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塈南郊方慕义，恩渐东海悉来臣。
九扶汉鼎赖元动，泰道宏开万象新。
凯书已奏三边捷，庙算全消万里尘。
宋理宗诗兴大发，又做起了中兴幻梦，写下《李璮归国》一诗：
坐致太平今日事，中兴宝运喜环循。
两宋虽封过不少异姓王，但大多是外戚和死后追赠，权倾朝野如秦桧和史弥远也不过在临终一刻才被加恩为郡王。如李璮这般，作为敌国降将直接被封郡王，在两宋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一个可以作为对照对象的是北宋末年的辽国降将郭药师，后者也未获得封王待遇，更可见宋廷对李璮的恩宠有加。当然，宋理宗、贾似道君臣这般考虑，多少也有“封爵竞争”的意思，毕竟李璮在蒙古那边已贵为汉人世侯。
南宋也没有真的光说不练，宋理宗令夏贵率军北渡淮河，在淮东阃帅李庭芝的配合下，向北出击，攻取了数个城池。
李璮倒也爽快，很快与南宋边将完成了三城的交接。临安方面确认了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喜出望外，由宋理宗亲笔赐诏，不仅给了李璮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等官职，还慷慨地加封了齐郡王。
但隐忧已然冒出。李璮与夏贵两军似乎都没有会师的意图：李璮忙着攻打济南，在山东境内攻城略地；夏贵则趁着蒙古人全力应付李璮的战略窗口期，汲汲于收复失地，唯恐过度北上会遭遇蒙古人的主力。
贾似道拿出了一个老成谋国的稳妥方案，《宋史·理宗本纪》记载他要求李璮先献城，“当与之要约，如能归涟、海之地，始足取信”。
李璮在意的是割据山东，夏贵热衷的是浑水摸鱼，两军的状态更像各行其是，同床异梦，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呼应。当然，双方很可能都对对方的真实意图心知肚明，所谓的请降与纳降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蒙古人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由于南宋与李璮作战多年，且于他有杀父之仇，当宋廷获知其请降消息时，第一反应是半信半疑。宋理宗一边表示“李璮纳款，情伪难凭”，一边又舍不得放弃这次机会，指示中枢“切须谨慎处置”。
在向南宋靠拢的同时，李璮传檄于山东、河北，号召各地汉人世侯及汉将举兵响应。站在李璮的立场上，忽必烈“削藩”势所必至，世侯虽平日抵牾不断，但在反削藩这一核心利益上休戚与共、唇亡齿寒，可说是共命运。
第一手是联宋抗蒙。兵变前两天，即二月初一，李璮遣使请降于南宋，为表诚意，献上涟水、海州和东海三城。
但问题是，李璮在这里至少存在两点误判。其一，李璮高估了自己在世侯内部的号召力，他可能因为长年避战，实力居世侯之首，但其威望与顺天（今河北保定）张氏、真定史氏和东平严氏这些老牌世侯比起来，仍相形见绌；其二，各地世侯对蒙古削藩确有不满，平日里或许也是牢骚满腹，与李璮声气相投，私下里也少不了串联勾兑，但抱怨归抱怨，一旦真到了选边站、动干戈之时，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会押宝蒙古人，他们对蒙古铁骑的畏惧是深入骨髓的，没有充分的把握，绝不会铤而走险。
但李璮也并非妄人，没有自大到以为凭益都这一支孤军便可以割据山东，甚至挑战蒙古在北方的霸权。兵变前，他也自以为得计地制订了合纵连横的计划。
当然，此刻的李璮正踌躇满志，“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以世侯领袖自居，哪里想得到自己不久后沦为孤家寡人的窘境。
李璮所部大概在五六万人，因为未参与蒙古历次出征，且经由李璮多年厉兵秣马，实力保存完好，兵精粮足，至少从表面实力上看，堪称汉人世侯第一强军。
忽必烈听闻李璮反讯，如临深渊。李璮起兵对忽必烈不仅是一个军事挑战，也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冲击。毕竟，此时忽必烈建元中统刚刚一年多，致力营造的“中原正统”就遭到了汉人世侯的兵戎相见，对忽必烈作为中原皇帝的合法性而言是一次公开而莫大的羞辱。
