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刑时，姜才见夏贵站立一旁，怒目切齿以对：“若见我宁不愧死耶！”又据文天祥的记载，姜才“临刑，含血以喷，骂虏不绝口”。
阿术敬重李庭芝与姜才的忠勇，虽劝降不成，但也不想即刻杀之。朱焕或是与两位上司有宿怨，或是为政治切割，竟煽风点火地说：“扬州自军兴以来，白骨遍野，这都是李庭芝和姜才的责任，不处死他们怎么行呢？”
这里还有一处值得说道的细节。阿术曾在姜才面前攻讦李庭芝不识时务，姜才回了一句：“不降者才也。”这一对话当然可突显姜才威武不屈，一心求死，但多少有些突兀古怪。
阿术将扬州城中的宋军家小驱至泰州城下，以乱宋军军心，恰逢此时姜才因疽发不能登城督战，守卫泰州北门的宋将趁机开门投降。李庭芝见大势已去，仓促间跳入一个莲花池自尽，因水浅未死被元军俘虏。宋都统曹安国闯入姜才居室，缚姜才献给元军。
《宋史·姜才传》中有一段话可供参照：
七月十二日，朱焕献扬州城降元。出乎意料的是，朱焕身边竟秘藏忽必烈一年前给他的一道劝降诏书，内有“若能识时达变，可保富贵”的承诺。而朱焕也一直隐而不发，待李庭芝、姜才出城后，方才举城而降。
庭芝以在围久。召才计事，屏左右，语久之，第闻才厉声云：“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耳。”左右闻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护庭芝第，期与俱死。
李庭芝留下部将朱焕守扬州，自己与姜才率军七千人往东向海边突围。宋军刚突围到泰州一带，阿术亲率的追兵就已赶到，斩杀了宋军千余人之后，李庭芝被迫退入泰州城，又被阿术的军队团团围住。
这段话虽语焉不详，但在后世看来，再结合其他证据，这证明“李庭芝确实有过动摇，并遭到姜才的批评”。文天祥对李、姜二人的评价也有高低之别，说李庭芝“虽无功于国，一死为不负国矣”，“李庭芝在扬州十余年，畏怯无远谋，惟闭门自守，无救于国”；而论及姜才时，则是一改话风，“淮东猛将，扬州前后主战，皆其人也”，“其英风义烈，淮人言之，无不伤叹。惜哉！”
当月，李庭芝和姜才按照陈宜中的计划，准备突围而出，渡海南下，与行朝汇合。放弃扬州还有一个原因是，城中饥荒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士卒的军粮掺杂了牛皮和酒曲，甚至有人烹子而食。
文天祥还给姜才写了一首《姜都统才第五十》：
阿术又拿出了忽必烈的劝降诏令。李庭芝让使者进城，然后立刻斩杀，还在城头当众焚烧忽必烈诏令。七月，忽必烈赦免了李庭芝的焚诏之罪，又给李庭芝发了一道劝降诏书，但仍然遭到冷遇。
屹然强寇敌，古人重守边。
可能是因为久攻不下，阿术始终未放弃对扬州的诱降。阿术驱动夏贵所部降兵至扬州城下，旌旗蔽野，以示扬州已为孤城，有幕客试探李庭芝是否有降意，李庭芝说：“吾惟一死而已。”
惜哉功名忤，死亦垂千年。
李庭芝与姜才涕泣发誓，要拼死夺回两宫，遂集合四万将士夜袭瓜洲。姜才与元军战至半夜，死战不退，但元军已派人护送宋恭帝等北走。
文天祥对李庭芝的纠结心态，部分源于一次创巨痛深的误会。当时，李庭芝险些铸成大错。
据《宋史·李庭芝传》，元军使者带着太皇太后及宋恭帝的降元诏谕至扬州，李庭芝登城拒接诏：“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蒙古人还不死心，待全太后和宋恭帝一行北上朝见忽必烈途经瓜洲渡口时，再以太皇太后的名义诏谕李庭芝：“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李庭芝不发一言，直接命士卒发弩射使者，当场射死一人，其他人一哄而散。
文天祥二月底从元军押送的祈请使团中脱险之后，三月初一到达李庭芝控制的真州（今江苏仪征），百感交集：“一入真州，忽见中国衣冠，如流浪人乍归故乡，不意重睹天日至此！”一到真州，文天祥就与意气相投的真州守将苗再成共商中兴大计，还当即给李庭芝写了一封信。
李庭芝的军事才华在历史上颇有争议，但姜才是首屈一指的将才，据《宋史·姜才传》，“时淮多健将，然骁雄无逾才”。但姜才因身为归正人的缘故，在军中却始终侘傺不得迁，“少被掠入河朔，稍长亡归，隶淮南兵中，以善战名，然以来归人不得大官，为通州副都统”。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三月初二），李庭芝就令人捎信给苗再成：“决无宰相得脱之理。纵得脱，亦无十二人得同来之理。何不有以矢石击之？乃开城门，放之使入！”李庭芝怀疑文天祥是元军奸细，来真州作内应开城，令苗再成将文天祥一杀了之。
夏贵降元时，李庭芝与姜才在扬州已被阿术筑长壕围困数月，《宋史·李庭芝传》记载当时的扬州城“城中食尽，死者满道”。进入二月，扬州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道有死者，众争割啖之立尽”。
苗再成半信半疑，不忍杀掉文天祥，却也不敢违抗军令，便于第二天派人带文天祥出城视察，而后突然拿出李庭芝的信函展示给文天祥看。正当文天祥惊愕失色时，陪同他出城的真州官员已策马奔回城去，紧锁城门，不啻一道逐客令。
