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楚克爷爷持不同意见。它气愤地嘎叫一声，拍打一下翅膀，又回到我这边来。接下来几分钟我们就好像演哑剧一样，我把它推过围栏，它又飞回来。最后事情再明白不过了，这只全世界最他妈强悍的鸡无意抛弃朋友，就算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这个发现显然鼓舞了我，我向楚克爷爷解释新计划，然后把它推过围栏。以一个五岁小儿与他的新计划来说，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分野有点模糊，他以为想了之后一定马上会成功。
我们在厨房门口等了十分钟，梅富才出现。“尿尿鬼，这就是拉屎在你床上的鸡吗？”
等楚克爷爷吃完早餐，我一把抱起它，挣扎地穿过那堆刺花莲子草与鬼针草，带着它来到果园外围、有瓦楞铁皮标出宿舍范围的地方。我踮起脚尖，看着围栏另一端，心怦怦跳，就在不远处，我看见三座炊烟袅袅的卡菲尔小屋。他们一定会收留卡菲尔鸡，楚克爷爷可以暂时借住在那里。
“它不是故意的，梅富。它很干净，也很聪明。”
好了，楚克爷爷与我现在真是进退两难。吃过早餐后，我溜出宿舍找它。它还在旧果园那儿咯咯叫着，四处翻找虫吃。我拿出一小片早餐时特地留下来的面包，一面剥成一小块一小块容易吞咽的形状，一面向它解释最新的灾情。发生太多事了，我顾不得自己不再哭泣的决心，泪水从脸颊上滑落。
“瞧瞧是谁在谈干净！鸡就是鸡。谁听说过鸡很聪明的？”
“把你的枕头清理干净，吃过早餐后把那只鬼东西带到厨房门口来，听见了没有？”走到门口时她转过来面对我们，“现在，去洗澡！”她命令道。
“梅富你看，我表演给你看。”我赶紧在沙土上画了一个圈，然后楚克爷爷马上跳进去把姿势摆好，像在孵蛋一样，当然它不可能孵蛋。“它会待在圈圈里，直到我说可以出来为止。”我说。
今天才开始就已经够倒霉了！
梅富有一会儿看起来很吃惊，但随即又拉下脸来。“这只是某种白鸡不会，而笨卡菲尔鸡才会的事情罢了。”她不以为然地说。
她用搧伯狠狠打了我四下。我咬牙吞下泪水，将双手紧紧夹在大腿之间，拱起肩膀，逼自己不要用手去抱屁股。这个动作也让我不发抖。
“不，梅富！”我求她，“它还会很多事！”
梅富对我怒目而视，解开皮带上的扣环，卸下竹条。“尿尿鬼，我猜你脑袋坏了，跟你可怜的妈妈一样。先是每天在这里的床上撒尿，然后又回来在床上弄了坨屎！”她指了指昨晚丹尼·柯慈挨打的床脚。“弯下去。”她命令道。
我让楚克爷爷沿着圆周单脚跳，每跳一下就嘎一声。我让她看到，楚克爷爷可以飞到我肩膀上，在我的命令下，轻啄我的耳朵。
没有解释，只能说实话。我一边害怕地发抖，一边把楚克爷爷的事告诉她。
可惜最后那个把戏将梅富的耐心用完了。“你的头发会长满虱子，你这个笨男孩！”她尖叫。就在厨房门内有一个屠夫的工作台，上头摆了一把大切肉刀。“把那只肮脏、长满虱子、在床上拉屎的卡菲尔鸡给我！”她大叫着抓过那把切肉刀。
“解释啊你！”梅富怒吼。
两只停在切肉刀上的蟑螂沿着刀爬上梅富的手，她发出剧烈的尖叫声，丢下切肉刀，发疯似的拍打手臂。一只蟑螂掉到地板上，另一只沿着她的手臂往上爬，消失在她的上衣里。
我害怕地俯视我的枕头： 就在棉布枕头套的两条缝线中间，楚克爷爷留下了一坨绿白色的杰作。
楚克爷爷愉快地嘎叫一声，冲进厨房，叼起那只在地板上疯也似的乱爬的蟑螂，梅富挥舞双手，胸部上上下下抖动，发出小小的喘息声，因为她一面要克制自己尖叫，一面又因极度激动而在厨房地板上跳来跳去。第二只蟑螂从她裙子里掉了出来，在光滑水泥地上爬向一条裂缝。但是楚克爷爷动作太快了，转瞬间便抓住了它。
突然她瞪大双眼，眼珠好像要蹦出来似的。“尿尿鬼！你的枕头上有一坨鸡屎！”
梅富全身涨红，头颅似乎因为惊吓而颤动着。“好了，梅富，另一只也已经掉出来，楚克爷爷逮到它了。”我指着楚克爷爷说。它正大步走来走去，看起来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
“是的，梅富。”我们应声。
我跑去拿来一把厨房椅子，梅富像颗过熟的西瓜一样，砰一声瘫在椅子上。我从巨大黑火炉旁的晾布架上找来一块拭碗布，开始替她扇风——我母亲毛病发作时，奶奶就是这样做的。
