇，打开笔，迅速地画了起来。她转过身，我可以看到她的画：一个矮胖的女孩，一张空白的脸。这是一个毁灭性的对比——在一张空白的、肥胖的漫画旁边是瘦得只剩下骨头的艾玛。
“你的孩子在乎吗？”我的问题完全来自于直觉。
“现在就给我画一张你自己的照片吧。你是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呢？”
“别提我的孩子了。”杰森嘶嘶地说。他稍微把枪放低了一点。如果他现在扣动扳机，会打到我的胳膊和椅子，而不是我的心脏。
“我想可以的。”她走到黑板前，从袖子里伸出瘦削的手去拿笔。
“你爱你的孩子们吗？”我问。愤怒，无论多强烈，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情绪。它只是最外层，一种更深的感觉的薄外衣。用愤怒的面具掩饰的真正感觉通常是恐惧。而且你不能同时感受到爱和恐惧。如果我能打动杰森的心，让他感受到哪怕一秒钟的爱，那么就可以打断他那会产生暴力的恐惧信号。很显然，他的怒火已经停止了。“你爱你的孩子们吗？”我又问。
“我注意到你经常说这些话：我不知道。但当你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我不知道”的时候，这让我很难过。这意味着你不知道你的选择。如果没有选择，你就不是真正的活着。你能帮我个忙吗？你能拿着这支笔，给我画幅画吗？”
杰森没有回答。他仿佛被自己的矛盾情绪缠住了。
“我不知道。”
“我有三个孩子，”我说，“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你呢？”
“五年后你想去哪里？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和职业呢？”
“两个都有。”他说。
艾玛耸耸肩。“有时。”
“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很多和你同龄的女孩都写诗。你写诗吗？”
他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但我会考虑的。”
“给我讲讲你的儿子吧。”我说。
“如果你不知道，那就猜一下吧。”
杰森突然放松了，一种新的感觉从他脸上掠过。
“我不知道。”
“他长得像我。”杰森说。
“你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走到我办公室里的白板前。我写了：我不知道。当我问她更多关于她的兴趣、激情和欲望的问题时，每次她说：“我不知道。”我就会在白板上打个勾。
他的目光不再集中在我和枪上了，他看向了别的地方。虽然我还不知道这种新的感觉是什么，但我能感觉到有些东西已经发生了转变。我顺着思路走。
“我不知道。”
“你想让你的儿子像你一样吗？”我问。
“你的爱好是什么？你空闲时间喜欢做什么？”
“不！”他说。“上帝啊，不。”
“我不知道。”她说。
“为什么不呢？”
在同她在一起的一天的工作中，我问了她一个她不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你喜欢做什么？”我问。
他摇了摇头。他不愿意再想下去了。“你想要什么呢？”我轻声问。这是一个让人害怕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她转动着的眼睛，已经开始回答我的问题，我该继续这样做。她是用收音机闹钟、普通闹钟，还是父母来叫醒她？她喜欢在被子里躺一会儿，还是直接从床上跳起来？我问了她一些日常的问题，希望对她的日常生活有一些了解，但我的问题都与食物无关。对于厌食症患者来说，除了食物之外，很难看到生活中的其他东西。我已经从她的父母那里知道，她对食物的关注控制着她的家庭，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她的疾病占据了。我有一种感觉，她也希望我只对她的病感兴趣。带着我的问题，我试图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她生活的其他方面，打消或至少弱化她的防御心理。
“我受不了！我不想有这种感觉！”
“告诉我，一般情况下，你是什么时候醒来？”
“你想摆脱痛苦。”
她耸耸肩。
“我要那个婊子付出代价！我不会让她愚弄我的。”他再次举起枪。
“谢谢你，”我说，我又回到椅子上。“听到这个我很高兴。我们还有四十分钟。让我们好好利用它们。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你会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我准备好了。”她说。
“我会的。”
当我站起来，走过房间，打开门时，我想她一定很惊讶。直到我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准备开门时，她才开口说话。
我在流汗。帮助他放下枪是我的责任，但没有脚本可遵循。“她是做错了。”
她怀疑地看着我。在一个严惩不贷的家庭里，孩子们渐渐习惯了听到威胁，这些威胁可能会迅速升级，或者是另一个极端，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我说得很客气，但她想看看我的话和语气是否会升级为愤怒的批评或警告，或者如果我只是一个容易被击败的人，我会不会真的离开房间。
“不会再发生了！现在就结束。”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我等待着。我又等了一会儿。“你知道，”过了一会儿，我说，“你需要多长的时间都可以。我有一些文书的工作要去另一个房间。当你准备好了，请告诉我。”
“你要维护自己。”
“不说也没有关系。”我说。
“是的。”
艾玛没有回应。她盯着地毯，把袖子拉得比手还长。
“你会让你儿子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事情。如何成为一个男人。”
