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柄一朝在手，忽必烈及幕府诸谋臣忘乎所以、举手相庆，唯有理学家姚枢独坐席中，心事重重，不置一词。
淳祐十一年（1251年）六月，忽必烈的长兄蒙哥即大汗位，拖雷家族一荣俱荣。没多久，蒙哥便令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据《元史·姚枢传》记载，忽必烈觉得事有蹊跷，席散后单独问姚枢：“众人在席间皆作贺词，你独默然而坐是何缘故？”姚枢回答：“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他日若有廷臣借题发挥，离间你们兄弟，大汗必定生疑后悔，进而回收权力。大王不若只接手兵权，将政务让出去，派他人掌管，这样才势顺理安。”
恐怕连忽必烈自己都没想到，他“大有为于天下”的时机来得这么快。
姚枢一语惊醒梦中人，忽必烈连忙表示“虑所不及者”，依计向蒙哥上奏，蒙哥“从之”。
但作为一个远离统治核心的藩王，忽必烈对汉法有无好感，至多只会影响他的一小块封地，又能对大蒙古国产生什么影响？
姚枢献上的是所谓韬光养晦之计，延后了忽必烈与蒙哥的权力冲突，给忽必烈提供了在中原苦心经营、羽翼渐丰的关键时间窗口。
作为幕僚，张德辉通过了忽必烈的大考。但这又何尝不是忽必烈对儒生、儒学、汉法的一次大考？一次对话的意义固然不能过分拔高，但忽必烈就是在这样与士大夫儒生不断地争持与论辩中，逐渐建立起对汉法的认同感的。
不过，蒙哥重用忽必烈也不是孤立事件，几乎在同时，忽必烈六弟旭烈兀也被蒙哥任命为西征大军统帅。忽必烈在东，旭烈兀在西，分别承担起蒙古本部东西两侧的统辖及征服重任。
张德辉最后扔出一句极有分量的话：“金国灭亡，自当有人承担罪责，儒臣有什么过错？”
总领漠南军务后，忽必烈干了两件大事。
忽必烈问：“有人说，辽因为信佛而亡，金因为好儒而亡，是这样吗？”张德辉应答：“辽人的事臣未能详尽知晓，但金国末年之事可是亲眼所见。宰臣中虽有一两个儒臣，但其余的都是世袭的武将，军国大计也不让儒臣参与。儒臣在金国官吏中大略只占三十分之一，大多干的还是一些整理文书、断案理财的边缘事务。”
第一件大事是开府金莲川。正是在总领漠南前后，忽必烈在广延四方文学之士的基础上，创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金莲川幕府。
淳祐七年（1247年），曾在金朝为官的张德辉加入幕府。《元史·张德辉传》记载，张德辉入幕后，与忽必烈曾有一次非常著名的问答。
金莲川幕府得名于忽必烈的驻牧开府地——金莲川。此地在原金国境内的桓州附近，原名曷里浒东川，因夏季河谷草原盛开金莲花，金世宗在此避暑时易名为金莲川。在蒙古语中，金莲川被称作“Shira Tala”（黄色的原野），汉语音译浪漫得无可救药——“沙拉塔拉”，传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北遁后也曾在一首沉痛的长诗中怀念金莲川：“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
作为“幕府第一人”，刘秉忠不仅“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且有荐人之能。在他的举荐招揽下，忽必烈幕府如日方升。
开府金莲川的关键人物是木华黎之孙霸突鲁，他不仅与忽必烈同为蒙古内部的汉法派，还娶了忽必烈妻子察必的妹妹为妻。《元史·霸突鲁传》中霸突鲁劝忽必烈：
也因此，刘秉忠深得忽必烈信任，“世祖大爱之”。在很早的时候，刘秉忠就开始给忽必烈灌输“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中原价值观。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驆之所，非燕不可。
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从全权指挥攻金开始，木华黎家族经略中原已近四十年，其权力根柢系于中原，霸突鲁这段话不仅是基于忽必烈利益的谏言，也是基于家族利益的政治游说。
据《元史·刘秉忠传》记载：
在强化中原政治地位这个问题上，木华黎家族与忽必烈利益一致，正可以此为纽带，结为天然的政治盟友。
1244年，海云南返，法名子聪的佛门弟子刘秉忠仍留忽必烈藩邸，由此成为首位入幕之人。
忽必烈接受了霸突鲁的谏言，从而深刻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历史走向。
