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克爷爷飞到蓝花楹的树枝上，瞪着锐利的双眼旁观一切过程。那群纳粹党人称它为“红颈战犯卡菲尔鸡”。说实在的，你无法去拷问一只鸡，而且楚克爷爷是梅富的首席厨房昆虫检查员，它很安全，因为就算是法官那种人，也不想挑战梅富。
我得帮这群纳粹说说话，从二十英尺外射击多半都难不倒他们。只有一次，一颗石头打进了我的手掌下方。幸好是左手，之后有好几天我都无法使用那只手。
他看着楚克爷爷，语带威胁：“你的死期快到了，红颈战犯卡菲尔鸡，不要以为我们忘记你了，听到没有？”
射击练习时，我必须向两侧平伸双手，手掌朝上，上头各摆一个空锡罐，而每一个突击队员有两次机会可以尝试击落锡罐。等到下次我又得挨揍时，当天成绩最好的六个人便有权利揍我。波弟照旧负责记录。
我不断替楚克爷爷感到害怕，但也无能为力。它跟我一样是战犯。我们只能一起祈祷事情好转，一起撑下去。此外，楚克爷爷轻轻松松就可以飞上蓝花楹树，我还得在地面上受苦呢。
第二项刑罚也需要用到我的双手，他们称之为“射击练习”。每个突击队员得拿出自己的致命武器： 弹弓。农场小孩都有自己的弹弓，也培养出厉害的打弹子技巧。因为不能公开戴着弹弓，高年级男孩各自藏有一把，等到了纳粹党集会时才拿出来戴在脖子上。
纳粹党每隔两礼拜开一次会，虽然事后几个小时我总是惊吓不已，但他们倒没让我的身体受到多少伤害。只有在太快放下铁条时，或是其他一两个状况下，我才会挨揍，比如说法官太亢奋，或是我回答问题速度太慢，不如他所愿时。
范茂威对自己的工作非常得意，只要逮到机会就会提醒我下一次中国刑具时间至少要维持多久。如果我没办法超过自己的上一段纪录，法官就会赏我一掌，然后看是轮到哪六个突击队员可以揍我一顿。
“尿尿鬼，你母亲是什么？”
大部分刑求都从铁条开始，那铁条有个名字叫“中国刑具”，是根据法官手中一个廉价大怀表的制造地来命名的，那怀表是他最珍贵的东西之一。我得伸长手来抓住铁条，让他计时，而我抓着铁条的时间必须一次比一次长才行。一个名叫波弟·范茂威的小子会准确地记下我的时间，他在那群纳粹党里被称为突击手、计时员和大掌柜。
“妓女，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妓女，不过我知道那是他想听的答案。
蒙着眼的我被绑在一棵蓝花楹树干上，绳索绕过我的胸部及腰部，四肢则可自由移动，方便行两种主刑。
“她跟谁睡觉？”
我的信息大部分来自法官在学校厕所后方定期召开的战争会议。宿舍里所有的高年级男孩都是突击队的，丹尼·柯慈是幼童宿舍的头头，因此获准参加。楚克爷爷和我是正式的战犯，在审问、行刑的借口下，当然被迫也得参加会议。
“卡菲尔人，先生。”
我不知道南非跟英国站在同一边，而我所到之处则一致认为英国人是他们的大敌。我知道自己是英国人，但就像出身贫穷且堕落一样，我只能归结自己运气不好。
“啊，天啊，拜托！又脏又臭的卡菲尔人！”其余纳粹党人唱和着，伸出舌头发出呻吟，或是用手盖住喉咙，假装呕吐的样子。
星期六晚上法官获准可以收听史多佛先生的无线电广播。法官告诉我们，目前这场战争对英国非常不利。希特勒已经拿下波兰，我以为波兰在非洲某处，像祖鲁兰，只不过住在波兰的是波族人。法官讲得好像从现在起，希特勒随时都会出现在隔壁一样。
就算是最小的农场孩子也知道动物会性交，然而我从来没想过原来人类也会做一样的事情。因此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睡觉”这个答案会很侮辱人呢？毕竟从我出生以来，保姆便躺在我床脚的睡垫上跟我一起睡觉，而她就是纳粹眼中的卡菲尔人。
也许我可以跟保姆一起住在祖鲁兰？这想法让我好过许多。希特勒绝对不会在祖鲁兰寻找一个小英国人，无上无上之神会用魔法把我藏起来，他们想找我，门儿都没有。至于楚克爷爷，希特勒不可能看出说英语的鸡与别的卡菲尔鸡有什么不同。就这么决定了，等我一回到农场，就要把这个完美的计划告诉保姆。
