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尔塔一定注意到我的思想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黑暗把我困住了。“对不起，”她说，“我并不是说你过得很轻松。”
“这是我母亲的优良基因。”我说。然后，我的脑海里闪过那支选择队伍和我母亲光滑的脸。这是一个多年来一直跟着我的幽灵。
“你称赞了我，”我向她保证，“你总能让我记得你是如此的友善。”她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但她从来没有嫉妒或痛苦。我每天下午都带着玛丽安娜去看望她，在她哀悼年的每一天下午都去。
“伊迪丝，岁月对你这么友好，你还这么年轻。”她叹了口气说。
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你知道，”她说，“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战后失去孩子更痛苦的了。那种悲伤太可怕了。”她停顿了一下。我们静静地坐在一起，分担着各自的痛苦。“我想我从来没有感谢过你。”她最后说，“当我们埋葬我的孩子时，你告诉了我两件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你说过：‘生活将会再次美好。’你说，‘如果你能挺过去，你就能挺过一切。’我已经对自己说过很多次了。”她从钱包里掏出自己两个孩子的照片，这两个女儿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以色列出生的。“我太害怕了，不敢马上再试一次。但我想生活总有解决办法。我悲痛欲绝。因为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的孩子。”
在我们结束行程之前，贝拉和我去见了班迪和玛尔塔·瓦达斯，我们相约在火车站见面。他们住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拉马特甘。这是一次令人心酸的相遇，一次与我们未经历过的生活邂逅，一次与我们几乎要经历的生活的邂逅。班迪仍然很有政治色彩。在我们吃完饭之后，他和贝拉很长一段时间都坐在桌边，热烈地讨论着以色列的军事战略。男人们谈论战争。玛尔塔转向我，拉着我的手。她的脸比年轻时更丰满了，她的红头发变暗了，变得灰白了。
我握着她的手指，就像捧着美丽的种子。我的生命和爱的种子已经被迫种入了坚硬的土壤，它已经生根发芽了。我看着桌子对面的贝拉，想到了我们的孩子，想到了玛丽安娜最近告诉我的消息，她和她的丈夫罗布（Rob）准备组建一个家庭。下一代。这就是我对父母的爱所在。
我遇到的所有幸存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但我们有能力决定我们在遭受创伤后如何生活。在压迫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幸存者有可能继续成为受害者，或者他们可以学会成长起来。在我的论文研究中，我发现并阐明了我的个人信念和我的临床标准：我们可以选择成为自己的狱卒禁锢自己，也可以选择自由。
“明年在埃尔帕索见。”我们承诺。
当然，并不是每个我采访的人都很成功。我看到很多沉默的父母，很多孩子不知道如何感受父母的沉默和麻木，他们责怪自己。我遇到了很多仍然活在过去的幸存者。“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许多人对我说。对他们来说，宽恕意味着忘记或纵容。我采访的许多人都怀有复仇的幻想。我从未幻想过复仇，不过最初在巴尔的摩那充满挑战的几年中，我曾幻想过对抗我的压迫者——我想在巴拉圭找到门格勒，他在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中逃到那里逃避起诉。我想象着假扮成一名美国记者进入他家。然后我会暴露我的身份。“我就是那个为你跳舞的女孩。”我会说，“你杀了我的父母。你杀了这么多孩子的父母。你怎么这么残忍？你是个医生。你宣誓过希波克拉底誓词（Hippocratic Oath）不伤害任何人。你是个冷血杀手。你没有良心吗？”我要对他羞愧、后退的身躯大发雷霆，使他蒙羞。把责任推给肇事者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对某人置之不理，如果我们对责任不屑一顾，我们将一无所获。但是，正如我的幸存者同伴告诉我的那样，你可以活着为过去复仇，也可以活着丰富现在。你可以生活在过去的牢笼里，也可以让过去成为跳板，帮助你实现现在想要的生活。
在家里，我完成了我的论文，并在位于得克萨斯州布利斯堡的威廉·博蒙特陆军医学中心完成了我最后的临床实习。我有幸在威廉·博蒙特陆军医学中心获得了硕士和博士级别的实习机会。这是一个竞争激烈、令人满意的职位，是一个声望很高的职位，最好的演讲者和老师都在这里工作。我没有意识到这个职位真正的好处是它需要我更深入地观察内心。
灾难性事件的经历对我的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遇到了那些重返校园的幸存者，他们开办了企业（就像贝拉和我计划做的那样），他们建立了极好的亲密友谊，他们面对日常生活有一种新鲜感。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勇敢而平和地面对政治和文化冲突，他们整夜轮流在学校站岗，以防炸弹在早上袭击他们的孩子。我钦佩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宁可经历另一场战争，也不允许过去那些可怕的经历摧毁后来的一切。在经历了监禁、非人性、酷刑、饥饿和毁灭性的损失之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达到应有的崩溃的状态。
