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娜变得越来越好奇，她是个如饥似渴的读者。当读完埃尔帕索公共图书馆（El Paso Public Library）儿童专区所有的书后，她开始在我们家的书柜里乱翻，阅读我的哲学和文学作品《贝拉的历史》（Bela's history）。1957年，当她十岁的时候，她和我、贝拉一起在书房的米色沙发上。她站在我们面前，像个小老师那样打开一本书，并告诉我们，这是她在书架上发现的，它藏在其他书后面。她指着一幅照片，照片上赤裸的骷髅尸体堆成一堆。“这是什么？”她问道。我全身冒汗，天旋地转。我本已预料到这一刻的到来，但我还是感到非常惊讶，那么突然，令人恐惧，就好像我走进屋里，发现来自圣哈辛托广场（San Jacinto Plaza）的活生生的鳄鱼跑到我们的客厅里。面对事实，面对我那寻找事实真相的女儿，就像是面对一头猛兽。我从房间里跑出去，跑到浴室的水槽里呕吐。我听到贝拉告诉我们的女儿关于希特勒和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故事。我听见他说了一句可怕的话：你妈妈在那儿。我真想打碎墙上那面镜子。不！不！不！我多想尖叫。我不在那里！这不是你该承受的！“你妈妈很坚强。”我听见贝拉对玛丽安娜说。“但你必须明白，你是幸存者的女儿，你必须永远，永远保护你妈妈。”这可能是一个去安抚玛丽安娜的机会，把她从担心和同情中解脱出来。告诉她，她的祖父母会多么爱她。告诉她，没事了，我们现在安全了。但是我不能离开浴室，我不相信自己，哪怕只说一句关于过去的话，也将激起我更强烈的愤怒并造成更大的损伤。我将掉进一个黑洞里，也会把她带到那个可怕的地方。
否认，否认，再否认。我在保护谁呢？我的女儿吗？还是我自己？
我关注孩子，关注我能做的事情，我要让所有人在我们的新家感到安全、被认同和快乐。
她的苏联竞争对手占了上风。由于匈牙利的起义，匈牙利和苏联运动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令人担忧。贝拉大声喝倒彩。两岁的小奥黛丽也这么做。我叫他们俩安静。我用评委的视角来观察拉瑞萨·拉提尼娜（Larisa Latynina），凯莱蒂一定也在观察她。我看到她的高踢腿可能比凯莱蒂的更高一些，我看到她轻盈的弹跳，以全劈叉跪档的方式着地。玛丽安娜为她发出赞叹的声音。贝拉再次发出嘘声。“她真的很棒，爸爸。”玛丽安娜说。贝拉耸了耸肩，他说：“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为匈牙利人欢呼。”最后，凯莱蒂和拉提尼娜并列成为冠军。在颁奖典礼上，两人并肩站在一起，拉提尼娜的肩膀擦着凯莱蒂的肩膀。凯莱蒂在台上开始做鬼脸。“妈妈，你为什么哭？”玛丽安娜问我。“我没有。”我说。
我们有每日的例行公事，会纪念每一周和每个季节，这些都是我们为了快乐而做的事情：贝拉在早上开车送奥黛丽去学校时，剃了光头，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事情。贝拉跑着去西夫韦（Safeway）购物，西夫韦建在我们房子后面广阔的沙漠里。不可避免的是，我忘了在购物清单上加一些东西，于是我打电话到店里找他。杂货店店员听出了我的声音。“埃格尔先生，你妻子打电话找你。”他们用广播找他。我照料我们的花园，修剪草坪，在贝拉的办公室做兼职。贝拉帮助在埃尔帕索所有成功的移民——叙利亚、墨西哥、意大利、欧洲的犹太人，他成为了备受喜爱和值得信赖的会计师。周六，他带着孩子们去见客户，他们对孩子们的爱就像对贝拉一样。星期天，贝拉开车去华雷斯（Juárez）的杂货店买新鲜的水果，然后，回家吃一顿丰盛的早午餐，我们还会听百老汇的音乐剧专辑，跟着演出的曲调唱歌（贝拉可以唱歌而没有口吃），然后我们去基督教青年会游泳。圣诞节那天我们去埃尔帕索市中心的圣哈辛托广场。我们庆祝圣诞节时不买礼物，但是孩子们仍然写信给圣诞老人。我们在光明节交换了实用的礼物——袜子和衣服，我们用丰盛的食物迎接新年和阳光嘉年华（the Sun Carnival）游行——太阳女王（the Sun Queen），一支高中乐队，扶轮社（the Rotary Club）的成员骑着摩托车经过。春天，人们会到白沙和圣达非（White Sands and Santa Fe）野餐。秋天，返校学生在阿门·沃德（Amen Wardy）购物。我用手触摸，感受着最好的布料，还有本事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衣服（贝拉和我都有这些能触知的习惯——对他来说，是选择产品；对我来说，是选择衣服）。我们去墨西哥的农场参加秋收，自制玉米粉蒸肉吃。食物能表达爱。当我们的孩子带着优异的成绩单回家时，我们会带他们去家后面的冷饮小卖部吃香蕉圣代。