“尿尿鬼，你是什么？”
一想到我母亲精神崩溃，在英国人的集中营里织着带有可笑袖子的毛衣，就让人非常难过。她与那些波尔女人与孩童一起织衣服，等着饿死或染上黑尿热而死。在此同时，农场上有个可怜的老祖父，逐渐伤心死去。前提是如果希特勒没有来。如果他来了，我知道祖父根本没有力气驾驶那辆福特小卡车或计划逃亡，那么我下场会如何呢？
“一坨屎。”我回答。
就算是年纪最小的小孩也知道，任何疾病对鸡与牲口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当然牛瘟与口蹄疫最惨。而每个农场上至少都养了五十只生蛋鸡，因此格博太太的消息一传来，大家都惊骇极了。我母亲曾说过，如果我爷爷失去了他的奥屏顿黑鸡，他会非常伤心。
“不只是屎！是狗屎！”他们会全体一起唱和。
那天在课堂上格博太太告诉我们，靠近麦伦斯基水坝的某个养鸡场爆发了新城鸡瘟。她的丈夫，也就是兽医先生，已经启程去巡视附近的农场。
我发现，人可以习惯任何事情。他们期待我出错，这样就可以嘲笑、模仿我。讯问到一半时我的眼睛往往被蒙住，然后有人会拿一桶水泼在我身上。知道事情即将发生，却不知道何时到来，代表我一定会被吓一大跳。想象力总是最好的折磨。
人生有件事很确定，否极而泰来，乐极而生悲。事情就是这样。
或者，他们会在我的裤子里放进半打红蚁，让那些蚂蚁狠狠咬我的阴囊与柔嫩的大腿内侧，然后观赏我疯也似的想把蚂蚁找出来的样子。如果我中途把蒙眼布拿掉，每个人便可在我头上敲两下。我很快就学会，如果不去打扰红蚁，它们只会咬你一下。不过我得告诉你，光那一下也不是好受的。
胜利再度降临。我毕生第一次有意识地去操纵他人，结果很成功。那天早晨楚克爷爷和我跟着法官到学校去，一路上我都陶醉不已。
如果新把戏，比如说红蚁吧，成功了，他们会喝彩，大笑大叫，而我则在一旁上上下下跺脚，抓狂地在卡其裤里乱掏，试图摆脱那些正在作恶的蚂蚁。
法官吸气，拿手背抹鼻子。“好啦，不用踏步了。但是你要做我的功课，听见没有？如果我抓到你跟那只卡菲尔鸡在打混，踏步练习就加倍。你们俩都是战犯，不要忘了这一点，老兄。”
法官鼓励他人想出新的折磨与侮辱人的方法，但规定不能使用会留下明显伤痕的刑罚。例如，中国烙印——一个突击队员用双手轻轻抓着我手腕上方，然后双手往不同方向扭转，直到我感到皮肤红痛灼热为止。法官允许这把戏，但禁止他们直接拧我。到学期结束前，他们有限的脑袋已经玩不出新花样了。而我知道该如何正确回答所有的蠢问题，对他们指控我的事情也全都认罪，同时更开心地接受所有的凌辱，因此整个活动似乎平静下来。我发现生命中任何事都一样，无论状况多坏，最后都会结束。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会不会得寸进尺了？我已经赢了一场大战斗，现在却在这点小事上赌上到手的胜利。踏步练习也没有多惨啊。其实还蛮好玩的，真的。如果他发现我根本一直在利用那段时间做他的功课，怎么办？
其中有件事最让他们不解——他们无法把我弄哭。就算是法官费尽心思想让我感到恐惧，也无法让我哭泣。我怀疑他们甚至开始有点欣赏我。他们中的很多人家里都有跟我同年的弟弟，知道要把一个五岁小儿弄哭有多么容易。事实上，我已经六岁了，但没人告诉我这件事，因此在我脑袋里，我仍然是五岁。
法官抄完了，我从没见过他这么高兴，就算是他到处喊“希特勒万岁”时也没这么高兴。我见机不可失，深呼吸一口气，很快地说：“可是下午要踏步，还要帮你做功课，实在是有点困难呢，先生。”
无法哭泣对我来说也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哭泣可以是很棒的伪装。老实说，我再也不哭这件事跟我的意志力没有什么关系。我学到一个特别的技巧，不知为何就渐渐失去了哭泣的能力。