当她在沙发上选好座位坐好后，我告诉她，她告诉我的一切都是机密——除非她有生命危险。然后我做了一个温和的，开放式的邀请。“你知道，你的父母很担心你。我想知道真实的故事。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我会教他如何不让别人伤害自己！”
见过她的父母后，我知道她母亲的言语里充满了批评和指责，所以我以赞美开始了我们的谈话。“谢谢你的光临，”我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谢谢你能准时来。”
“用杀了他妈妈的方式。”
对于任何一个新病人，从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刻起，对他或她的心理界限保持敏感是很重要的。我必须马上凭直觉觉察出来，这个人是否想让我牵她的手，或者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人需要我给他下命令还是给他一个温和的建议。对于厌食症患者来说，这些最初的时刻至关重要。厌食症是关于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该暴露或隐藏什么，一种完全与控制和无情的规则有关的疾病。首先，厌食症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生理维度。由于缺乏营养物质吸收进入人体，摄入的少量热量大部分用于自主功能（呼吸除外），大脑失去了血液流动，这导致了思维扭曲，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偏执。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开始与一个厌食症患者建立治疗关系，我必须记住，我正在与一个可能存在认知功能扭曲的人交流。一个习惯性的手势——比如，当我领着某人走到一张舒服的椅子上时，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就很容易被误解为是具有威胁性或侵犯性的。当第一次和艾玛打招呼的时候，我试图同时让我的肢体语言显得更有亲和力。因为厌食症患者是控制专家，所以要通过让她感到自由，来消除她的控制欲。与此同时，创建一个有组织的环境，有明确的规则和仪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杰森愣住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第一次见到了艾玛。她十四岁，我就像遇到了自己的鬼魂。她就像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那样瘦骨嶙峋，脸色苍白，非常消瘦。她又长又细的金发使她的脸看起来更瘦了。她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袖子长长地直落着遮住她的手。她看起来像个有秘密的人。
“如果你杀了他的母亲，不会伤害你的儿子吗？”
“我看得出你很担心艾玛。我能看出你是多么渴望得到答案和解决办法。如果你希望艾玛好起来，我可以告诉你，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了解厌食症，问题不只是艾玛吃什么，也是关于什么在影响着她吃东西。”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就这样把她治好，把健康的她送回去。我请他们帮助我，成为我的合作治疗师，观察他们的女儿，但不需要一个让她做事的日程表或有任何不一样的事情，只是关注她的情绪状态和行为。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她的情绪状况，更熟悉这种疾病的心理状态。通过寻求他们的帮助与合作，我希望引导他们理解他们在她的疾病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逐渐地让他们为影响到艾玛饮食习惯的行为负责。
杰森盯着手里的枪。每次的到访，他都会告诉我此刻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会告诉我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他父亲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有时用言语，有时用拳头伤害杰森。这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一个男人是无敌的；男人不能哭；男人要掌控着一切；男人应该发号施令。他会告诉我，他一直想做一个比他父亲更好的父亲，但他不知道怎么做。他不知道如何不通过恐吓去教育和指导他的孩子。当我让他思考他复仇的选择将如何影响他的儿子时，他突然被迫寻找一种之前他一直没有考虑在内的可能性。暴力和不安全感的延续将会把他和他的儿子带进监狱，他不会让这种生活方式继续下去的，不是为了压抑复仇的诱惑，而是为了他的诺言和潜能所提供的广阔天空。
“是的，请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让艾玛重回餐桌吃饭。”她的母亲恳求道，“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让她吃东西。”