有一天我去上班，穿上我的白大褂，戴上名牌，上面写的是，埃格尔医生，精神科。在威廉·博蒙特陆军医学中心的那段时间里，我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声望，一个愿意超越自己职业技术要求的人——整夜不眠地监护自杀者，接受最令人沮丧的案件，那些别人已经放弃的案件。
1975年，我前往以色列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为我的论文做准备（贝拉陪着我。我认为，他精通各种语言，包括从埃尔帕索客户那里学来的意第绪语，这将使他成为一名无价的翻译）。我想探究我的教授理查德·法尔森（Richard Farson）的成长灾难理论，他说：通常提高了我们人类素质的实际上是危机形势。非常自相矛盾的是，尽管这些事件有时会毁人，但它们通常也是成长经历。由于这样的灾难，人们通常会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以反映对自己能力、价值观和目标更深刻理解的方式进行改变。我计划采访集中营的其他幸存者，了解一个人如何在受到创伤后生存下来，甚至能够茁壮成长。人们如何在生活中创造快乐、目标和激情，不管他们遭受了什么创伤，不管他们经历了什么痛苦？创伤本身在哪些方面给了人们积极成长和改变的机会？我还没有做我的朋友阿帕德（Arpad）建议我去做的事情——深入思考我的过去——但在采访那些与我同样有过痛苦经历的人的时候，我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为我自己的痊愈打下了基础。
今天我被分配了两个新病人，都是越战老兵，都是截瘫患者。他们有同样的诊断（脊髓T段下部的损伤），同样的预后（生育能力和性功能受损，不太可能再次行走，手和躯干控制良好）。在我去看他们的路上，我没有意识到其中一个会改变我的生活。我先遇到汤姆（Tom），他躺在床上，像胎儿一样蜷缩着，诅咒上帝和国家。他似乎被自己受伤的身体、痛苦和愤怒所囚禁。
对我来说，知道只有我才能够按照自己能做到的方式去做可以做的事情，就意味着要推翻我内心的成功者，这让我总是追逐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希望肯定我的价值。这意味着学会重新定义我的创伤，从我过去痛苦的经历中看到我的力量、天赋和成长机会，而不是确认我的软弱或伤害。
当我去另一位老兵查克（Chuck）的房间时，我发现他下了床，坐在轮椅上。“这很有趣。”他说，“我得到了第二次生命。这难道不神奇吗？他洋溢着发现的喜悦。“我坐在轮椅上，走到草坪上，走到地上，花儿离我更近了。我能更清楚地看到孩子们的眼睛。”
这些是我的病人们常用来把自己从角色期望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对他们来说是成为一个善良和慈爱父母的工具，是用来阻止传递禁锢的信念和行为的工具，最终发现爱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我引导病人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和维持了他们的自我挫败的行为。自我挫败的行为首先是作为有用的行为出现的，它们是为了满足一种需求而做的事情，通常是为了满足其中的一种需求：认同、喜爱和关注。一旦病人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会产生某种行为（贬低别人，给自己贴上愤怒者的标签，吃得太少，或者吃得太多等），他们就可以对自己是否坚持这种行为负责。他们可以选择放弃什么（被认可，购物，完美等）——因为即使是自由也不是无偿的！他们可以学会更好地照顾自己，实现自我接纳：只有我才能够按照自己能做到的方式去做可以做的事情。
当我和我现在的病人谈话，或者在台上面对观众讲话时，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表达：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部分汤姆和查克的身影。我们被失去压得喘不过气来，认为我们永远无法恢复，也永远无法修复自我意识形态和目标意识形态。尽管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斗争和悲剧，我们每个人也依然有能力从受害者转变为成功者。我们可以选择为我们的困难和治愈承担责任。我们可以选择自由。然而，我仍然难以承认的是，当我第一次见到汤姆时，他的愤怒让我激动不已。
研究塞利格曼和埃利斯的著作，以及与罗杰斯等人一起工作，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倾听者，帮助我获得以我兼收并蓄、直觉洞察力和认知为导向的治疗方法。如果让我来命名我的疗法，我可能会叫它选择疗法，因为自由是跟选择有关的——是关于同情、幽默、乐观、直觉、好奇和自我表达的选择。想要自由就是要活在当下。如果我们被困在过去，说，“如果我去了那里而不是这里……”或者“如果我娶了其他人就好了……”那样我们就生活在自己建造的监狱里。同样，如果我们把时间花在未来，说：“我直到毕业才会快乐……”或者“直到找到合适的人，我才会快乐。”我们唯一可以自由选择的地方就是现在。
