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北伐之败自然与韩侂胄的乱政有关，从一开始，他的收复大计便动机不纯。因动机不纯导致战备不足，精力多花在舆论准备之上，真正的战备时间不足三年；因动机不纯导致轻敌，韩侂胄一党深信金国乱亡在即，金军不堪一击，即使宋军准备不足，北伐胜利也是唾手可得；因动机不纯导致用人失当，韩侂胄一心想独占收复之功，看重的多是跟着他高喊北伐口号的逢迎之辈，反倒是辛弃疾这样的知兵之人被刻意晾在一边。
不过，这次开禧北伐的所有好运和豪情似乎都留在了前两个月。几乎就是在宋宁宗的北伐诏书颁布之后，败讯便如雪花一样向临安飞来。
不过，从根本上来说，开禧北伐之败可能还是缘于南宋实力不足。当时金国处于金章宗的统治末期，尽管国势不振，但金章宗在位期间好歹也有明昌之治，国力的底子还在，人口数量正处于巅峰，“不战自乱”只是南宋文人的幻想罢了。在军力方面，金军固然不再是那支当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盖世强军，但此时还未经蒙古大军的摧残，主力尚存，完颜宗室也还有一批名将在世。
泗州大捷的消息传来，韩侂胄感觉收复中原指日可待，便奏请宋宁宗于次月下诏北伐，正式对金宣战。宣战诏书一开篇就气势逼人：“天道好还，盖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顺，虽匹夫无不报之仇。”行文中还大有传檄而定的雄心：“西北二百州之豪杰，怀旧而愿归，东南七十载之遗黎，久郁而思奋。”
而在南宋这边，即使是像辛弃疾这样的激进主战派，对仓促开战也不以为然。辛弃疾对北伐的时间有“更须二十年”的说法，他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尽快北伐，不如说是希望朝廷卧薪尝胆，尽早做好包括练兵、情报、财政等方面的战争准备，而不要得过且过，因循苟且。开禧元年（1205年），也就是北伐前一年，辛弃疾还写下了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借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北伐惨败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担忧：“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北伐大军分东、中、西三路攻向金国，拉开了开禧北伐的帷幕。不宣而战造成的突然性，让宋军在战争初期手风极顺，连连攻城拔寨，特别是勇将毕再遇仅带了八十七人就一举拿下了泗州城。
宋金长期对峙背后可能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均势状态。《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一书深刻地写道：
正是在此种狂热主战的社会气氛下，才有了贺金生辰使赵善义的“大言不惭”。
金人入主中原以后，双方随着“时移事久，人情习故”，已与南宋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抗衡态势，谁也吃不掉谁。从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中经隆兴北伐，直至开禧北伐，不论率先发动战争的是宋还是金，从来都没能如愿以偿过，其间地缘政治的综合因素似在冥冥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韩侂胄罢黜政敌赵汝愚，总揽南宋军政大权。为了挽回因庆元党禁而失去的人望，《宋史·韩侂胄传》记载，有人劝“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于是韩侂胄以主战派领袖自居，宋宁宗纳其议，追封岳飞为鄂王，削夺秦桧王爵，崇岳贬秦，韩侂胄不断在朝野营造北伐的舆论基础。韩侂胄的所谓主战自然有政治投机与操纵舆论之嫌，但也的确契合了当时的深层社会心理，得到了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位北伐意见领袖的某种支持，陆游甚至还曾写诗“身际风云手扶日，异姓真王功第一”，为韩侂胄祝寿。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韩侂胄遇刺身亡。这固然是一场带有偶然性的宫廷政变：史弥远结盟杨皇后，背着宋宁宗才暗杀了韩侂胄。但是，当时韩侂胄已有不得不死之势。在前线战事不利，主和派重新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朝中众臣普遍认为开战元凶韩侂胄已经成了对金求和的绊脚石。代表性说法是《宋史·林大中传》中说的，“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不可”。而在金人那边，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也将“献首祸之臣”当作议和的先决条件之一。
“符离之溃”后，南宋虽被迫签下“隆兴和议”，与金人保持了四十余年的和平，但复仇与收复的倾向却渐有压倒主和之势，成为南宋朝野的主流政治思潮。
韩侂胄身亡之后，其首级最终竟真的到了金人手里。金章宗为此还祭告天地，举行了盛大的献首仪式，礼毕将韩侂胄首级悬挂于高高的旗杆上，供看热闹的百姓观瞻，之后还将其制成标本藏入军器库。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居相位长达十九年的秦桧去世，在文字狱整肃中噤若寒蝉的主战派重获生机。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五月，宋孝宗赵昚绕开太上皇赵构与主和派大臣，对金国不宣而战，史称“隆兴北伐”。北伐仅历时十八天，便以宋军的“符离之溃”而惨淡收场。
周密曾在《齐东野语》中为奸相韩侂胄抱不平：
秦桧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为了维护“绍兴和议”体制这一“最大政治资产”，“以暴力彻底镇压、排除反对势力”。所谓反对势力，既包括以岳飞为代表的抗金武将集团，也涵盖了更广义的主战派。挑战“绍兴和议”，即是挑战秦桧专权，政见不合与权力之争相互缠绕，彼此牵拽。
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宋高宗赵构与秦桧的主导之下，宋金双方订立“绍兴和议”。从此，南宋政治进入秦桧专制期，也就是所谓的“绍兴十二年体制”。在“绍兴十二年体制”中，作为权相的秦桧虽更为夺目，但一切实则都来自宋高宗的授权，“宋高宗绝非庸弱之君，他需要有一个言听计从而强干有力的权相帮他打理和议体制确立前后的一干棘手政事，包括打击异见的势力，压制非议的舆论，（这些）都由他去画策执行，成则‘圣意’独断，败则宰相代罪”。
严格说来，韩侂胄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之人，至少无法与秦桧相比，他纵然以一己之私轻举妄动，丧师辱国，但非要说他在道德上有多么不堪，或许有些“欲加之奸”了。
自靖康之变（1127年）以来，武力威胁素来都是金人的专属行为，没承想这样的话现今竟然出自南宋使节之口。赵善义虽然因为失言被免官，但“发泄的却是南宋朝野久被压抑的复仇情绪”。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九月，在史弥远的一力主导下，宋金签署了“嘉定和议”。“嘉定和议”虽素有屈辱之说，宋金的关系由“侄叔”降格为“侄伯”，但其实也就是岁币加了十万两，绢加了十万匹而已，金军收了银三百万两的“赎地费”之后将新占之地还给了南宋，宋金边界维持战前原状。
尔方为蒙古部落所扰，何暇与我较？莫待要南朝举兵夹攻耶！
“嘉定和议”签订后次月，史弥远升任右丞相，成为继秦桧和韩侂胄之后第三个南宋权相，在宋宁宗、宋理宗两朝擅权长达二十六年，南宋政治进入“史弥远时代”。
南宋庆元六年（金承安五年，1200年）夏，适逢金章宗完颜璟生日，南宋依照惯例派遣了一名叫赵善义的官员使金贺寿。这位贺金生辰使在归途中因为外交礼仪的琐事与金国随员发生了口角，争执不下时口不择言，竟威胁要联合蒙古夹攻金国：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春，几乎就在临安城中的韩侂胄挥师北伐之时，铁木真正在蒙古高原的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在大会上，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蒙古部落组合成一个即将征服四方的大蒙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