我们开始收看节目时，来自布达佩斯的女子体操队犹太人凯莱蒂·阿格奈什（Agnes Keleti）正在热身，她三十五岁，比我大六岁。如果她是在卡萨长大的，或者我是在布达佩斯长大的，我们可能会一起训练。“注意！”贝拉告诉女孩们。“她和我们一样是匈牙利人。”看着凯莱蒂·阿格奈什上场，就像看见另一个我，我的另一半人生一样。那个没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后来我发现，凯莱蒂从布达佩斯的一个基督徒女孩那里买了身份证，逃到一个偏远的村庄，在那里当女佣，等待战争结束）她的母亲还活着。那位在战后能过上与之前一样生活的人，那位没有让苦难或者年龄毁了梦想的人。她举起手臂，伸展身体，准备开始。贝拉疯狂地欢呼，奥黛丽也在一旁模仿他。玛丽安娜看着我，我情不自禁地靠向电视机。她不知道我曾经是一名竞技体操运动员，更不用说我们共同经历的、让生活中断的那场战争——至今仍在侵入我的生活。但是我感到女儿意识到了我屏住了呼吸，意识到了我是用自己的身体，而不仅仅是用自己的眼睛，来跟随凯莱蒂的身体。贝拉、玛丽安娜和奥黛丽为每个旋转动作鼓掌。我屏住呼吸，凯莱蒂的动作游刃有余，她俯下身去触碰地板，从保持坐姿向前弯曲到向后拱，变成倒立，所有动作是如此优雅和流畅，直到她的动作全部完成。
当奥黛丽九岁的时候，她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游泳队选拔，成为了一名游泳比赛运动员。到她上高中的时候，就像我以前练体操和芭蕾一样，她每天要训练六个小时。当玛丽安娜十三岁时，我们在房子上加建了一个主卧套间，这样玛丽安娜、奥黛丽和约翰尼就都有自己的房间了。我们还买了一架钢琴，玛丽安娜和奥黛丽都在学钢琴，就像小时候我父母做的那样，我们也举办私人乐音会，我们还会举办桥牌派对。贝拉和我参加了莫莉·夏皮罗（Molly Shapiro）主办的读书俱乐部。夏皮罗在埃尔帕索以举办专题沙龙而闻名，艺术家和知识人士都喜欢参加他举办的沙龙聚会。我在得克萨斯大学上英语语言课程（ESL）。我的英语水平终于有了很大的提高，在1959年，我觉得我可以入学修读本科课程。能继续深造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另一个被延误的梦想，这个梦想现在可以实现了。我坐在一排篮球运动员旁边上第一节心理学课。我用匈牙利语做笔记，并请求贝拉帮助我完成每项作业。我32岁。我们无论是在对外交际还是回到家里，都感到很快乐。
1956年，贝拉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拿到证书。就在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儿子约翰尼（johnny）出生前几个月，我们在嘉年华大道（Fiesta Drive）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房子后面除了沙漠只有盛开的粉红色和紫色的石南花、红色的丝兰花和充满活力的响尾蛇。在里面，我们为客厅和书房选择浅色的家具。周日早上，贝拉穿过边境到华雷斯农产品市场购买了新鲜的木瓜并买了份报纸。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头条新闻。在匈牙利发生了一场起义，苏联坦克滚滚而来镇压叛乱。贝拉和姑娘们相处得很融洽，结结巴巴地和她们聊天。天气很热，我的肚子很大。我们打开制冷设备，围坐在休息室的电视旁，观看转播的墨尔本夏季奥运会。
