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坚在余玠筑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固了钓鱼城城防：南北面各建一条“一字城”至江边，凭恃“江险”以拒敌；在江边修筑水师码头，布置战船数百艘；在城内广凿水池深井，控井九十二眼，蓄水养鱼，确保城内无断水之虞；聚汉中巴蜀难民十数万之众，练兵屯田。王坚的底气在于：钓鱼城高度虽只有三百多米，但山势突兀，三面江水环绕，四周峭壁萦回；而山顶又平旷开阔，方圆四平方千米，据说有良田上千亩，恃垦田积粟之地利。至此，钓鱼城防线大功告成。
余玠去世后，王坚莅任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全权主持钓鱼城防务。从某种意义上，就巴蜀的对蒙防务而言，王坚是继孟珙和余玠之后的第三位薪尽火传者。
钓鱼城防线有两大极为突出的特点：其一，累经余玠与王坚两代经营，城池形成了“山城加江险”的交叉立体防线，而山地防御与水军都是宋军的比较优势；其二，钓鱼城无缺水断粮之忧，具备了长期坚守的作战能力。
王坚原为孟珙部将，跟随其入蜀。余玠出任蜀帅时，王坚留在四川，被任命为钓鱼城守将。
这是蒙哥与蒙古铁骑从未遇见的坚固城防。
蒙哥入蜀时，孟珙与余玠已先后含恨去世。但蒙哥无须感到庆幸，此时伫立在钓鱼城头的孤勇者，是先后追随过两位将星的王坚。
蒙哥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初，蒙哥亲临钓鱼城下。他本想不战而取，曾遣使节入城招降，谁料王坚拒降也就罢了，还当众斩杀使者以示死战之决心。
孟珙卒，则宋无京湖。余玠卒，则宋无巴蜀。淳（祐）、宝（祐）之际，亡形已成，何必伯颜入临安，而后痛哭哉！
蒙哥震怒，决意强攻钓鱼城。
晚明复社领袖张溥读史时，痛心疾首于孟珙、余玠之死：
此次入蜀以来，蒙古人沿途已攻克了数十座山城，它们的坚固险要程度或许与钓鱼城差距不大，但最关键的是，这些山城的守军或接战不利后归降，或不战而降，蒙古人并没有碰上真正意义上的攻坚硬仗。
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
从二月初到六月，蒙军围攻钓鱼城五个月而不克。可能是因为蒙哥坐镇，蒙古人此役各项准备做得极为充分，远不是指望什么单靠骑兵拔城，但不管是“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还是调来山地战专家史天泽及所部，蒙军还是顿足于坚城之下，反倒被王坚所部夜袭得手了几次。
王夫之在《宋论》中曾作惊世之语：
事实上，蒙哥也犹豫过，据《元史·宪宗本纪》记载，他曾在军前召集御前会议问计诸王众将是否继续：“酷暑将至，蒙军是否还应该坚持在四川作战？”
世无秦桧，但孟珙和余玠都遭遇了与岳飞类似的“莫须有”。可见，防范武将在南宋仍是一条须臾不可忘的祖宗家法，所谓“自毁长城”，更像是一种求仁得仁的制度惯性。
《元史·来阿八赤传》记载，争执不下时，有一名叫术速忽里的大臣进言，在四川留下五万人“命宿将守之”，蒙古大军主力“乘新集之锐，用降人为乡导，水陆东下”，下三峡，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至于钓鱼城，“孤危无援，不降即走矣”。
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术速忽里的战略说白了就是，不必强攻钓鱼城，派偏师继续牵制，主力从四川顺江而下直捣临安就得了。
被拒后，素有收复中原之志的孟珙心灰意冷，长叹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自此悒郁成疾，于淳祐六年（1246年）九月病逝于江陵，时年五十一岁。据《宋史·孟珙传》记载，当时“大星陨于境内，声如雷”。
术速忽里的建言，与麦克阿瑟在二战太平洋战场的“跳岛战术”（不与日军逐岛争夺，跳过防守坚固的岛屿）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一战略未必完全契合蒙宋战争的实际状况，所谓“东南之事一举可定”的妄语，可能也低估了南宋军队特别是水师的战斗力，但御前会议上的反对声音并未从军事逻辑出发，而是更多基于政治考量，坚持认为“攻城则功在顷刻”。
