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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杰

战至傍晚,宋军已近全线崩溃。直到此时,才迎来了崖山之战最激荡的时刻。《宋史纪事本末·二王之立》记下了这慷慨悲歌的一幕:

但到了午后,宋军士卒体力开始不支,决死一战的哀兵挣扎也开始被元军更稳健且更持久的信心与勇气渐次压倒。张弘范仿佛是一名稳操胜券的草原猎手,气定神闲地为万般挣扎的困兽亲手送终。

会日暮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谋遁去。秀夫恐来舟不得免,又虑为人所卖,或被俘辱,执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入海,谓帝曰:“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

崖山之战的前半程,也就是从清晨到中午,宋军尚在拼死抵抗,张世杰“以江淮劲卒各殊死斗,矢石蔽空”,“自朝至日中,战未决”。

“陛下不可再辱”,这就是宋季历史中著名的“陆秀夫负帝蹈海”。陆秀夫时年四十四岁,赵昺九岁。

宋军此役的确尽力了,并没有上演丁家洲之战与焦山之战的溃逃一幕。元朝官方典籍《经世大典·政典·征伐·平宋》记录崖山之战时,在不长的篇幅中两次用了“殊死”这一表述。

陆秀夫负帝蹈海时,据说“从死者十余万人”,这个说法可能出自《元史·李恒传》,因为亡国的悲壮氛围拉满而传诵不绝。但更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海战七天后,据《宋史·瀛国公二王附本纪》,崖山附近海面“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其中自然有追随幼帝投海的自杀殉国者,但战死溺亡的恐怕也不在少数。

二月初六清晨,张弘范兵分四路,对崖山宋军水师发动总攻。刚刚铺陈了不少崖山之战的前奏与背景,此战也的确干系重大,但为时仅一天的战事其实没有悬念,更无先胜后败之类的桥段。尽管宋军舰船更多,有舰千余艘,远超只有四五百艘船的元朝水军,但自处被动挨打之势,士卒缺水困乏,难以承受久战;从战前元军的部署来看,他们也是胜券在握,攻击欲望充沛,更关切是否能全歼宋军。

无论如何,即使是投海数万或数千人,也是南宋亡国最壮烈的注脚。相比北宋靖康之变与金亡青城之祸,崖山万人蹈海同样惨烈凄怆,但雄浑悲壮更甚。

但这不仅仅是张世杰一人的问题。机动本是水军的特长,但在宋季,南宋水军在大规模水战中基本采取被动防御,完全复制了步军的惧攻喜守的传统,以大船为主的水军缺乏机动性,作战全靠风力,无风则陷于被动;而反观新生的元朝水军,多以水军作为主攻的兵种,“灵活运用正面攻击、侧背迂回、水陆协同夹击等战法”,更擅运用“水哨马”“拔都兵船”等轻舟,“取其往来如飞,便于攻击之利”。总的来看,“宋军似以水军执行守城步兵的功能,而蒙军则以水军用作冲锋陷阵的骑兵。这种运用上的差别,不仅反映两军策略及士气上的差异,也反映两国军事传统的不同”。

亡国之际,君王死社稷,文臣与军人殉国算是本分。但在崖山溺海的十余万人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眷属与宫女。陆秀夫蹈海时,就“先驱其妻子入海”,但妻子与儿女是否愿意,没人忍心去追问。这些人,青史不太可能留名,其殉国也无充分的理据,相当一部分都是作为附属者而被迫死去的女性。她们是“从死者”,更是命运不由自己掌控的无辜者,靖康之变如此,青城之祸如此,崖山蹈海也如此。

这更能看出,张世杰多少有些意气用事了。他只是因为不想再逃了,就寻求决战。但决战就决战吧,张世杰又主动放弃水师机动性,被动地等待元军大举进攻。

元军清理海上浮尸时,发现了一具身着黄衣、身带玉玺的孩童尸体,士兵将玉玺上交给张弘范,经反复确认为赵昺之物。张弘范即刻派人去寻找赵昺遗体,尸首却已不知所终,索性以赵昺溺毙上报忽必烈。

张弘范和李恒这番话颇有信息量,透露出忽必烈欲聚歼残宋于崖山的意图。元军最忧虑的根本不是宋军的战斗力,而是宋军再次逃之夭夭。从这个角度而言,张世杰一决生死于崖山的战略部署,正中忽必烈与元军下怀。

