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年过四十的刘整随蜀帅李曾伯入川，屡建战功，至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刘整被擢任为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南方诸将皆出其下”。作为归正人，刘整进入了仕途巅峰。
但孟珙之外，南宋军界对刘整的猜疑之心似乎始终未消。《新元史·刘整传》记载，曾任京湖制置使的边帅赵方嘱咐儿子赵葵：“整才气，汝辈不能用，宜杀之，勿留为异日患。”刘整或许多少有些恃才傲物的毛病，与同僚关系也未必和睦，但被军中前辈如此疑忌，其身为归正人所遭受的身份歧视可能才是核心原因。
但刘整在不经意间与吕文德交恶。吕文德不仅贵为京湖制置使，更是贾似道的第一亲信爱将，某种程度上也算贾似道入相后的军中代理人。鄂州之战中，高达等将曾公开表示对贾似道的轻蔑，每见其督战时，就嘲讽说：“巍巾者何能为哉！”而吕文德则“谄似道”，派人呵斥高达：“宣抚（贾似道）在，何敢尔邪！”
岳飞之后，孟珙可能是最善待且最擅用归正人的南宋边帅。孟珙以归正人为班底成立了一支名为“镇北军”的新军，《宋史·孟珙传》中记载：“镇北军者，珙所招中原精锐百战之士万五千余人。”
交好贾似道，再加上真实的军功，鄂州解围后，吕文德即受到宋廷的嘉奖，《宋史全文》中说：“吕文德援蜀之赏未足酬功，今援鄂之勋尤为显著，特赐百万，良田万顷”，一时间风头无两。
李存孝虽勇冠三军，但因背叛义父李克用而声名狼藉，最终被车裂而死。冥冥之中，孟珙不意以叛将为名号送给刘整，岂非天数？
吕文德与刘整的交恶原因，《元史·刘整传》中只有五个字：“吕文德忌之”。刘整与吕文德地位相差甚远，对后者尚不构成什么政治威胁，所谓的“忌之”，更可能是说刘整桀骜不驯，或许还曾拒绝投身吕文德阵营，令专注于军中揽权经营吕氏军事集团的吕文德衔恨。当然，刘整的归正人身份被猜忌可能是更深层的背景。
入宋后，刘整追随的第一个边帅为“军神”孟珙。《元史·刘整传》中说，孟珙作为宋军主帅联蒙攻金时，刘整曾作为前锋夜袭金人守备的信阳，率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得胜归来时，孟珙闻之大惊，“以为唐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今整所将更寡，而取信阳”，于是亲书刘整所部军旗“赛存孝”，刘整遂一战成名。
吕文德对刘整极尽打压之能事，《元史·刘整传》所谓“所画策辄摈沮，有功辄掩而不白”，也就是说，吕文德每逢刘整出谋划策就漠然置之，后者建立功勋也不予上报。而最具杀伤力的一招是：举荐与刘整不和的俞兴为四川制置使。
尽管掣肘于归正人的尴尬政治人设，但凭借其勇武英锐，刘整早年在南宋军界的运气尚属顺遂。
原本俞兴与刘整之争也就是军中惯常的内斗，但恰逢此时军中推行打算法，遂形势滑向不可收拾。景定二年（1261年）四月，俞兴派人去泸州“打算军前钱粮”，刘整自知情势严峻，主动服软，先以金瓶贿赂俞兴，但未被接受；继而拜诣俞兴之母，请她出面调停，仍未成功；无奈之下，遣使赴临安上诉，却又未能直达中枢。
前文提过，王夫之在《宋论》中曾喟叹：“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这句话更多指向的是两宋防范武将，但归正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
此时，向士璧和曹世雄死于打算法的噩讯传来，刘整惊惧不已，走投无路之中为求自保，遂密谋降蒙。
