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削藩”的威胁下，汉人世侯渐成利益集团之感。也就是说，汉人世侯虽不构成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但的确形成了某种松散的利益集团。
忽必烈重视汉地，重用汉人，这对汉人世侯而言是政治机遇；但忽必烈立志“削藩”，改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这触动了汉人世侯的核心利益。
当然，汉人世侯内部也有分化，比如李璮可以算是激进派，史天泽算是保皇派。但从根本上而言，他们都直面着类似的削藩恐惧，有着唇亡齿寒的自觉，世侯间很可能长期有一些书信往来、信息交换、怨气宣泄，乃至共进退的口头约定，这也在情理之中。
也就是说，在蒙哥这样的蒙古本位主义者得势之时，汉人世侯的政治地位固然不高，上升空间也不大，但被忽视也是一种自由，蒙古缺乏甩开世侯直接统治的兴趣与内驱力，他们的唯一政治重心是蒙古草原，蒙古与中亚、东欧一样，都是可以分封、可供间接统治的“次级领地”；而当忽必烈这样的汉法派上台后，汉人世侯在感受到被重视的同时，半割据时代也就接近尾声了。
即使是作为忽必烈近臣的史天泽，也很难说与李璮及其他世侯之间就没有任何私下交往，甚至也不排除在书信中一起说些攻讦蒙古人乃至忽必烈的所谓“悖逆之语”。
汉人世侯的核心利益就在于长期维持半割据、藩镇化状态。当蒙古人不把中原当回事，或者说不视作核心统治区的时候，自然是倾向于尽量放权，给予世侯更大的自治权，以换取世侯为诸王（投下主）与蒙古收税，为蒙古与南宋作战。但忽必烈的上台改变了这一切，他越重视中原，越将中原当作核心统治区，就越想回收世侯的权力，将间接统治改为直接统治。
这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情境的推测。据《元史·张弘略传》：“李璮既诛，追问当时与璮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事得释。”
那么，汉人世侯与蒙古的矛盾何在呢？
张弘略是顺天世侯张柔的第八子，张弘范的哥哥。李璮与世侯及汉人官僚多有通信，但只有张弘略始终在书信中坚持“忠义”立场，可见其他通信者说了不少有违忠义之语。
也因此，汉人世侯既然不构成一个政治集团，也就更谈不上“汉人政治利益集团”了。当年的地方豪强之所以可以成为世侯，也是蒙古人的主动选择，可以看作一种间接统治或代理人政权。
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史天泽也是李璮的通信者之一。只能说，如果史天泽也是通信者，他很可能也对李璮说过某种犯忌之语。
汉人世侯与蒙古的主要分歧，绝非所谓的民族矛盾。各大世侯家族长居北方，对“南宋正统”缺乏认同，他们在蒙金战争中的所谓归降也是“叛金降蒙”，根本就和民族大义扯不上任何关系。特别是那些世居燕云地区的世侯家族，自安史之乱以来就成为中原政权的“化外之地”，历经河朔藩镇、石敬瑭后晋、辽、金和蒙古统治，已有五百年的“去中原王朝化”，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心向大宋”。
因此，李璮痛斥史天泽那句“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自然经由李璮的渲染夸大，毕竟深得忽必烈器重的史天泽没有任何“起兵”的动机；但也未必是无中生有，李璮与史天泽之间可能有文书往来，也可能有过什么同气连枝、和衷共济一类的口头盟约，只是远没有到共同起兵的地步罢了。
汉人世侯多是在蒙古南下攻金时，率领数千数万家族部众归降的地方豪强，他们割据一方，互不隶属，彼此处于某种微妙的政治竞争态势，很难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集团”来定义。
李璮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一方面，他可能对史天泽等世侯非但没有出兵相助，还反戈一击怀恨在心，临死前构陷一下史天泽也算出了口恶气；另一方面，如上所说，史天泽或许对李璮说过什么牢骚话，或许对李璮的激进态度也表达过声援，虽然可能只是逢场作戏、随声附和，但反志益坚的李璮在志得意满之下，很可能会将史天泽等人的游移暧昧曲解为正式结盟，并深信不疑，这也是一种扭曲了现实的认知。
说来话长。
夸大也好，构陷也罢，史天泽在第一时间就杀掉了李璮，从而沾染了杀人灭口的嫌疑。
但在李璮之乱前后，史天泽等汉人世侯究竟与李璮有无某种政治勾连，甚至私相授受？
参与谋逆是重罪，但忽必烈并不打算追究。不仅是对有嫌疑的史天泽，甚至对子弟牵涉李璮之乱极深的济南张氏，忽必烈也手下留情，不惜“曲法优免”。
史天泽效忠忽必烈，既是一种基于实力计算的政治投机，因为忽必烈掌控了中原的财力与人力；也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结合，作为汉人世侯，史天泽天然地支持忽必烈所代表的蒙古汉法派。