但这时贝拉看待我们儿子的方式有些问题。他希望有一个儿子，但没想到会是这样。约翰尼患有手足徐动性脑瘫，可能是出生前就患有脑炎所引起的，这影响了他对动作的控制能力，就连做玛丽安娜和奥黛丽小时候会做的那些小事——自己穿衣服、说话、用叉子或勺子吃饭，他也觉得非常吃力。他看起来也和她们不一样，眼睛总是低垂着。贝拉对约翰尼的态度比较尖刻，对他的努力没有耐心。我记得我曾因斗鸡眼而遭到嘲笑，所以我为儿子感到非常心痛。贝拉会因约翰尼带来的挑战而沮丧地大喊大叫（他用捷克语大喊，尽管我希望孩子们能说流利的美式英语，但是他们在家里还是学了一点匈牙利语。即使他们听不明白贝拉的话，但他们能听懂他的语气，所以他们哭了）。我真想躲进卧室。我是个躲藏高手。1960年，当约翰尼四岁的时候，我带他去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家克拉克医生（Dr.Clark）。他告诉我：“你的儿子会成为你所期待的那样，可以做其他人都会做的事，只是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到而已。你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这可能会适得其反，但如果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压力，那也是错误的。你需要根据他的潜力给予适当的压力。”我辍学了，这样我就可以有时间带约翰尼去语言治疗诊所，去职业治疗诊所，去我能想到的所有诊所，任何有可能帮助他的专家诊所（奥黛丽说，现在她最深刻的童年记忆不是在游泳池里，而是在候诊室里）。我选择不去接受儿子永远被疾病缠身的事实，坚信如果我们相信他能成功，他就一定能成功。但当他小的时候，用手吃饭，张着嘴咀嚼，因为这是他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贝拉看着他的时候是那么的失望，那么的悲伤，我觉得我必须保护我的儿子不受他父亲的伤害。
总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我所选择的，一个是我所拒绝的，我拒绝的世界总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中途插入。
恐惧像是一股电流穿过我们舒适的生活。有一次，在奥黛丽十岁的时候，她邀请了朋友过来玩，我走过她的房门，就在这时一辆救护车响着警笛，从我们家门前呼啸而过。我捂着头，这是我在战争中养成的顽固习惯，我现在还会这样做。还没等我意识到是警笛声和我的过敏反应，我就听到奥黛丽对她的朋友大喊：“快，到床底下去！”她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并滚到床裙下面。她的朋友笑了，跟着她一起做，认为这是一种奇特的游戏。但我知道奥黛丽不是在开玩笑，她真的认为警报声就预示着危险，必须要躲起来。我无意中，没有任何意识地，就把这一点教给了她。
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迪基的妈妈把谈话引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她提示迪基和他姐姐芭芭拉向玛丽安娜介绍一下学校里秋季课程最好的老师。贝拉有没有提醒她保持沉默？还是她凭直觉知道的？是为了我，为了我的孩子，为了她自己？后来，当他们一家人聚在门口准备离开时，我听到迪基的母亲用英语低声对他说：“永远不要问迪库卡阿姨过去的事情。这不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我过去的生活是家庭忌讳。我的秘密是安全的。
关于安全、价值观和爱，我们不知不觉中还教会孩子们其他什么东西了吗？
“我们又见面了。”他说。我们转用匈牙利语来聊天。他和我谈到他的妻子和她的慈善工作，他们的三个女儿，我也告诉他关于我的孩子和贝拉想成为注册会计师的愿望。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邀请我们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真心希望友谊会延续到我们的余生。当我挂断电话时，天空正变成玫瑰金色。我能听到家人在餐厅里的声音。鲍勃的儿子迪基问他妈妈关于我的事情：“她的是美国人吗，为什么英语这么差？”我的身体开始紧张起来，就像过去的回忆又再靠近我。