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虽然宋理宗平日对政事不甚关心，新政之初也一度畏葸不前，但他实际上是贾似道新政的幕后支持者。说白了，南宋财政危机之严重昭然若揭，颟顸如宋理宗也无法视而不见。甚至有理由怀疑，新政就是宋理宗本人的想法，贾似道更多的是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
无论南宋财政体制的变革必要性如何蹙迫，也无论贾似道的救世之心如何真切，强制买田、查税、物价飞涨……新政全面铺开之后，朝野内外之众怒如水火，阻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宋理宗、贾似道君臣的联手威势。
总得有人为君父分忧，作为独相的贾似道责无旁贷，这或许就是集权的反噬吧。除了相才不足，贾似道可能是高估了自己援鄂归来的威望，更可能是低估了本朝政制的疾不可为，总之，贾似道新政在一两年间便败象已露。
物价自此腾涌，民生自此憔悴矣。
景定五年（1264年）七月初，也就是新政发端的一年半后，一颗突如其来的彗星划过大宋的天空。依照天人感应的“天变”惯例，宋理宗“诏求直言”，却在不期然间引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
针对南宋楮币（楮皮纸制成的纸币）一再贬值的困局，贾似道不惜赌上政治威望，贸然启动了风险极高的货币改革，实则就是再发行一版纸币。果不其然，货币改革不但收效甚微，反而加重了南宋的财政危机与民生困苦，如周密《齐东野语》所说：
风暴的中心正是贾似道。以彗星为契机，朝野各方人士对新政特别是公田法群起而攻之，朝中甚至有人直指贾似道擅权，抨击他入相以来朝政败坏，“忠厚之泽已尽矣”。这与王安石变法期间彗星出现时的朝野舆情如出一辙。
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
《元史·叶李传》记载，八十三名太学生伏阙上书，攻讦新政“三光舛错，宰执之愆。似道缪司台鼎，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上书由太学生叶李起草，贾似道听闻后盛怒，派左右诬告叶李，将其贬至漳州。
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
此时的贾似道当然无法预料，十余年后，他临死前与叶李会有一次主客易位的会面。
为了推进公田法，贾似道又启动了推排法，也就是重新核检土地面积，查实赋税，与阿合马在北方的清查户口遥相呼应。时人作诗讥刺云：
《宋史·高斯得传》也记载了大臣高斯得上书宋理宗：
打击面过广也就罢了，因为购田数过于庞大，南宋朝廷付不出购田银钱，就用纸币等充数，甚至连发给僧尼的免税度牒也被拿来抵值，被周密讥讽为“几近白没矣”。官府给的购田价甚至不到真实价格的一成，价值一千贯一亩的良田，仅给四十贯，且一半是无用的官诰、度牒，另一半是日益贬值的纸币“会子”。
陛下专任一相，虚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灾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岁，大水为灾，浙西之民死者数百千万。连年旱暵，田野萧条，物价翔跃，民命如线。今妖星突出，其变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
为了邀宠于贾似道，地方官在公田法改革中恣意妄为地扩大化，除了大地主，稍宽裕点的普通人家也被强制卖田，有异议便以刑罚逼迫，致使民间骚动。
贾似道的政治形象由此步入下行线，他在后世的奸相定案多半肇始于此。
但问题还是出在了执行上。公田法的原始版本是国家强制买回超过官户限定的田亩数，之后一路升级，先是凡拥田两百亩以上的官户，由国家买回三分之一田产，再后来连一百亩甚至更少，都要买回。
黄仁宇以他一贯的重数目字而轻儒家道德叙事的价值观指出：
同样是聚敛，从理念而言，公田法至少是着眼长期的，只要国家回购田地的出价公道，倒也未必算得上恶政，或者说，相比和籴，两害取其轻。
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
贾似道未必有这样的情怀，就当时的情势来看，公田法可能也是不得不发。南宋的军粮此前高度依赖和籴制，也就是官方强制从民间统购粮食。但随着南宋财政状况的恶化，和籴的价格越压越低，严重脱离真实市场价格，民间苦不堪言，难以为继。
旋涡中的贾似道退意萌生，彗星争议发酵后便向宋理宗乞辞相位。在熙宁时代的彗星风波中，王安石也曾自请罢相。
尽管贾似道的初衷是为了筹集军费，但公田法只要推行下去，自然有抑制兼并之功能。土地归国家所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充沛的思想资源，尽管王莽附会《周礼》的王田制改革以一种极荒诞的方式破灭，但类似的变革冲动始终存在于历代。
贾似道的辞相，自然有其心灰意冷的一面，但其中可能也有以退为进的权谋。