“珙忠君体国之念，可贯金石”，这是《宋史》给孟珙的评价。
蒙哥本来就对劳师强攻钓鱼城有些动摇了，但大汗亲征无功而返将是大蒙古国开国以来头一遭，在政治上的确难以交代，再加上众将的怂恿和煽惑，所谓的战略转变也就不了了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忽必烈在两淮战场上的进展也给蒙哥造成了竞争压力，使得蒙哥有进无退。
淳祐六年（1246年），先降宋继而叛宋降蒙的前金军将领范用吉暗中联络孟珙，有意反正。孟珙喜出望外，即刻奏报朝廷。谁料宋理宗驳回，除了忧虑招降纳叛会引发蒙古方面不满，以及猜疑金人来归的传统考量，提防孟珙势力膨胀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蒙哥此时当然不知道，他已丧失了最后一次扭转个人命运的机会。
同样枉死于朝廷猜忌的还有孟珙。
《元史·郝经传》记载，在忽必烈的幕府中，有一位大儒叫郝经，他一贯主张不要立即伐宋，应将精力放在“修德布惠，敦族简贤，绥怀远人……顺时而动，宋不足图也”，看起来似乎是有点儿迂腐。郝经得知蒙哥在四川“师久无功”，便写了一篇极有预见性的《东师议》呈送忽必烈，直指蒙哥将四川作为主攻方向是个战略黑洞，“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忽必烈应当遣使劝说蒙哥尽快班师，“以全吾力，而图后举”；即使大汗不听，忽必烈也尽了臣弟的义务，“禀命不从，殿下之义尽”。
直到宝祐六年（1258年）十一月，迫于抗蒙局势与民间舆论，宋理宗方下诏追复余玠官职。
对于郝经的建议，忽必烈没有明确表态，更未出面劝谏蒙哥，原因很可能是，忽必烈刚刚侥幸复出，唯恐再次触怒汗兄。
余玠亡故后，“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起初宋理宗为安抚民心，又是罢朝，又是追封，颇有极尽哀荣的意思。但到了第二年，宋理宗君臣便罗织七大罪状，污蔑余玠聚敛罔利、劳军困民，追夺余玠生前的官职称号，并抄没家产。他们安给余玠最荒唐的一条罪状是：给儿子取名“如孙”，为的是“生子当如孙仲谋”——有不臣之心。
蒙军攻蜀时，临安方面如坐针毡，以倾国之力大举援蜀。
余玠任蜀帅十年，功盖海内，引发了宋理宗与宰相谢方叔的疑忌与防备。宝祐元年（1253年）五月，宋理宗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以金牌密令召余玠还朝。五十六岁的余玠闻讯后，自度已失去宋理宗的信任，愤懑成疾，愈不自安，于同年七月暴卒。《宋史·余玠传》还记录了一条所谓的传闻：余玠可能是服毒自尽，“或谓仰药死”。
此时的四川制置使，即所谓的蜀帅，是蜀地世家大族子弟蒲择之，传说其先祖为诸葛亮的幕僚蒲元。为牵制蒙军攻略钓鱼城，蒲择之率军反攻成都，先胜后败，几乎全军尽没。
此时的南宋军界双星并峙：余玠作为蜀帅主持四川战区；一度暂摄四川与京湖（荆襄）两大战区的孟珙腾出手来，专力京湖战区，并受命随时接应增援余玠。
宋廷见蒲择之不堪大用，也清楚单凭四川本地的宋军已无力扭转战局，便果断大幅调整了军事部署。
可以说，南宋四川防线的主体便是余玠开创的“山城防御体系”，而钓鱼城则为该体系之枢纽。
宋廷任命时任两淮制置大使的贾似道为援蜀主帅，给了他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官职，全权负责长江中上游各战区的军队、物资统筹与调遣。一个大臣兼任如此之多的职务，有宋一代绝无仅有，可见贾似道的军政才干得到了宋理宗和南宋中枢的集体认可，绝非后世渲染的无能之辈。
以钓鱼城为始，作为蜀帅的余玠又依托方山地貌，接连修筑了十余座山城，其中以苍溪大获城、通江得汉城、金堂云顶城、果州青居城、蓬安运山城、泸州神臂城、合州钓鱼城、夔州白帝城等所谓“川中八柱”最为著名，“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
不过，作为主帅的贾似道并未亲赴四川，真正率军援蜀的是被任命为四川制置副使的吕文德，这可能是两人定交之始。
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