另一方面，的确有归正人成为奸细打入南宋内部搜集情报，南宋朝廷与将领对归正人越是防范与歧视，就越增加归正人的怨怒与离心力，互为因果，不知伊于胡底。朱熹对此忧心忡忡：“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忽然放教他来，州县如何奈得他何！”朱熹对归正人虽抱有偏见，但这也正是当时南宋军政精英对归正人的主流态度。
刘整的蒙古联络人是汉人世侯、成都路军民经略使刘黑马。《元史·刘元振传》记载，刘黑马派儿子刘元振前往泸州受降。行前，蒙古诸将怀疑刘整为诈降，“刘整无故而降，不可信也”。刘元振力排众议：“宋权臣当国，赏罚无章，有功者往往以计除之，是以将士离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泸南重地，事势与李全何异，整此举无可疑者。”可见，汉人世侯对南宋的国内形势掌握得很准确，不论是贾似道新政导致的内部倾轧，还是刘整作为归正人的尴尬身份。刘黑马激励刘元振说：“刘整宋之名将，泸乃蜀之冲要，今整遽以泸降，情伪不可知，汝无为一身虑，事成则为国家之利，不成则当效死，乃其分也。”
国家自南渡以来，兵势单弱，赖陕西及东北之人不忘本朝，率众归附，以数万计。臣自为御营参赞军事，目所亲见，后之良将精兵，往往当时归正人也。三十余年捍御力战，国势以安。
刘元振至泸州，刘整开门出迎，刘元振为显示信任无疑，弃众而先下马，单骑与刘整相见。次日，刘元振脱去盔甲，与刘整骑马并排入城，参加酒宴时大醉方休，毫无戒心，令刘整折服。
南宋对归正人，尤其是归正人从军的态度素来游移不定。一方面，归正人骁勇，长于战斗，南宋在军事上对归正人的依赖甚深，大臣张浚感慨颇深：
刘整召士人许彪孙起草降文。《宋史·许彪孙传》记载，许彪孙说出了一句壮怀激越的名言：“此腕可断，此笔不可书也。”之后闭门与家人喝药而死。
元是中原人，后陷于蕃而复归中原，盖自邪而归于正也。
刘整召集属吏告知降蒙事宜：“为南者立东庑，为北者立西庑。”在武力胁迫下，“官吏皆西立，惟户曹东立”，刘整杀掉了这位在历史上没留下名字的微末小吏，“与西立二十七人归北”。
所谓归正人，为南宋朝野对北方“沦陷区”南归者的统称，其中不无蔑视与猜忌之意。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就给了归正人一个不无防范心态的定义：
景定二年（蒙古中统二年，1261年）六月，刘整以泸州等十五个州郡共三十万户投降蒙古，被忽必烈任命为行夔府路中书省兼安抚使。泸州失陷，使川蜀地区宋蒙力量对比更加失衡，南宋在川两大重镇重庆府与嘉定府之间的联系几乎被切断，各支宋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
刘整原本是金朝邓州人，“沉毅有智谋，善骑射”，蒙金战争爆发后以归正人的身份投宋。
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蒙古既得整，由是尽知国事虚实，南伐之谋益决，而似道自若，不以为虞”。贾似道不仅间接酿成了刘整之降，还严重低估了刘整叛降的摧毁性效应。
无论缘由为何，贾似道终究铸成大错，间接逼反了知泸州军州事兼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刘整。
但轻视归轻视，讨伐还是要讨伐的。在宋理宗的亲自督导下，贾似道不敢怠慢，即刻调兵遣将，将征讨的责任交给了这场叛乱的生事者——吕文德与俞兴。
当然，贾似道可能也有隐衷。连年战争已打空了南宋国库，军费的恶性膨胀已为燃眉之急，作为宰执，他求治心切，又缺乏掌控全局之才具，未免有急功近利之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打算法如此，公田法也如此。
俞兴奉命讨伐泸州。泸州治所此时位于在险要程度上堪比钓鱼城的神臂城，俞兴虽心术不正，但治军攻城有条不紊，在昼夜急攻下，神臂城一度危在旦夕。