我赢了——我的计划成功。我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这学期接下来的日子，楚克爷爷和我都会非常安全。
他们不知道的是，蒙上眼睛后的我早已学会了分身术。我可以轻松地回答他们的笨问题，脑子里同时还可以去拜访无上无上之神。在夜之国度，在瀑布旁边，我不再受到突击队的威胁，他们再也无法伤害我或叫我哭泣。
法官皱着眉，仿佛自己在做算术习题似的，开始把我写在练习本上的答案抄下来。
当他们拿块脏布来蒙我的眼时，我会深呼吸三次，瞬间我就可以听见无上无上之神的声音，温柔得像远方的雷声：“你站在最高瀑布的石头上，身为刚杀了这辈子第一只狮子的男孩，你有资格成为夏卡的印劈，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之王。”
法官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然后突然咧嘴笑起来，他了解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好吧，老兄，我服了你，到学期末我及格之前，我不会跟希特勒说你的事。”他摇着头，带着些许怜悯看我一眼，“我很抱歉，尿尿鬼，但过了学期末我一定得告诉他。为了那两万六千个波尔妇女与小孩，你一定得受惩罚。一旦他来了，你跟你那只笨卡菲尔鸡就死定了。但是我告诉你，以波尔人之名承诺，如果算术及格，我指着一叠《圣经》为誓，到学期末前我都不会告诉希特勒。”
我站在月光下的石头上，俯视三道瀑布，看见十颗湿润的石头在河流撞击峡谷所激起的白色水花里闪闪发亮。于是我知道人的外表只是躯壳，是让别人看见，受刺激有反应的表象。里头才是真正的我，我的眼泪将结合所有悲伤之人的眼泪，汇流成夜之国里的三道瀑布。
“如果希特勒在学期末之前就来了该怎么办？”我问道，一颗心怦怦跳个不停。
那个学年的最后一个学期终于结束了。只剩下一天，再撑过一次审问，自由便来临。
但是在法官看出我陶醉在他说的话里之前，我很快转回顺从的态度，赞美所带来的兴奋差一点就让我忘记其他担心的事。
史多佛先生很满意法官最后一学期的表现，他早忘了法官在那一年开始时成绩有多糟。学期结束时，法官在班上名列前茅。史多佛先生拿法官给学生做榜样，我想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功劳。本来没人对法官抱任何希望，现在他则是模范生。法官给我看他的成绩报告，上头白纸黑字写着他及格了。他相信自己很厉害，并希望他的党羽赞美他。他不只凶狠，还很聪明，这是最令人满意的状况。
法官称赞我聪明。我！尿尿鬼！红脖子的！无帽小蛇的主人！这是我听过的最棒的赞美，我感到骄傲，人也飘飘然。
因此我没道理不期望，在法官从我生命中消失之前，他可以从轻发落最后一次拷问吧？毕竟他算欠我的，而且希特勒除了在某个叫作敦刻尔克的地方大获全胜之外，还是没有来。因此法官一点也不算妥协啊。
法官看似放心了，他狡猾地笑。“尿尿鬼，你是个聪明的小东西。”他用荷兰语说。
最后一次，以法官为首的纳粹党一行人，将战犯尿尿鬼与红颈卡菲尔鸡送到蓝花楹树下。我照例被绑上树干，眼睛也马上被蒙起来，楚克爷爷则在我上方的树枝上嘎嘎叫。我正要开始神游夜之国时，法官粗哑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当然要帮你。不过你应该每个礼拜只进步一点，然后再告诉史多佛先生说你突然对算术开窍了。”
“浑蛋英国人！这是最后一次了。”
法官看起来有点担心。“你是说你不会帮我？”
刹那间我很确定，今天会有所不同。因为在法官脑袋里，他什么也不欠我。最糟的时刻回来了。我试着进入安全的夜之国度，到三道瀑布那儿，但是恐惧从内心涌出，让我感觉欲呕，变得无法让自己处于分身状态。
