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元史·世祖本纪》，围鄂之初，忽必烈对宋军和贾似道都颇为轻视，轻信“贾似道率兵救鄂，事起仓卒，皆非精锐”，认定拿下鄂州不过旬日之间。
对于南宋当前危机四伏的军事困局，有可能破局的只有贾似道：只要在鄂州城下挫败了忽必烈的兵锋，则满盘皆活。但这又谈何容易。
但出乎忽必烈意料的是，鄂州守军智勇皆备，又是坚壁清野，又是以缓兵之计骗得蒙军撤围数日；蒙军主力撤出四川令援蜀的吕文德腾出手来，率军于九月中旬突入鄂州，之后勇将高达也率援军入鄂。
对于迁都，贾似道似乎没有明确态度，但贾似道此时的政治形象无疑是一名主战派。
贾似道以其权位之重，调遣起各路援军如臂使指。仅从这个层面出发，宋廷用贾似道已然用对了。
宋理宗以一个荒唐的理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策。
十月，贾似道进入鄂州，总领援鄂各军。
宋理宗当然没有理会文天祥的建议，但还是搁置了迁都之议。除了皇后谢道清“以安人心”的劝谏，还有一个原因多少有些荒诞：吴潜自请死守引发了内廷的猜忌，宋理宗怀疑吴潜正走上北宋末年丞相张邦昌之路，留守时被蒙古人扶植为傀儡皇帝。
关于贾似道在鄂州的表现，时人曾有“公自荆疾驰，拒守汉鄂，身当百万师，昼夜死战百余日”的评价；贾似道本人战后也自曝在鄂随时预备舍身殉国，“命之短长直在屈伸肘间”。
此时，一名年仅二十三岁的中低层文官挺身而出。《宋史·文天祥传》写年轻的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三年前，二十岁的他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主考官王应麟恭贺宋理宗“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节度判官是文天祥仕途的第一站，但他此时就已展现出日后的耿直与锋芒，慨言上疏“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
这些都是一味道德拔高的溢美虚词，并无太大参考意义，对贾似道援鄂最客观的褒奖来自敌人——忽必烈。
宋理宗的亲信内侍董宋臣鼓吹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海），多数大臣都不敢非议。素有忠直之名的左丞相吴潜也支持迁都之议，自请为宋理宗死守临安。
为加强城防，防止蒙军突入城内，贾似道下令建木栅环绕城墙内壁，形成夹城。据《元史·廉希宪传》，当忽必烈听闻贾似道“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时，对左右近臣给出了一句无法更高的评价：
无怪乎，此时宋朝中枢甚至出现了“迁都”之议。
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战火绵延湖北、湖南、广西、江西四省，作为行在的临安不仅要面临忽必烈率水军顺江东下的威胁，且蒙古骑兵自湖南、江西一线这个“柔软的下腹部”突入浙江，兵临城下，似乎也为时不远。
另有一则在《元史·郝经传》中的记载是，蒙军久攻鄂州不下，军中将领推诿于忽必烈爱重的汉族士大夫，说就是因为听了士人少杀人的胡扯，宋人才没有出于恐惧而开城投降。忽必烈以贾似道为标杆驳斥：
更棘手的是，此前进军受阻被迫撤军的蒙古南路军也有了大动作。八月初，也就是忽必烈挥师南下的同时，兀良合台率南路军自云南再度攻入广西，十月再经由广西成功突入湖南境内。为呼应兀良合台，忽必烈遣偏师攻入江西，意图实现两军会师。
曰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贾似道集南宋军政大权于一身，却受任于危急存亡之秋。蒙哥之死对蒙古帝国的负面影响还未及展现，作为宗王的忽必烈似乎是更危险的敌人，忽必烈攻占鄂州顺江直下对南宋而言是亡国级的风险。
从以上两则忽必烈逸事来看，大有将贾似道视为儒帅，与其惺惺相惜之感。回想围城之初他对贾似道援鄂的不屑，可见贾似道在短短一个月内，便以其表现令忽必烈刮目相看。
宋理宗相中了主持援蜀的贾似道，拜其为右相的同时，将抗蒙兵事尽付于他，令其督师援鄂。可以说，此时南宋国运已尽系于贾似道一人。
时至十一月，鄂州被围已近三月，蒙军使出浑身解数，杀伤宋军一万三千余人，一度还攻破鄂州城东南角，但最终功败垂成，疫病流行军中，破城之望益发缥缈。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接替丁大全？