“美国去死吧！”那天，当我走进汤姆的房间时，他尖叫起来。“去死吧，上帝！”我心里想：他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出来了。目睹他的愤怒在我心中唤起了巨大的愤怒。我需要表达出来，释放出来。去死吧，希特勒！去死吧，门格勒！这将是一种解脱。但我是这里的医生，我必须扮演这一个角色，让自己呈现为掌控者，有解决方案。即使在内心深处我想打墙，踢门，尖叫，哭泣，崩溃地躺在地板上。我看着我的名牌，埃格尔医生，精神科，有一会儿它读起来好像是埃格尔医生，冒名顶替者。谁才是真正的我？我知道我是谁吗？我很害怕那种感觉，害怕面具会被撕碎，害怕看到自己有多么破碎不堪，害怕所有的愤怒都向我袭来：为什么是我？怎么会这样呢？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变化，我非常愤怒。
罗杰斯擅长于关注病人的感受，帮助他们在不否认事实的情况下重塑自我概念。他无条件地给予积极的关注，在这种完全被接受的安全的情况下，他的病人能够摆脱他们的面具和压抑，更真实地生活。从罗杰斯医生那里，我学到了我在任何治疗领域中最重要的两个短语：“我听你说到”和“告诉我更多”。我还学会了如何读懂病人的肢体语言，如何用自己的身体来表达我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不交叉双臂或双腿，而是自然打开。我身体前倾，与病人做眼神交流，在我和我的病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样他们就知道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他们。我模仿病人的状态（如果他们想安静地坐着，我也会安静地坐着；如果他们想狂怒和尖叫，我就和他们一起尖叫；我使我的语言适应我的病人的语言），这是一个完全接纳的标志。我建立了一种方式（呼吸，开放，移动，倾听），可以促进成长和愈合。
看着汤姆真让人激动，因为他公开地表达了我一直在心里隐瞒的事情。我太害怕别人的不喜欢和愤怒，害怕愤怒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我没有让自己感受这种感觉，我害怕如果我开始释放它们，我可能永远停不下来，会变成一个怪物。在某种程度上，汤姆比我自由，因为他允许自己感受愤怒，说出来，那些我几乎不可能考虑做的，更不用说要说出来。我想躺在地板上，和他一起生气。
自我接纳对我来说是治疗中最难的部分，我至今仍在为此挣扎。完美主义出现在我的童年时代，可以在我需要被认可的时候让我得到满足，它成为了一种更加根深蒂固的应对机制，用来应对我是幸存者的负罪感。完美主义会让你相信你是不完美的。所以，你要用学位、成就、荣誉和几份论文来装扮你的不完美，而这些都不能解决你认为你正在解决的问题。在与我受挫的自尊心对抗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在强化我的无价值感。在提供给我的病人完全的爱和接纳的过程中，幸运的是，我也知道了向我自己提供同样东西的重要性。
在治疗中，我胆怯地说我也想试一试，我也想表达我的愤怒，但是如果我陷入其中，会有专业人员在那里帮助我离开困境。我趴在地上，想大喊大叫，但我不能，我太害怕了，我蜷缩成了一个越来越小的球。我需要感觉到我周围的限制，一个界限，我需要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推动我前进。我让我的治疗师坐在我身上，他很重，几乎使我窒息。我想我快要晕过去了。我敲着地板，求他让我起来，放弃这个愚蠢的实验。但接着我又发出一声尖叫，又长又大声又痛苦，吓得我直打哆嗦，有什么可怕的伤痛能让我发出这样的声音呢？但我不停地发出这种声音。这感觉很好。沉寂了三十多年的鬼魂现在从我身上呼啸而出，我的悲伤被充分地宣泄出来。这感觉很好。我不停地尖叫，推着压在我身上的重物。我的心理医生并没有简单地离开，而是努力让我哭，让我流汗。
卡尔·罗杰斯，我最具影响力的导师之一，是一位帮助病人完全接受自我的大师。罗杰斯认为，当我们自我实现的需求与我们积极关注的需求发生冲突时，我们可能会选择压抑、隐藏或忽视我们真正的个性和欲望，反之亦然。当我们开始相信没有办法被爱和展现真实的自我，我们就冒着否认我们本性的风险。
发生了什么呢？当我长期以来否认的那部分被释放时，会发生什么呢？
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会有不愉快的经历，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不会总是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人类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持续遭受痛苦的基础，让我们相信不适、错误和失望正反映了我们的价值。我们都应该相信生活中存在不愉快的事情。虽然我与埃利斯博士与病人建立密切关系的方式不同，但他引导病人重塑和改造他们有害思想的技巧，对我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什么都没发生。
她的自我形象在舞台上明显地转变，使我印象非常深刻。她好像把一件旧浴衣扔在一边那样，似乎已经摆脱了那种消极的信念。突然，她的眼睛明亮了，她坐得更直了，她的胸部和肩膀放松并舒展得更开了，似乎她在创造一个更大的面积让幸福降落。埃利斯博士提醒她说，她不太可能马上就有一个令人惊喜的约会。他还说，接受令人失望的约会带来的不适，是让自己摆脱消极信念的一部分。
