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疑问：阿里不哥集团为何要坐视忽必烈先发制人？毕竟，抢先即位又没有什么门槛。
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还真有。阿里不哥受制于自身的合法性叙事，无法像忽必烈那样无所顾忌。就合法性之争而言，阿里不哥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可以依照祖制，在漠北召开正牌忽里勒台大会，并大概率能够被推举为大汗。
此时，忽必烈得以践行他当年对“潜邸旧侣”的豪言：
但问题是，阿里不哥既然主打合法性，就要依照祖制等待诸王贵族聚集到漠北，方能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而西部诸王遥遥千里，术赤系的钦察汗国更是远在伏尔加河一带，来蒙古本土需要时间。
总之，就是在三月二十四日这天，忽必烈宣称得到了开平版忽里勒台大会的拥戴，抢先登上蒙古大汗之位，时年四十五岁。
而若不等诸王到齐就先行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那么，阿里不哥就等同于破坏了合法性，与忽必烈那个山寨大会又有什么不同？
当然，忽必烈这个“伪忽里勒台大会”也是来了一些人的，最重磅的人物可能是东道诸王之首塔察儿，也就是蒙哥最初委任的征宋东路军主帅。塔察儿虽然在大会中带头拥立忽必烈，但实际上他此前也游移暧昧，不想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过早站队，之后迫于“二选一”的时势才决定押宝忽必烈。
阿里不哥必须等，哪怕明知道忽必烈可能捷足先登。这也是一种路径依赖和求仁得仁吧。
尽管，这个忽里勒台大会充满了山寨色彩，一是未在漠北召开，二是只有那些亲忽必烈的宗室贵族到场。但大会再山寨，合法性再阙如，也得开，就好比魏晋时代的禅让再作伪也得走完全部流程。
当然，阿里不哥集团可能对忽必烈的孤注一掷缺乏足够预判，按照这个时代蒙古人的认知，自行称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近乎政治自杀。
在汉人视角的历史叙事中，忽里勒台大会似乎就这么被选择性地漠视了。但在真实的历史世界中，忽里勒台大会还是要开的，这就像中原王朝的“劝进”一样，是蒙古世界合法性的必经流程。
忽必烈即汗位次月，也就是当年四月，阿里不哥最终在喀拉和林一带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正式被推选为蒙古大汗。
但可以看出，在这个更像是汉人视角的叙事中，忽必烈即汗位被诠释为一个中原王朝式的标准程序，也就是臣子劝进，主上几番推辞后顺应天心民意，连即位理由都是中原价值观式的“以贤以长，当有天下”。
就这样，大蒙古国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两位并立的大汗。
据《元朝名臣事略》，忽必烈当时的反应是，长考良久，方才决断：“汝等能叶心辅翼，吾意已决。”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忽必烈“登宝位”，众皆称贺。
在这场汗位之争中，蒙古诸王的态度颇值得玩味。不少家族内部就此产生了分裂，如塔察儿拥立忽必烈，其儿子乃蛮台拥立阿里不哥；窝阔台系的合丹支持忽必烈，其两个儿子忽鲁迷失和纳臣支持阿里不哥；身在波斯的忽必烈六弟旭烈兀前期态度暧昧，后期选定忽必烈，但其长子主木忽儿是阿里不哥的狂热支持者……父子和兄弟间的“政见不合”比比皆然。这当然有可能是一种权力分散下的随机与偶然，但也可能是蒙古宗王家族在政治风向未明时分散风险的“两边下注”，颇得魏晋世家大族乱世求存之真味。
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天命不敢辞，人情不敢违。事机一失，万巧莫追。
论实力自然是忽必烈更强，但阿里不哥在合法性上的优势几乎是压倒性的。阿里不哥不仅全权操办了蒙哥的葬礼，还在蒙古本土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在钦察汗国的术赤家族，其首领别儿哥发行了印有阿里不哥之名的硬币，这无疑表明其对阿里不哥宗主权的认可，“在名分上，任何人都清楚阿里不哥是正统的大汗”。
商挺也在同日“劝进”，他的说法极具政治鼓动性：
既然阿里不哥才是正统大汗，那忽必烈一方不就是叛军了吗？日本蒙古史学者杉山正明就认为，没有“阿里不哥之乱”，只有“忽必烈之乱”，称忽必烈政权是“军事政变政权”。