为平息物议，贾似道率先将自家在浙西的万亩良田献出，作为官田首倡，宋理宗之弟荣王赵与芮随后跟进，令反对派一度噤声。赵与芮素来与贾似道不和，参与献田应为宋理宗授意。
宋理宗的优容权相人设一以贯之，面对朝野对贾似道的如潮指斥，他在诏书中难得展露出了君王的担当：
公田法出台前，宋理宗举棋不定，担心其牵涉面过广，便以春耕在即为借口，欲推延至秋后再议。贾似道对皇帝的优柔寡断心存不满，就以辞官归田相要挟。宋理宗见状，只得同意先在浙西进行试点，继而推行全国。
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君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以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职，毋孤朕倚毗之意。
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
“不知祖宗三百年间，曾有士人上书而去宰相者乎！”宋理宗一锤定音，“由是公论顿沮”，“自是中外结舌焉”，彗星政治风暴终了于此。贾似道保住了相位，公田法也未废止，但新政已然再衰三竭，日暮途远。
按照周密《齐东野语》所述：
无论后续影响如何，单纯就政治操守而言，宋理宗对贾似道新政始终如一的支持令人称道，君臣相契甚于宋神宗之于王安石。这或许也算是一种“得君行道”，但贾似道新政是否算是“行道”，却在当时和后世都充满争议。
贾似道新政的核心，是景定四年（1263年）二月施行的公田法。所谓公田法，就是国家强制性从拥田逾限的官户那里回购田地，作为长期的军饷来源。
彗星政治风暴，连带辞相风波，深刻影响了贾似道政治人格的蜕变。
但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其一，贾似道执政之初，未必如传说中那样苟安无为，无论其才具如何，他是有锐意改革之志的，为此不惜将自己拖入政治旋涡；其二，蒙古与南宋在财政上几乎同时陷入了捉襟见肘的战时经济窘境，继而直面各自的聚敛政争，那边的主角先后是王文统与阿合马，这边的主角是贾似道。
其一，援鄂归来后，贾似道一时众望攸归，大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声势，与士人的关系也称得上融洽，被视作士大夫的一分子。彗星政治风暴后，贾似道与士大夫集团的结盟关系趋向破裂，士人视贾似道为聚敛之臣与误国权臣，大肆抨击；而贾似道则在风波平息后大举报复太学生等批评者，“所谓陷害忠良、排除异己、实施专政，成为其公田不便之外更大的罪名”。
相比包罗万象的王安石变法，贾似道新政基本局限于财政领域，目标也未必有“富国强兵”这么高远，也就是为了缓解南宋末年“国库空虚，州县罄竭”的困境，说白了就是筹集军费。汲汲于仕途的贾似道远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很可能并没有王安石那么强烈的价值观诉求，他发动新政更多只是一个宰执在战争年代别无选择的救世之举。
其二，辞相成为贾似道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闹剧。在第一次辞相中，贾似道得到宋理宗的慰留，不仅安然渡过政治风波，而且权位愈固。这自然是一个正反馈，贾似道其后很多年间又屡次请辞，被时人讽为“要君”，也就是以辞职与皇帝博弈，甚至要挟皇帝。将请辞定义为“要君”或政治表演，多少有些诛心，贾似道或有真心求退之意，但累辞不得反被许以更多恩遇，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上述奏对有一句极痛切之语，“财用空竭犹之气血凋耗，亦足以毙人之国”，南宋财政到了此等境地，不改已有亡国之忧。对此，急于捞取政绩的贾似道又岂能置若罔闻，他希冀以新政澄清自己于天下。
其三，贾似道政治生涯的前半程以奋发有为、勇于任事著称，军事上破釜沉舟，政治上锐意革新，但彗星风暴后，因循苟且成为他全新的政治标签，他主动融入了南宋的苟安政风：
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之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财用空竭犹之气血凋耗，亦足以毙人之国……国家用度日以不给，盖有如贾谊所谓“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者。
可知景定年间贾似道初入相之际，对自己的立身尚具有清廉奉献的自律意识，锐意改革，志在解决南宋积弊，其以失败告终，直接导致了他在咸淳年间的消极无为。
尽管南宋在历史上有富庶之称，商业、城市经济和海洋贸易臻于极盛。但到了贾似道时代，历经二十余年的蒙宋战争，南宋“国计有将败之虞”，当时有大臣忧心如焚地上奏称：
力保贾似道过关，几乎算是宋理宗的政治遗作了。
趁着忽必烈政权困于漠北战事与李璮之乱，贾似道在南宋推行规模浩大的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