但总有人至死守节。镇巢军统制洪福曾为夏贵家僮，洪福父子不仅拒绝降元，还杀死了前来劝说其投降的夏贵的子侄。夏贵亲自来到城下，要求单骑入城与洪福面晤。旧主前来，洪福不能不应，只得迎夏贵入城。谁料城门一开，伏兵一拥而入，当场擒获了措手不及的洪福父子。夏贵监斩，临刑时洪福大骂，“数贵不忠而死”。
文天祥不忿于李庭芝的是非不分，便带着一行人直奔扬州，意欲与李庭芝当面对质，所谓“生则生，死则死，决于扬州城下耳”。
这一刻，八十岁的夏贵或许长舒了一口气。据《新元史·夏贵传》，就在此前一段时间，夏贵曾密信伯颜：“贵军就别白费兵力进攻淮西了，只要临安陷落，淮西自然放弃抵抗。”夏贵此举自然有政治投机甚至暗通款曲之嫌，但也足以看出一名老军人在忠君与易帜之间的挣扎和自洽。而皇上一降，此种内心冲突便迎刃而解。
但到了扬州城外，文天祥一行人又犹豫了，就是否进扬州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进城必死于李庭芝之手，徒死无益，不如出海寻觅二王。
鼎革之际，总是不缺人性幽深的例证。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二王还在逃亡路上时，淮西制置使夏贵甫一获悉太皇太后与皇上开城投降，便果断以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降元。
文天祥日后回忆当时彷徨失落进退两难的窘境：
南宋流亡政权（行朝）就此成立，将在未来三年间给忽必烈带来绵绵不绝的麻烦。在以上这些人事任命中，最具看点的是陈宜中的复相，他在元军入临安前作为丞相不辞而别，又在二王逃亡途中犬马恋主，迷途知返，集怯弱与赤诚于一身，足见人性之复杂。
既至城下，风露凄然，闻鼓角有杀伐声，徬徨无以处。
当然，站在元朝的官方立场，只有益王而无宋端宗，南宋帝系至宋恭帝而止。
制臣之命真州也，欲见杀。若叩扬州门，恐以矢石相加。城外去扬子桥甚近，不测又有哨，进退不可。
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五月初一，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于福州拥立益王赵昰即位，史称宋端宗，即时改元景炎，册封其母淑妃杨氏为太后。宋端宗将其弟赵昺由广王改封卫王，拜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遥授身在扬州的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
文天祥最后决定不进扬州，取道高邮、通州，渡海去南方。
蒙古人获悉后，便以太皇太后谢道清的名义，派遣两个宦官和八名士兵至温州，召二王回临安。陈宜中一反请和常态，将来人沉于江中，毅然决然地率众登船自海路入闽。福建汀、建诸州的官员原本已做好降元准备，但听说二王将至，大宋国祚未绝，便即刻闭城拒绝元朝使者，投入二王阵营。
李庭芝或许是听信了元军散布的谣言，中了反间计，认定文天祥这样级别的重臣必定受到元军重点看管，绝无逃脱之理。甚至还有人推测，李庭芝因为抵抗意志不坚定，担心文天祥来扬州多事，因此想给他捏造个罪名，除之而后快。
众人齐聚于温州江心寺。江心寺内还保存有当年宋高宗赵构南逃至此的御座，这几乎是宋室再度中兴的神启，众人恸哭于座下，效仿当年宋高宗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之故事，拥戴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以广王赵昺为副都元帅。聚集于二王周围的抵抗势力此时虽未正式建政，但已然祭起了抗元大旗。
无论如何，文天祥在真州和扬州逃过一劫，也算挽救了李庭芝的声名。
二王逃出生天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抵抗势力闻风而至，八方风雨会温州。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纷纷归队。陈宜中到温州时，母亲突然去世，张世杰为留住陈宜中，自行将他母亲的棺材抬到船上，以示共进退。
随着李庭芝与姜才的就义，连带扬州、泰州的失守，淮东各城失去支柱，通州、高邮守将等陆续开城投降，元军就此彻底平定淮东。
元军进入临安的前夜，七岁的益王赵昰、五岁的广王赵昺在驸马都尉杨镇及赵昰舅舅杨亮节等人护送下，逃亡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闻讯后，即命范文虎率军五千追击。据《宋史·瀛国公二王附本纪》，杨镇为掩护二王，自请留下迟滞追兵：“我将就死于彼，以缓追兵。”杨亮节等人则背着二王，徒步藏匿在深山中，七天后遇见宋将张全，数十人护卫二王逃亡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