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寿庚身兼双重身份，总领南宋海外贸易，他及蒲氏家族又是南宋首屈一指的海洋巨商，几乎垄断了南宋同海外的香料贸易。史载“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
当时的泉州不仅是南宋海洋商贸中心，还堪称世界第一大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由提举市舶使全权管理海洋贸易事务。流亡朝廷来泉州时，时任提举市舶使之人为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
蒲寿庚及蒲氏家族不仅有钱有势，甚至还拥有一支强大的私人海上武装力量，曾于咸淳十年（1274年）平定南宋海军不敢撄其锋的海盗，据说“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因私人武装力量雄厚，蒲寿庚又被南宋流亡朝廷授以福建广东招抚使的军职。
流亡朝廷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泉州，这里有一位富甲天下的海上巨擘。
时值宋季，蒲寿庚虽不是泉州知州，但已俨然是泉州的实际掌控者，再加上他控制的巨额财富与强大的私人海军，这使其成为南宋与元朝争相拉拢的对象。
但文天祥此议对张世杰可能是过苛了。一方面，张世杰存在侥幸心理，可能是想效仿当年宋高宗入海躲避金军渡江南征的“成功经验”，避其锋芒，等待元军不耐南方湿热而撤军，在这一点上，张世杰显然是低估了元军穷追不舍的韧性，直至在崖山逃无可逃。但在另一方面，张世杰虽是坚决的主战派，却历经数次宋元大战，对双方的实力对比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流亡朝廷死守福州，大概率是城陷人亡，反倒中了元军的下怀。
张世杰一行来到泉州时，蒲寿庚虽政治态度暧昧，但至少在表面上还以宋臣自居，并未接受元朝的招抚。对于蒲寿庚、蒲氏家族，以及泉州海商集团而言，他们最核心的利益诉求还是海外贸易与商业利益，至于效忠哪个政权，他们本就没有士大夫的纠结与念兹在兹。
元军兵临福州城下前，陈宜中和张世杰带着宋端宗和卫王赵昺登船入海，不战而遁。此时，福州宋军尚有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文天祥日后曾痛心指出：“自三山（福州）登极，世杰遣兵战邵武，大捷，人心翕然。世杰不为守国计，即治海船，识者于是知其陋矣。至冬闻警，即浮海南去，天下事是以不可复为。哀哉！”
当宋端宗和张世杰一行人的船开到泉州港时，蒲寿庚上船拜见宋端宗，请皇帝登岸驻跸泉州，却为张世杰所拒。当时有人劝张世杰干脆将蒲寿庚扣留在船上，以控制蒲氏家族及泉州海商集团的财力与武力，但张世杰没有接受，放蒲寿庚下船回城。
正当南宋流亡政权内部相煎何急之时，一场灭顶之灾袭来。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月，两浙元军兵分三路进逼福州。至十一月，元军不仅占领了衢州、台州、温州等浙江州县，还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闽北重镇建宁府（今福建建瓯），致使福州门户洞开。
张世杰拒绝上岸显然是怀疑蒲寿庚的忠诚度，他可能是收到了元军来使招降的情报，也可能是信不过蒲寿庚的阿拉伯人血统。
陆秀夫虽归，但行朝已是满目疮痍。张世杰与殿帅苏刘义不和，文天祥说，这致使这位吕氏军事集团中的忠贞之士“志郁郁不得展”；常州保卫战的守将刘师勇眼见战局日危，而朝中政争不断，据《宋史·张世杰传》，这位忠义之臣深感“时事不可为，忧愤纵酒卒”。
毕竟皇帝在身边，不可冒险，张世杰的谨慎持重自有其道理，无非是多观望一阵再决定去留罢了。但很快，为了补充水军匮乏的船只，张世杰竟然派人强制征收了蒲氏家族的一大批海船和钱财，据说光船只就达到四百余艘。
但对于这样一个“性沉静，不苟求人知”之纯臣，陈宜中仍不能相容。仅仅因为对朝政意见不一，陈宜中就指使谏官弹劾陆秀夫，并罢免了他。张世杰知道后，责问陈宜中：“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陈宜中惶惶不安，只得匆忙召回了陆秀夫。
蒲寿庚自然是勃然大怒，此前张世杰拒绝上岸已让他不快，现在居然主动挑衅，直接挑战了泉州海商集团最为介怀的商业利益，此举让原本游移不定的蒲寿庚最终下定叛宋的决心，“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泉州是南宋宗室除临安之外的最大聚居地，宋廷为此还在泉州设立了管理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因此宗室死难殆尽。
无论如何，在当时的行朝中，陆秀夫已渐成为某种忠义许国的精神图腾。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蒲寿庚降元，这可能并非仅仅是他的个人意志，而是代表了泉州地方精英势力，尤其是海商集团的共同诉求。受降的元军将领董文炳为表诚意，当即将忽必烈所赐的金虎符解下，赠予蒲寿庚。事后，董文炳向忽必烈请罪，他之所以擅自转赠陛下所赐之物，是因为蒲寿庚能够“为我扞海寇，诱诸蛮臣服”，受到了忽必烈的嘉奖。这也可见，元廷颇为看重蒲寿庚的归降，除了董文炳提到的两点原因，可能还有元朝重视海外贸易的重商主义传统。更不要说，蒲寿庚的阿拉伯人背景，在南宋这边是劣势，在元人这边甚至是一种优势。