“哼！”她喷一口气，把毯子丢在地上。我跳下床站在旁边。她看也不看我，缓缓转过头去对整个寝室说：“我警告你们，小鬼，如果再让我听见你们熄灯后还讲话，我的搧伯就会来跟你们聊天，听到没有？”
我意识到藤椅下传来滴滴答答的声音，警觉到是梅富尿裤子了。我猜她一定太混乱，所以没有发现。我很想知道她尿裤子的话得挨几下揍。恢复一些精神后，她以颤抖的手指着楚克爷爷。
梅富踏步穿过宿舍，深蓝制服上系着黑色皮带，皮带上有个圈圈，她的搧伯就挂在那儿。她停下来，把手伸到我床边，咻一声拉开毯子，检查我的床垫是否干净。
“你说得不错，尿尿鬼，它是只好鸡，可以留下来。但它得自力更生。”她一面喘气一面说。然后她大概意识到椅子底下发生的事。“走开。”她说，一把抓过我手上的毛巾，用手指着大门。
起床铃响，表示再过一两分钟梅富就会来了，于是我们全部一哄而散地回到自己床上，等她来指示我们起床。她巨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我差点来不及把楚克爷爷从窗子推进果园，爬回床上。
于是楚克爷爷有了一份厨房的差事。每天吃完早餐后，它便负责检查宿舍厨房每一个角落，看看有没有各式各样骇人的爬虫。全世界最他妈强悍的鸡又生存下来，漂亮地适应了环境，收服了掌控生杀大权的人。我们又安全地在一起了。
“才不会！它只是只笨卡菲尔鸡。等法官听到尿尿鬼交了新朋友，看他会怎么办吧。”香肠嘴耶各跳出来说，大伙儿都笑了。
几周、几个月过去，我俨然已成为法官的奴隶。因为我完全服从他全天候的掌控，其他人或多或少也就不常来找我麻烦了。我得忍受的顶多是突如其来的后脑一掌，或是高年级孩子粗鲁的推撞。事情变得不错，真的。如果法官需要我，他只要把两只手指放在嘴里，吹一声尖锐的口哨，楚克爷爷和我就会赶紧跑过去。
“我会啊。它可以变把戏啊，什么都会。”
楚克爷爷现在有梅富保护了。然而它还是得随时保持警戒心，农场上的孩子总是会忍不住朝卡菲尔鸡扔石头。上课时它会在操场上咕咕叫，捕虫吃；每当下课铃响，它就会往我教室前面冲，在沙土上滑行煞住，焦虑地咯咯表示它想跟我做伴。
这下好啦，你应该听听他们怎么说。丹尼·柯慈暂时忘了要报昨晚一箭之仇，得意地说：“少蠢了你，没有人会把一只卡菲尔鸡当朋友！”
学校没有适合我年龄的课，于是我被放到七岁孩子的班上，他们还在学习阅读。我已经至少读了一年的英文，因此转去读南非荷兰语对我来说并不难，我很快就成了班上的第一名。然而我马上了解到，“求生”意味着绝对不要成为第一名，倒数第一名除外。我也很快学会降低自己的阅读技巧，表现出停顿、结巴的样子，尽管那些词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
楚克爷爷傲慢地站在床头，用尖锐的眼神瞪着他们。“它是我的，”我带点敌意地说，“它是我的朋友。”
平凡是最好的保护色。我们的老师杜蓓蕾小姐并不渴望看到一个五岁的小红脖子在整班笨蛋波尔人里有亮眼的表现。她很开心地将我的烂成绩归咎于我无法掌握南非荷兰语的微妙之处，以及我在班上是年纪最小的小孩。殊不知我早已会说祖鲁语与申刚语，而且跟大部分小孩一样，我发现学一种新语言其实十分简单。
小孩子们从床上冲过来围着我。“一只老公鸡来找尿尿鬼哎。”香肠嘴耶各兴奋地大喊。
其他孩子越来越难把我看作不一样的人，正因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看得出来或听得出来的不同。当然，除了我的无帽小蛇之外。但就算是这点，也像胎记或是少了一只小指头般，逐渐被忽视了。我成了一只完美的竹节虫。
隔天早晨，一切为了掩护楚克爷爷的心血全白费了。一如所有卡菲尔鸡，楚克爷爷起得很早。六点钟起床铃响前，全宿舍就被它刺耳的啼叫声给吵醒了。我张开眼，看见它站在最靠近我床边的窗台上，伸直又长又皱的颈子，用力表演：“咕，咕——咕！”我吓得什么睡意也没了。然后它将头转向一边，“嘎”地叫了一小声，接着从窗户飞到我的铁制床头。它对我伸长脖子，差一点就要失去平衡——它在我耳朵上轻轻地啄了一下。
