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打电话给玛格达。她和纳特（Nat）也离婚了，她再婚了，嫁给了泰德·吉尔伯特（Ted Gilbert），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男人，一个善良的倾听者，他成为了继父。纳特和她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且每周到她家里吃两三次饭。“当你坐立不安的时候就要小心了。”我姐姐警告说，“你可能会开始想一些错的事情或者不重要的事情。比如他太这样，太那样，我受够了。最终你还是没躲开那些也同样让你发疯的事情。”
我否认的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它就像是住在我房子里的陌生人，偷走食物、挪动家具、在走廊里留下鞋底的泥巴，但谁也看不见他们。离婚并不能把我从不安中解放出来，而为其他令人分心的方式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责备和怨恨的习惯性思维提供了空间，迫使我独自面对自己的感受。
就好像她读懂了我那正处于怀疑边缘的心，承认离婚也许并不能修复我认为已经破碎的东西。
那些过往的阴影还在继续影响着我，在我开车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看到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在路边，眼前就会一片昏暗，感觉就要晕倒。我不知道这种现象的名字，我还不知道它们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处理的悲伤所产生的生理表现。这是我的身体发出的一个提示，提醒我这是一种被有意识的生命所阻隔的感觉。当我不允许自己去感受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冲击力袭击了我。
一天晚上，一个女人打电话来我家找贝拉。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吗？我意识到她是他的女朋友。她给我家打电话，就好像我在监视我的前夫，好像我必须向她汇报，好像我是他的秘书。“别再给我打电话了！”我喊道。挂断电话后，我觉得烦躁不安，无法入睡。我试着做一个飞行的梦，一个清醒的梦，但是我没法飞起来，一直在下降，无法入睡。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夜晚。奥黛丽在朋友家过夜，约翰尼已经上床睡觉了。对自己的不适，我再也无处可逃，我必须去感受它。我哭了，我为自己感到难过和愤怒。我感到一波又一波的嫉妒、痛苦、孤独、愤慨和自怜……虽然我没有睡觉，但早上我感觉好多了，也平静下来。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仍然觉得被我选择离婚的丈夫抛弃了，尽管这并不合逻辑，但我的暴怒和激动已经过去了。它们不可能是持久的东西，它们会变动，也会改变。我觉得安心多了。
我很感激自己靠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工作是一种逃避，它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在埃尔帕索行政区担任七年级和八年级的社会科学教师。我收到了来自富裕地区更令人垂涎的学校工作邀请，但我想为说两种语言的学生工作，他们面临着贝拉和我到美国时遇到的种种障碍：贫穷和偏见。我想把我的学生和他们的选择联系起来，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就越不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消除学生生活中的负面声音——有时甚至是来自他们父母的声音，这些声音告诉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成为学生，教育对他们来说是一门行不通的课程。“你这么弱小，这么丑陋，你永远也找不到丈夫。”我告诉他们：我有斜视，姐姐们给我唱那愚钝的赞美诗，问题不在于她们对我唱的这些歌，而在于我相信她们。但我不让我的学生知道我对他们的认同有多深，我被仇恨抹去的童年，我知道当你被教导相信你不重要时，黑暗会吞噬你。我记得从塔特拉山上响起的声音：如果你想要活下去，你必须要有信念。虽然我的学生们给了我工作的目标，但我仍然感到麻木、焦虑、孤独、脆弱和悲伤。
我将会有更多像这样的夜晚和白天。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开始练习不管有多痛苦，也不把自己的感觉推开。这是我的离婚带来的礼物：我必须正视内心的东西。如果我真的想改善生活，那就不是贝拉或者我们的关系需要改变，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
