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此国之人非战士，仅知沉湎于女色之中，而其国王尤甚。
赵禥的好色盛名甚至传到了马可·波罗耳中：
咸淳元年（1265年）三月，宋理宗刚刚下葬，赵禥登基未满半年，贾似道就上章辞相，径直回到其在绍兴府的私宅。据南宋笔记《咸淳遗事》，赵禥惊慌失措，于一月内多次御笔宣召贾似道回京，好话说尽，连“予夜不安枕，未明求衣，专俟师相归，处分万几之事”这种讨好话都说得出来。最后，皇帝的父亲、已改封福王的赵与芮都亲自上门游说，经数次往还，才最终说动贾相回朝。贾似道这番折腾收获颇丰，回朝时被拜为太师，进封魏国公。
帝自为太子，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嫔妾进御，晨诣閤门谢恩，主者书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余人。
《宋史·贾似道传》的辞相版本更为厚黑，“甫葬理宗，即弃官去，使吕文德报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骇，帝与太后手为诏起之”，认定贾似道表面辞官，内里挑唆吕文德谎报军情，实为阴谋要君之举。
宋度宗的政治才具逊于业已平庸的宋理宗，对贾似道的依赖也甚于伯父。自入东宫始，赵禥的兴趣点就在醇酒、美人之上，传言“度宗在宫中，尝以壶酒自随，尽日不醉”。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他继位后甚至有一日临幸三十余妃嫔的记录：
不到一年，咸淳二年（1266年）正月，贾似道又故技重演，第二次向宋度宗辞相。情急之下，宋度宗竟不顾君臣名分，“涕泣拜留之”。《宋史·江万里传》记载，参知政事江万里见状急忙用身体扶住作拜姿的皇帝，说：“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贾似道当时也蒙了，退朝后向江万里道谢：“微公，似道几为千古罪人。”实则对他深为忌恨。
这也可见，宋理宗对贾似道的倚重，并非仅仅因为贾似道的军功，以及自身习惯性的懒政，也在于贾似道对帝王不足为外人道的私人核心利益之鼎力撑持，不似主流士大夫那样动辄拿出“社稷为重君为轻”来劝谏规训。
又一年后，咸淳三年（1267年）二月，贾似道第三次向宋度宗请求告老还乡。据《宋史·贾似道传》，在宋度宗的催促下，大臣、侍从每天来贾府挽留四五次，中使更是上门十余回；为了防止贾相不辞而别，他们甚至每天夜里轮流在相府门口守夜。
赵禥能顺利即位，也有贾似道之助力。赵禥据说七岁才会说话，智力低于正常水平，但为宋理宗所喜，被立为太子时曾遭到诸多朝臣杯葛，《宋史·吴潜传》记载，左丞相吴潜也密奏宋理宗反对，“臣无弥远之材，忠王（赵禥）无陛下之福”。而贾似道则毅然决然地站在了宋理宗一边，为此，宋理宗曾多次下诏褒奖贾似道的定策立储之功，着重点出“与朕同心同德”。
这次博弈的结果是，贾似道又被特授了一个专属于元老重臣、地位高于丞相的非常设官职：平章军国重事。这还不够，宋度宗为减轻贾似道的工作强度，特别授予了他“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的特权。贾似道倒也没推辞，待在西湖葛岭的新别墅里深居简出，将日常政务尽数推给两位门客，但大事都由他遥制。另一位丞相叶梦鼎反而因此被架空，时人讥讽为“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宋理宗膝下无子，二十五岁的侄子赵禥依遗诏即位，次年改元咸淳，是为宋度宗。
连续三次的辞相，贾似道不仅没走成，还接连被加封了太师、魏国公和平章军国重事，要君至此，已是登峰造极。无怪乎，《宋史纪事本末》专门开了一卷“贾似道要君”，一桩桩给他记录了下来。
《宋史·理宗本纪》总括了赵昀在位时的三大错失：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与相始终；贪地弃盟，入洛之师，事衅随起，兵连祸结，境土日蹙；郝经来使，似道讳言其纳币请和，蒙蔽抑塞，拘留不报，自速灭亡。
在宋度宗朝的辞相与要君中，贾似道一路抵达了权力巅峰，权势之盛甚至超越了秦桧和史弥远，为南宋权相之首。贾似道被宋度宗尊称为“师臣”，被举国官员敬称为“师相”与“元老”，“今天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
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二十六日，六十岁的宋理宗赵昀驾崩，其在位四十余年，时长居南宋诸帝之首，算上两宋时代，也仅次于宋仁宗的四十二年。
官员请辞本是南宋官场风行的政治习气，江万里和叶梦鼎等宋度宗朝宰执重臣也不断有辞官的申请，宋度宗也是一样不允。贾似道的累辞求去，“既是宋季官场以处为出的为官之道，且其自有理据”，但为何唯独他引起士人极大反感，被斥为要君？有两点原因，不可不察：“一是时势使然：王朝危机四伏，行政任性不作为与个人生活的穷奢极欲形成极大的反差；二是其请辞的手段过于强烈频繁，由于度宗对其高度依赖，请辞风波动荡，朝野不宁，难免留下要君口实。贾似道或曾真心求退，之后却愈演愈烈，成为一种欲罢不能的政治姿态，则求去一事渐失其本身的真实意味。”
宋理宗朝末年正是如此。
贾似道要君背后，既是揽权自重，也是新政挫败后的意气消沉。
立储之争乃至更广义的宫廷政治，在时下往往被窄化为以后宫争宠为主的所谓宫斗，也因此被视为于南宋政局无关宏旨。但至少从宋季的立储困局来看，无论是没有皇嗣而导致的继承危机，继承人缺乏必要的储君政治训练，还是国无长君，都对南宋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或者说得更直接点，令深陷外患的宋廷雪上加霜，政局不稳，难以专力战和。
无心国事的年轻帝王，搭配心灰意败的权相，苟安之风正是临安君臣士庶的最大公约数，被时人称为“人主好谀，宰相导谀，士大夫习谀，内外遂以成风”。
到13世纪60年代，某些幻灭感及宿命论笼罩着临安。理宗皇帝（1224—1264年在位）似乎以纵欲来逃避绝望，高官们则忙于政治斗争而逃避其失职责任，靠官府措施试图重振经济繁荣之举，在若干灾难性失败后已丧失吸引力，主动求和也遭放弃，况且还有赵氏皇室无法产生名正言顺的合适后嗣这一隐忧。
苟安作为一种政治追求倒也无可厚非，收复失地或兵连祸结更非政治正确，问题从来就是临安君臣并不掌握苟安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在《剑桥中国宋代史》中，宋理宗末年的南宋政局宛如末世：
当贾似道醉心于请辞与挽留时，苟安的丧钟早已敲响于距离临安三千里的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