接下来，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张伯伦终于哀伤地承认希特勒先生不是个绅士，不可信任也无法沟通。英国已经让捷克斯洛伐克彻底沦陷，不能再蒙羞让波兰落得相同命运，因此英国有必要对德国宣战。新的校长来了。
等到每个人都睡了，我才安静地爬到窗户旁边。满月给葡萄柚树的叶子抹上了一层柔泽，在幽冥中看起来闪闪发亮。楚克爷爷的无头蛇在月光下成了一个银圈，变成肉桂树上意外而漂亮的装饰品。“我没有哭。他们再也没办法把我弄哭了！”我对月亮说。然后我回到床上，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孤单的一刻。
午餐时在宿舍餐厅里，有“豪饮问题”的老校长对我们发表演说，他站着，轻轻摇晃，双手抓住桌沿，然后拿起一把刀子，用刀柄敲桌子。“安静！”他大吼。这时杜蓓蕾小姐撅着唇，很快地站起来从侧门离开了。老校长似乎没有发现这点。他把刀丢在桌上，用非常大的音量说话，好像正在对数百人演说一样。“今天英国对德国宣战了！”他停顿一下，衡量我们对他这句话有何反应。没什么反应。除了高年级坐的位置那边有几声低语。“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吗，各位？”等不及有人回答，他继续说道：“代表解脱！我们亲爱的祖国终于自由解脱了！希特勒会摧毁那些该死的英国人，解开外来人加诸南非祖国身上的压迫。那些外来人烧毁我们家园，把波尔女人跟小孩关进集中营，让两万六千人死于饥饿、痢疾与黑尿热！”
“你，趴在床上。”梅富命令道。她拿起棍子在空气中迅速一挥，打在柯慈的睡裤上。柯慈痛得直叫，害怕地双手抱着屁股跳上跳下。事情到此结束，梅富离开宿舍。四周寂静无声地过了好一阵子，接着丹尼·柯慈强忍眼泪突然大喊：“给我记住，你这个该死的尿尿鬼，红脖子的！”
校长的话听起来仿佛就发生在当下的南非，他所用的句型都是现在进行时。我突然了解到原来这就是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事，她被误认成波尔女人，送进集中营了。
其他人早就蹑手蹑脚回到自己床上，留下丹尼·柯慈一人站在我床边。“是，梅富。抱歉，梅富。”他的声音听起来又小又害怕。
校长往后退了几步，然后又蹒跚向前，他满是吐沫的嘴无声地嚅动着，好像试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然后他转而高举手臂，做了一个法官在宿舍里做过的姿势。“希特勒万岁！”终于他脱口而出。
“柯慈，你知道熄灯后就不可以说话。”
就在那时，门砰的一声打开，梅富进入餐厅。透过短暂开启的大门，我们看见杜蓓蕾小姐站在门外咬着指节。梅富大步走向校长，牢牢抓着他的手肘，很快地把他带离餐厅。
“梅富，我们只是在聊天。”丹尼·柯慈说。身为幼童里年纪最长的，他总是理所当然成为发言人。
“希特勒万岁！”他穿过侧门时还转头向我们大喊。
“不准动！”一声令下整个宿舍都乖乖遵命了。梅富站在走廊上，庞大的身躯塞满整个门框。
我们坐在那儿都糊涂了。接着法官跳起来，踏上前排桌上靠他那边的板凳。他把袖子卷到肩膀，让我们看见他那粗糙的蓝色十字曲线的纳粹党徽刺青。
其中一个小孩带头轻声唱着：“尿尿鬼惨了……尿尿鬼惨了……”其他人马上跟着一起唱，越唱越大声。我用手捂住耳朵想叫停。
“希特勒是德国的王，上帝派他来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南非，还给我们。”他重击了一下手臂上的纳粹党徽，“这是他的记号……纳粹党徽！党徽会重新给我们自由！”他右手高举，做出刚才校长做过的致敬动作。“希特勒万岁！”他大喊。
上学期小孩子之间便流传着有关校长与他“豪饮问题”的小道消息。我一直很好奇什么是“豪饮问题”。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否则我们所有人都怕得要命的那个阴沉巨人也不必因此离开。
我们都跳起来，跟他一样伸出手臂呼喊：“希特勒万岁！”
显然没人知道答案，后来丹尼·柯慈说：“大概是新来的校长。”
整个情况令人相当亢奋，这个名叫希特勒的男子将会把我们全体从该死的英国人手中拯救出来，他将成为我们的新校长！
“那个要来抓尿尿鬼、叫希特勒的家伙是谁啊？”“香肠嘴”耶各问。
