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奴般的忠诚，以及群体性的理财天赋，这就是色目人能够在蒙古屡踬屡起的奥秘。而这两点，都是儒家士大夫在价值观上疾首蹙额，断难竞争的。
无论是作为在中原无根无柢的色目人，还是作为大汗家奴，阿合马至少在谋反问题上，丝毫不用忽必烈忧虑。
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阿合马升任中书省平章政事，也就是当年王文统曾任之职。
至此，大蒙古国的财政大权转了一圈，重新回到了色目人手中。
阿合马的财政政策，看起来眼花缭乱：缉私盐、增盐税、增酒税、官办矿冶、茶叶专卖、农具专卖、铜器专卖、清查户口……实则无非就是加税和与民争利，并没有什么色目人的理财不传之秘。
也因此，当王文统事败身死，忽必烈能想到的第一个接替者就是阿合马。中统三年（1262年），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以财赋之任委之”。
阿合马的思想资源并没有逾越王文统与王安石的范畴，据说他有一句理财箴言，“民力不屈，而国用充”，与王安石那句“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一般无二。
因为有了这层主奴关系，阿合马深受忽必烈信任，凭借着色目人的理财天赋扶摇直上。中统二年（1261年），他已是上都留守同知兼太仓使，代忽必烈掌管宫廷仓廪钱粮。王文统在朝中针对色目理财系官员发动政争时，连右丞相祃祃都相位不保，阿合马却屹立不倒。
忽必烈与阿合马的关系很奇妙，互为镜鉴，互相规劝。阿合马某次查税过苛，将陕西赋税从一年一万九千锭增至五万四千锭，忽必烈出面制止，还语带讥讽地说：“阿合马知道什么？”而忽必烈开支无度时，阿合马也会出面劝谏：“国家费用浩繁，今年大汗回京后，已支出四千锭，恐怕明年会不够开支，宜量节经用。”
在《元史》中，阿合马似乎是横空出世，“阿合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但根据《史集》所述，阿合马出身于中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是察必皇后的陪嫁奴隶，与皇后家族“过从甚密”，很早就随察必进王府侍从于忽必烈左右，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潜邸旧臣。
出于儒家的价值观偏见，阿合马在历史中的形象似乎只是一名逢迎君主的聚敛之臣，舍此一无是处。
后王文统时代，色目人阿合马应运而起。
但事实上，阿合马能言善辩，与史天泽等重臣辩论时，常常说得对方理屈词穷，令忽必烈刮目相看；阿合马为政也进退有度，颇有章法，还曾多次主持减免课税，但《元史·阿合马传》中“竟未提此事，显见作传史臣对之怀有偏见”。
恐怕直到丧钟响起，赵璧等执迷于内斗的人才明白，君王固然念及金莲川幕府的旧情，固然亲近汉法，但权力的不可侵犯性和聚敛钱财的政治需求压倒一切。
而阿合马与色目理财官员的贪腐成风，虽有据可查，但可能也别有隐情。在窝阔台时代，色目商人就曾提出以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的方案，耶律楚材虽激烈反对，直至声泪俱下，但窝阔台还是强行予以通过。所谓扑买，就是一种“包税制”，包税人以一笔固定钱财从统治者那里取得征税权，少收赔补，多收留成。
更何况，王文统死后，汉臣中也再无如此精于理财且深谙帝王心事之能臣，剩下的都是耻于谈利的儒家士大夫，忽必烈不重用色目人又能找谁？
在忽必烈时代，尽管财政业已改革，并非纯粹的包税制，但在阿合马与色目官员的实践中，仍然可见包税制的遗存。“扑买”或“包税制”当然是一种恶政，如《元史·耶律楚材传》中耶律楚材所言，“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贪腐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同样可能存在某种源于儒家价值观的历史偏见。
