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历史大事件大概率与此相关。金元光二年十二月（1224年1月），金宣宗完颜珣于千愁百虑中驾崩，二十五岁的完颜守绪在灵柩前即位，是为金哀宗。数月后，金哀宗审时度势，诏令终止长达七年的伐宋战争。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当金军的军事威胁星离雨散，宋廷中的联蒙攻金派顿失最大合法性。由此，“海上之盟”的历史记忆重新占据了宋人的心智，“蒙古威胁论”成为朝野间的共识。当时有位叫袁燮的朝臣指出：南宋应予高度重视的不是金国，而是蒙古，今之蒙古，正如女真初兴之时，“方兴之势，精锐无敌，岂可不豫为之备”。
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梦玉再度出使蒙古。但吊诡的是，此次出使后，蒙宋外交“蜜月期”就戛然而止。此后十年间，双方关系降至冰点，几乎断绝了往来。
从历史的后续发展来看，南宋对蒙古的戒备心理显然是有先见之明。但问题是，宋廷除了对蒙外交转趋冷淡，几无其他应对之策，弊政不革，农政不修，兵备不讲，边防不固，在史弥远的现实扭曲力场中，仿佛只要断绝与蒙交往，蒙古的威胁就自动消失了。
南宋两路来使，一见木华黎，一见成吉思汗，出发时间相近，使命无疑都是联蒙攻金，双方似乎达成某种协议或默契，但很可能未签署实质性的重要协约。对临安而言，此次使蒙是双方的初次交往，使宋廷“第一次获得了较为真实可靠的信息”，摸清了蒙古的战略意图。
南宋的确精准识别了蒙古崛起的大势，却消极以对，仍然沿袭着史弥远时代以来的苟安政风。
嘉定十四年（1221年）四月，南宋遣使节苟梦玉远赴西域，于铁门关觐见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苟梦玉使蒙的具体会谈成果阙载于史料，但成吉思汗对南宋来使显然是很满意的，不仅为见苟梦玉拒见金国使臣，还派专人护送苟梦玉回国。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宁宗赵扩驾崩，史弥远拥立赵贵诚为新帝，改名赵昀，是为宋理宗。在史弥远的操控之下，南宋对蒙外交赓续着冷处理之策。
赵珙倾倒于蒙古人的待客之道，他盛赞蒙古人“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风”，认定是金国叛臣的教唆，才在日后破坏了蒙古人的淳朴之性。
成吉思汗至死都没有放弃和宋的念头。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1227年），据《元史·太祖本纪》，成吉思汗病逝前，留下了著名的“假道伐金”遗言：
嘉定十三年（1220年）春，南宋淮东制置使贾涉（贾似道之父）派使节赵珙出使河北，拜见蒙古在汉地的最高军政长官——太师、国王木华黎。木华黎给予宋使草原牧民式的待客热情，放话“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凡有酒宴蹴鞠或打围出猎，均盛情邀请宋使同往。据《宋史·贾涉传》记载，为示诚意，蒙古人还归还了一枚夺自金人之手的北宋玉玺。南宋朝廷获玺之后，大行封赏。
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南宋迈出了打破双方外交坚冰的第一步。
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遣人使宋，其使命很可能是落实成吉思汗的遗言。但南宋甚至没等蒙古使节到临安，就匆匆打发其回府，显然是拒绝了假道宋境之议。
正当蒙古两度使宋无功而返时，金国却意外送出了一份大礼。嘉定十年（1217年），金宣宗举全国之兵伐宋，南宋朝野为解燃眉之急，将原本被视作末流的联蒙抗金之议提上了日程。
既然“文借”不成，蒙古人索性“武借”。自窝阔台接任蒙古大汗以来，蒙古人在金军集三十万重兵的关河防线上顿足不前，假道宋境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蒙古外交手段的柔软和功利主义，与南宋外交政策的僵硬和意识形态化，判若鸿沟。
成吉思汗去世那一年（1227年），蒙古人已先行预演过武借一幕。这年二月，成吉思汗派遣一支偏师，突入南宋的利州路（辖陕南、川北及陇南一部）。交战之初措手不及的宋军甚至不知道对手是谁就败了。在这场蒙宋历史上第一次正面军事冲突中，宋军几无还手之力，利州路大片地区惨遭荼毒，史称“丁亥之变”。
四年后（嘉定十一年，1218年），西征前夕的成吉思汗又遣使赴宋，正史对此行细节语焉不详，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蒙宋并未就此正式结盟，“在蒙、宋通使问题上，蒙古人不仅表现了主动性，而且表现了忍耐性。他们对宋和好的大门始终都是敞开的，倒是南宋朝廷首鼠两端，争论不休”。
绍定四年（1231年）三月，成吉思汗四子、右路军统帅拖雷亲自带兵长驱直入宋境，纵横陕西、甘肃、四川和湖北大片土地，如入无人之地，“十七州生灵死者不知其几千万”，五城被屠，“弥望数百里无炊烟”。还没正式开打，仅仅是一个“假道”，南宋便已然溃不成军，元气大伤。宋军与蒙军在实力上的天渊之别，就以这样鲜血淋漓的方式暴露在世人面前。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开禧北伐的惨败历历在目，打击了南宋的军事信心，造成了“恐金后遗症”；另一方面，联金灭辽殷鉴在前，从风光无限、洗雪国耻的“海上之盟”，到归为臣虏、仓皇辞庙的靖康之变，还不到十年。
“假道”还为南宋留下了一个后患无穷的隐忧。蒙古人此役深入四川腹地，探悉了川中地理、防务等状况，为日后大军长驱入蜀创造了条件，“这正是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后，蒙古以四川为进攻重点，并得以迅速打入四川内地的重要原因”。
这很可能代表了南宋中枢的意思。在此时的南宋朝堂上，只有“断交绝币”和“援金抗蒙”两种对金外交声音，但即使是断交绝币派，此时也远没有激进到联蒙攻金。
绍定四年（1231年）十二月十七日，拖雷率蒙古军泅渡汉水而北，全军脱离宋境，完成了假道宋境的战略大迂回计划。
让蒙古人大失所望的是，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南宋边境守将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为由，将三名蒙古使者送了回去。
《元史·睿宗传》写道，“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乍然出现在河南腹地的拖雷之师令金国阵脚大乱，金哀宗急调驻守潼关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完颜陈和尚与黄河一线的武仙所部，共计二十万大军，紧急回援南京开封。绍定五年（1232年）正月，蒙古军在三峰山之战中歼灭十五万金军，“流血被道，资仗委积，金之精锐尽于此矣”。金军苦心经营十八年的关河防线一朝被破，“自是金军不能复振”。
很显然，蒙古人已经掌握了“宋金世仇”的历史知识，萌发了联宋攻金的念头。
金军最后的精锐，凋谢在三峰山麓。
嘉定七年（1214年）正月九日，成吉思汗的使者第一次抵达了南宋边境。
蒙古人经由宋境，踏过数十万宋人的尸骨，此刻已无限接近数代宋朝精英念念在兹却壮志未酬的灭金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