然后，缓缓地，回到学校第一晚时法官对我说过的话浮现在我脑子里，气势越来越强，接下来一股怒吼冲进我的意识中：“你别蠢了，尿尿鬼！你是该死的英国人！”
一个名叫丹尼·柯慈的八岁小男孩严肃地摇摇头说：“尿尿鬼，老兄，你惨了。”
我漫长的下海之旅要开始了。
我回到自己的宿舍里，小孩子都从床上跳起来，挤在我身边，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太沮丧了，也就没有噤声，抽抽噎噎地将纳粹党徽、立血誓以及被威胁说等希特勒来我就完蛋的故事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我这一桌的香肠嘴耶各不断大喊“希特勒万岁”，很快每个人都大声唱起来，最后是法官一声尖锐的口哨才让所有人安静下来。
“快了！”他跨出床，大手放在我的头上，将我转向宿舍门方向，在我屁股上迅速踢了一脚，踢得我一头跪趴在打过蜡的地上。我闻到地板蜡的味道，然后爬起来跑走。
“我们之中有人已经对希特勒立下血誓，现在送红脖子下海的时刻到了。放学后我们在厕所后面集合，开战争会议！”
“是的，先生。那是什么时候呢，先生？”我问。
我不认为我们之中有谁真的知道海在哪里，大概在过了大列朋波山脉后的某一处，也许还要过了林波波河。无论是哪个方向，都很远很远。下海之旅将是件大事，我能了解为何需要从长计议。
法官低头看着我。“尿尿鬼，今晚我们不杀你。但是当希特勒来的时候，你的死期就到了，听到没有？”
餐厅充满了兴奋的嘈杂声，法官举起手要我们安静。然后他指向我：“尿尿鬼，你是第一个战犯！”他五指并拢，手举得更高了。“希特勒万岁！”他大叫。
“死吧！祖国南非之上的每一个英国人！”陪审团应和着。
我们全部再度跳起来，但是我身边两个小孩把我推回座位。“希特勒万岁！”餐厅里其他人都应和着。
法官将血抹在那个纳粹党徽上，指示陪审团员照做。很快地，那纳粹党徽几乎完全被血封住。“死吧！祖国南非之上的每一个英国人！”法官大喊，再次举起他的手臂。
那是学校有史以来最兴奋的一天，虽然我看起来没什么指望了。唯一确定的是，楚克爷爷与我剩下的时间有限，需要好好思考我们的紧急逃亡计划。我感到很绝望。我根本不知道回家的路，不过就算我知道，一个小孩子跟一只鸡又能跑多远而不被敌人发现呢？
然而此举似乎让血突然停止不流，因此最后两个小孩被迫蘸地上的血来用。
那天下午在课堂上，杜蓓蕾小姐看起来比平常更沮丧，她用那把十八英寸长的尺弹打我的指节两次。最后当我沉浸在逃亡计划中而没听到她问我三乘四等于多少时，她发火了。
“让我们用红脖子的血来立血誓！”他正式宣告。两个陪审团员将我抬起来，其他人则挤过来围在我身边，用他们短肥的手指戳入我鼻孔，蘸取我流出来的鲜血。血流得不够快，所以一下就没了，其中一个男孩还扭我的鼻子好让血流多一点。
“笨蛋！放学后你给我留下来！”这万万不可能！楚克爷爷和我得在厕所后面的战争会议开始之前逃亡啊。
“尿尿鬼，过来。”法官命令道。我站到他床边。“抬起头来，你这家伙。”我看着他高高站在床上。他用食指在我鼻子下一抹，然后推了我一把，我重重跌在地上。他将手指举高，月夜下，我的血液在他指尖闪闪发亮。
“拜托，老师！对不起，老师。下次不敢了，老师。”我哀求。我迫切想弥补些什么，于是跳出了伪装。我背出九九表，然后十的乘法，十一、十二的乘法。之前我总是小心翼翼掩饰我知道的，假装自己最多只会背到四乘四，而现在更糟的是，我们根本还没有学到十一甚至十二的乘法表。待我背完十二乘法表（那是我从法官的算术课本后面学的），杜蓓蕾小姐已是满腔怒火。
我从来没有到过海边，不过我知道送这一程可能还蛮远的。“立血誓！立血誓！”陪审团唱着。
“十二乘以十二是，呃……一百……呃……四十四。”我察觉到她的愤怒，声音不由自主地颤抖。
“别他妈犯蠢了，尿尿鬼！你是该死的英国人。”法官站在床上，高举手臂斜成一个角度，伸直五指朝着天花板。“奉希特勒之名，我们会把每一个红脖子的浑蛋都送进海里。”
“你这个邪恶、堕落、撒谎、骗人的小孩！”她尖叫，举起铁边长尺，落在我身上便是一阵好打。她盛怒之下并没有看准，大多打在我的肩膀与手臂上。我一个不注意，其中一下被尺缘的薄铁片削过耳朵上方，我放弃防卫用手抓住耳朵。那一下让我的耳朵痛得要命，温热的血从指缝中冒出来，流下手臂。