我看得出来他很满意这个结论，于是更大胆了。“所以你不可以昨天十题才答对两题，今天就十题全对。史多佛先生会知道里头一定有鬼。”
“今天，你吃大便吧，英国人。”他用“英国人”这个词，而不是熟悉的、近乎友善的“红脖子”，这一点让他听起来更具威胁性。
“是啊，如果我想就可以。只有你这种小孩子才对那种鬼东西有兴趣！”
“把你的手伸出来。”我伸出手，手掌向上。我听见他吸鼻子的声音。他抓住我手腕上方，抓得非常紧，我动不了。“突击手波弟·范茂威，把东西拿过来。”我听见他说。
“所以你对算术不感兴趣，对不对？我是说，如果你有兴趣，你马上可以做对。”我弹了弹指头，“就像这样！”
我一手先接到一个软软的东西，然后是另一手。“握住你的手，浑蛋。”法官命令道。
“是啊，没错。所以呢？”
我手腕痛得不得了。我慢慢握住双手。“把他的蒙眼布拿下来。”法官再次命令。其他的纳粹变得非常安静，其中一个解下我的蒙眼布，我对着突如其来的光眨眼。鼻子之前跟眼睛一样一直被布盖着，而现在我还没往下瞧，一股可怕的味道就冲鼻而来。我的双手黏答答的，打开手掌看见里头有两坨人屎。
“法官，你是个聪明人。”
法官放开我的手腕。“现在，舔你的手指。”他命令道。
“老兄，什么问题？我没看到什么问题。你只要把答案轻轻写下来就对了。”
我伸出双手站在那里，不知道要怎么办。
“有个问题。”我对法官说。
“我数到三，如果你不舔自己的手指，我就敲破你该死的头，大便脸！”法官站在我面前，双眼突出，我看见他激动得发抖。
但是我已经尝过一下子露馅太多的苦果，我知道如果一个像法官一样的笨蛋在一夜之间从班上最后一名跳到第一名，史多佛先生一定会有所怀疑。告诉法官说他其实是个蠢蛋更行不通，我还要命。此外，我才刚开始了解，瘦小家伙的本钱不多，而操纵别人的能力是一件重要武器。
我太震惊了，不知如何反应。我想如果断线的大脑最终接收到了讯息，我应该会吃那些大便。但是在那一刻，所有的线路都短路了。
伪装毫无瑕疵，而我进入革命性的阶段。从知道要隐藏自己的脑袋到现在，我开始学会使用这颗脑袋。楚克爷爷和我离海又远了一点。
“一——二——三！”他用荷兰语数着。法官数到三之后我还是保持手往前伸的样子，身体恐惧得颤抖。他喉咙深处传来类似动物的咕噜声，然后抓住我的手腕，强拉我的手去抹我的嘴。我吓坏了，牙齿紧闭，那些大便都涂在我的嘴唇跟牙齿上，还有脸上。一定有些粘到了法官的手上，因为他的手放开我，在我的短发上抹了抹。
他的双眼闪过奸诈的神情。他放开我的手，把课本与铅笔递给我。“轻轻写下答案就好，我会照抄，听见没有？”
然后他抓住我头上两英尺左右处的树干，身体跨在我身上。起初他试着摇晃树干，然后开始用拳头揍那棵树。突然他仰起头，直直看着树顶。
我耸耸肩。“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这样。”我希望他没有察觉到我有多害怕。
“希特勒万岁！”他尖叫。
“你这家伙在哪儿学的？”
就在法官上方，楚克爷爷站在高树上，打开了屁眼，然后降下一颗完美的绿白鸡屎弹，直接命中法官嘴里。
法官放开我，又开始咬他的铅笔，他眯起眼看着一整页的等式，眉毛都皱起来了。他好像没听见我说的话。我指着他刚完成的等式。“这错了。答案是九分之七。”我迅速移动手指，“五分之四、八分之六、十分之九、七分之五……”他抓住我的手，张着嘴看我，我停下来。
楚克爷爷一直等到学期这一天，才表达它对纳粹的意见。照例是简短，精准，正中核心。
我鼓起最大的勇气。“我——我可以帮你，先生。”我有点结巴。
法官狂吐口水，不断弯腰，抓着喉咙、抱着肚子转圈圈，大叫，吐口水，最后终于吐了出来。他冲到水龙头那儿，把嘴巴灌满水，然后吐出来，前前后后共漱了六次。接着他把中指放进嘴里，像牙刷一样刷他的牙齿跟齿龈，再灌进更多水，然后吐了又吐。
“如果我不及格，我会先杀了你再逃跑！”
“跑啊，楚克爷爷，快跑，拜托，快跑啊！”我往树的方向尖叫。