究其原因，其一，李璮之乱刚刚平定，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还在进行中，前面又刚刚杀了王文统，忽必烈不想在此时频掀大狱，冤枉忠良也就罢了，万一逼得史天泽及其他世侯铤而走险，反而酿成祸事。这在逻辑上，与曹操在官渡之战后焚烧部下与袁绍往来的书信是相通的。
在某种程度上，中书右丞相就是忽必烈给史天泽长年尽忠的回报。
其二，忽必烈固然想“削藩”，但并不想将汉人世侯连根拔起，毕竟，这些人也是他不可或缺的执政基础之一。忽必烈既需要他们压制内部的蒙古本位主义势力，将统治重心进一步转向中原；也需要在未来依靠他们南征赵宋，以汉制汉。
在此后的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之争中，史天泽也坚决与忽必烈站在一起。
此时，对于汉人世侯，忽必烈已有了一整套处置方案。忽必烈总的原则类似“大棒加胡萝卜”：硬的一手，迫使汉人世侯交出地方上的实权，尤其是军权，从根本上消弭再次发生类似李璮之乱的政治军事基础；软的一手，不搞扩大化，既往不咎，继续重用世侯等汉人官僚。
所谓忽必烈“察公忠诚”，最早的缘起也在那几年，更准确地说，就是阿蓝答儿钩考。当阿蓝答儿在中原对忽必烈集团发动极尽所能的政治构陷时，史天泽站了出来，他凭借作为勋旧和世侯的政治威望，从阿蓝答儿手中营救出不少金莲川幕府中人。
李璮之乱成为忽必烈加速削藩的一个契机。一方面，李璮是反削藩激进派的领袖，他的溃灭令削藩阻力立减；另一方面，史天泽这些人虽然原本也不支持削藩，但疑似参与谋逆一事让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了博弈抵抗能力，没被牵扯进去已然幸甚至哉，对忽必烈唯有俯首听命。
1251年，忽必烈总理漠南军国重事时，“极知汉地不治，河南尤甚，请以天泽为经略使”，据说史天泽上任后“兴利除害，政无不举”，这极可能是忽必烈与史天泽漫长政治合作的起始点。
削藩甚至不需要忽必烈亲自发起，《元史·史天泽传》记载，史天泽主动请命：“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很可能，史天泽是想以主动削藩，弥补擅杀李璮之过，修补他与忽必烈初现裂痕的君臣关系。
1213年，史天泽之父史秉直与长兄史天倪归降木华黎时，史天泽还是个十二岁的稚子。1225年，史天倪为金将武仙设宴诱杀后，史天泽承接过父兄创建的家业，招集流散，存恤穷困，败武仙，围蔡州，真定史氏遂于数年间勃兴为汉人世侯之翘楚。
不过，史天泽此举是出于政治嗅觉敏锐，主动为君王解忧，还是忽必烈需要一个人来承担这一职责，给了史天泽某种暗示，又或许是兼而有之，已不得而知。
一句“上察公忠诚”背后，是史天泽家族与蒙古政权长达五十年的“出没风波里”。
史天泽请命削藩后，史氏子弟即日解兵符者便有十七人。真定史氏这一带头，其他世侯深知大势已去，抵制已无意义，索性群起效仿，东平严氏、顺天张氏、济南张氏等在短期内纷纷交出兵权。
杀人灭口多少可能有些阴谋论，但擅杀却无从辩驳。
接着，忽必烈仿佛是应民意之所请，启动了大规模的内部改革：设枢密院以统兵权；为中书省扩权，加强中央集权；严格执行地方兵民分治；罢世侯世袭；取消汉人官僚封邑；除世侯本人，罢其兄弟子侄为官者……
这并非空穴来风。据《史天泽家传》，事后史天泽觐见忽必烈时，“乃以擅杀自劾，上察公忠诚，亦不之罪”。
原本千头万绪、成败未卜的削藩大业，竟这么一蹴而就了。
这么匆忙地杀掉李璮，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先斩后奏，甚至是杀人灭口。
这么一场对既得利益的颠覆式变革，竟生出些君臣和衷共济的岁月静好感，有了几分杯酒释兵权的意思。
当时，史天泽既没献俘，更未请旨，以“宜即诛之，以安人心”为由，即刻于军前虐杀了李璮。
这当然主要归功于蒙古人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特别是世侯慑于蒙古人快速平定李璮之乱的赫赫军威，不敢再作非分之想；但与此同时，忽必烈配套的怀柔政策也给了世侯堪称体面的退出机制。
史天泽可能不断地回想起，李璮被俘后对他喊出的那句足以诛灭九族的话，“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
削藩后，忽必烈对世侯的猜忌之心顿减，反倒给了他们更多的政治上升空间。世侯的政治舞台从地方转至中枢，以实权换高位。比如，史天泽继续做着他的丞相，日后又与张柔之子张弘范一起成为灭宋的盖世功臣。
作为平定李璮之乱的首席功臣，史天泽正处于一种不可名状的焦躁中。
这也可以看出，所谓解除世侯兵权，更多是私兵意义上的，一旦过了所谓的考察期，忽必烈还是不吝于给予部分世侯统兵权的，只不过，他们从世侯变成了元军的职业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