我最想念贝拉的地方是他跳舞的方式，尤其是维也纳华尔兹。尽管他十分愤世嫉俗和愤怒，但他也让快乐进入了他的生活，让他的身体充满了快乐，并把它表达出来。他可以跟随节奏，有时保持领先，有时保持稳定。有时在夜里我会梦见他，梦见他的童年，他向我求爱时在信里给我讲述的故事。我看见他的父亲倒在雪崩中，呼吸在那一片白茫茫的雪地里渐渐消失。我看到他的母亲在布达佩斯的集市上惊慌失措，向纳粹党卫军坦白身份。我想起了贝拉，因早期的创伤给他留下的印记——口吃。在一个夏天，贝拉开着一辆新车，来接约翰尼。孩子们说，在美国，我们总是拥有廉价汽车——矮小的汽车。今天他开着一辆皮革座椅的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出于防御心理，骄傲的他说他买的是二手车。但是我不相信这辆车是二手的。这车是优雅的女人喜欢乘坐的那种款式。他一定是找到别的女人了。
我知道改变的必要性，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改变能让我感到更自由更快乐。我找了一位新的治疗师，想从新的角度来看待我的婚姻，但她的方法没有用——她对我摇了摇手指，告诉我强迫贝拉去买菜是不对的，这是女性该做的事，我更不应该割草坪，也不应该承担他作为男性应该担当的责任。她挑出在我婚姻中承担的事情，把它们当作问题和缺点来纠正。我尝试更换了新的工作。这次是在一所高中，我在那里教心理学导论，并担任学校辅导员。但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我的使命感开始被学校的官僚作风、庞大的班级规模和大量的案例以及无法有效地为个别学生服务等因素所侵扰。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知道这一点，不过我还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1969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独自坐在书房里。今天是我毕业的日子。我42岁，我将以优异的成绩从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毕业，我获得了心理学学士学位。然而我无法强迫自己走进典礼。我太羞愧了。“几年前我就该这么做。”我对自己说。但我真正的意思是——我的众多选择和信念的潜台词是：“我不配活下来。”为了在没有希特勒的世界里赢得自己的位置，我太沉迷于证明自己的价值。我成了自己的狱卒，对自己说：“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不够好。”
那个内心的主旋律依然占着上风：同职业和个人相关的、隐藏最深、最重要的问题都还在继续，而且仍然模糊、捉摸不透。我的朋友莉莉和阿帕德首先为我指出了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没有准备好承认它，更不用说把它整个承担起来。有一个周末，他们邀请我去墨西哥看望他们。多年来，我和贝拉都会和他们一起度假；但这次，我是一个人去的。在我要回家的那个星期天，我们吃着早餐——咖啡、水果，还有用匈牙利辣椒和洋葱做的鸡蛋。
我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着，但不久就起了雾。我周围的环境看上去灰蒙蒙的。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吃东西。
“我们担心你。”莉莉说，她的声音轻松、温柔。
在离婚后的几个月里，我感觉好多了。这几年来，我一直患有偏头痛（我的母亲也一直在与令人衰弱的头痛做斗争：我只能假设我们的头痛都是遗传的）。但就在贝拉和我分手后，偏头痛消失了，像季节转换一样悄悄地消失了。我想这是因为现在我摆脱了贝拉所形成的气候——他的大喊大叫、愤世嫉俗、恼怒和失望。我的头痛消失了，我也不再需要躲藏和后退。我邀请同学和教授到我家，举办了喧闹的聚会，感觉自己处在这个群体的中心。
我知道她和阿帕德对我们的离婚感到惊讶，他们认为我的决定是错的。我很难不把她的关心看作是评判。我告诉他们关于贝拉女朋友的事，她是作家还是音乐家，我不记得是哪一个了，她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概念：贝拉继续向前走，把我甩到后面去了。我的朋友们听着，很同情我。然后他们互相对望了一下，阿帕德清了清嗓子。