吕文德的援蜀方式是率舟师万艘溯江而上。尽管此前击败蒲择之的蒙军将领纽璘在长江中布置了两道水上防线，以浮桥层层堵截南宋水师，但吕文德的开局极为顺利，仅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便冲破堵截，于蒙哥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六月初率军进入重庆。
对于“山城”这种军政创新，当时反对者甚多，喧然同辞，以为不可。余玠力排众议，坚称：
初战不利，蒙哥换掉了纽璘，令史天泽主持堵截南宋援军。在爆发于川江的水战中，史天泽在蒙哥的亲自督战下，以七十余艘战船对抗南宋之三百余艘，在数量的绝对劣势下却三战三捷，俘获战船百余艘，逼得离钓鱼城已近在咫尺的吕文德水师退守重庆，望江兴叹。
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
史天泽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挫败在技术与数量上均强于己方的南宋水师，与他在此役中的战术创新有极大关系。据《元史·史天泽传》，史天泽“乃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战史专家李天鸣先生将蒙军这一新战术称作“水陆协同的三面夹击水战战法”，也就是“正面由战舰攻击敌方战舰，左右两岸的军队使用弩炮向敌方射击，并由骑兵予以掩护，以防宋军上岸攻击蒙军的弩炮步队”。
冉氏兄弟随即提出筑城于钓鱼山，将合州治所迁至钓鱼城：
吕文德功败垂成，但也以此役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华，一跃成为南宋军界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
《宋史·余玠传》记载，冉氏兄弟终日对坐不言，观察了余玠很久，为其气度所动，才向他献上了第一条建议：“今日西蜀的当务之急，就在于给合州找一座新的治所。”余玠喜不自胜，一跃而起，抓住冉氏兄弟的手：“这也是我的想法，但可惜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方。”
蒙古人虽力挫南宋援军，但对于钓鱼城仍一筹莫展。
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余玠从两淮任上转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也就是所谓的蜀帅。在四川，余玠征辟了两位军事工程奇才——来自播州（今贵州遵义）的冉琎、冉璞兄弟。
见久攻不下，蒙哥爱将汪德臣颇有些主辱臣死的意思，发狠说：“今乘舆所至，诸城风靡，独此旅拒，捐躯图报，正其时也。”
钓鱼城得名自建城地钓鱼山，北、西、南三面临江，矗立在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的半岛之上。钓鱼山是典型的“方山”地貌，即四周峭壁，山顶平坦，是天然的军事壁垒。
于是，这位名字酷似汉人但实则出自蒙古汪古部的骁将，便亲自率兵夜袭钓鱼城。双方相持不下时，汪德臣单骑进逼城下，大呼：“王坚，我来欲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话还没说完，城上飞石击来，汪德臣负伤退兵。
距离重庆以北七十千米，矗立着一座被称作“钓鱼城”的山城堡垒。山城规模虽不大，却不仅是重庆的屏障，更是南宋守御巴蜀的第一防御要塞。
六月二十一日，汪德臣伤重不治。噩耗传来，蒙哥“拊髀叹腕，如失左右手”。
蒙哥自汉中入蜀，虽然宋军一路抵抗，数度依城苦守，堪称英勇，但蒙军的攻势总体上还是势如破竹。至1258年底，蒙军西路军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便已兵临南宋在四川的军政中心——重庆。
汪德臣伤重时，水土不服、不耐酷暑的蒙古人也遭遇“军中大疫”。据拉施特《史集》记载，蒙古军中出现了霍乱，随军的畏兀儿医生束手无策，蒙哥甚至下令“用酒来对付霍乱”。
蒙哥汗八年（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夏，蒙哥驻跸六盘山，“聚天下兵”攻蜀。虽然拉施特的《史集》称蒙哥西路军有六十万人，实则只有四万人，算上已在四川境内的三万蒙古军，也不过七万人。