如果我了解那天下午发生的所有事情，了解我的整个生命，就会知道，生命当中最糟糕的时刻，自己被邪恶的欲望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刻，要我们忍受着绝对不可能忍受但又必须忍受的痛苦、我们不得不与爱人分离的时刻，实际上是带领我们去了解自身价值的时刻。这就好像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所得到的一切，以及我们可以选择的——或者不选择，永恒的东西。眩晕、兴奋和可怕，过去和未来，就像一个可穿越的大峡谷一样围绕着我们。虽然我们在宇宙和时间中是那么的渺小，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保持整个轮子旋转的小机构。我们用什么来驱动自己的生命之轮呢？我们会继续用损失或遗憾推动那个活塞吗？我们是否会再重复这过去所有的伤害呢？我们会以抛弃所爱的人来作为我们放弃的结果吗？我们会让孩子们为我们的损失买单吗？还是利用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东西，让我们生命的田地里长出新的庄稼呢？
“这是在浪费时间！”我们首次见面时，艾玛的父亲在回答完有关他的工作、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庆祝假期的问题后说，“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想象着儿子和自己一样拿着枪，渴望复仇的样子，杰森突然看到了他可以做的选择。他可以选择杀戮，也可以选择爱。选择征服还是选择原谅。自己面对悲伤，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把痛苦传递下去。他的枪掉在了地上。他在哭，号啕大哭，连续地抽泣，悲伤的波浪冲击着他的身体。他无法承受如此强烈的情感冲击。他倒在地上，跪着，低着头。我几乎可以看到不同的感觉在他身上翻腾：受伤，羞愧，破碎的骄傲，被毁掉的信任和孤独，他心目中的男人形象被永远地打破了。他不再是那个从未被击败过的男人。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年轻时父亲打他、羞辱他，现在妻子欺骗他。就像我将一直是这样一个女人：她的母亲和父亲被毒气毒死，被烧成了烟雾。我们无法抹去痛苦，但我们可以自由地接受自己是谁，接受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然后继续前进。杰森跪了下来，哭了。我和他一起跪在地板上。我们所热爱和依赖的人要么消失了，要么让我们失望。他需要别人的扶持。我扶着他，把他拉到胸前，他倒在我的膝盖上，我抱住他，我们一起哭了起来，直到泪水把我的丝绸衬衫都湿透了。
他的妻子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棉质连衣裙，前襟系着纽扣，腰带很细，这是一种永不过时而又严肃的款式和打扮，感觉上是为了与她丈夫的声音和讲话力度更加合拍。她谈了几分钟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挫折，错过了升职的机会。我可以看到她在肯定他的愤怒和激起他的愤怒之间正谨慎地寻找一个平衡点。她清楚地知道她的丈夫需要别人的肯定，他不能忍受被人对抗和反驳。在我们的私人会话上，她的“多才多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修剪草坪，为家里的许多地方做修理，还会自己做衣服——她的技能和她给予丈夫的权力是矛盾的，她为维持和平付出了代价。她不惜一切地避免与丈夫发生冲突的习惯，对女儿的健康和家庭活力所造成的损害不亚于丈夫的专横行为。他们是相互控制的伙伴——不是感同身受的关系，也不是无条件的爱，他们没有家庭的语言。
在杰森离开我的办公室之前，我要求他把枪给我。（我把枪保存了好几年，我都忘了它还在我的房间里。当我在准备将我的办公室搬到圣地亚哥时，我发现枪在文件柜的抽屉里，仍然上着子弹，提醒着我们通常选择隐藏的情绪波动和痛苦，提醒着我们会受到潜在的伤害，直到我们有意识地面对它，拆除它）“你现在离开安全吗？”我问他。“你回家安全吗？”
艾玛的父亲身材矮小精干，我了解到，他是一名足球运动员。我不安地意识到，他有点像希特勒——他留着稀疏的胡子，扁平乌黑的头发，而且他说话时会大吼大叫，仿佛每一次交谈都希望不被忽视。后来，我和艾玛的父母分开会谈，我问她的父亲，他为何决定选择自己的警官职业生涯。他告诉我，小时候他走路一瘸一拐的，父亲叫他跛脚的小虾。他选择当警察是因为这工作需要冒险和体力，而他想向父亲证明他不是一只虾，更不是跛子。当你需要证明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被它约束，不再是自由的了。尽管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知道他童年的故事，但我知道艾玛的父亲一直住在他自己制造的监狱里——他生活在符合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受限形象中。他表现得更像一位接受军事训练的士兵，而不是一位支持太太的丈夫或关心儿女的父亲。在沟通中，他不问问题，更像在审讯。他不承认自己的恐惧和弱点，顽固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我不确定。”
他们想把有关艾玛行为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她拒绝吃东西，但还会假装进食，在家庭聚餐后他们在餐巾纸里发现了食物，在她的梳妆台抽屉里也发现了食物。艾玛以离开他们和关门躲起来的方式不吃东西，所以在她的身体里也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但我让他们反过来谈谈自己，他们显然就很不自在了。
“没有枪对你来说会很不舒服。如果愤怒卷土重来，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如果你觉得你必须伤害或杀死某个人呢？”