这就像急刹车时，出于保护的条件反射，把一只手挡在孩子们的面前。当我怀上玛丽安娜，不顾医生的警告时，当我选择我会去照顾更多的生命时，我决定不让死亡集中营给我的孩子们投下阴影。这种信念坚定了一个目标：我的孩子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想象我饿得只剩皮包骨，在浓烟滚滚的天空下梦见我母亲做的馅饼。这些将永远不会是一个他们必须记住的形象。我会保护他们，不让他们承受痛苦。然而迪基的问题提醒我，虽然我可以选择沉默，我可以选择其他人因亲属关系或伪装而保持的沉默，但是我无法选择别人在我不在的时候说什么或做什么。我的女儿们会无意中听到什么？尽管我努力把真相隐藏起来，但其他人会告诉他们吗？
玛丽安娜高中毕业舞会的那天晚上，她穿着丝绸连衣裙站在我们的前廊上，手腕上戴着一束漂亮的兰花。当她和她的女伴走出门廊时，贝拉喊道：“玩得开心，宝贝。你知道，你妈妈在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父母都死了。”
他说的是英语，但他的嗓音没有变化。过去的故事飘进厨房，一幅一幅地呈现在我面前，火车顶上那刺骨的寒风也随之吹了进来。我感到头晕，同时我也有种饥饿的感觉，就像我当时饿得半死一样。我的背也开始感到疼痛。“拉里，”我说，从远处传来我的声音，仿佛是从另一个房间的收音机里传来的。我们共同的过去无处不在，却又难以启齿。
玛丽安娜走后，我冲着贝拉尖叫，诉说着他的冷酷无情，警告他，他没有权利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毁掉玛丽安娜的欢乐，毁掉我从她的欢乐中得到的快乐。如果他不能审视自己，我也不会；如果他不能用快乐的情感来祝福我们的女儿，那他和死了没区别。贝拉辩解道：“这就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你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她不在。我希望玛丽安娜为她的生活感到高兴。”“那就别破坏它！”我大喊道。比贝拉的情况更糟糕的是，事后我没再跟玛丽安娜说过这件事了。我假装没有注意到她也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她为自己而活，另一种是她为我而活，因为我不希望她过这样的生活。
“伊迪丝，”一位男士说，“埃格尔夫人，我是拉里·格莱斯顿医生。”
1966年秋天，当奥黛丽十二岁时，玛丽安娜在惠蒂尔学院（Whittier College）读二年级，而十岁的约翰尼实现了克拉克博士的预言：只要有适当的支持，他的身体和学业都能保持稳定。我终于有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学业中了。我重新回到学校。我的英语水平现在已经足够好，不再需要贝拉的帮助，就可以写论文了（在他帮助我的时候，我的最好成绩是中下，但现在我的成绩是优）。我觉得我终于迎头赶上，超越了过去的局限。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将过去和现在的两个世界保持分离，但她们却再一次碰撞在一起。我坐在阶梯教室里，等着我的政治学入门课开始，这时一个棕黄头发的男人坐在我身后。
我在电话簿里找到拉里·格莱斯顿的号码，过了一个多星期我才打电话给他。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一位美国人。她为我写下一个留言信息，她问了好几次我名字的拼写方式。我告诉自己，他不会记得我的。那天晚上，鲍勃和他的家人到我家来吃晚饭。玛丽安娜让我做汉堡，我做汉堡的方式和我妈妈一样，就是把碎牛肉和鸡蛋、大蒜和面包屑混在一起，搓成肉丸一样，配上用葛缕子籽做的球芽甘蓝、土豆。当我把饭菜端上餐桌时，玛丽安娜翻了翻白眼。“妈妈，”她说，“我说的是美国的汉堡包。”她想要的是一种扁平的小馅饼，在无味的白面包中间，配上油腻的炸薯条和一摊平平无奇的番茄酱。在她的美国表兄弟迪基和芭芭拉面前，她感到很尴尬。她对我的否定让我感到一阵刺痛，我做了我之前承诺的永远不会做的事情——我让她感到了羞耻。电话铃响了，我赶紧借故逃离餐桌，去接电话。
