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重是所谓的合法性欠缺综合征，比起蒙古帝国的“前四汗”，忽必烈政权最大的两个软肋，就是“得国不正”和“推行汉法等于背离草原传统”，而回击质疑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将更多领土纳入蒙古版图中。作为一个“家产制”（公产制）国家，“每任大汗登基，必发动一轮新的对外征服战争，以示威武不输先皇，红利人人有份。忽必烈自然也躲不过这一轮‘任职考核’”。
一重是所谓的蒙古帝国意识形态，据说成吉思汗曾颁布过一条任何蒙古人都不得违反的法令——“他们要使全世界降服，决不同任何民族讲和，除非这些民族首先向他们投降”。“几乎毫无妥协余地的‘要么归顺，要么开战并被征服’，就是蒙古帝国对外征服精神的本质特征。”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灭宋都是忽必烈的自我实现。
刘整的灭宋建言恰好契合了忽必烈的双重政治需求。
第二点，如何灭宋。刘整的方略是“先从事襄阳”（先攻襄阳），“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这个方略的核心词是“浮汉入江”：襄阳地处汉水以南，拿下襄阳，蒙古水军即可从汉水一路入长江，旌麾直指，重演“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之伟业。
而站在刘整的角度，他建言灭宋的另一层意义在于：他将儒家大一统观念与大蒙古国的征服者本性结合了起来。灭宋也因此具备了“双重合法性”：蒙古式的征服观与中原式的正统观。
就蒙宋三大战区（川蜀、荆襄和两淮）之间的关系，刘整明确提出：
虽然在蒙哥南征时，蒙古就开始有了灭宋的模糊计划，但正是在刘整建言之后，灭宋才第一次被明确为蒙古政权的大战略。或者说，在平定漠北阿里不哥之乱与山东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政权将灭宋定为头号战略目标。
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
第一点，何时灭宋。《元史·刘整传》记载，他认为“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现在是灭宋一统的良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
“先攻襄阳”之策，并非刘整首倡。早在贵由大汗时代，就有人向贵由献策称，“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基本”，贵由虽表赞许，但并未付诸实施。在蒙哥时代及忽必烈即位之初，也分别有人进言，反对蒙哥先攻川蜀的国策。《元史·郭侃传》中，郭侃从战略、战术两方面明白指出：“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刘整的建言主要有两点。
刘整的幸运在于“得君行道”，他提出“先攻襄阳”之策时，恰逢忽必烈已下定决心灭宋，正四处问计，因而君臣遇合，风云际会，“先攻襄阳”也因此从献策变为国策。
蒙古至元四年（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已擢升为南京路宣抚使的刘整再度被召入朝，向忽必烈献上了灭宋版“隆中策”。
除了贡献方略，刘整还自请出战，在上奏中明确表示“臣愿效犬马劳”。
其四，从功利角度看，刘整深知他对蒙古人最大的价值就是熟谙南宋军情，灭宋不仅可以让他的个人价值最大化，而且是他捞取军功、仕途上升的最佳路径。
据《元史·刘整传》，忽必烈听了刘整的奏对，回应了四个字：“朕意决矣。”接着，他就诏征诸路兵，任命阿术为主帅，刘整为辅，经略襄阳。
其三，从心理动机而言，刘整可能有所谓的皈依者狂热，极力推动灭宋不仅是他激进情绪的宣泄，也是某种向蒙古人表达忠诚的投名状。
阿术出身于怯薛，父亲是蒙哥南征时的南路军主帅兀良合台，祖父是蒙古西征时的名将速不台，这是一个典型的蒙古功臣家族。
其二，作为归正人，刘整在南宋政争中遭到各种打压，尤其是在打算法前后，刘整对吕文德和俞兴恐怕是恨不能食肉寝皮，投蒙后可能多少有些报复情绪。
正是在襄阳，刘整迎来了其军事生涯的巅峰，但对巅峰的极致追求，也预先决定了他的最终命运。
其一，刘整本就是出身金朝的归正人，对南宋缺乏根深蒂固的认同感。
刘整之叛宋投蒙，乃至攻略襄阳，是为归正人对南宋猜疑、歧视政策的总复仇，也叠加了以复仇为名义的趋炎附势，两者相互交织，跌宕起伏，不绝如缕。“如宋善待他们，他们可以为宋效命疆场……一旦宋人歧视他们，或者蒙古改用安抚政策，招集流亡，他们也可以返回故乡，投靠蒙古，作为蒙古攻宋的先导”，直至覆宋。
一位刚刚易帜的名将，为何如此迷恋于消灭所谓的母国？原因或包括相互缠绕的以下几点。
这岂不是秦桧“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之论的诡异变奏？
投蒙后，刘整建功心切，似乎将一切心力都集中于灭宋之上，其热切程度可能超过了忽必烈麾下任何一位降蒙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