我的心理医生给了我梦想中的作业，我认真地记录了我的梦境。我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在飞行。我可以选择飞得离地面多高或多低，飞得多快或多慢。我可以选择飞越欧洲大教堂、森林覆盖的山脉和海滩。我期待着睡觉的时刻，这样我就能做这些梦，在这些梦中，我既快乐又强壮，还可以自由自在地飞翔，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在梦中，我发现自己的力量超越了经常强加给我儿子的那些人的限制。我发现自己渴望能超越那些强加在我身上的限制。我还不知道，需要超越的限制不是没有的——它们是内在的。多年后，在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影响下，我开始质疑自己到底想从生活之外得到什么，我很容易认识到：对贝拉说“不”，就是对自己说“是”的一种方式。
“伊迪丝，”他说，“如果我的话侵犯了你的隐私，请原谅我，你可以跟我说，先管好自己的事。但我想知道的是，你有没有想过，解决过往的事情对你来说也许是有益的呢？”
20世纪50年代末，当我留意到约翰尼的成长困境，并需要别人的帮助来达到目的的时候，我第一次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法。朋友推荐了一位曾在瑞士学习的荣格分析师。那时，我对临床心理学和荣格分析几乎一无所知，但在稍稍深入研究这个课题后，一些荣格的观点吸引了我。我喜欢它对神话和原型的强调，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喜欢的文学作品。我对把一个人心灵中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部分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平衡的整体这一概念很感兴趣。我记得在电影《红鞋》里维姬·佩奇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经历之间十分不协调，当然我也被内心冲突所折磨。我并没有通过有意识地接受治疗来治愈我内心的紧张——我只是想知道该为我的儿子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在我和贝拉之间的问题上弥合分歧而不是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也被卡尔·荣格治疗分析的观点所吸引：对自己说你是可以做到的，将自己视为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是有意识地去做的，在别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情之前坚持这样做——这是将自己推向极限所要做的。我要对自己说“你能行”。我想这么做。我想要成长和进步。
解决它？我经历过，还有什么要做吗？我想说。我打破过大家那种心照不宣的缄默。谈话并没有消除恐惧和过往的画面。事实上，谈话似乎使我的症状加重。我没有以一种正式的方式打破与孩子或朋友的沉默，但我不再生活在恐惧中，不会害怕他们会问我关于过去的事情。我试图抓住每次机会去分享我的故事。最近，我为大学时代的一个继续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的朋友写了一篇关于大屠杀的论文，她想要采访我，我欣然接受了。我想，把我的全部经历都讲出来，也许会让我松一口气。但当我离开她家时，我浑身发抖。我回到家就呕吐了，就像十年前玛丽安娜给我们看那本有集中营犯人照片的书时的反应一样。“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告诉莉莉和阿帕德。我甚至还没准备好去留意和理解阿帕德关于“解决”过去的建议。但是，就像维克多·弗兰克尔的信一样，它在我内心埋下了一颗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发芽生根。
于是我们开始了一段持续多年的通信和友谊，我们一起努力回答贯穿我们一生的问题：我为什么能活下来？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能从我的苦难中得出什么意义？我怎样才能帮助自己和他人去渡过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去体验更多的激情和快乐？在经过几年的书信往来，20世纪70年代，在圣地亚哥，我们在他的一次演讲上第一次见面。他邀请我到后台去见他的妻子，甚至请我点评他的演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的导师把我当成一个和他同等地位的人。甚至他的第一封信也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颗召唤的种子：通过帮助别人寻找人生意义来寻找自己的人生意义，治愈好自己来帮助别人治愈，通过治愈别人去治愈自己。这也加深了我对自我的认识：尽管当我和贝拉离婚时被误解了，但是我有能力，有机会，同样也有责任选择我自己的人生意义和生活。