“你就在那儿，是吗？”他说。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在炙热的沙漠阳光下，站在公园里，我真的到了世界的尽头，此时此刻的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了奥地利那个闷热的森林——当时的我被扔进一堆尸体里求生。自从战争以来，我也从未敢接近过去的自己，而现在，我几乎是在向一个陌生人承认存在着一个过去的我，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一个过去的幽灵相遇，此时我的女儿在秋千上却要求再荡高些。也许前进也意味着回归。
“哪里？”我开始恐慌起来。
我该如何解释我当时的感受呢？现在距离我和拉斯，以及其他无家可归的幸存者一起坐在火车顶上的情景，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间，他实现了成为医生的梦想。听到这些，我相信似乎没有什么希望或抱负是遥不可及的，他能在美国重塑自己，我也可以。
“奥斯维辛集中营。你是其中的幸存者，是吗？”
她的眼睛瞬间充满泪水。“我是他的姐姐！”她哭了。她从我的言语中，读到了我需要的信息代码。老朋友。战争结束后。“他现在是个医生，”她说，“他现在的名字是拉里·格莱斯顿。”
我被他的问题弄得心烦意乱以至无法反问他问题。是什么让他认为我是幸存者呢？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是怎么样猜到的？在我现在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的经历，就连我的孩子也没讲过，手臂上没有纹着字。
“拉斯·格拉德斯坦。”
“你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吗？”他又问。
她用大人看小孩的那种方式愉悦地看着我，好像觉得我是那么悦目娱心，散发着难以置信的天真。“谁是你的朋友？”她配合地问道。
他很年轻，大概二十岁，大约是我年龄的一半。这个年轻人真诚恳切的本性和声音的强度，让我想起了埃里克，想起宵禁后我们如何跑到电影院看电影；如何拍了我在岸边做劈叉的照片；他如何第一次吻我的嘴唇，并将他的双手搁在我腰间那条细细的腰带上。解放后的第二十一年，我被失落碾碎了。失去了埃里克，失去了我们年轻的爱，更失去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分享婚姻、家庭和激进的愿景。在我被囚禁的那整整一年里，在那一年里，我不知何故逃脱了似乎不可避免的死亡，我因埃里克的那句诗而坚持了下来：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眼睛，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手。那段记忆是我的救命索。现在呢？我把过去关在门外了，回忆过去就是对恐惧一次又一次地屈服。但在过去，那里有埃里克的声音。在过去，那里有我感受到的爱，还有在我挨饿的那些岁月里，在脑海中响起的歌声。
“你是匈牙利人，”我说，“也许你认识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战后来到了埃尔帕索。”
“我是幸存者。”我颤抖着说。
奥黛丽把我从幻想中唤醒，她想去荡秋千。当我把她抱起来的时候，那个匈牙利女人和她的儿子也走近了秋千架。我情不自禁地用匈牙利语跟她说话。
“你读过这本书吗？”他给我看了一小本平装书《活出生命的意义》，作者是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这听起来像一本哲学书。作者并不出名。我摇摇头。“弗兰克尔曾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学生解释说，“他在战后写了这本关于集中营的书。我想你会感兴趣的。”
突然，我记起了一些东西，那是克拉拉结婚当晚发生的事情：在科希策，一张明信片塞进了玛格达的镜子。在明信片上，一座桥上横跨的：埃尔帕索。我怎么会忘记十年前，拉斯·格拉德斯坦就是搬到这个城市的呀？拉斯，一位在贡斯基兴和我们一起解放的年轻人，他和我、玛格达一起坐在火车顶上，温柔地握着我们的手，从维也纳到布拉格，我当时甚至认为某一天他可能会和玛格达结婚。他来到了埃尔帕索，在他的叔叔和婶婶的家具店里工作，赚钱上医学院。现在住的地方——埃尔帕索，我曾经在明信片里见过，那个地方就像是在世界的尽头。