“我也会发誓。”我满怀希望地说。温血仍不断从我鼻腔里涌出，有些还滴到地上。
震怒的杜蓓蕾小姐看到血之后突然呆住了。她低头看着我，手捂住嘴，然后尖叫一声便晕死在我脚边。
法官转而开始对陪审团发表演说，一面戳着那个纳粹党徽。“我们全体一定都要立下血誓向希特勒致敬。”他严肃地说。陪审团员围绕在他床边，双眼充满兴奋之情。
杜蓓蕾小姐晕死在我脚边的景象太骇人，吓得我无法移动。耳朵流下的血滴在她干净的白衬衫上，在心脏处形成了一个大约我拳头大小的红色污痕。
我看得出来陪审团成员非常感动。我也是。
“惨了！你让她心脏爆裂，你杀死她了。”我听见香肠嘴耶各一边跑出教室一边说。其他人也一窝蜂尖叫着互相推挤跑出犯罪现场。我只是站在那儿，无法思考，血仍从我头上往下流。
“上帝借由希特勒将这个符号传给我们。希特勒会把阿非利堪人从可恨的英国人手中解救出来！”
我没有注意到有谁进到教室里来，直到一只大手举起我，把我甩到教室另一边。我落在墙角，目瞪口呆坐在那里，靠着墙像个被抛弃的破布娃娃。法官那班的老师史多佛先生跪在杜蓓蕾小姐身边，摇晃她的肩膀。他看见她衬衫上的血迹时，双眼大睁。“惨了，他杀了她！”我听见他说。
“不……不知道，先生。”
就在那时杜蓓蕾小姐张开眼睛，像个乞丐般坐起。她低头看见自己染血的衬衫，轻叹一声又晕了过去。史多佛先生拍她脸颊，她睁开眼睛又坐起来。“哦，哦，看我做的好事。”她啜泣。
“这是纳粹党徽，老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转瞬间，整间教室静止而漆黑，仿佛乌云蔽日。恍惚中我看见史多佛先生走来，他多毛的长手在身体两侧摆动，像慢动作一样，而他的身形像波浪晃呀晃的。我想捂住脸，但摆在腿上的双手无法移动。
“是的，先生。”我说，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看吧，尿尿鬼，看看你忘了保护色时事情变成什么样子。”我对自己说，然后我一定是晕了过去。
法官抓住我睡衣前襟将我拉到他脸前，我只能勉强以脚尖站着。“这个刺青代表了所有红脖子的都将死亡、消灭。而你，尿尿鬼，你是第一个。”他放开我，我踉跄后退，好不容易才又站好。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在幼童宿舍里，躺在自己床上。但在睁开眼睛前，我闻到梅富就在我身边。她一定看到我的睫毛动了一下。“尿尿鬼，你醒了吗？”她问，声音并不凶。
我站起来。眼前一片红色天空里金星直冒，就像漫画里画的一样。但我没有哭，只是暗暗诅咒自己真笨。放个假便让我的求生敏感度降低了。我应该接受，融入，变成不起眼的背景，长出保护色才对。变成一颗石头、一片叶子或一只竹节虫，用尽各种方式变成南非人才对。陪审团很沉默，大概被我的愚蠢之举吓傻了，竟然敢大胆拿他手臂上的刺青与卡菲尔人的黑脸相比。一股温热的血液从我鼻子里流出，流过嘴唇直到下巴。
“是的，梅富。”我回到现实世界，很快给自己的心理重新漆上一层保护色。我的头上绑着一条一条厚绷带，身上穿着睡衣。头一点也不痛，痛的是我摔到墙边时撞到的肩膀。
法官双眼蹦出，惊奇地喷了一口气，那块鼻涕像炮弹一样喷出他的鼻孔，落在我的脸上。接着他一掌挥来，我感到头部一阵巨响，应声倒地。
“听好，尿尿鬼，”梅富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迫，“医生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说你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听见了没？”
“你手臂上有跟卡菲尔女人一样的记号哎。”我听见自己说。
“是的，梅富。”
法官心不在焉地揉着他的文身，一边看着我，一边缓缓摇头：“你真蠢，蠢到还敢回来，尿尿鬼。”他左边鼻孔里有一小块鼻涕糊，随着他的呼吸上下移动。
“你从哪棵树上掉下来的呢，尿尿鬼？”她问。