我感受到了愤怒的力量，但它并没有杀死我。我很好。我很好。我还活着。
有一天，我看到埃利斯在台上进行一次心理治疗的对话，对象是一位自信、口齿伶俐的年轻女性。这位女士对自己的约会经历感到非常沮丧，觉得自己无法吸引到她想要长期交往的那种男人。她正在寻求如何与合适的男人见面并展开联系的建议。她说，当她遇到一个她认为可能很合适的男人时，她往往会感到害羞和紧张，于是会产生一种戒备行为和防御的态度，这些行为和态度掩盖了她真正的自我和她真正想了解他的兴趣。在短短几分钟内，埃利斯博士引导她进入她的核心信念，她约会所遭遇到的情况是以此为基础的——一种非理性的信念，即她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不断地对自己重复讲，直到说服自己相信它是事实：我永远都不会快乐。在一次糟糕的约会之后，她告诉自己：“哎呀，我又做了一次，我态度生硬，不受欢迎。”而且她会重新提到她的核心信念：她永远无法获得幸福，所以没有必要去尝试。正是这种核心信念所产生的恐惧，使她不愿冒着展示真实自我的风险，而这又使她自我挫败的信念更有可能成真。
我仍然不能从容地谈论过去。每当我想起或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都要再次面对这种恐惧和失落，这是非常痛苦的。但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无论这种情感多么强烈，都不是致命的。它们只是暂时的。抑制感受只会让你更难放手。表达是抑郁的反义词。
苦难是不可避免的，是普遍的。但是我们对痛苦的反应是不同的。在我的研究中，我倾向于那些致力于揭示能影响自我改变力量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创立了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他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先驱。我学到了我们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程度的消极情绪，以及由此产生的消极和自我挫败的行为。他表明，研究有效性最小和最具有伤害性行为的基础是一种哲学或者思想的核心部分，它是非理性的，但又是我们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的核心，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它是一种信念，我们也不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坚持重复这个信念。这个信念决定我们的情绪（悲伤、愤怒、焦虑等），而我们的情绪反过来又影响我们的行为（宣泄、停止活动、自我治疗以减轻不适）。为了改变我们的行为，埃利斯教导我们，我们必须改变情绪，为了改变我们的情绪，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
1978年，当我的儿子约翰尼以排名前十的优异成绩从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毕业时，我获得了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对我们家来说，这是成功的一年。我决定追求我在加州的心理咨询许可证，因为这个州的许可证是最难得到的（我会再次穿上红舞鞋！），要超出自我意识就需要证明自我价值（许多州的许可证只需一份论文就可以完成），加州的许可证的实际优势在于可以让我在全国各地工作。我记得贝拉为获得注册会计师执照而苦苦挣扎，我也为自己准备了一段艰难的旅程。
塞利格曼用狗做实验——这是和目前保护动物不受虐待的理念相违背的——但他提出了“习得性无助”的概念。当受到痛苦电击的狗能够通过按下操纵杆来停止电击时，它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停止疼痛。在随后的实验中，它们也发现了通过跳过一个小障碍物来避免在笼子里被实施痛苦的电击。然而，那些没有被教授停止电击方法的狗，慢慢地认识到它们对疼痛是无能为力的。当他们被关进狗舍笼子并实施电击时，他们无视逃跑的路线，只是躺在狗舍里呜咽着。塞利格曼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当我们觉得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处境时，当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减轻我们的痛苦或改善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就会不再为自己采取行动，因为我们认为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以前离开集中营大门的囚犯，又回到监狱，茫然地坐着，不知道在他们终于等来的自由后该做些什么。
为获得参加考试的资格，我需要3000小时的临床工作时间，但我把要求提高了一倍。我甚至直到我在威廉·博蒙特陆军医学中心有6000小时临床工作时间的时候，才去注册参加考试。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声誉，我被要求在单向玻璃后面进行会话，这样医院的其他临床医生可以观察我和病人建立的融洽关系，建立信任和引导他走向新选择的方式。现在是要面对笔试的时候了。我在多项选择题考试中表现得很差——为了通过驾驶考试，我不得不学习了好几个月。不知怎么的，通过坚韧不拔的毅力或纯粹的运气，我通过了笔试。但不是我第一次尝试就通过的。