有一种说法是，忽必烈日后大举延揽人才可能是受到海云的影响，海云曾建议“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
但忽必烈并不打算如霸突鲁所言那样直接开府燕京，他之所以选择金莲川，可能还是想在草原（喀拉和林）与中原（燕京）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这个“中间”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价值观意义上的。
忽必烈最早在漠北藩邸召见的“四方文学之士”倒不是儒生，而是当时的北方佛教领袖海云法师。时间约在淳祐二年（1242年），早于公认的“幕府元年”——1244年。
蒙哥汗六年（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忽必烈又令刘秉忠于桓州以东、滦水以北，也就是金莲川附近兴筑开平城，以兼具汉式宫殿楼阁和草原毡帐双重风格的建筑作为藩邸。
1244年还是乃马真皇后摄政时期，贵由尚未称汗，连蒙哥都不是汗位角逐者，说作为皇室旁支的忽必烈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甚至有了天命之思，恐有后见之明式的夸诞之嫌。但对于忽必烈集结幕府一念乃受到唐太宗招致十八学士的启发，这一说法应无异议。
金莲川开府的意义，固然是忽必烈在幕府招揽培养了一大批英才，其中可考的就有六十多人，这一点为忽必烈日后的政治崛起提供了必要的人才储备，但更重要的是，忽必烈由此开始与中原士大夫缔结某种政治联盟，成为刘秉忠所说的“以汉法治汉地”的先行者，元朝之最初缘起，实始于金莲川。
忽必烈得以了解唐太宗，乃至有意识地取法于唐太宗，很可能也是受到身边文学之士的影响。在这一由儒家士大夫参与营建的“潜邸叙事”中，一方面忽必烈在政治生涯之初就被刻上了“重儒”的底色，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忽必烈有秦王李世民一样的帝王之志。
金莲川幕府中甚至还有位金哀宗时代的状元王鹗，他曾受到金哀宗重用，蔡州城破时被汉军世侯张柔所救。《元史·王鹗传》记载他进入幕府后，给忽必烈讲授《孝经》《尚书》《周易》等儒家经典，“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经常讲至深夜才结束。忽必烈感佩之余，甚至还说了一句在当时有悖逆之嫌的名言：
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
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元朝名臣事略》记录得更为翔实：
第二件大事是南平大理，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承担的第一项重大军事任务。蒙军进军大理的主要目的是：从西南包抄，夹攻南宋腹地。
这一年，忽必烈三十岁。
蒙哥汗二年（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七月，忽必烈在漠北祭旗远征，大军人数据说达十万人。出征前，姚枢给忽必烈讲了一个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未杀一人的故事，忽必烈闻之意动，大呼“吾能为之”。可见在金莲川幕府诸臣的影响下，他此时在某些非核心的价值观念（如蒙古的屠城军事传统）上，已与蒙古式传统渐行渐远。
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蒙哥汗三年（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十二月，忽必烈率军攻陷大理城，并效法曹彬颁布“止杀令”，其后很快平定云南全境。
《元史·世祖本纪》记录忽必烈的编年史事，最早从1244年开始：
攻略大理的成功，对忽必烈可能意味着双重收获：一方面在黄金家族内部显示了自身的军事才能，这对一个有中原色彩的首领而言尤其重要，为他日后的汗位之争赢得了蒙古王公贵族的拥戴；另一方面也向蒙古政权中的汉人政治精英晓示了他的不嗜杀与守诺，这同样为其日后在汗位之争中得到汉人世侯等“汉法势力”的鼎力支持埋下伏笔。
忽必烈生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也就是成吉思汗攻陷金中都的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