我吞下恐惧，说道：“如果你在学期末没办法及格的话会怎样？”法官看着我。我看得出来他不是第一次思考这件事。他伸过手来抓住我的衬衫前襟。
但是就一只卡菲尔鸡来说，楚克爷爷已经跑太多路了，它在蓝花楹树的花丛间嘎嘎大叫，听起来好像在笑，笑得它又老又皱的头都要掉下来似的。
“别烦，尿尿鬼，你没看到我在忙吗，老兄？”法官正在做分数练习，那些题目我前一天下午就在脑袋里做过了，而他的答案错得真是太离谱。
“拜托你跑吧，楚克爷爷，拜托，快跑！那个坏蛋会杀了你！”我尖叫着，不顾自己满头满脸大便。
“先生，我可以帮忙吗？”我的心怦怦跳，像个小发电机，不过我很惊讶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稳定。
楚克爷爷跳到低一点的树枝上，我感到很荣幸，因为接着它跳到我肩膀上，给了我耳朵一个楚克爷爷招牌式亲吻。我抓住它，想要推它一把送它快逃。就在我举起它时，脸前突然一响，羽毛齐飞，楚克爷爷发出惊恐的嘎叫，从我手上飞起掉落地面。法官站在几英尺外，左手上擎着一只空弹弓。
隔天吃过早餐后，我一面帮法官折毯子，把整理好的毛巾放在床架上，一面提起这件事。当时他坐在床上舔着铅笔，想要赶最后几分钟做几题算术。
“跑啊，楚克爷爷，快逃命！”我求它。
我得承认我很担心。每一次我脱下伪装，灾难便随之而来。最后，在跟楚克爷爷长谈之后，我们决定冒这个险，试它一试。
楚克爷爷试着从落地处站起来，但法官强力弹弓送出的石子打碎了它的骨架，它又试了几次，每一次都倒回翅膀上。我想它知道没有用了。过了一会儿，它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说：“嘎！”
逃亡似乎无望，因此我得想想别的法子。经过一段踏步走的下午时光，有个计划慢慢成形。当“别的法子”终于冒出来时，其实简单得吓人，只不过有点危险。接下来两天我想得更多。如果我脱下伪装，帮法官做功课，让他及格，那难道不能够逼他在学期末希特勒来之前饶了我跟楚克爷爷吗？
丹尼·柯慈跑过去抓住楚克爷爷，我踢了他一下，不过他还是抓到了楚克爷爷，胜利地倒提着它的双脚。楚克爷爷激烈地拍打翅膀，它一定痛得难受。突然它停住，我以为它一定死了，但是我看见倒栽葱的它，清澈锐利的眼珠仍试着寻找我的身影。
法官是笨蛋中的笨蛋。早上我帮他把书带到学校时，会顺便检查他的功课。他的作业总是一团乱，大部分都写错了。我开始替他与自己感到绝望。你知道，只有学期功课及格了，他才有可能离开学校。目前为止，他根本没有希望及格。如果他被留级，我便得再忍受他一年。前提是，如果希特勒没有来把我带走的话。
“哪一只该死的卡菲尔鸡敢拉屎在我身上？把它倒吊在尿尿鬼旁边。”法官命令道。他不断干呕，用手背擦嘴。两个突击队员把绳索抛到树枝上，楚克爷爷很快便被吊在上方我伸手不可及之处。
作为一个战犯，学习踏步走倒不是件顶坏的事。反正我放学后也无事可做。但是我必须承认，从五千倒数到一并不是消磨时间的好方法。总之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你的思绪会漫游太空，等你发现的时候早就不知道数到哪里去了，于是只好重来。我学会只要有人靠近，就随口编个数字，其实大部分时间我在脑子里练习法官的作业。在学校帮他拿课本的时候，我会记下他的算术习题，然后一边踏步，一边在脑子里解题。如果题目有点难度，我会先确认没人看见，然后用树枝在沙土上试着解题。就这样，每一天我几乎等不及想知道他在上课时做了什么。
“求求你，先生。什么事我都做！只要你开口，什么事都行！你说什么都好！求你别杀楚克爷爷！”
我不敢相信我的好运，完全没人碰我一下，我穿回睡裤，匆匆忙忙地沿着暗黑的小径一路跑回我的宿舍。
法官目光凶狠，弯身看着我的脸，“现在看谁会哭吧。”他咧嘴笑。
“每天放学后去绕操场五千步，听见了吗？”我点头。“从五千开始倒数到一为止。”