法官双腿交叉坐在床上，比我记忆中还高大。他仅穿着睡裤，露出左手臂上方一个粗糙的文身。对我而言瘢痕(一种身体装饰，通常是损毁皮肤使其隆起成花纹。)不是什么新鲜事，非洲女人经常在脸上弄瘢痕，然而我从来没有见过白皮肤上的文身。粗糙的蓝线边缘，红粉色的皮肤仍起皱，中央交叉的两道线条犹如两条扭转纠缠的无帽蛇。
“可是没有树啊，梅富。”我中了计。
熄灯后没多久我便被召到法官与陪审团面前。又是月圆，就像第一次挨揍那晚，但也像梦中瀑布上头升起的那个月亮。那时我是少年武士，克服了自身的恐惧。
“笨蛋！”她大叫，“把耳朵洗干净。我刚刚跟你说了什么？”
梳洗铃在四点四十五分响起，当时我因为除草、盖小屋而弄得全身脏兮兮的。楚克爷爷高兴地在新家周围翻翻抓抓，我让它留在那地方，自己跑到宿舍面向果园的那一边，那儿有个没什么人使用的水龙头可以让我梳洗一番。晚餐铃响时，夕阳已将我烘干，干净如新。我尽可能等到最后一刻才溜进饭厅，坐在我的位置上。我的桌子在最后一排，属于幼童坐的地方。
“那棵芒果树，是操场旁边那棵大芒果树。”我学乖了。
那个下午逐渐充满了嬉闹的回校孩童，我听见他们把毯子与皮箱丢进宿舍，匆匆忙忙跑出去玩。楚克爷爷与我花了一整个下午，用杂草堆里找到的瓦楞铁板帮它盖小屋。它似乎还蛮喜欢它的新家，不时在我拔起杂草的地方翻虫吃。它在里头很安全，下雨的时候也不会淋湿。
“是的，很好，芒果树。”她从床边的椅子上起身，“尿尿鬼，你只要肯努力试，记忆力就不错。医生来的时候记得要这样跟他说。”
蛇已经停止蠕动了。我捡起尸体，挂在其中一棵肉桂树的树枝上，幼童宿舍里离我睡的床最近的窗口，与那棵树相距只有几英尺。现在世界上有两条无帽的蛇，皆与我有关。
她离开没多久我便赶紧从床上跳起来，跑到窗户旁边吹口哨呼叫楚克爷爷。过了一会儿它出现了，带着不变的咯咯声与尖锐的目光，蹲在我身边的窗台上。
此时这只全世界最他妈强悍的公鸡仰起头，递来一个尖锐的眼神，我看得出来它对自己还挺满意的。哎，跟你说，我不怪它。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事情还怎么可能会出什么差错呢？
“楚克爷爷，我们麻烦大了。”我对它解释从现在开始希特勒随时可能出现，把我们送进海里。“你会游泳吗？”我问它。楚克爷爷太神奇了，就算它成了全世界唯一会游泳的鸡，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它一个甩头，尖锐的喙使劲一扭，便将蛇头给剪了下来。我惊讶地看它把那东西吞下去，它吃蛇头的方式跟吃切根虫一样。亮绿色的蛇身没有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仍在杂草中疯狂扭动。
“嘎！”它回答，这可能表示它会，也可能表示它不会，谁能说得准呢？楚克爷爷一向不是那么好懂的。
接近废弃的果园时，我听见楚克爷爷发出一声骇人的尖叫，突然它从杂草中探出头来，短翅膀在空中拍打着，接着又掉进丛生的杂草里，我看不见它了。接着它又冒出来，弯着颈子，两脚及爪子张得开开的。然后又不见了。它落下的地方，杂草疯狂摆动，这一次它没有再出现，不再嘎嘎叫，它消失的地方，刺花莲子草仍不停摇来摇去。我的心怦怦跳着，有什么东西抓住楚克爷爷了。黄鼠狼还是野猫？都是我的错，居然让它独自无助地留在魔法圈里。我跌跌撞撞冲向前，刺花莲子草与鬼针草攻击我、阻挡我。楚克爷爷则站在圆圈里，嘴里牢牢叼着一条三英尺长的草蛇。
有声音往宿舍这边接近，于是我赶紧把楚克爷爷推回果园，跳上床。
我把毯子跟毛巾放回幼童宿舍，然后回到楚克爷爷那儿。没有午餐吃对我来说没什么，保姆在皮箱里给我放了两个大红薯，现在我打算拿出一个与楚克爷爷一起吃。
我很高兴梅富带了翰尼大夫来。他坐在我床上，解开我头上的绷带。“怎么啦，孩子？你看起来累坏了。”
“这样我的搧伯会很寂寞啊。”梅富老是管她随身携带的那根竹条叫“搧伯”。她递给我一条粗毛巾与一条毯子。“你回来得太早了，这里没有午餐可以吃。别的小孩要到下午才会回来。”毯子闻起来有樟脑丸的味道，随着那熟悉的味道，旧有的恐惧又出现了。接着我开始怀疑也许我尿床的毛病根本没有好。
尽管翰尼大夫不是红脖子的，我知道他会站在我这边。我渴望号啕大哭，把我的麻烦说给他听。但是那一天我已经褪下保护色一次，结果差点酿成大祸。对于自己无可原谅的愚蠢，一只绑绷带的耳朵与酸疼的肩膀还不算是太坏的后果。下一次也许我就没这么幸运了。我把眼泪吞回去，告诉他我是怎么从操场旁边那棵大芒果树上跌下来的。