而此时的钓鱼城，虽被围攻近半年，但饮食充裕，士气正盛。为湮灭蒙古人速胜之妄念，南宋守军将两条各重三十斤的鲜鱼和百余张蒸面饼抛出城外，并在面饼中夹上纸条，上面戏谑写道：“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
蒙古此次攻宋，战况最激烈的是蒙哥亲征的四川战场。
可能连宋人也没想到，钓鱼城保卫战很快便戛然而止。
陈朝臣服后，兀良合台方率南路军由广西方向攻宋。十一月中旬，正当南宋的广西防线濒临崩溃时，兀良合台突然率军撤回云南。据《元史·兀良合台传》，由于不习惯广西当地气候，当时大批蒙古军士染病，其中也包括兀良合台，故被迫撤军。可以明确的是，兀良合台的撤军与南宋的抵抗干系甚微。
七月二十一日，五十岁的蒙古大汗蒙哥驾崩。
蒙哥汗八年（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夏，陈朝使臣赴四川面见蒙哥，正式向蒙古称臣。当时最令宋理宗寝食难安的是，有传言称陈朝将联蒙攻宋，所幸这并未成为现实。
关于蒙哥之死，数百年来，传说、谣言、史实互相缠绕，已难有定论。
身处蒙古和南宋两大强权夹缝中的安南陈朝，一面遣使向蒙古求和，一面遣使向南宋求援。当陈朝发现南宋自顾不暇、无力救援之后，便下决心归附蒙古。
最主流的说法有两种。
南路军的表现也低于预期。兀良合台甚至一开始都未直接攻宋，而是于蒙哥汗七年（1257年）岁末将其兵锋直指安南。当时统治安南的为陈朝，蒙古人在安南虽然只待了不到一个月便主动撤军，却令陈朝军队闻风丧胆。
其一是染疫说。据《元史·宪宗本纪》，自六月起，蒙哥即染病“不豫”，但《元史》也并未明确点出“不豫”与暴死的关系。最早提出染疫说的权威信源可能是拉施特的《史集》，认为当时正值盛夏，蒙古军中盛行疟疾，蒙哥亦染上，以致重病身亡。此外，拉施特还暗示蒙哥的病情恶化与其坚持饮酒有关。在《续资治通鉴》中，清人毕沅也持染疫说。
《史集》也在尽力说圆忽必烈先被撇开又统军出征的叙事，给出的解释是：忽必烈的腿伤好了，主动请缨为大汗分忧。
其二是击毙说。据万历《合州志》所引无名氏所著《钓鱼城记》，蒙哥为了解钓鱼城内蓄水情况，亲自登上瞭望楼远眺，“为炮风所震，因成疾”。所谓炮风，可能指蒙哥直接被石弹碎块击中，也可能只是石弹的余波，但还有一种微小的可能性是石弹中混杂有火药。
一个合理的猜测是，在那次所谓的重归旧好之后，蒙哥仍极为忌惮忽必烈在中原的影响力，尽力扼杀他再立战功的机会。但塔察儿东路军的灾难性表现改变了本来的历史轨迹。
除了炮风说，中箭说也流传甚广。南宋大诗人刘克庄有《蜀捷》一诗，内有“挞览果歼强弩下”一句，这至少说明中箭说为当时南宋文化精英所认可。据说钓鱼城旧址的石碑碑文中，还发现刻有蒙哥“中飞矢而死”的字样；《马可波罗行纪》中细节更多，称蒙哥是因腿膝中箭，伤重而死。
按照蒙哥的初衷，别说让忽必烈统率一路大军了，他就连随军出征的资格都没有。个中缘由，无论是《元史·宪宗本纪》还是《元史·世祖本纪》都没有提及。拉施特在《史集》中只是提到，蒙哥以忽必烈“脚痛”（痛风）为由，令其静休。有日本学者断定，在这一诡异的事件背后，“蒙哥与忽必烈之间有《元史》和《史集》都不能明说的秘密”。
还有一种较离奇的说法，记载在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赴蒙古的《海屯行纪》中，作者表示蒙哥的战船被宋军潜水者凿穿船底，蒙哥落水而死。
赋闲一年的忽必烈意外成为受益者，被蒙哥任命为新任东路军主帅。
最不靠谱的一种说法来自南宋内部。蒙哥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底，蒙哥刚开始率军围攻钓鱼城，临安方面就收到一个来自前线的“特大喜讯”：蒙哥被南宋降将杨大渊用匕首刺杀，蒙古军队全线溃退，四川失地已收复，河南与山东的蒙古官员纷纷归顺。得此捷报，南宋君臣额手称庆，欢欣鼓舞，即刻发送公文通报各大战区。时任广南制置大使的李曾伯还在奏申中向宋理宗贺喜，以前秦苻坚和金国完颜亮败亡为例，称“此非人力，实天亡此胡也”，中华正朔，运在东南，皇天眷佑。
这次，蒙哥彻底失去了耐心，罢掉了塔察儿东路军主帅之职，召他赴四川从驾。
这个“捷报”自然荒诞不经，蒙哥并未遇刺，降将杨大渊也继续为蒙古效力，“捷报”乃宋理宗君臣南柯一梦而已。
蒙哥汗八年（1258年）春，为配合西路军入蜀，蒙哥又令塔察儿佯攻两淮，以牵制宋军主力援蜀。但到了十一月，塔察儿不仅进攻庐州（今安徽合肥）不克，反倒让宋军有机可乘，将塔察儿后方袭扰得风声鹤唳。