今阿里不哥虽殿下母弟，彼以前尝居守，专制有年。设有奸人，俾正位号，以玺书见征，我为后时。今若早承大统，颁告德音，彼虽迁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顺，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
但忽必烈在中原找到了合法性。这一年（1260年）四月六日，比阿里不哥即位稍早一些，忽必烈颁布了一道洋溢着中原正统观的即位诏书。
当年三月二十三日，廉希宪进言忽必烈，鼓动“早定大计”：
忽必烈这道诏书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批判阿里不哥的乱国，宣扬自己继承汗位的过程及合理性，所谓“俯循舆情，勉登大宝”；其二，公开宣称将革新蒙古旧制，所谓“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而革新的方向，指向的是“武功迭兴，文治多缺”，谋求建立一种“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秩序。
但忽必烈集团此时已没有最优解，抢先登位已是唯一的选择。忽必烈的近臣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
这既是忽必烈即位后拿出的第一份施政纲领，也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达“效行汉法”的政治意志。
在某种意义上，抢先登位也是铤而走险之举。毕竟，按照成吉思汗所定之制，忽里勒台大会一是必须在漠北蒙古本部召开，二是必须经由蒙古宗王全体合议。这两个条件忽必烈都不具备，也就是说，忽必烈于开平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宣布即位大汗，在根本上就缺乏合法性，违反了成吉思汗祖制与基本的程序正义，说得不客气点，就是僭主。
这份文采斐然的诏书不是出自忽必烈之手，而是由金末汉人状元王鹗撰写。忽必烈在政治生涯早期虽以汉化倾向闻名，但他与之前四位蒙古大汗一样，很可能不太通汉语，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对忽必烈集团而言，最好的即位地无疑是大本营开平。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从燕京来到了开平，筹划召开忽里勒台大会。
虽然汉语不行，但忽必烈对中原统治秩序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那么，忽必烈实际上只剩下一种选择了，那就是抢先一步，在己方控制区自行宣布登位，先下手为强。
五月十九日，忽必烈又干出了一件大蒙古国立国以来史无前例的大事：建元。
而如果忽必烈不去漠北参会呢？那就等同于坐视阿里不哥当选大汗，一旦木已成舟，忽必烈再想掀桌子动刀兵，就形同反叛，毫无合法性可言。这一可能性也在阿里不哥的阳谋算计之中。
建元，也就是建立正式的汉式年号，忽必烈这是以中原皇帝自居，是再明显不过的“效行汉法”政治宣示了。
所谓阴谋，则是说在漠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忽必烈必须出席，如果忽必烈拒绝接受落选结果，抑或万一当选，阿里不哥都可以利用主场优势逮捕忽必烈，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一种说法是，阿里不哥集团的确事先制订了相应的计划，只待忽必烈入彀。
这还不止。忽必烈建元“中统”，大概意思是“中原正统”，以承继中原的皇统自命。忽必烈在《中统建元诏》中明确表示：“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
所谓阳谋，是指阿里不哥身在国都喀拉和林，身兼蒙哥亲任监国、蒙古本位主义者与拖雷家族守灶者三重身份，因此得到了大部分黄金家族宗室特别是蒙哥家族的支持，按照忽里勒台大会的正常程序，阿里不哥大概率会被推举为大汗。更何况，作为忽里勒台大会合法召开地的漠北，还在阿里不哥的控制下。
此时，忽必烈的自我定位中已包含双重身份：既是蒙古大汗，也是中原皇帝。
这既是阳谋，也是阴谋。
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忽必烈如此高调地效行汉法，很可能也蕴含着争取儒臣士大夫、汉人世侯乃至中原民心的政治诉求。
阿里不哥远非庸才，他很明了自身的政治优势。他的计划是，尽快在漠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
毕竟，此时蒙古本位主义势力已为阿里不哥所驱使，忽必烈也不必过于投鼠忌器，中原与汉人才是他争位的最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