作为“宋末三杰”（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中资历最浅之人，陆秀夫自有其过人之处。当时君臣播迁，大小事务因陋就简，宋端宗之母杨太后垂帘听政，与臣下说话时甚至自称“奴”，朝会之时，只有陆秀夫仍端持着手板，庄重之态俨然像过去上朝一样。流亡途中，陆秀夫时而凄然泣下，用朝衣拭泪，致衣服湿透，左右之人无不感触万千，但这或许可以解读为陆秀夫已陷入某种政治抑郁。
蒲寿庚之降，部分是元人的诱降，部分是张世杰的逼反，但究其根本，还是蒲寿庚及其代表的泉州海商势力的审时度势之举：以泉州为根基的海洋贸易绝不能成为改朝换代的殉葬品。而泉州对外贸易在降元后的继续繁荣，恰恰证明了蒲寿庚导元倾宋之正确。
福州建政之初，陈宜中与陆秀夫也有一段政治蜜月期。据《宋史·陆秀夫传》，“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知军务，每事咨访始行，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所谓“久在兵间，知军务”，是说陆秀夫早年曾厕身李庭芝幕府，为李庭芝最为器重的幕客，“庭芝益器之，虽改官不使去己”。
蒲寿庚降了，南宋流亡朝廷只得继续流亡，像幽灵一样游荡徘徊于广东沿海。一年后，即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二月，宋军船队在井澳（今珠海横琴岛）一带不幸遭遇飓风，宋军“死者十四五”，连宋端宗赵昰都险些溺水而亡。
以陈宜中的心胸来看，文天祥的直言不讳大概开罪于他，虽然看不到陈宜中报复文天祥的历史细节，但陈宜中至少以揽权架空了文天祥。据文天祥的自述，他对陈宜中把持朝政极为不满，“余名宰相，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议出督”，于七月初离开福州，开同都督府于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聚兵集财，号召天下勤王，准备反攻江西。
这时候，陈宜中又脱队了。但这次可能并不是临安失守前那样的“宵遁”，而是去占城（中南半岛东南部的古国，后为安南所灭）为行朝打前站。据《宋史·陈宜中传》，“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
文天祥为人耿直，畅所欲言，但值此国家危亡时刻，本应和衷共济，相忍为国，指摘陈宜中慌不择路也就罢了，对张世杰也有诛心之言，就只能令人扼腕兴嗟，叹国运已逝了。
五年后，即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军伐占城，陈宜中又逃奔暹罗（今泰国）避难，“后没于暹”。但这也只是一种说法，陈宜中的最终去处更像是一桩历史悬案。
接着，文天祥又问统兵的张世杰朝廷有兵多少，张世杰答说只有他自己的部队。文天祥叹息：“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文天祥这么说，“等于责备张世杰不顾大局，未能团结各路军队，只知拥兵自重”。
陈宜中一生褒贬互见，他虽对挽救南宋危亡并无实绩，反倒有党争误国之嫌，还半真半假地沾上了“逃跑丞相”的污名，但在大批南宋文臣武将拱手而降之际，陈宜中“时穷节乃见”，从始至终拒绝降元。只不过，他的气节更多体现在“走”上。
文天祥一到福州，就指斥陈宜中：“你逃出临安时，为什么不带着两宫（宋恭帝、全太后）与二王同奔，怎么就弃之不顾了？”陈宜中无言以对。
殉国是气节，流亡也是气节。对此，文天祥就曾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者也。”
但很快，行朝内部就纷争四起，而问题最早竟出现在文天祥身上。
曾著《心史》的南宋遗民郑思肖曾将陈宜中与张世杰相提并论，“二公忠烈动天地，有德感人心”。甚至与陈宜中政见不合的文天祥也曾赋诗两首《相陈宜中第十六》《陈宜中第四十》，笔下可见他也曾对陈宜中寄予厚望：
文天祥刚到福州时，行朝还是有那么几分中兴气象的。文有陈宜中、文天祥、陆秀夫，武有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还在浙南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先后收复了台州、婺州和衢州等州县。
苍生起谢安，翠华拥吴岳。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可以一木支，俯恐坤轴弱。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管葛本时须，经纶中兴业。
自海路南下时，文天祥感慨万端，作诗《扬子江》，立志复兴宋室，虽十八死犹不悔：
有志乘鲸鳌，南纪阻归楫。
比九死一生，还翻了个倍。
陈宜中一直是陈宜中，但世道多变，宋季忠臣的标准随着臣子的大量投降甚至反戈一击而不断降低，以至像陈宜中这样一个逡巡不前但拒绝降元的落跑丞相，最终也随时势变为一名忠臣。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有时候，时穷节乃见并不是说一个人突然展现出了气节，而是其他人都丢了气节，反而显出了他的气节。
对于这一段“境界危恶，层见错出”的逃亡经历，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列举了自己的十八次死里逃生：
井澳海难不到半年，也就是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十五日，在飓风中受惊过度的宋端宗赵昰驾崩于硇洲岛（今属广东湛江）。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五月二十六日，自元营虎口脱险的文天祥辗转来到福州，随即被宋端宗行朝任命为右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