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得知张珏殉国，不胜悲痛，遂作诗悼念，题为《张制置珏第五十一》：
不久，元军追来，张珏被俘。押解大都途中，友人对张珏说：“公尽忠一世，以报所事，今至此，纵得不死，亦何以哉？”张珏殉国之志益坚，解下弓弦自缢于厕所，随从焚烧了他的尸身，用瓦罐葬于其自杀之地。
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
张珏拒降，还想做最后一搏。《宋史·张珏传》记载，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二月，张珏率军从重庆突围，但为元军所败，被迫退回城内。此时城中粮尽，部将赵安写信劝张珏投降，张珏不从，赵安干脆就趁夜打开城门降元。张珏率军巷战，兵败不支前回府索要毒酒自尽，但左右随从将毒酒藏了起来。于是张珏乘小船载妻儿向东逃奔涪州，途中张珏万念俱灰，挥斧劈砍船身，欲沉舟自杀，船夫夺去斧头，抛入江中；张珏还想投江自杀，被家人拉住。
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李德辉致书劝降张珏：“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宋室已把天下献给我朝，你还在穷乡僻壤坚持抵抗，自称忠于朝廷，不是很荒谬吗？过去你们不降，是因为皇帝尚在，耻于背负叛国恶名，因此合州军民拼死一搏；而今朝廷已降，你仍旧率部顽抗，必定有部下感到不满，甚至拿你的首级去邀功请赏。”
张珏守重庆时，将钓鱼城防务托付给了部将王立。但张珏殉国不到一年后，也就是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王立以钓鱼城降元。以淳祐三年（1243年）春，余玠筑城于钓鱼山为起始计，钓鱼城屹立于抗蒙前线已三十六年之久，但终究还是降了。
四川元军虽遭重庆之败，但无论是兵力还是在川的控制范围，都要强于宋军。仅一年多后，元军便恢复元气，于至元十四年（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年底再度合围重庆。此时，张珏已离开钓鱼城，亲自镇守重庆。
因为蒙哥之死，钓鱼城被宋人及后世寄托了太多特殊的情感，视其为宋朝力挫蒙古帝国的英雄之城，也因此，钓鱼城的陷落，尤其是开城投降一事，数百年来都是历史的争论焦点。
川东之战由此变为了张珏与李德辉的对决。
据《元史·李德辉传》，王立早有降意，但与川东元军有深怨，担心投降后被杀，因此直接派密使到成都与李德辉接洽。李德辉顶住元军内部的压力，“吾为国活此民，岂计汝嫌怒为哉！”随后单人乘船直达钓鱼城下，呼王立出降，以一人之力平定钓鱼城。据说钓鱼城军民自王立以下，家家画李德辉的像以示尊崇。
张珏解围重庆一战，也是元军近年来罕有的大败。忽必烈随即做出机构调整，将东川行枢密院和西川行枢密院这两个互相重叠的机构合二为一，仅保留西川行枢密院；任命对四川战事有透彻观察的李德辉为西川行枢密院副使。
在这一叙事中，王立似乎也就是一个苟且偷生之辈，他投降单纯是为了保命，反衬出李德辉的大义凛然、奋不顾身。
张珏派人潜入泸州城内，密结内应。六月，宋军派部将赵安进攻泸州，里应外合，一举收复。围困重庆的元军，闻讯后撤围而去，重庆遂转危为安。得胜之后，张珏甚至在钓鱼城修建行宫，派人到东南沿海寻找二王，做好了在钓鱼城迎驾建政的准备，奈何派出的兵士一去不返。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处背景。因为大汗蒙哥之死，钓鱼城对蒙古人而言也是一座特别的城市。据万历《合州志》，蒙哥驾崩前曾有屠城遗言，“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这一遗言真实性可疑，但在蒙古军人眼中，钓鱼城破后理应依照蒙古旧俗屠城，甚至可以视作忽必烈下诏平宋“不可嗜杀”的例外。也因此，据《元史·李德辉传》记载，川东元军对钓鱼城的态度始终强硬固执，甚至引起李德辉的不满，声称川东元军将钓鱼城“诬以尝抗跸先朝，利其剽夺，而快心于屠城也”。
李德辉刚结束视察，还未来得及向忽必烈复命，张珏已经抢先动手了。
