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蓝答儿钩考严重打击了忽必烈势力，元人苏天爵所撰《元朝名臣事略》中描写得极有现场感：“虐焰熏天，多迫人于死。”据说被折磨而死的，就多达二十余人。
价值观分歧与权力之争相互缠绕，彼此牵拽，不必也无法分得太清楚。
阿蓝答儿非但没有对忽必烈的近臣侍从网开一面，金莲川幕府中人还成为钩考的重点追查对象。忽必烈甚至亲自掏钱，补上了一些欲加之罪的亏空。
两条罪状指向一致：忽必烈在中原的威望与势力已然对蒙哥造成了实质性威胁。
正当忽必烈窘迫无计之时，曾献韬晦之计和止杀之计的姚枢站了出来。姚枢劝解忽必烈：“大汗既是君主，也是哥哥；大王既是臣子，也是弟弟。这事没办法计较是非曲直，远离大汗本就容易遭受祸端。当务之急，是主动将王妃和世子送到喀拉和林，作久居的打算，如此大汗对您的猜疑也就烟消云散了。”
对于权力斗争的诉求，保守派一方似乎也没有过多掩饰。阿蓝答儿找出了忽必烈的两条罪状：一是“中土诸侯民庶翕然归心”，二是“王府诸臣擅权为奸利事”。
依姚枢之谋，忽必烈两次向蒙哥请求觐见。蒙哥汗七年（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十二月，在得到蒙哥的允准后，忽必烈即飞驰而至蒙哥身边。
“阿蓝答儿钩考”的考量可能大于所谓的“汉法派”与“保守派”之争，未必是蒙哥特别针对忽必烈之举。有西方学者指出，蒙哥即位后推行“集权化”改革，将诸王在封地的部分行政权力收归中央，“旨在确保对外战争必需的资源以及中央—地方机构的效率和忠诚。对忽必烈漠南势力的清算，也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环，意在打压后者愈来愈强烈的‘自治’倾向”。
兄弟二人的见面场景极为温情脉脉，大概是先开怀畅饮，继而抱头痛哭，依《元史·姚枢传》的说法是“皆泣下”。据说忽必烈还未及辩白，蒙哥就下令停止钩考，撤销钩考局。
但蒙哥与忽必烈的矛盾很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价值观层面，也附有鲜明的权力斗争色彩。《元史·赵良弼传》就是这样解释事件起因的：“阿蓝答儿当国，惮世祖（忽必烈）英武，谗于宪宗。”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略显俗套的大团圆结局：蒙哥中了奸人的离间计，兄弟阋墙，但与弟弟忽必烈相见后，血脉亲情瞬间压倒了权谋计算，兄弟和好如初。
蒙哥于价值观上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据《元史·宪宗本纪》，蒙哥“性喜畋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是一个蒙古本位主义者。
但现实政治远非如此单纯，蒙哥也远非感情用事之人。真实的情形是，蒙哥的确撤销了钩考局，但也罢去了忽必烈总领漠南的军政大权。忽必烈羁留漠北，实际上沦为丧失实权的闲散王爷。
所谓“得中土心”，按照国内历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持蒙古本位主义的“保守派”与倾向汉化的忽必烈势力积怨已久，“阿蓝答儿钩考”是保守派对以忽必烈为首的“汉法派”进行的一次彻底整肃，“实际上是要否定忽必烈用汉人治汉地的成绩，并彻底瓦解他的势力”。
蒙哥念及兄弟之情自然是真情流露，但实际作用也就止于不加罪。至于阿蓝答儿钩考的主要目标，即彻底消除忽必烈对汗权的威胁，蒙哥的政治理性又岂会为一次见面所动摇？
蒙哥汗七年（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春，蒙哥派遣亲信阿蓝答儿和刘太平等人，南下钩考忽必烈领地财赋，这也就是大蒙古国史上著名的“阿蓝答儿钩考”。所谓钩考，本是一个财政审计的中性概念，但此次蒙哥及其势力借此发难，却更像是一个借口。对此，《元史·姚枢传》用了八个字解释：“或谗王府得中土心。”
阿蓝答儿钩考是忽必烈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看起来，他将永久闲散下去，再也回不到金莲川。
从1251年到1257年，忽必烈与蒙哥的政治蜜月期持续了六年。
命运或许存在某种限定，但自由意志向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