一个星期六，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给学生们的心理考试打分，这时贝拉打来了电话。今天是轮到他和奥黛丽、约翰尼在一起的日子。我的潜意识瞬间恐惧起来。
两年前，在黎明前的我完全沉浸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中，写了一篇题为《维克多·弗兰克尔和我》的文章。这是我写给自己的，是我个人的练习，不是学术上的那种，是我第一次尝试讲述我的过去。我胆怯地、谨慎地对个人成长的可能性抱着希望，与一些教授和朋友分享了这篇文章，并最终在校园刊物上发表。有人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匿名把我的这篇文章寄给了达拉斯的弗兰克尔，他从1966年起就一直是达拉斯的客座教授。弗兰克尔在我23岁的时候——他39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内科医生和精神病医生了。他曾经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现在是著名的意义疗法创始人，在世界各地实习、授课和教学。他被我的小短文感动了，联系我，把我当成一个幸存者，一个同伴。我曾写过，自己把被迫为门格勒（Mengele）跳舞的那个晚上的情景想象成在布达佩斯歌剧院的（Budapest opera house）舞台上跳舞。弗兰克尔写道，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在他最糟糕的时刻，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自由的人，在维也纳做关于监禁心理学的讲座。他还在内心世界中找到了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既让他免于受到现在的恐惧和痛苦的折磨，也激发了他的希望和目标感——给了他生存的方法和理由。弗兰克尔的书和他的信帮助我找到了能讲述我们共同经历的语言。
“怎么了？”我说。
我需要的寄托来得出人意料。1968年的一天，我回到家，发现信箱里有一封信，地址的字迹看起来像是出自欧洲人之手，来自达拉斯的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回信地址上面没有名字，只有首字母：V和F。当我打开信时，我差点摔倒。在称呼栏上写着：从一个幸存者寄给另一个幸存者。这封信是维克多·弗兰克尔写的。
“没什么。他们在看电视。”他讲完停顿了一会，又吞吞吐吐地说。“过来一起吃饭吧。”他最后说。
那天在喝啤酒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问我，贝拉和我是怎么认识的。“我喜欢浪漫的爱情故事，是一见钟情吗？”她说。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她的，但我知道这个问题让我再次想起了自己希望拥有的那种爱，就像和埃里克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火花飞舞的感觉，当他靠近的时候，我全身都发热的感觉。即使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没有杀死我心中那个浪漫的女孩，那个每天都告诉自己会再见到他的女孩。但战后，这个梦想破灭了。当我遇到贝拉的时候，我还没恋爱，但渴望恋爱，他给我带来了瑞士奶酪，带来了意大利香肠。我还记得和贝拉在一起的最初几年里，我感到很开心——当时我怀了玛丽安娜，每天早上去市场买花，和在子宫里的她聊天，告诉她，她会像一朵花一样绽放。她做到了，我所有的孩子都做到了。现在的我四十岁了，是我母亲去世时的年龄，我仍然没有开花结果，仍然没有得到我认为我应得的爱。我觉得自己被骗了，被一种基本的人类习俗剥夺了，被困在婚姻中，婚姻变成了一顿没有营养的饭，无法消除我的饥饿。
“和你吗？”
一天下午，我的一些同学邀请我下课后和他们一起喝啤酒。我和他们一起坐在校园附近黑暗的酒吧里，冰冻的啤酒杯放在桌上，我被他们的青春活力和激情吸引住了。我钦佩他们，我很高兴能参与其中。同时也感到悲伤。我生命的这个阶段被无情地缩短了。家庭赋予我的个性和独立自主，约会、浪漫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给我带来了真正的变化。我在战争中失去了童年，在死亡集中营中失去了青春，在我成年的早期，不会再受到这种压迫了。我为我母亲的死而悲痛，我现在也已经成为了母亲。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太早。我选择了拒绝，这不是贝拉的错，而是我经常隐藏自己、隐藏过去和自己真实的想法，即使是他的原因，那也不是他的错。但现在我认为是他延长了我的这种困境。
“和我。”