有理由推断，王立之所以一开始在降元问题上有所拖延，可能正是因为担心被屠城；而最终答应降元，固然是得到了李德辉的某种承诺，固然是人皆惜命，但也有担心城破后被屠城的原因，后世所谓“公之宁屈一己为保全宋室遗民”。王立曾对部将有言：“某等荷国厚恩，当以死报。然其如数十万生灵何？”
四川战事不利，元军内部也在检讨，忽必烈遣金莲川幕府旧人李德辉入川调研。据《元史·李德辉传》，李德辉发现了驻川元军的两大失误：杀戮过多，民心生畏，宋人惧而不降，甚至有养寇自重的嫌疑；机构重叠，军政不一，相互推诿，“朝夕败矣，岂能成功哉”。
李德辉单舸赴会，破了这个屠城死局，但王立付出的代价是沦为声名狼藉的叛臣降将。宋末降臣俯拾皆是，除了刘整、吕文焕、范文虎、夏贵等人，一直坚守到临安降后三年的王立却可能是骂名最盛的一个，原因无他，谁让他守的是钓鱼城呢？
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张珏派军偷袭与钓鱼城并称“川中八柱”的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将之一举拿下；二月，张珏派部将张万“以巨舰载精兵”突破元军重围，入援重庆。
钓鱼城只有像张巡、许远守睢阳一样，人与城偕亡，玉石俱焚，才符合南宋遗民与春秋大义的道德期待。
先是试探性的攻击。
关于王立降元，还有一处正史失载的细节。当年宋军收复泸州时，蒙军守将熊耳被击毙，其夫人被俘。王立与她投缘，或许就是因为其有姿色，将她收为义妹，但据说更可能是侍妾。当王立在战降两端左右为难时，这位可能是李德辉的异父妹的熊耳夫人站了出来，力劝王立找李德辉请降，这才帮王立下了最后决断。
伯颜大举攻宋时，元军在川兵力虽较宋军占优势，且包围了重庆，但忽必烈的战略重心并不在此，四川元军自行其是，这正给了张珏绝地反击的机会。
这则看上去充满各种巧合的逸事可能真有其事。乾隆年间，合州知州陈大文将钓鱼城“忠义祠”更名为“功德祠”，并将王立、熊耳夫人及李德辉加入合祀。他在《钓鱼城功德祠碑》中写道：
珏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练，器械必精，御部曲有法，虽奴隶有功必优赏之，有过虽至亲必罚不贷，故人人用命。
岂以鱼城为天险，合天下攻之不破邪？公之宁屈一己，为保全宋室遗民……挈此数十万生灵与之偕死，亦未始不可谓尽忠待宋……王、张二公，高风劲节，固与日月争光，山川共久。而李公德辉，王公立与熊耳夫人，实有再造之恩，亦应享民之祀。
景定四年（1263年），张珏被擢升为合州主将，也就是王坚此前之职。《宋史·张珏传》赞为：
光绪初年的合州知州华国英对陈大文的翻案大为不满，又将这三人移出了忠义祠，撰写了《重修钓鱼城忠义祠碑记》，怒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以之从祀，是为渎祀，神必不享”。
张珏本就崛起于钓鱼城。十八岁时，张珏在钓鱼城从军，战功累累，得到了一个“四川虓将”的名号。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蒙哥攻钓鱼城时，张珏与主将王坚“协力战守”，因力挫蒙哥而暴得大名。
1942年6月，郭沫若到钓鱼城访古，陈大文的碑文令他怒不可遏，当即题七律一首，诗末有“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一句。贰臣妖妇，指的就是王立和熊耳夫人。
主持反攻的是刚刚上任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的张珏。此时，四川境内只有重庆、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合州钓鱼城等几座川东孤城仍奉赵宋正朔。由于重庆陷入重围，张珏无法入城，只能坐镇钓鱼城。
这些人可能都忘记了，钓鱼城失陷次月，即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崖山海战开打，南宋进入最后的时刻，除了崖山，没有哪里比钓鱼城坚持得更久。
益王赵昰称帝时，四川宋军正在酝酿一次规模空前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