我在学术生涯中有幸拜读了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和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的著作，结识了给我带来了灵感的导师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和理查德·法尔森（Richard Farson），他们都帮助我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经历。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后来在我们的学术领域成立了一个新的分支——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在20世纪60年代末做了一些研究，为一个自1945年5月贡斯基兴集中营解放后一直缠绕着也烦恼我的问题给出了答案：为什么这么多犯人走出集中营的大门后却回到了泥泞和不断恶化的军营中去？弗兰克尔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注意到了同样的现象。从心理学上讲，是什么让一个被释放的囚犯拒绝自由呢？
最后，我参加了口试，我本以为这是整个过程中最简单的部分。两名男子主持了这次面试，一名男子穿着蓝色牛仔裤，留着马尾辫，另一名男子穿着西装，剪了个平头。他们拷问了我好几个小时。那个留着长发的男人说话尖锐、简洁，问了我所有关于统计学、伦理学和法学的问题。剪平头的那个男子问了所有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让我的思维更有创造性，让我的心更投入。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经历。我觉得僵硬、麻木和脆弱。考官们并没有让考试变得轻松——他们毫无表情的面孔、冰冷的声音和情感上的距离都让人觉得疏远。我很难把精力投入到下一个问题中去，因为每一个问题都让我陷入自我批评的漩涡中，我渴望回到过去，修改我说过的话，说点什么，任何东西都可以，只要能引起别人的认可或鼓励。当考试最后结束时，我感到头晕，我的手在发抖，肚子又饿又想吐，头也疼。我确信我搞砸了。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我发现我的校长和我的荣格治疗师都是对的。没有理由限制我自己，让我的年龄限制我的选择。我倾听生活对我要求什么。在1974年，我在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获得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1978年在塞布鲁克大学（Saybrook University）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就在我走到前门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有人在追上来。我是不是在迷失中把钱包给忘了呢？他们是不是告诉我，我已经失败了呢？“埃格尔博士。”那个剪了平头的男子喊道。我支撑着，好像在等待惩罚。他走到我跟前，停下来喘气。我的下巴和肩膀绷紧了。最后那人伸出手来。“埃格尔博士。这是我的荣幸。你有丰富的知识。你未来的病人真的很幸运。”
我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问题。我又开始和我的荣格治疗师一起工作，尽管他告诫我，学位并不能取代内心的成长，但我一直在考虑攻读研究生。我想知道为什么人们选择做一件事而不是另一件事，我们如何面对每天的挑战，如何在毁灭性的经历中生存？我们如何面对过去所做的事情和犯下的错误？人们是如何治愈的？如果有个人和我妈妈沟通又会如何呢？她能和我父亲一起有一个更幸福的婚姻，还是会选择另一种生活？那我的学生呢？或者我那个总爱用不行代替行的儿子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人们超越自我限制的信念，使每个人成为他们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呢？我告诉校长我正在考虑攻读心理学研究生。但我不能不加说明地道出我的梦想。“我也不知道。”我说，“到我毕业的时候，我都五十岁了。”他朝我笑了笑。“不管怎样，你都会五十岁的。”他说。
当我回到旅馆时，我像个小女孩一样跳上了床。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中写道，我们期待从生活中得到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期待从我们那里得到什么。在1972年，贝拉和我再婚的一年之后，我被提名为埃尔帕索年度最佳老师，虽然我因奖项而备受尊重，因为学生的努力而获此殊荣，但我不能放弃信念，我仍然没有发现生活期待从我那里得到的东西。“你在事业刚开始时就获得了最高荣誉，而不是在事业的最后阶段。”我们学校的校长说，“我们期待着从你身上看到伟大的东西。下一个目标将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