一阵惊慌攫获了我。“杀我！”我求他，“杀我好了，不要杀楚克爷爷！”
“不知道，先生。”我说，觉得自己很蠢。但其实我知道，左边就是肩膀痛的那一边。
法官肘击我的脑袋，我往后撞在蓝花楹树干上，头昏脑涨。“啊，该死！”他大叫。他的手粘到我脸上的大便，然后他又在我的头发上把手抹干净。
“今晚你得学踏步走。我们一定要让你准备好，才能一路走进海里去。”法官指着两床间的走道，推了我一把。我绊到睡裤摔了一跤。一个陪审团员伸手过来把我的睡裤脱掉，我光着屁股爬起来，迟疑地看着法官。“踏步——踏！”他命令道，再一次用手指着两床间的走道。我开始踏步，摆动我的双手。“左，右，左，右，停！”他用南非荷兰语大吼。然后重复，这次他换成英语：“左，右，左，右，停！战犯尿尿鬼，哪一只是你的左脚？”我搞不清楚，只是指着其中一只。“笨蛋！难道你连左右都分不清吗？”
“你的大便跟你他妈的卡菲尔鸡，你看到它对我做了什么好事吗？我，亚皮·博查哎！那只他妈的鸡竟往我嘴里拉屎！”
为什么，上帝既然把所有白人造得都差不多，却独独给了英国人没有帽子的小蛇呢？这实在太不公平，就差这么一小步，我的伪装就近乎完美了。
我仍感到头昏脑涨，绝望之下换了另一个手段：“我会告诉梅富！”我大叫，试着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具威胁性。
“波尔人是小蛇头上有帽子的人。”
“梅富去吃屎！”法官用荷语大吼，在地上吐口水。这一次的口水很正常，没有鸡屎。他转头对突击队员说：“处决红颈战犯卡菲尔鸡，一人两发子弹！”他移到射击队伍里，其他突击队员开始将石子放上弹弓。
“没错，当然……还有呢？”
我卸下最后一道伪装。“我会跟史多佛先生说你的算术作业是我帮你做的！”我对法官尖叫。
“是有荷兰血统的南非人，先生。”
我听见他的弹弓发出轻轻的“咻”的一声，同时察觉石头打进了我的肚子。那一下痛得要命，感觉像是慢动作，仿佛石头自己有了生命，啮咬我的内脏，灼烧翻搅我的肠子，然后穿过我的背部。一颗邪恶、坚决、活生生而不长眼的东西。我的身体受到莫大的恐吓，眼睛突出，舌头因吃惊而伸出嘴外。
“是。波尔人是什么？”
“攻击！”一连串扎实的砰砰声打进楚克爷爷胸膛脆弱的骨头，首批击出的石子让绳索扬起，但突击队员个个都是弹弓专家，第二击便打入那只倒栽葱的鸡古怪衰老的身体里。鲜血滴在干土与掉落的花上，绳子摇来摇去，所以没有两滴血滴在同一处。楚克爷爷，世界上最他妈强悍的鸡，死了。
“波尔人吗，先生？”
一小片羽毛飘落在我身上，那是长在楚克爷爷瘦脚最上面、接近身体部位的柔软羽毛。羽毛附着在我脸上的大便里。法官走过来松开我腰上的绳索，我向前跪倒在他脚边。他赤脚踩在我的肩上。
“不要动！”他大叫。我赶紧立正站好。“尿尿鬼，我是什么？”法官问道。
“英国人，你是什么东西？”
“是，先生。”我弯下腰想拉起睡裤。
“狗屎，先生。”
“你该死的小蛇头上没有帽子，笨蛋！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你是英国人，懂了吗？”
“说话的时候要看着我！”他大吼。
我走过去一点，直接站在法官面前，他交叉双腿坐在床上。法官一举起手，我赶紧用手保护自己的脸。他没有打我，而是松开我睡裤的带子，我的睡裤刷地掉至脚踝边。
我慢慢抬头看着这个一脚踩在我肩上的庞然大物，乳白色的月亮高挂在他上方的天空。就差那么一点，楚克爷爷和我就差那么一点便可以撑到最后，只要再过几个小时。
法官摇摇头，深深叹了一口气：“过来，老兄，过来一点。”
突然我向他吐口水。“你才是狗屎！你妈是妓女！”
“我——我就是知道，先生。”
他用力将我踩趴在地上。然后他放声大吼，那一声充满愤怒与苦恼：“你为什么都不哭，操，你这个浑蛋！”他抽泣着，开始胡乱地踢我。
“对，老兄，我知道！我是说，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红脖子的？”