李璮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境内的蒙古镇戍部队。为监视汉人世侯，蒙古在各战略要地镇戍着探马赤军。所谓“探马赤军”，有别于狭义上的“蒙古军”，是由蒙古人征服的诸部族组成的，成吉思汗时代曾作为先锋攻城克坚，到窝阔台时代则主要承担着镇戍监控职能。探马赤军还未弄清楚状况，便被李璮全歼。
忽必烈即刻叫停了对阿里不哥的追歼，回军南向。运气也站在了忽必烈的一边，恰巧此时察合台汗国的阿鲁忽扣留了阿里不哥征集的粮饷，激得阿里不哥含愤西征，令忽必烈可以心无旁骛地专力解决李璮问题。
二月初三，李璮发动兵变，短时间内先后控制了益都和济南两座重镇。
忽必烈召来姚枢，问计于这位预见力惊人的战略大师。姚枢推测，李璮下一步有上中下三策可供取舍：
世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
腰刀首帕从军，戍楼独倚闲凝眺。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叹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
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言：“出下策。”
在一首据说是李璮起兵前所写的词中，他颇有些顾盼自雄，仿佛大军一出即传檄而定，这首《水龙吟》甚至有些刻意模仿辛弃疾的意思：
果不其然，李璮选来选去，偏偏就选了“下策”。但这倒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的颟顸短视，甚至可以说，李璮只是做出了他认知范围内与现实环境双重制约下的理性选择。
时至中统三年（1262年）年初，李璮觉得时机成熟了，或者说，他不能再等下去了。所谓时机成熟，是指忽必烈为彻底扫平阿里不哥，正在汉地大举征兵，中原军力空虚，正是李璮乘虚而起的良机；所谓最后的时间窗口，是指阿里不哥军主力在上年十一月的昔木土脑儿之战中元气大伤，争位战争大局已定，如果等到漠北战事最后息兵，忽必烈腾出手来，等待李璮的就只有束手就擒而已。
所谓上策，趁忽必烈不在直捣燕京，李璮在《水龙吟》中也抒发了类似的志向（“稳稳百年燕赵”），但这颇有纸上谈兵之嫌。就凭他这五六万人，长途奔袭燕京，且不说战马够不够，野战能力足不足，他就不怕被蒙古铁骑全歼于燕云旷野之中吗？更何况，忽必烈大军正全师南返，李璮北进不是自投虎口吗？当然，突袭燕京也不是没有机会，但其中酝酿的高风险几乎就意味着孤注一掷了。
在这两个大背景下，李璮之反是否蓄谋已久也就没那么重要了，李璮只要不接受削权，就已然是“不得不反”。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所谓中策，彻底依托南宋抗蒙，可能还意味着放弃益都退入南宋控制区。这单纯就军事而言是最优选，对南宋而言也是平添一支劲旅。但问题是，李璮起兵本就是为了割据自雄，独霸益都，如果选择了中策，连益都都要放弃，那么李璮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起事又是为何？
李璮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一方面，他经年累月的政治讹诈反复挑战着蒙古的政治底线，双方已无多少政治互信可言，其间积累的龃龉和仇怨正等待一个时机爆发，也就是所谓的秋后算账；另一方面，忽必烈很可能本就不会长期容忍汉人世侯割据一方的现状，更何况是益都式的国中之国，其他世侯或许还会坦然接受削权，但李璮断难坐视。
那么，也只有下策了。就人们的选择而言，最悲哀的并不是选错，而是本来就没得选。所谓自由选择，很多时候只是自欺欺人的幻象而已。
更重要的是，李璮面对的是忽必烈。作为最熟悉、最重视中原的蒙古大汗，忽必烈注定不会给李璮乃至汉人世侯像以往那么大的政治空间：既然中原如此富庶、如此重要，何必让治权旁落于世侯。
再说，李璮的计划也未必全无道理，如果各地世侯应声而起，李璮的困局摇身变为满盘皆活，火中取栗也未可知。这当然是赌博，但直捣燕京的上策也是赌，既然都是赌，也就难言孰高孰低了。
这是路径依赖，也是火中取栗。一开始李璮或许还甘之如饴，但当他嗅到危险的气息时，已势成骑虎。
很遗憾，李璮的确赌输了。
但蒙古的忍耐总是有限度的。