这种对自我的渴望也在我的本科学习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是一个贪婪的人，总是在寻找更多的知识，以及对我的尊重和认可，它们会给我一个信号：我是有价值的。我通宵都在修改着已经很好的论文，因为我担心它们不是最好的，或者没有达到足够好。当一名心理学教授在学期开始时向我们班上的学生宣布所有成绩他只给C的时候，我前往他的办公室示威，告诉他我只能接受A的成绩，并向他询问，我该做些什么能让我的学业继续保持优异的表现。他邀请我作为他的助手与他一起工作，增加我的课堂学习时间与学科领域经验，这种机会他通常只授予研究生。
“我很忙。”我说。我真的很忙。我和一位社会学教授约好了，并打了电话给玛丽安娜，去征求她的意见。我应该穿什么？我该说些什么？如果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回家，我该怎么办？不要跟他上床，她警告过我。尤其这是第一次约会。
我做了一件我从未做过的事。我敲了敲奥黛丽房间的门。她见到我很惊讶，但她还是邀请我进去了。她和她的朋友们在打牌和看电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是个运动员。”奥黛丽睁大了眼睛。“女孩们，你们很幸运，很漂亮。你们知道什么是强壮的身体。要努力拼搏。要成为一个团队。”我告诉他们我的芭蕾舞老师之前告诉我的：“你生命中所有的狂喜都是来自你的内心。”我跟她们说了声晚安，然后走出门去，但在我离开房间之前，我做了一个高踢腿。奥黛丽的眼睛闪着骄傲的光芒。她的朋友们鼓掌欢呼。我不是有着奇怪口音、沉默寡言的妈妈了，我是表演者，运动员，女儿心中崇拜的母亲。在内心深处，我把这种自我价值感和欢欣与贝拉的缺席等同起来。如果我想感受到更多的光芒，也许我需要少和他在一起。
“伊迪丝·伊娃·埃格尔，”我的前夫恳求道，“请，请让孩子们和他们的朋友一起过夜，并同意和我共进晚餐。”
我记得1967年，我和奥黛丽去圣安吉洛（San Angelo）参加游泳比赛，当时她13岁。晚上，其他父母都在旅馆里一起喝酒作乐。我意识到，如果贝拉在那里，我们就会成为活动的中心，不是因为我们俩都喜欢喝得酩酊大醉，而是因为贝拉天生就是个魅力十足的人——他看见一屋子人，就不能置身事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他在，都会变成一个社交场所，被他制造的氛围所吸引，人们沉浸在愉悦中。我很钦佩他这一点，我也很讨厌他这一点，我讨厌我总要保持沉默，好让他的声音更为突出，就像在我的家庭里只能容下一颗星星。在埃尔帕索，我们每周一次的牛肋排舞会上，当大家都在舞池里为贝拉和我腾出地方的时候，我只能和贝拉分享大家羡慕的目光。朋友们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十分感人，很难把视线移开。作为一对夫妻，我们羡煞旁人——但没有空间留给我一个人。那天晚上在圣安吉洛（San Angelo），我发现其他父母不友好地吵闹和酗酒，让我很不舒服，我回到了我的房间。我很孤独，有点为自己感到难过。然后我迅速翻阅弗兰克尔的书。对任何情况我可以自由选择做出怎样的反应。
“不管是什么，我们可以在电话里，或者等你哄孩子们睡着的时候再和我谈。”
我不希望我的婚姻像父母的婚姻那样孤独，没有亲密感，我也不希望像他们那样有破碎的梦想（我父亲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我母亲希望成为职业女性，为爱而结婚）。但我自己想要什么呢？我不知道。不知不觉间，我建立起了一股与贝拉对抗的力量。我并没有发现自己真正的目的和方向，而是在与他的斗争中找到了意义，与我想象中会限制我的他作对抗。说真的，贝拉很支持我的学业，他付了我的学费，喜欢和我谈论我所读的哲学和文学，找到我的阅读清单，有趣地补充分析他最喜欢的科目：历史。也许是因为贝拉偶尔会对我上学的那段时间表达一些不满，或者因为我的健康，他有时会提醒我要慢下来。有一种想法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如果我想在我的生活中进步，就必须是我完全依靠自己。我太渴望了，太厌倦了自我贬低。
“不，”他说，“不行。这不是可以在电话里或在门口的那种闲聊。”
“你们是突然不高兴的吗？我以为你们很快乐。还是你们想骗我们一辈子？”当奥黛丽十二岁的时候，她开始掌管自己当钟点工赚到的钱。贝拉为她开了一个支票账户，还说他会把她赚的钱翻倍。但是现在她把钱扔在沙发上，就好像我们已经污染了所有好的东西或有价值的东西。导致我和贝拉离婚是有历史原因的，并不是瞬间的觉醒。我的选择与我的母亲有关——她选择的东西和她不应该选择的东西。在她嫁给我父亲之前，她在布达佩斯的领事馆工作，自己挣钱，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和职业圈子的一员。在她那个时代，她是完全自由的。但后来她的妹妹结婚了，社会和家庭对她的期望给了她很大的压力，迫使她在年纪轻轻就结婚了。