突击队员跑过来制住他，把他拉开。他们带离法官，留下楚克爷爷与我。我们爷俩独自在厕所后面，上方是无垠蓝天与一抹白色月亮。
“我是英国人。”
我卸下楚克爷爷破碎的尸体，坐在蓝花楹树下，抚摸着它的羽毛。不再有温柔的非洲式破晓驱走黑夜，不再有清早的“咕，咕——咕”告诉我你在这里，我亲爱而忠实的公鸡朋友，还有谁会来亲亲我的耳朵？谁会做我的朋友？我哭了又哭，哭了又哭。最长的干旱结束了，解放了内在的灵魂，祖鲁兰下雨了。
“没错，上面还有鸡屎！什么是红脖子的？”
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终于哭完了，寂寞的鸟儿已进入我心中的空虚处，用石头筑好了巢。这时，我才起来，把楚克爷爷带回果园，放在我替它造来避雨的地方。然后我爬窗户回到宿舍去拿我的红色新毛衣，我妈妈在集中营里织的，保姆修好的那件。
我一脸困惑。“是说我尿在床上？”
我把所能找到的石头都捡来，然后用红毛衣盖住楚克爷爷的身体。它的翅膀从肩窝下跑出来，长颈子伸出来，双脚也伸得老直。
“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它看起来比之前都还要漂亮。我把装水给它喝的锡罐拿了过来，五分钟内便抓了大约二十只小绿蚱蜢，这是鸡最好的食物。我把锡罐放在它的尸体旁边，这样它往天堂的路上就有东西可以吃了。最后，我用石头把它的身体盖起来。
“尿尿鬼？”我大胆地说，但仍不确定他指的是什么。
南非对抗希特勒第一战的首位受难者终于安全了。
“尿尿鬼，你叫什么名字？”法官又问一次。
我屈身坐在那堆石头旁边直到夕阳西下。现在，太阳已越过祖鲁兰，甚至越过了史瓦济地区，离开了申刚，来到雨后莫迪亚吉的王室牲畜栏，准备在上方澎湃黑暗的水里冷却下来。
我糊涂了。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名字。
第一声晚餐铃响，我来到水龙头边，开始将我脸上、头发上的血迹与大便洗掉。
“什么名字？”
我心深处，寂寞鸟儿窝在它粗陋的石巢上，产了一颗巨大的石蛋。
我站起来，双臂僵直贴在身体两侧。“把你蠢透了的腿合起来，老兄！”一个陪审团员叫道。
晚餐铃又响了，我们在学校的最后一顿晚餐。每件事都会结束。明天我就可以回家过圣诞节，看见保姆，美好的、柔软的、温暖的保姆。
“起立，战犯尿尿鬼。”法官咆哮。
但是人生并不一定这么进行。普天之下，最应该知道这一点的是我。晚餐时波弟告诉我梅富要我去诊疗室见她。“如果你把下午的事情说出来，我们会杀了你。”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并不害怕，该结束的时候我自然会知道。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红脖子不可能做永远的英雄。我知道一切很快会结束： 一旦伤口拆了线，暂时的缓刑也将终止。所以我又来啦，一步步迈向下一个大灾难。
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解脱了。此刻无论法官、梅富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即使是希特勒也一样。我马上就要回到安静的黑水里。
几个礼拜来，法官对我相当好，因为我肩膀痛，他便没有要我每天帮他拿课本去学校。事实上，因为杜蓓蕾小姐一向不受大家喜爱，我还小小地成了英雄。
当时我不知道事情看起来像结束，其实只是开始。在大人潮起潮落的生命中，所有的小孩都是随波逐流的游民。我不知道的是，潮汐已然转向，而我即将被推入海中。
伤口拆线后的隔天晚上，我被叫到法官与陪审团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