陆秀夫负幼帝蹈海殉国时,张世杰带着杨太后等人,乘十六艘船突出重围。据《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赵昺死讯传来,杨太后拊膺大恸:“我忍死间关至此者,止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说完也投海而死,被张世杰葬于海滨。

李恒也附和称,宋军“薪水既绝,自知力屈,恐乘风潮之势遁去”,必须趁宋军遁逃前“急攻”。

张世杰本不欲放弃,还想寻访赵氏宗室为帝,东山再起,据说也想先去占城暂时落脚。但正当他召集溃兵,军队稍稍恢复元气时,又于五月在广东沿海突遭飓风。张世杰这次终于体会到天意难违,又或许是心灰意懒,便拒绝登岸,独自爬上座舰舵楼,焚香祷告:“我为赵氏江山鞠躬尽瘁。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一直没有殉国,是指望元军退兵后,再立新君重光大宋。而今飓风又来,莫非这是天意亡宋?”

面对张世杰的铁索阵,有元军将领献计架炮于山顶轰击宋舰,这炮说的可能就是襄阳炮。张弘范回应:“炮攻,敌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计聚留而与战也。且上戒吾必翦灭此,今使之遁,何以复!”

天意自古高难问,但飓风没有放过张世杰,“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溺死”。

正月二十二日,出身西夏皇室后裔的副帅李恒率麾下三百艘战船与张弘范会师,屯兵崖山以北,对崖山宋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张世杰并不是一名多么杰出的将领,屡败屡战而已,至少远不具备只手补天裂的才华。文天祥对他有一段略刻薄的评价:

张弘范最狠辣的一招是,出奇兵截断了宋军的水源地。宋军连啃干粮十余天,渴极了,只得被迫喝海水,“饮即呕泄,兵士大困”。这样的部队还能有什么战斗力呢?

闽之再造,实赖其力。然其人无远志,拥重兵厚赀,惟务远遁,卒以丧败。哀哉!

张弘范还不罢休,派人给崖山士民带信:“你们的丞相陈宜中遁逃了,另一个丞相文天祥又被我俘虏了,你们不降还能做什么?”

文天祥如此说可能夹杂了私怨,但他与张世杰其实是一类人。民国史家蔡东藩在合论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时,有一句话说得沉郁顿挫,或为三人隔代知己之语:

张弘范一到崖山,就勘察地形,见岛上东西都有山,北面水浅,便移水军至崖山以南;又给张世杰的外甥封了官,连续三次派他诱降张世杰,《宋史·张世杰传》记载,张世杰历数古代忠臣作为表率:“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

后人或笑其迂拙,不知时局至此,已万无可存之理,文、张、陆三忠,亦不过吾尽吾心已耳。

张世杰的运气其实已属不错,江南元军为了应付漠北战事,此前曾大量北调,给了他从容经营崖山的充裕时间窗口。一直到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十三,张弘范方才率水军自潮阳抵达崖山。张弘范被忽必烈任命为此战主帅时,担忧蒙古诸将不服,请以蒙古重臣为主帅;忽必烈坚持不换帅,认为“委任不专”将败大事,并应张弘范所请,赐其有先斩后奏之权的尚方宝剑,以威服蒙古众将。

福克纳也有一句与此神似的话:

文天祥扼腕于张世杰“不知合变,专守法”,批评宋军的布阵是被动挨打,“行朝依山作一字阵,帮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

我们无法做到完美,所以我评价一个人就看他在做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时,失败得有多精彩。

道理也很简单,但凡参加过焦山之战的老兵,看见张世杰如此布阵,心有余悸是正常的心理反应。

陆秀夫留下了一本书。海上流亡时,他把二王(二帝)的事都详细地记述下来汇成一书,将书稿交给礼部侍郎邓光荐保管,并嘱托:“君后死,幸传之。”

但宋军如此士气,又何谈险中求胜呢?毕竟,无论是项羽的破釜沉舟,还是韩信的背水一战,其追求的效果都是激发士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心与战力。而张世杰布“铁索阵”的效果呢?《宋史·张世杰传》只给出四个字:“人皆危之”。

在崖山,邓光荐其实也与陆秀夫一样投海自尽,但被元兵捞起未死。邓光荐拒绝张弘范劝降,后被元军放归,带着陆秀夫书稿回到家乡庐陵。邓光荐死后,这本书不知去向,“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