我低头站在那儿，当梅富出现时你得维持这姿势。“不是的，梅富。你揍最有用了——比我祖父还有用。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不再尿床了。”
我一定是说得太多了，因为他转向梅富用南非荷兰语问道：“嗯，除了耳朵与头皮之间的割伤之外，没有挫伤也没有擦伤。你确定这孩子是从树上跌下来的吗？”
“哈！让你祖父揍一顿比我揍还有用啊，是吧？”
“其他小孩当场看见了，医生。毫无疑问。”梅富说得如此确定，让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我了解到，翰尼大夫的问题对我来说只是麻烦而已。
我努力让自己听起来不那么害怕。“我——我的问题好了，梅富。”我结巴地说。
“真的，先生。事情就是这样。我从树上跌下来，撞到墙，伤了我的肩膀。”
我发现梅富在洗衣房里折毯子。她一脸嫌弃地看着我，然后指着轧布机旁一个马口铁制的桶说：“你的橡胶毯在那个桶里，去拿。”
翰尼大夫没有意识到我是用南非荷兰语回答他。“墙？什么墙？”
清理完毕，我在地上画了圈，它便温顺地在里头躺好。它拒绝演完那套冗长的魔法程序，至今仍让我有点不爽。但是又能怎样呢，你总不能跟鸡吵架吧，对不对？
梅富的眼神露出一股惊恐，不过很快恢复过来。“小孩子荷兰语说得不好，他指的是地上。”
我动手在果园深处臭兮兮的杂草堆里清出一小块地，过程中翻出了一只硕大的白色切根虫，灰色的头，颈子上鲜黄一圈。楚克爷爷大概以为它中了头奖，尖叫一声用嘴啄起肥滋滋的虫。当它把虫吞进又长又瘦的颈子里，你甚至可以看见鼓起的虫形。
“是的，地上。”我补充道，我的伪装差一点又破功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离开芒果树，沿着操场边缘走到幼童宿舍那一边。从宿舍望去有一大片废弃的柑橘果园，里头种了叶子几乎掉光的老葡萄柚树。有大约半打的肉桂树这些年来自行掉籽结果，它们亮黄色的花儿让果园起死回生。地上满是及肩高的刺花莲子草与鬼针草，从来没有人会到这里来。待会儿我要去向梅富报到时，这是个可以让楚克爷爷待上一阵子的理想地方。
翰尼大夫看起来很困惑。“好吧，那我们来看看你的肩膀。”他顺时针转着我的肩膀。“痛吗？如果痛就告诉我。”我摇摇头。他反方向转了一下，结果也是一样。然后他向上举，我往后缩。“这样会痛，嗯？”我点头。“嗯，总之不是脱臼。”他用听筒听了听我的心跳，前胸与背部，听筒在皮肤上感觉很冰冷。“看起来没问题。只要稍微缝个几针，你就会健健康康的了。”他用英语说。
我仔细把状况解释给它听。它只是坐在那儿，摇着傻鸡冠，不断发出叫声。我试着向它强调，这很严肃，在这里，事情跟在农场那里不一样。不过我得承认，一只公鸡可以逃出无上无上之神的大锅，并且打败他的魔法圈，一定是真正的行家，因此我没有对它太多说教。楚克爷爷的求生能力不容小觑，能有它这样的朋友，我感到很幸运。
“我可以回家吗，拜托？”
我们似乎到得太早，于是我来到秘密的芒果树旁。芒果树长在操场的另一边。我把皮箱留在树下，爬进阴暗舒适的叶篷里。楚克爷爷一阵助跑后，奋力拍打翅膀，飞到我旁边的树枝上站着。它摇来晃去，大惊小怪地发出一大堆不必要的咯咯噪音。
“不需要呀，孩子。明天你就会跟新的一样。”他从包包里翻出一根黄色的棒棒糖，“喏，这会让你感觉好一点。你吃的时候我来帮你缝针。”
我们走过操场，空无一人。楚克爷爷这边两步那边两步地跟在小绿蚱蜢后头，它们在炙热的沙地上蹦着。小绿蚱蜢似乎也处于敌方的地盘，因为那片被太阳烤焦的土地根本不发一毛。为了到达安全的地方，它们得时常降落在那片土地上，自曝在伺机捕食的楚克爷爷面前。然而它们的胜算蛮大的，因为蚱蜢数以百计，而楚克爷爷只有一只。不过要说我们爷儿俩与即将面对的世界嘛，情况可就颠倒了。
他一定看见了我脸上的表情。“是啦，会有点痛。不过，你不会在我身上大哭吧，会不会？”
我把楚克爷爷从袋子里放出来，拍拍它。红脖子的尿尿鬼，也是无帽小蛇的主人回来了。但这一次，他带着最伟大的巫医给他的礼物，他妈的说真的，他不会再孤零零了。
“他是个勇敢的男孩，医生。”梅富说。现在她很放心，没人会发现事实了。