为了翦灭李璮，忽必烈动员了庞大的军事力量，但“还是把主力的蒙古骑兵军团安排到了对阿里不哥的战斗中去，只将尽可能少的蒙古骑兵派往对李璮的战斗前线”。作为替代的是，汉人世侯精锐尽出，据说仅在济南一带便集结了“十七路人马”，其中甚至还有奉诏而至的高丽军。忽必烈一面会攻李璮，一面还调顺天世侯张柔、张弘范父子率部入卫燕京，根本没有给李璮任何奇袭的机会。
这一切对李璮而言无异于某种高风险的正反馈：愈是待价而沽、恣意妄为，愈是能从蒙古的绥靖让步中渔利。
面对围攻，李璮寄予厚望的各地应援并未风靡云涌，仅寥寥数人响应，且举兵之初即事泄而败，如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和达鲁花赤（地方军政长官）戴曲薛，未及发难就被拘押。
在李璮与蒙古的权力之争中，作为名义封建领主的塔察儿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为李璮提供一些政治支持，以最大化自身利益。
李璮起兵甚至为山东父老所杯葛，可见其感召力之低下。据《元史·李璮传》，“民闻璮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
蒙古此时在中原执行的是一种半封建制——“投下主”制度，即诸王（投下主）拥有属地（投下）与属民（投下户），却不直接统治，而是与蒙古分享属地财赋，“汉人世侯不仅代朝廷守土，亦为投下主看护私产”。
据说李璮也联络过真定世侯史天泽共同起事，但就是这位大蒙古国右丞相，亲自统率诸路军马将李璮堵于济南城内。史天泽主张围而不攻，打持久战，《元史·史天泽传》记载：“璮多谲而兵精，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在此基础上，部将建议“筑外城围之，深沟高垒”，史天泽无不应允。
郝经此前于鄂州上书《班师议》时，郑重其事地警告忽必烈“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这足以证明李璮的政治能量之强，与塔察儿一度结成了某种政治联盟。
打筑垒战，正是汉军最擅长的作战方式。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李璮因为自己的桀骜不驯而得到额外补偿。在蒙哥时代，蒙古为了笼络李璮，将东道诸王之首塔察儿的妹妹下嫁李璮。有无笼络效果很难说，但这反而令李璮借着黄金家族驸马的身份顺风而呼，政治行情见涨，大有揽取汉人世侯领袖之势。
蒙古汉军起初筑城时，李璮还不以为意，还在做着共命运的春秋大梦，因此也未及时组织兵力袭扰蒙军筑城。五月，当外城合围，李璮悔之已晚。
忽必烈愠怒不已，也从多个情报源那里获悉李璮心怀异志，但在解决阿里不哥问题前，他也只能隐忍不发。为了稳住李璮，忽必烈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命“蒙古、汉军之在边者，咸听节制”。
此前尚且没有多少人响应李璮，而当李璮成瓮中之鳖，败象已露，世侯们不来参与围攻就算是仁至义尽了，哪里还能指望他们赴汤蹈火，定倾扶危。
忽必烈即位后，为全力与阿里不哥周旋，大举征调汉人世侯军队北上。李璮独不遣兵，托词贾似道与吕文德趁蒙古内战，将兴兵夺回涟水，“知朝廷近有内顾之忧，必将肆志于我”。这不仅是避战，也是政治讹诈。
六月，眼见李璮覆亡在即，此前只顾着收复失地的南宋终于动了起来。宋廷迅速派出了一支援军，但领兵者竟只是一位叫青阳梦炎的新科武进士，或许南宋只是想摆出一个积极救援的姿态，以给李璮和朝野一个体面的交代。
李璮想要的，始终都是独霸一方，利用蒙古内部及蒙宋之间的矛盾左右逢源，漫天要价，既无意愿，更无能力染指更大的政治叙事：驱逐蒙古或翦灭南宋。
不出所料，青阳梦炎率军刚挺进山东境内，就因惧怕蒙古人，仓皇引兵南撤。所谓救援李璮的最后一次行动，就这么儿戏地收场了。
在正史中，李璮被塑造为一个头生反骨、处心积虑的反叛者，李璮之反似乎也是“必有一叛”，但这些更多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李璮更像是一个大时代的投机者，纤悉不苟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力结构，却又肆无忌惮地挑战着蒙古的耐心与底线。