出身金莲川幕府的儒臣士大夫，对理财派汉臣王文统及其支持者欲除之而后快，在他们“二选一”的政治想象中，只要除掉了“学术不正”的聚敛之臣，自然就是国无奸佞、众正盈朝。赵璧们的政治构想，跳脱不出王安石时代的新党与旧党之争，更跳脱不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小人君子之争。殊不知时移世易，在忽必烈时代的政治结构中，除了所谓的新党与旧党，还有聚敛更为恣肆的色目理财系官员，以及高高在上、俯视一切的蒙古。
阿合马的政治才具渐而征服了忽必烈，“授以权柄，言无不从”。《元史·阿合马传》记载，忽必烈某次论政时甚至称赞他有经天纬地之才：
也就是说，忽必烈及前代蒙古大汗的理财需求，除了军费和宫廷挥霍这些中原君主共有的需求，也有草原式家产共有制的内在制度需求，不能仅仅以儒家价值观中充满贬义的“聚敛”和“滥赏”概而论之。
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
元朝的赐赉形式有岁赐、特赐、宴赐、忽里勒台赏赐、新君即位赏赐等，赏赐物品包括金银、钞币、粮食、丝织品等，几乎无物不赏。赏赐数额大，次数频，名目繁多，客观上给蒙古造成了极大的财政负担，而这在中原本位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就是挥霍无度，就是赏赐泛滥。
阿合马为忽必烈宠信之深，曾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所言不无渲染之处：
除了不信任汉人，忽必烈拔擢色目人的另一大原因是：蒙古一日不可缺聚敛之臣，开疆拓土需要钱，笼络诸王需要钱，宫廷消费需要钱，什么都需要钱。与中原王朝极不一样的是，大蒙古国在某种程度上奉行的是草原游牧文明的财产共有制，或者说，军事民主制。蒙古有义务通过赐赉制度，将中原财赋大量分润给黄金家族各宗王和贵族，甚至是普通游牧民，以维持大汗的合法性。
（阿合马）为人较狡黠而有才能，权任甚重，颇得大汗宠任。大汗宠之甚切，任其为所欲为……
忽必烈很可能也在一定程度接受了这一话语体系，由此开始摒弃汉人士大夫，重新起用色目理财系官员。
此人管理政府一切官司，任命一切官吏，宣布一切裁判，其所厌恶之人而彼欲除之者，不问事之曲直，辄进谗言于大汗曰：“某人对于陛下不敬，罪应处死。”大汗则答之曰：“汝意所乐，为之可也。”于是阿合马立杀其人，其权力由是无限，大汗宠眷亦无限，无人敢与之抗言。是以官位权力无论大小，莫不畏之。
王文统东窗事发后，色目理财系官员卷土重来，鸣冤叫屈，所谓“西域之人为所压抑者，伏阙群言”。王文统当年能够击败色目理财系官员，除了个人惊才绝世，可能也与色目人惯于中饱私囊有关，而此次色目人反攻倒算的说辞可称深文周纳：他们的贪墨总胜于汉人之谋逆，“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
阿合马的上位，给汉人士大夫带来了灭顶之灾。至元二年（1265年）八月，甚至出现了“诸宰臣皆罢”的情况，解职者包括廉希宪、张文谦、姚枢、商挺等力主汉法的重臣。
当汉人士大夫陷入内讧之时，一个一度被边缘化的政治集团正坐收渔利。王文统得势前，从窝阔台起至蒙哥时代，来自西域的色目官员一直为蒙古大汗理财，或在中央管理钱谷，或在地方征收赋税。但王文统上位后，起用汉人，以汉法理财获得更大成效，极尽忽必烈之荣宠，色目理财系官员遽然失去地位，就连身为色目人的右丞相祃祃也在政争中不敌王文统，黯然罢相。
汉法还有明天吗？
此次政治株连，最早的告发者竟也是一位潜邸旧臣——赵璧，也就是鄂州议和时的蒙方代表。赵璧当时可能也只是以正统儒生的立场，出于对聚敛之臣王文统及其支持者的愤恨而穷追猛打，最多或许还有些政治倾轧的权斗因素。但他很难想到，其引发的滔天巨浪几乎将汉人士大夫一扫而空。