看到他们对艾玛的生命的恐慌，看到他们的束手无策，真是令人心碎。生活中，面对一个饮食失调的孩子，他们没有做任何准备；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女儿和家人身上，没有任何一样他们现有的养育方法可以对艾玛的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我想让他们放心，从而减轻他们的痛苦。但我也希望让他们认识到一个比艾玛的病更痛苦的事实——他们也参与其中。当一个孩子与厌食症做斗争时，确诊的病人是孩子，但真正的病患是这个家庭。
他说他可以去朋友家，就是那个告诉他这件事并建议他来见我的人。
“我们听说你是一位集中营的幸存者，”艾玛的妈妈补充道，“我们认为艾玛可以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也许你可以激发她。”
“我们需要练习好对你妻子说的话。”我们做了一个记录。他把它写下来。他会对她说：“我感到很难过。我希望我们今晚能找个时间谈谈。”直到他们单独在一起之前，他不允许多说，只有这样他才能用语言交流而不是暴力。如果觉得不能回家，他可以马上给我打电话。如果杀人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就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坐下来或去散散步。“把门关上或者去户外活动一下，就你自己。深呼吸，深呼吸，再深呼吸。这种感觉会过去的，答应我，如果你觉得失控了就给我打电话。让你自己脱离困境，保证你自己的安全，给我打电话。”
“我们正在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在第一次拜访我时，艾玛的父亲告诉我。“我们得让她重新开始吃东西才行。”
他又哭了起来。“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关心我。”
虽然艾玛是位已经确诊了的病人，但我还是先和她的父母见面。他们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谈过他们家的秘密：他们家里最大的孩子艾玛快要把自己饿死了。他们是一个内向保守的德裔美籍家庭，脸上布满忧虑，眼睛里充满恐惧。
“我们两人将会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我告诉他，“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换句话说，我开始与自己的创伤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它不再是沉默，压制，逃避，否认。它就像一口可以被我利用的井，这是为我的病人、他们的痛苦和治愈之路提供深刻理解和直观见解的源泉。头几年的私人诊所工作，帮助我把我的创伤重塑成必要和有用的东西，帮助我形成和发展了许多经久不衰的治疗法则。我工作中遇到的病人经常可以映射出我在寻找自由的旅途上的各种发现。同样，他们也常常提醒我，我对自由的探索还没完成，并为我的进一步治疗指明了方向。
两天后，杰森回到我的办公室，开始了一段持续五年的治疗关系。但在我知道他的故事将如何发展之前，我要独自面对一个转折点。
我那令人愉快的乐观精神、职业成就感、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我的感受，在我建立私人诊所并遇到我的第一位病人时，瞬间幻灭了。他已住院一个月，我到医院看望他，他正在等待诊断报告并接受治疗。后来，结果出来，发现是胃癌。他吓坏了，觉得被自己的身体背弃了，被胃癌的死亡所威胁。疾病的不确定性和孤独感使他不堪重负。我无法做到感同身受。我所有的技能都建立在温暖和信任的氛围下，建立在一座和病人之间架起的良好的沟通桥梁之上，现在这些通通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像个穿着医生袍的孩子，一个骗子。我对自己的期望是如此之高，对失败是如此之恐惧，以至于我无法超越自己的专注力去走近那个向我寻求帮助和爱的人。“我还会康复吗？”他问。我的思绪像在联络本上找名片一样不停地翻来覆去，脑子里转着各种理论和技巧，眼睛盯着墙壁，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和害怕。我对他无能为力。他没有再请我帮他了。当我遇见截瘫的老兵汤姆时，我已经意识到，我职业生涯的成功必须源于我的内心深处——不是来自一位试图取悦别人、赢得认可的小女孩，而是来自一个完整和真正的我。我，一个脆弱而好奇的人，接受了自己的生活，并准备好成长。
杰森走后，我把枪存放好，坐在椅子上，慢慢地深呼吸着，直到恢复了平静。我把助手给我的、在杰森意外到来之前的邮件整理好。在邮件里，我发现了另一封信，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这封信来自美国陆军牧师，威廉·博蒙特的前同事戴夫·沃尔，他当时是慕尼黑宗教资源中心的负责人。在那里，他负责管理所有在欧洲服役的美国陆军牧师和牧师助理的临床培训。这封信是邀请我参加由600名牧师组成的在一个月后举行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戴夫牵头的，我将在会中发言。用另一句话来说，我被吸收成为其中一员了，我为我的价值感到荣幸和责任重大。因为我的临床经验，以及我成功治疗了现役人员和退伍军人，我被多次邀请在大规模的军事场合中演讲。我感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荣耀，同时还是作为战争时期被解放的囚犯应尽的道德义务。但戴夫的研讨会定在德国举行。而且不是在德国其他地方，是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这是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山脉撤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