我手里拿着那本书。它很薄，但使我充满恐惧。为什么我还会愿意回到地狱去呢，即使是通过别人的经历？但我不忍心拒绝这个年轻人的好意。我低声说了声谢谢，然后把这本薄薄的书塞进我的包里。整一晚，它在我的包里就像一颗滴答作响的炸弹。
搬家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和奥黛丽去附近的公园里玩，突然听到一位母亲用匈牙利语呼唤她的孩子。我注视了她好一会儿，那是另一位匈牙利母亲，我多希望能认出她来。但我很快就开始自责了，这是多么天真的设想——仅仅因为她的声音很熟悉，可能有自己的影子，就认为我们可能有某些共同之处。然而，当她和她的孩子们在玩耍的时候，我却无法控制自己，停止对她的跟踪，无法摆脱我认识她的感觉。
我开始做晚饭，但感到心烦意乱，神情恍惚。我让贝拉去西夫韦买更多的大蒜，然后再买更多的辣椒。我几乎没吃什么饭。晚饭后，我帮约翰尼做了拼写单词的小测验，洗了碗，亲吻孩子们并道晚安。贝拉去书房听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ff）的歌，读当天的报纸《国家》。我的书包放在前门旁边的走廊里，书还在里面。它在我的房子里出现让我感到不舒服。我想不读了，也不需要。我在那里，但我不会再让自己痛苦了。
这里的文化也同样是多元化的。我原以为这里就像西部电影里那样，是尘土飞扬、与世隔绝的边疆小镇，生活着顽强、孤独的男人，和比男人更孤独的女人。但我觉得埃尔帕索比巴尔的摩更欧洲化，更国际化。这座城市的人们会将两种语言、多种文化融合在一起，而没有明显的种族隔离。这里既是边界，又是世界文化的结合体。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和奇瓦瓦州的华雷斯，与其说是两个独立的城市，不如说是一个整体的两部分。格兰德河贯穿其中，将城市划分为两个区域，由于它的独特性，双方的边界又显得那么恣意。我想起了我的家乡：从科希策，到卡萨，再到科希策，边界改变了所有的一切，而这里的边界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我只会很基础的英语，根本不会说西班牙语，但在这里，我觉得自己不像在巴尔的摩那样被边缘化、被排斥。我们之前住在巴尔的摩一个犹太移民社区，本来希望能在那里找到栖身之所，但反而发觉自己完全暴露在外面，无法融入整个城市。在埃尔帕索，我们只是融合体的其中一部分。
午夜过后的某个时间，我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客厅，拿起那本书，在灯光下坐了很长时间。我开始阅读了。这本书并不是对所有事实和事件的描述，而是对他个人经历的描述，这些经历是数以百万计的囚犯一再遭受的，是由集中营的一名幸存者讲述的一个发生在集中营的真实故事。我的脖子后面感到一阵刺痛。他在跟我说话，在代表我说话。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反映在普通囚犯的心中的呢？他描写了一个囚犯生命的三个阶段，从到达死亡集中营、感受到“缓刑的幻觉”开始了第一阶段。是的，我清楚地记得我父亲是如何听着火车站台上播放的音乐，说这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我还记得门格勒在生死之间摆动手指的样子，他的话语随意得让你觉得宽慰：“你很快就会见到你妈妈了。”然后是第二阶段——学习去适应那些不可能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忍受纳粹囚犯长的毒打，无论多冷、多饿、多累、病得多重都要站起来，喝着稀汤，尽量省下面包，看着自己只剩皮包骨，到处听人说，唯一的解脱就是死亡。即使是第三阶段，释放和解放并没有结束监禁的生活，弗兰克尔写道。它可以在痛苦，幻灭中继续，为寻找生命的意义和幸福而斗争。