蒙古人更愿意宣告大汗染疫而死，似乎在尽可能地回避任何易引发“败亡”的联想，这有损大汗的军威与尊严；而宋人更愿意相信敌酋是战死，尽可能地将蒙哥之死与宋军的大捷勾连起来。一种死亡，各自解释而已。
蒙哥汗六年（1256年）秋，塔察儿率东路军南下，次年秋进抵荆襄一线。但塔察儿的表现却不孚众望，军纪甚差，全军上下忙于掳掠财物，再加上阴雨连绵，围攻多日而未取一城，只得被迫北撤。蒙哥闻讯后大怒，遣人痛斥塔察儿。
据以上引过的《钓鱼城记》，蒙哥曾留下遗言：
首先行动的是东路军和南路军。
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
按照战前拟订的计划，三路大军将于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正月会师潭州（今湖南长沙），而后顺江东下，直取临安。
这则遗言恐怕也未必可靠，多半也是为了交叉论证蒙哥死于宋军“炮风”。当然，即使蒙哥是间接死于钓鱼城，也够得上屠城了。无论如何，蒙哥驾崩后，蒙古大军随即便从钓鱼城退兵，主力北撤，也无从证明屠城一说了。但据《马可波罗行纪》，蒙古人北撤时，沿途杀掉了两万多宋人。
据波斯大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的说法，蒙军总数有近百万之多（西路军六十万，东路军三十万），这自然不能当真，三路蒙古军加起来也就十余万人。其中还不光是蒙古人，也有曾在忽必烈麾下的汉人世侯，如张柔和史天泽。
钓鱼城之战，可能为南宋续命至少十余年。在万历《合州志》中，合州籍明人邹智有恰到好处的后见之明：
蒙古大军兵分东、西、南三路。蒙哥亲领西路军，攻略川蜀，对上了南宋的川陕战区；成吉思汗幼弟嫡孙、蒙古东道诸王之首塔察儿（与攻破蔡州的蒙军主帅塔察儿同名）统率东路军，直趋荆襄，对峙南宋京湖战区；南路军主帅为留守云南大理国故地的兀良合台，目标直指南宋“柔软的下腹部”广西。
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
蒙哥此次亲征的规模远超蒙古此前任何一次对宋军事行动：这不仅是蒙古帝国首次动用主力军团攻宋，还是首次明确将灭宋定为战略目标。
但钓鱼城英雄王坚并未得到宋廷善待。据《宋史·王安节传》，景定元年（1260年），王坚为贾似道所忌，被调离四川，于景定五年（1264年）郁郁而死，获谥“忠壮”。合州军民听闻王坚身故，立庙祀之，并建碑记其功，“坚以鱼台一柱支半壁”迄今犹存。
蒙哥汗七年（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正月，蒙哥正式下诏亲征南宋，大蒙古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对宋战争拉开帷幕。
钓鱼城之战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重挫了蒙军，而在于间接（或直接）造成了蒙哥之死。如若蒙哥不死，以当时蒙古人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即使钓鱼城短期内拿不下来，顺江而下直取江南，也只是时间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阿蓝答儿钩考也可以视作蒙哥亲征南宋的“前期准备工作”：只有解除了忽必烈总领漠南的军政大权，转由中枢直辖，蒙哥才能够更加自如地掌控对宋战争。
不过，蒙哥之死不仅仅是蒙宋战争范畴内的大事件，也是蒙古帝国的转折点，就全球而言，也是当时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
除了提升自己在蒙古世界中的地位，蒙哥亲征的另一动因，是以战功压倒忽必烈在中原积累的巨大威望。
而受影响最大的人，恐怕就是身在鄂州前线的大汗亲弟忽必烈了。
蒙哥汗六年（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春，也就是阿蓝答儿钩考前一年，蒙哥在蒙古腹地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决意亲征南宋。蒙哥在会上发愿，希望像父兄们一样，建立伟大的战争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