一如往常，泪水滑落她脸颊，我想跑回去躲在她安全的怀抱里。引擎排放逆火，喷出一小簇淡蓝色废气后，卡车踉踉跄跄地开走了，留我一人在校门口。前方等着我的，有可怕的梅富、法官和那群陪审团，还有初生的一的力量——我了解到，每个人心里都燃烧着一股独立的火焰，一定不可以让它熄灭。只要它还在身体里，我们就不会被击倒。
过了一会儿，翰尼大夫一面帮我在缝针处搽上红药水，一面说：“好了。不需要绷带，一个礼拜后我们再来拆线。”他转向梅富。“如果他说背痛，再通知我。”他从包包里拿出第二根棒棒糖递给我：“这是特别勇敢奖。”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保姆从后座搭腔：“只是一些红薯罢了，老板。”
“谢谢你，翰尼大夫。你是英国人吗？”我接过第二根棒棒糖时问。
我们停在校门旁边，保姆将皮箱与楚克爷爷正在里头装死的袋子递给我。“乖孙，你那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啊？”祖父问。
他的表情变了，我看得出来他不高兴了。“孩子，我们都是南非人，不要听别人乱说。”他说话的语气相当激动，然后又重复一次：“绝对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
楚克爷爷翅膀上的羽毛又长了出来，它助跑准备起飞的时候，长脚上上下下地踏着，只要它愿意，随时可以飞起来停在高枝上。它的长颈子仍然光秃秃的，头上还是无毛，鸡冠磨损，像个空阴囊一样垂挂在头的一侧。跟那些奥屏顿黑鸡比起来，它真是一团糟。
我的确经历过比这一天更幸运的日子，不过在同一天拿到两根棒棒糖并不常见，所以事情也没那么糟糕。
我很高兴可以与保姆还有楚克爷爷坐在后座，楚克爷爷躲在一个玉米粉袋里，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就算你发誓那是个空袋子也不会有人怀疑。保姆要去镇上寄钱给她在祖鲁兰的家人，帮助他们度过干旱。
虽然我仍是战犯身份，但是后来几天小孩子都对我不错。缝了几针让我成为幼童宿舍的英雄，甚至连耶各都变了，他闭紧香肠嘴不再大声嚷嚷。
吃过早餐后，我们坐上祖父的老福特卡车出发，路上顺道接了隔壁农场的主人胖佛丝特太太，她是个寡妇。祖父不会说南非荷兰语，她不会说英语，于是随着老卡车颠簸前行，她只是默默地将下巴压在胸前，身体上上下下地砰砰摇晃。
我们有了新老师，格博太太。有一次，政府派一个兽医来农场检查祖父的奥屏顿黑鸡是否染上新城鸡瘟(一种病毒性疾病，多发生于各种家禽、信鸽等，会造成呼吸、消化和神经系统之障碍。)，她就是那个兽医的老婆。格博太太不会紧张，我想她根本不知道我是个红脖子的。她并不是真正的老师，所以人很好。
在家的最后一晚，保姆和我好好地哭了一场。她帮我打包，行李中有卡其衬衫与短裤、两套睡衣，还有一件亮红色毛衣，是我母亲从精神崩溃的地方给我寄来的。我们笑了又笑，当然中间也哭了，因为毛衣的一只袖子比另一只短了将近十英寸。精神崩溃大概就是会让人的织工变成这副德性。保姆将两只袖子拆到肩膀处，把它变成一件很棒的红背心。
谣言传来说杜蓓蕾小姐精神崩溃了。我知道，当然都怪我，这事让我很沮丧，因为我猜母亲的精神崩溃可能也是我造成的。我一定是某种让人精神崩溃型的人，先是母亲，现在又是杜蓓蕾小姐。还有，虽然我还没有让梅富崩溃，但我曾让她尿裤子，那大概只比崩溃好一点吧。
假期接近尾声。我尿床的毛病当然是治好了，但对于自己得回寄宿学校的忧虑，丝毫没有解决的迹象。至于那条没帽的小蛇，我问过无上无上之神，他暗示说我跟他一样独一无二，而那也是我们会如此特别的原因。当时这话听起来还蛮让人安慰的，现在我可不确定了。
楚克爷爷和我多次讨论我们的困境，都无法得出有效结论。毕竟楚克爷爷是只卡菲尔鸡，它们通常都没有好下场。上一秒你还走来走去，到处翻翻抓抓，下一秒你就成了胡狼或蟒蛇的晚餐，或融化在煮沸的三脚铁锅里。楚克爷爷早已证明自己是个幸存者，它生存的铁律是： 最坏的事说发生就发生。当然，一个五岁小孩也不会是什么悲观主义者。不过我们都同意一件事——快有坏事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