更何况,张世杰自认采纳了焦山之败的火攻教训,下令在战船外面皆涂满湿泥,“缚长木以拒火舟”,果然挫败了元军将领张弘范的火攻战术。

崖山之战被视作宋元战争最后一战,一个月前,连似乎永远不会陷落的钓鱼城也降了。但实际上,次月,也就是至元十六年(1279年)三月,江西南安县仍在奋死抵抗,直至城破。

就在三年前,张世杰在焦山水战时也摆出了相似的“铁索阵”,为元军火攻所破。知兵的张世杰为何没吸取战败教训,可能与三年前的原因类似:宋军士气低迷,每逢大战都易发生溃逃,张世杰想用“铁索阵”以示背海一战,有死无逃。

相比临安之降,崖山之战是更公允的宋亡标志。但《宋史》也有“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的提法,似乎张世杰之死才是南宋最后覆亡之标志。但余波之后仍泛涟漪: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张世杰残部一百六十余人降元,至此“岭海间无复宋军旗帜矣”。

言罢,张世杰命令士卒焚去岸上舍屋,舍陆就舟:将一千余条大船泊于海中,沉碇于海,船头朝内,船尾朝外,用大索联结起来,筑成水寨,“四周起楼棚如城堞”,远望如坚壁,将帝昺等人居于最当中的巨舰上,重重保护。

崖山之战六天后,张弘范离开崖山北上,临行前意气扬扬地让人在崖山北面的石壁上勒石纪功,共有十二个字:“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元亡后,当地人将张弘范的刻字铲掉,改刻“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个字。

张世杰深感退无可退,担心再东躲西藏会导致士气离散,不战自溃,于是意欲在崖山与元军一决生死。据《宋史·张世杰传》,有人向张世杰建言抢夺海口:“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张世杰回了一句狠话:“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

十月,张弘范班师回朝,但回到大都没多久就身患疟疾病倒了,几个月后病故,时年四十三岁。

宋军虽占有地利,但隐忧已然埋下。宋水军尚有数万,但包括家眷在内的行朝总人数据估计达到二十万人,这么多人困于崖山一隅之地,食物、饮水等后勤供给都是棘手的问题,一着不慎,就是全员断粮断水。

民间有个著名段子,说有个秀才将张弘范的刻字加上一个“宋”,改为“宋张弘范灭宋于此”,暗指身为宋人的张弘范是倾覆母国的汉奸。无论这个段子是真是假,都有一点是肯定的:出身河北世侯家族的张弘范从出生第一天开始就是蒙古治下之人,从未做过一天宋人;甚至张弘范的父亲张柔也没做过一天宋人,早年是金人,后叛金投蒙,充其量也就是个“金奸”。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张世杰英雄失路,于六月初将行朝徙居崖山岛(今广东江门新会区崖门镇,现已与陆地相连)。崖山岛所在水域为珠江出海口之一,岛上有两山,东为崖山,西为汤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住水口,门阔仅里许,故又名崖门,有两山夹一海之地利。张世杰“以为天险,可扼以自固”。

也因此,“宋张弘范”本就是一个荒诞的概念。甚至张弘范真的投了南宋,他的第一身份也不是什么“宋人”,而是在南宋社会中地位尴尬、含垢忍辱的“归正人”,这将是笼罩他一生的阴影。

张世杰欲以一场大捷为祥兴朝启幕。祥兴元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五月,张世杰遣将张应科进攻雷州,可能想借此控扼琼州海峡,为西去占城打开通路。惜乎四战四败,连张应科都兵败而死。

无论遵行何种“灭宋”标准,南宋亡于1279年都是没有争议的。宋元战争始于1234年端平入洛,终于1279年,历时四十五年,是蒙古灭金(1211—1234年)时长的两倍。南宋不太可能是蒙古最强的对手,甚至也拿不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大捷,但南宋可能是蒙古最坚韧的对手。

陆秀夫拜相后,“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所述作,又尽出其手”,颠沛流离中,还每日手书《大学章句》以劝讲幼帝。

四十四年前(1235年),耶律楚材像萨满巫师一样诅咒宋使:

陆秀夫以其忠直与坚韧,在流亡朝廷中的感召力已无出其右。四月十七日,众大臣在硇洲岛奉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史称帝昺,于当年改元“祥兴”,因陈宜中远走,陆秀夫被拜为左丞相。

你们只恃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

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

天上的钓鱼城,海里的崖山岛。蒙古人无远弗届。

宋端宗崩逝时,行朝人心离散,大有一哄而散的意思。据《宋史·陆秀夫传》,这时,又是陆秀夫站了出来,对众臣慷慨陈词:

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