她爱上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她在领事馆工作时认识的，是那个给她在《乱世佳人》上题词的人。但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她的父亲不让她嫁给他。有一天，我的父亲，著名的裁缝，为她做了一件衣服，他很欣赏她的身材，她选择了离开她自己喜欢的生活，选择了别人所期待的生活。在嫁给贝拉的过程中，我担心自己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为了换取贝拉给我的安全感，放弃了为自己的梦想所要承担的责任。现在，那些吸引我和他在一起的品质，他提供给我和照顾我的能力，让我感到窒息，而我们的婚姻就像是一种自我放弃。
我想谈话内容一定和孩子们有关，我同意在一家餐厅见面，那里有我们最喜欢吃的上等肋排，是我们以前经常约会的地方。
“爱，”贝拉说，“我爱。”这是他的刺刀，一把指向我的刺刀。
“我来接你。”他说。
“你们不再爱对方了吗？”
他穿着约会时会穿的深色西装，打着丝质领带，准时到达。他俯下身来亲吻我的脸颊，我并不想避开，我想待在他那古龙水和刮干净胡子的下巴旁边。
“我们需要探索一下如何在我们的家庭里拥有更多的和平。”我说，“这不是你的错。”
在餐厅里，在我们过去常坐的桌子旁，他牵着我的手。“有没有可能，”他问道，“我们一起再构建更多的东西呢？”
“你在说什么？”奥黛丽问道。“怎么回事？”
他的问题使我神魂颠倒，好像我们已经在舞池里一样。再试一次？复合？“那她怎么办？”我问。
“一切都很好。”贝拉说，“我们非常爱你们俩。你妈妈和我决定要分开住一段时间”。他说话的时候结巴起来，就像花了整整一年才讲完这句话。
“她是个可爱的人，很有趣，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约翰尼紧张地用脚踢着沙发。
“所以呢？”
“有人死吗？”奥黛丽问道。“快告诉我们。”
“让我先说完。”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涌出，落在他的脸上。“她不是我孩子的母亲。她没把我从普雷绍夫的监狱里救出来。她从未听说过塔特拉山脉。她连红椒鸡肉都说不出来，更不用说用它来做晚餐了。伊迪丝，她不是我爱的女人。她不是你。”
1969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当奥黛丽结束了她钟点工的工作回到家中，贝拉和我邀请她和约翰尼一起坐在客厅的丹麦沙发上。我无法直视贝拉，不能直视我的孩子们，只是盯着沙发时尚的线条和细长的沙发脚。贝拉哭了起来。
赞美和拥抱我们共同的过去的感觉真的很好，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贝拉对风险的准备。据我所知，他一直都是这样。他选择在森林里与纳粹作战，冒着死于疾病和子弹的危险去阻止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我被迫去冒险，而贝拉是在知情的情况下去选择冒险，他在这张桌子上再次选择冒险，很容易受到可能会被拒绝的伤害。我已经习惯了衡量他的缺点，以至于我不再去计较他是谁，他给了我什么。我必须离开这段婚姻，否则我就会死，我想。也许我们分开的岁月，帮助我成长，还帮助我发现，没有我，就没有我们。现在，我对自己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我可以看出，我在婚姻中感到的空虚并不预示着我们的关系出了问题，是我自身携带的空虚，即使是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或者一项成就能填补这种空虚。没有什么能弥补我父母和童年的缺失。没有人对我失去的自由负责任。能帮助我的只有我自己。
没有人能不经历曲折就可以痊愈。
1971年，我们离婚两年后，在我44岁时，贝拉单膝跪地并给我戴上了一枚订婚戒指。我们举行了一个犹太仪式的婚礼，而不是20多年前我们在市政厅举行的那种。我们的朋友歌莉娅（Gloria）和约翰·拉维斯（JohnLavis）是我们的见证人。“这是你真正的婚礼。”犹太教教士说。他的意思是，因为这一次是犹太人的婚礼，但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这一次我们真的是在选择对方，我们不是在飞机上，我们不是在逃跑。我们在科罗纳高地买了一幢新房子，用鲜艳的颜色，红色、橙色来装饰，加装上太阳能板和游泳池。我们去瑞士度蜜月，去阿尔卑斯山，住在有温泉的旅馆。天气很冷，但水是热的，我坐在贝拉的膝盖上。参差不齐的山脉在天空的映衬下伸展开来，上面的颜色像流水一样变幻着。我们的爱就像山脉一样稳定；我们的爱就像大海一样包容，通过流动、适应、变换来填满我们赋予它的形状。不是我们婚姻的实质改变了，而是我们有着实质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