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敝。
此时金国事实上同时进行着三场战争。金大安二年（1210年），也就是蒙古攻金前一年，西夏遭蒙古进攻时，向金国求援被拒，特别是当时的金帝完颜永济（死于政变，被称作“卫绍王”）幸灾乐祸，放话称“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有事实盟友关系的两国由此反目成仇。蒙古退兵之后，西夏愤然出兵攻金作为报复，这场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十三年，《金史·西夏传》叹惋：
而今，金国又主动挑起了对宋战争。金蒙战争、金夏战争、金宋战争，金宣宗君臣不可能一点儿都不知道三线作战的凶险，但还是鬼迷心窍、不可抑制地一路滑向深渊。
但绝处逢生的金国刚缓过气来，第一件事竟是出兵伐宋。金贞祐五年（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四月，金宣宗下诏攻宋，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水流域的漫长金宋边界线上。在蒙金战争中毫无招架之功的金军重拾英锐，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进攻。
金国为何做出如此不智的决策？明面上的理由是南宋毁约，罢绝岁币。金人对南宋落井下石的愤懑无疑是真实的，但这仍然更像是一个宣战借口。
蒙古人战略重心的转移，给了奄奄一息的金国喘息之机，否则金国很可能在野狐岭之战后数年内亡国，而不是苟延残喘到1234年。
金人攻宋的真实考量是所谓的“北失南补”。失去中都和辽东以后，曾经人口多达五千万的金国的有效控制区实际上已经大幅缩水，约相当于当年北宋的北方地区，如果再考虑到红袄军此时在山东、河北如火如荼的攻势，金国政令真正可以通达的地区就只剩河南和陕西了。疆土缩水大半，“遂有南窥淮汉之谋”，简单说就是，金国想把蒙古人造成的损失从宋人那里找补回来。
那么，成吉思汗留给木华黎多少人用来对付金国呢？乍一看也不少，有十万人，但仔细端详，这十万人中正牌的蒙古军只有寥寥一万三千人，而其他都是汪古人、契丹人和汉人。
金国沦落到此等境地，其主流舆论对南宋还是不屑一顾，用当时金国内部的说法就是，“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可以说，攻宋并不是金宣宗个人的昏招，而是金国朝野上下共同的“理性选择”。
而成吉思汗亲率的蒙古军主力则在灭西辽后，发动了世界史上著名的蒙古西征。其以十万以上的兵力，历时七年，一路打到了今天的阿富汗、伊朗、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腹地，征服了中亚最强大的国家花剌子模，连带消灭了对方的四十万大军。
但金人显然失算了。从金兴定元年（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到金正大元年（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金宣宗五度勒兵攻宋，除了空耗国力，并无大的斩获。《金史·完颜合达传》对此近乎疾首蹙额：
蒙古人在蒙金战争初期几乎所向披靡，金国旋踵而亡似乎已成定局。但就在此时，蒙军主力突然从蒙金前线撤走了。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八月，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由其全权指挥攻金。
故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虽攻陷淮上数州，徒使骄将悍卒恣其杀虏、饱其私欲而已。
这两派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偏颇。金国固然是南宋地理上的屏障，但以蒙古压倒性军事优势而言，金国败亡只是时间问题。南宋“援金抗蒙”对金国国祚之延续并无实质性作用，不仅徒耗国力，而且可能激怒蒙古，促其灭宋；而对金断交绝币，最大的风险就如以上所说的：金人固然远非蒙古对手，但攻宋可能还是有余力的。
在战争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南宋“世家子弟”勇者留名。
另一派以淮西转运判官乔行简为首，主张不罢岁币援金抗蒙，“金，昔吾之雠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遣使予币，可使为吾捍御”。还有人极有预见性地指出，若不予岁币，金人恐铤而走险，对宋开战。
嘉定十四年（1221年），金军南下进攻蕲州（今属湖北蕲春县），秦桧曾孙秦钜此时在蕲州任通判。《宋史·秦钜传》记载，秦钜与知州李诚之协力捍御，苦战月余，还是没有等来援兵。城破后，秦钜率部巷战，直至所部死伤殆尽，他退回官署自焚。发现起火的部下救出秦钜，秦钜大声叱责：“我为国死，汝辈可自求生。”言罢秦钜又重入火场。跟随他殉国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
一派以理学名臣真德秀为代表，主张对金强硬，索性断交，罢停岁币，将这笔钱用来整军经武。一向持重的真德秀甚至提出乘金国疲敝之机，对金宣战收复失地，所谓“国家之于金虏，盖万世必报之雠……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
秦钜之死，当得起“精忠报国”四个字。
金贞祐二年（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五月，金宣宗完颜珣为避蒙古兵锋，下诏迁都南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仓皇辞庙之中，金国大有亡在旦夕之势。消息传来，惊愕失色的南宋中枢议论纷纭，大致分成了两派。
总体而言，金宣宗南伐，不仅是两败俱伤之举，更是一场烂仗。
余嵘虽未酬所愿，但还是掌握了大量蒙金战争的一手信息。是年十月，余嵘回到临安，就向宋宁宗赵扩奏报了此行收集的蒙金军情，敏锐地将蒙古比作崛兴之初的金人，认为金国“有旧辽灭亡之势”，建言宋宁宗即刻“备边自治”，以应付时局之变。
金末文人刘祁在《归潜志》中喟然长叹：
南宋使节余嵘在金国境内一路北行时，恰巧遇见了从前方溃退下来的金军败卒。余嵘见状继续北上，不仅想尽量接近双方战场打探军情，也欲寻机与蒙古人建立直接联系，但前行不久就被金人拦下了。金人强令其折回，以免宋使目睹金军“破败俘执”之惨状，有损国威。
南渡后，屡兴师伐宋，盖其意以河南、陕西狭隘，将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夺人所有，岂有是理？……避强欺弱，望其复振，难哉。
野狐岭之战后，蒙古骑兵长驱直入，直抵金国都城中都城下。
没错，自己的土地尚且守不住，还要去抢别人的，世上哪有这样的中兴道理？
蒙古大军在蒙金战争的第一阶段便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在当年八月的野狐岭之战中大败金军，号称四十万大军的金军全军覆没。这一数字虽很可能被夸大了，但金国无疑在此役丧失了唯一一支可以机动使用的野战大兵团，《金史》评论野狐岭之战“识者谓金之亡，决于是役”，绝非夸大之语。
原本，南宋朝野还有不小的“援金抗蒙”的声音，金宣宗攻宋之后，这一派声音几乎销声匿迹。
“嘉定和议”签订仅三年后，也就是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亲自领军大举伐金，史称“蒙金战争”。
南宋和蒙古，正是在这一诡谲的历史气氛之下，渐行渐近。
至少在开禧北伐十年前，南宋中枢就从多个渠道收到了蒙古崛起侵扰金国的军情，这些情报虽内容不一，但主战派如获至宝，所谓“虏人困于鞑靼，而有危亡之形”（魏了翁语，见《答馆职策一道》）。韩侂胄下决心发动北伐的原因虽多，但蒙古扰金确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诱因，以后见之明来看，韩侂胄的预见性并没有错，但有操之过急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