无论是宋理宗，还是贾似道，可能都严重低估了救援李璮不力的灾难性政治后果。李璮兵败后，北方汉人真正看清了南宋的虚弱及凉薄，也不敢再对南宋报以反正归宋的浪漫政治幻想，此后也再无任何一位接近李璮级别的人物叛蒙降宋。
数十年间，蒙古攻宋时，曾数次要求益都出兵从征，但皆被李璮以各种借口搪塞推托过去，所谓“朝廷数征兵，辄诡辞不至”。蒙哥汗七年（1257年），蒙哥亲征南宋前夕，也曾征调李璮所部随驾。李璮跑去觐见大汗，声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军非便”，竟也说动了蒙哥，许李璮独立作战，连取涟水等南宋四边城。这或许也可以得出两个推论：其一，益都李氏集团的军力不容小觑，这是李璮拥兵自重的最大依凭；其二，李璮并非拒绝攻宋，他更在意的是兵权，唯恐随蒙哥出征会兵权旁落，且远离益都根据地，但若可以独自领兵攻宋，攻城略地，扩展势力范围，李璮有的是积极性。
围城之初，李璮还心存幻想，作困兽之斗。为提振士气，李璮“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当粮饷日渐不支，又令军士入民家就食，发掘百姓贮藏的粮食。至六月下旬，济南城断粮，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地狱场景。
盖璮专制山东者三十余年，其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其谋亦深矣。
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济南守军在绝望中人心离散，连李璮本人也槁形灰心，“日复昏沉沉”。
李璮继承了父亲反复无常、投机钻营的政治性格，对蒙古挟敌自重，虚与委蛇，汲汲于扩张势力与独揽兵权，正如《元史·李璮传》所说：
七月十三日，李璮决意作最后努力，整军出城决战，但惜乎士卒饥饿已久，根本无一战之力，遭遇蒙古人一个反击，便败退入城。至此，济南城破只是时间问题，李璮也彻底失去了对部队的掌控力，守军由是陆续“各什伯相结，缒城以出”，连李璮的心腹爱将也在其列。
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李全在蒙古攻宋时败亡，李璮按照当时蒙古汉人世侯的世袭罔替通例，袭为益都世侯。至中统三年（1262年）李璮发动兵变时，李氏军事集团在益都的经营已逾三十年，根深蒂固，顾盼自雄，势力范围已从益都延伸至整个山东半岛，直逼淮北。
七月二十日清晨，李璮自知大势已去，遂遣散侍从亲兵，而后手刃爱妾，孤身一人乘舟入大明湖，投河自尽，却因水浅未死，为一老兵救起。但老兵并不是什么身怀绝技的扫地僧，也不是什么以死报恩的义士，他根本没有助李璮逃走之意，而是反手将他交给了蒙古人换取赎金。
李璮有一个更明晰的身份是汉人世侯。李璮之父（或养父）为金末山东军阀李全，最初是民间反金武装红袄军首领之一，在金、南宋、蒙古三个政权之间反复叛降，直至金正大四年（1227年），李全降蒙，“得专制山东，而岁献金币”。李全降而复叛于南宋，虽有个人原因，但也与宋廷对归正人的猜忌和防范相关。
接着，李璮在蒙古军营中一连见到了三位令他心心念念的汉人世侯。第一位是济南张氏的张宏，正是他接到老兵密报而生俘了李璮。第二位是东平严氏的严忠范。严忠范本想审问李璮，谁料却被反将一军：“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忠范闻之变色，当即刺了李璮肋下一刀。第三位是真定史氏的史天泽。史天泽问道：“忽必烈有甚亏你处？”李璮还是那句：“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天泽盛怒之下，唯恐泄露什么世侯内部的隐秘，便“唤黄眼回回亲兵砍去（李璮）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
中统三年（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二月三日，蒙古益都（今山东青州）行省长官、江淮大都督李璮遽然发动兵变，将治下各城的蒙古镇戍兵屠戮干净，宣布背蒙降宋。
至此，李璮之乱不到五个月，就以一次极其残忍的虐杀而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