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又是姚枢率先上疏，力陈汉法不可废，《元史·姚枢传》记载：“惟恐大本一废，远业难成，为陛下之后忧，国家之重害。”
原因可能有三个。其一，李璮之乱与王文统事件令忽必烈对汉臣的信任大减，文官也好，武将也罢，都纷纷卷入了谋逆风波，这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其二，阿里不哥此时虽残部尚在，但大局已定，蒙古本位主义势力对忽必烈汗位的威胁大减，忽必烈没有必要继续强化自身作为汉法派领袖的政治光环。与汉人、汉法保持一些必要的距离，可以让他作为“所有蒙古人的大汗”的新角色更易在草原被接受。其三，忽必烈已经找到了可以部分替代汉人士大夫的政治势力，这个稍后即详述。
紧接着，许衡于至元三年（1266年）四月奏陈“时务五事”，大谈北方政权用汉法者久存，不用汉法者速败：
忽必烈何以一改重用汉族士大夫的政策导向？毕竟，金莲川幕府与汉地是他赖以起家的政治根基。
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
这也标志着，自1251年以儒臣为主要班底的金莲川幕府成立以来，忽必烈与汉族士大夫的缔盟首次出现重大裂痕。
忽必烈当时并未对这两篇书奏明确表态，但为之动容。不久后，数位潜邸旧臣如姚枢、张文谦、廉希宪、商挺都获复职。
查了几轮之后，忽必烈虽没拿到任何实质证据，却也令他对这几位旧人乃至汉族士大夫心生芥蒂，“始疑书生不可用”。
然而，阿合马的权势此时已无可撼动，汉臣的复出无力挽回颓局，更多是忽必烈的某种念旧情绪使然，给这些汉人勋旧一些闲职养老，如姚枢担任的就是有职无权的同议中书省事；再或者，不过是权力制衡的帝王心术。
廉希宪、商挺和赵良弼这三位潜邸旧臣首先被牵连了进来，理由是他们与王文统关系不错，有参与谋逆之嫌。
据《元史·王鹗传》，阿合马甚至曾有机会登上宰执之位，“时阿合马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复助之，众知其非，莫敢言”。此时，作为金莲川幕府最年长者，年近八十的王鹗奋然掷笔说：“吾以衰老之年，无以报国，即欲举任此人为相，吾不能插驴尾矣。”阿合马拜相的“奸计为之中止”。
王文统伏诛后，事件并没就此打住，渐有株连扩大之势。忽必烈的宽宏大量是有选择的，对史天泽这些世侯尽力保全，而对汉族文官集团的内部清洗则持默许态度。
无论阿合马拜相与否，金莲川幕府的时代都就此落幕了，“在李璮、王文统事件之后，汉人的政治力量已一蹶不振，汉法的实质功能难以伸展，足见这场叛乱影响的巨大广远”。
问题出在王文统事件上。
阿合马的扶摇直上固然与其擅权谋有关，但究其根本可能还在于忽必烈。阿合马死后，忽必烈再用卢世荣；卢世荣被诛后，又用桑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讥刺忽必烈嗜利：“统计帝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终始，此其嗜利贪得，牢固而不可破也。”
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汉人士大夫是汉人世侯的天然反对者。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正是在阿合马聚敛之财的襄助下，忽必烈紧锣密鼓地做好了对南宋大举用兵的准备。
汉人士大夫与李璮并无太多勾连，出于大一统的儒家正统观，他们甚至算是忽必烈削藩的思想资源提供者及重要推动者。所谓汉法，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以中央集权凌驾于分封制之上，这个分封制既包括蒙古诸王意义上的，也包括汉人世侯层面的。
打仗需要用钱，这是硬道理。这硬道理不单忽必烈懂，贾似道也懂。
削藩本就是大势所趋，相比世侯的有失有得，汉人士大夫意外成了李璮之乱的最大受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