贾似道的最大失误不在被道德化放大的公私不分——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中又哪里存在纯粹的公心呢——而在于打算法的出台过于草率。贾似道自恃挟鄂州之胜回朝，不仅高估了自己在军界的威望，而且低估了军内贪腐的盘根错节，未经深思熟虑便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收。
此时，左右亲信劝刘元振说：“事势如此，宜思变通，整本非吾人，与俱死，无益也。”刘元振拒绝弃城而逃：“人以诚归我，既受其降，岂可以急而弃之！且泸之得失，关国家利害，吾有死而已。”粮食将尽时，刘元振杀马犒劳将士，招募水性好的士兵持蜡书至成都求援，伪造金银牌分赏有功将士。援兵来后，刘元振与刘整联兵出击，大败俞兴，赵景良在《忠义集》记载，宋军“士卒拥溺者十八九，流尸蔽江而下”。
不过，贾似道挟私报复的破坏力可能被后世渲染夸大了，或者说，即使贾似道公而忘私，推动打算法也有不测之忧，这与公田法激发了士大夫阶层的杯葛一样，在军队这个特殊的群体内部，重手反贪腐自然更易激发反弹，何况还是在战时。相较而言，贾似道的假公济私只是进一步加大了变生不测的概率。
刘元振向蒙古报捷时，且自陈擅造金银牌罪，忽必烈不仅未加惩戒，还嘉奖了他的“通于权变”。刘元振这一系列的表现，完全没有辜负父亲刘黑马行前对他的忠义之嘱。
作为贾似道的亲信，吕文德家族在当世也以“宝货充栋，宇产遍江淮，富亦极矣”闻名，但吕文德在打算法风暴中近乎全身而退，这也可见贾似道的内外有别。
《元史·刘黑马传》记载，泸州被围时，刘黑马已有疾在身，仍然亲自督促转运军需，布置解围泸州，属下劝他休息时，他以“国事方急，以此死，无憾”婉拒，后果然病死于当年，也算求仁得仁。
但贾似道借打算法在军中打击异己的私心也近乎众目昭彰，高达、曹世雄、向士璧与贾似道在鄂州之围时早生嫌隙，而赵葵、杜庶、李曾伯和徐敏之等边帅则可能因竞争关系与贾似道不睦，成为重点“打算”对象，抄家的抄家，下狱的下狱。高达和赵葵虽侥幸过关，但向士璧、曹世雄和杜庶都死于打算之中。
蒙古汉人世侯刘黑马父子的忠义许国、南宋名将刘整的被迫降蒙，两相对比之下，高下立见，其中虽不无史书的刻意渲染，但也当思鼎革时代之人心向背。
军队贪腐至斯，贾似道的改革算得上对症下药，至少也是师出有名，以打算法节流，以公田法开源。
刘整降蒙第一年，不仅击败俞兴，还献上了“益屯兵、厚储积”的图宋大计，迅速赢得了忽必烈的青睐。蒙古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召刘整入朝，授行中书省于成都、潼川两路。忽必烈政权官制比较复杂，这里不详述了，但刘整显然是被擢升了。
所谓打算法，即核算将帅的军费开支，与蒙古那边的钩考有近似之处。南宋中期以降，“武将边帅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克扣士兵粮饷、虚报军额、假公济私等行为在在皆是”，以至有“国家竭民力以养兵，而诸将乃竭兵力以奉己”之说。当时将帅吃空额风气盛行，三大战区几乎都出现了“符额半虚”的状况。
景定四年（蒙古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高达又将兵进攻成都，刘整率军驰援，宋军慑于“赛存孝”威名，未战先遁，转攻潼川时，再为刘整所败。
严格说来，广义上的贾似道新政第一项措施并非公田法，而是景定二年（1261年）针对军队推出的打算法。
在军功加持下，刘整在蒙古的政治行情扶摇直上，但可能因为不擅经营同僚关系，此时又遭遇了他在宋军中经历过的内部倾轧，据《元史·刘整传》，“同列嫉整功，将谋陷之”。但刘整相较南宋时在政治上已圆融不少，汲取了打算法事件中的率性教训，不仅没有针锋相对，鱼死网破，反而主动退抑，自请分权，“整惧，请分帅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