在埃尔帕索，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天空是那么的明净和广阔。北方环城的群山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总是抬头看。在一天当中的某些时候，太阳照射的角度使山脉看上去仿佛被压平，变成一个模糊的纸板雕刻，就像电影场景中的那样。山峰是统一的暗棕色。随后，光线开始移动，山脉像彩虹那样变成了粉色、橙色、紫色、红色、金色、深蓝色，群山突然变成浮雕，像手风琴一样伸展开来，露出所有的褶皱。
我正盯着我本应藏起来的东西。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发现我并没有感到自己被封闭或被锁在那个痛苦的地方。令我惊讶的是，我并不害怕。每读一页，我想写十页。如果讲我的故事能使我轻松而不是更紧张呢？如果谈论过去可以治愈它而不是使它固化呢？如果沉默和否认不是灾难性损失后的唯一选择呢？
我们试图把这次巨变变成一次有趣的冒险、一次度假。我们的车开在高速公路上，欣赏着风景优美的风光。我们在一个有游泳池的汽车旅馆停了下来，因提早到达，我们可以在晚饭前去游泳池里畅游一番。尽管我感到非常焦虑，不仅是因为搬家以及汽油、汽车旅馆和餐馆的饭菜的费用，还因为我和玛格达之间的距离又再次被拉开，但是我发现自己笑得更频繁了。不是为了让家人安心而戴上微笑的假面具，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从我的脸颊和眼睛深处显露出来的笑，我觉得自己和贝拉之间有了一种新的感情。他教玛丽安娜讲一些俗气的笑话，在游泳的时候将奥黛丽从水里抛起。
我读到弗兰克尔如何在冰冷的黑暗中走向他的工作地点。寒冷是刺骨的，守卫是残酷的，囚犯们跌跌撞撞地走着。在身体上所受的痛苦和非人性的歧视中，弗兰克尔出现在他的妻子面前。他看到她的眼睛，他的心因此在深冬里绽放出爱的花朵。他明白，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仍然会在他所爱的人的心中，哪怕只是短暂的片刻，也应感到幸福。我的心扉被打开。我哭泣着，这页是母亲跟我说的话，在那令人窒息的黑暗的火车上对我说的话：记住，没有人能从你心中拿走你想要的东西。我们不能选择让黑暗消失，但我们可以选择点燃光明。
鲍勃现在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埃尔帕索，但是，当他告诉贝拉“来西部吧！”，我还是担心会被这个看似不错的机遇所欺骗，而走进另一条死胡同。鲍勃向我们担保。他说，埃尔帕索的经济正在蓬勃发展，在这个边境城镇，移民很少被隔离或边缘化，而城市的边界地区更是一个让新家庭从头开始、创建美好生活的完美地方。他甚至帮助贝拉找到了一份注册会计师助理的工作，薪水是他在巴尔的摩的两倍。“沙漠里的空气对我的肺有好处。”贝拉说，“我们可以租一套房子，而不再是租一套小公寓。”于是我同意了。
在1966年秋天，在这黎明前的几个小时，我读了这段话，这是弗兰克尔所讲述的核心：你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拿走所有东西，但有一件不行：人类最后的自由——在所有特定环境下选择自己的态度，选择自己的方式。每一刻都是一种选择。无论我们的经历是多么令人沮丧、无聊、受限制、痛苦或压抑，我们都可以选择如何应对。我终于明白，我也有选择的权利。这种认识将改变我的生活。
1955年夏天，玛丽安娜七岁，奥黛丽一岁的时候，我们收拾行装，坐上我们那辆旧的灰色福特车，从巴尔的摩出发，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由于对就业前景感到迷茫，贝拉情绪低落，更厌倦了弟弟的看法和怨恨，同时也担心自己的健康。他联系了他的表弟鲍勃·埃格尔，希望能得到他的建议。鲍勃是贝拉的叔祖父艾伯特的养子。贝拉的叔祖父艾伯特，在20世纪初，离开在普雷绍夫的四弟——贝拉的祖父，和另外两位兄弟一起移民到芝加哥经营批发业务。在战后，贝拉继承了他的生意。20世纪30年代，正是芝加哥的埃格尔家族支持乔治移民美国，也正是他们在战前为埃格尔家族做了登记，所以我们获得了签证的机会。我感激芝加哥埃格尔家族的慷慨和远见，没有他们，我们永远无法在美国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