忽必烈进退维谷，原本预期的速决战已被拖成了旷日持久的攻坚战，鄂州不破，所谓顺江东下直取临安更是妄念了。
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没有比丁大全更适合背负兵败罪责的人了，难不成还真要问责宋理宗？
再不下一个决断，忽必烈的大业就危险了。
当然，右相丁大全作为首席丞相（南宋与唐一样，右相实权通常高于左相），对兵败要负领导责任，但“击毙”蒙哥的泼天之功，是否也应如此？
此时，又是郝经，他在十一月初呈上那篇与《东师议》齐名的《班师议》，力劝忽必烈与宋议和，班师北归。
丁大全罢相前后，朝中对他的弹劾基本都是道德指向的，诸如“鬼蜮之资，穿窬之行”，“奸回险狡，狠毒贪残”，要么就是夸大其词地批判他“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但丁大全在长江防线的崩溃中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决策失误，却无人说得出，至多也就是有争议的隐匿败报。
《元史·郝经传》是这样说的，郝经主和的理由有两条。
但丁大全奸佞也好，无能也罢，他真的有资格对兵败负全责吗？
其一，短期灭宋已无可能，宋人已知蒙哥驾崩一事，军气大振，“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如果再不趁冬天果断撤军，来年开春“疫必大作”，蒙军“恐欲还不能”，甚至可能重蹈当年金兀术被韩世忠困于黄天荡之覆辙。
十月初一，宋理宗罢去丁大全相位。此时，这位权相也就当政一年多而已。
其二，忽必烈弟弟阿里不哥正留守蒙古本部，在汗位之争中已占得先机，如忽必烈不果断议和北归，则有腹背受敌之忧，“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丁大全得势时，曾遭以陈宜中为首的六名血气方刚的太学生联名上书攻讦，六人虽遭发配流放，却被士林称赞为“宝祐六君子”。
郝经还以完颜亮当年南征时众叛亲离为前车之鉴，警告忽必烈要防范阿里不哥先下手为强，“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
真正被抛出来担责的是传说中有“蓝色鬼貌”的右相丁大全。在奸相频出的南宋时代，丁大全声明不显，也算不上由秦桧领衔的所谓四大奸相之一，但从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被指摘为奸臣倒也没有冤枉他。
郝经给忽必烈的最终建议是：“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
九月十九日，宋理宗下“罪己诏”，但这更多是故作姿态，又怎可能真的让皇帝担责？
从《东师议》到《班师议》，郝经以其惊人的预见性，向忽必烈证明了儒生的价值。
九月十一日，贾似道上表朝廷，报告了长江防线崩溃的败报，朝野一片哗然。
不仅是郝经，出身金莲川幕府的汉臣基本力主班师：渡江先锋董文炳的弟弟董文用，一日三谏，以为神器不可久旷，待忽必烈登基之后，再遣一支偏师，即可了结江南事；最早加入幕府的刘秉忠则以卜筮之术为忽必烈打气，“龙飞之时已至，可速回辕”。
九月初八，忽必烈进抵鄂州，次日即完成了对鄂州城的围困。
汉臣的这一共同立场并不难理解。一方面，他们深受正统观念影响，认为忽必烈必须正名为先，尽快北返登基；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政变了如指掌，对兄弟争位的步步惊心与攻守套路烂熟于胸。
可以理解忽必烈的意气扬扬，连长江防线和南宋水军都不堪一击，鄂州孤城又怎能挡得住蒙古大军的雷霆一击？要知道，此时的蒙古军队，不但有横扫天下的铁骑，而且正日趋成为一支步炮骑皆备的复合军队。
郝经等人的苦谏中，最能打动忽必烈的想必还是“争位”这个点。
战局如此顺利，可能连坚持渡江的忽必烈都没有想到。听闻捷报，忽必烈扶鞍起立，竖鞭仰指，大呼“天也！”而后踌躇满志地下令：兵不解甲，乘胜围城。
按照忽必烈本来的计划，打鄂州不过是探囊取物，而后可以有两个选择。
被寄予厚望的南宋长江防线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突破了。
其一，携新胜之师北返，以军功压服阿里不哥等争位者，毕竟，蒙古社会最认可的就是军功。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蒙古水军似乎直到襄阳之战时才具备了与南宋水军分庭抗礼的实力。但从鄂州水战可以看出，南宋水军的总体实力相对蒙古水军尽管还占据着甚或明显的优势，但在一些局部战场上，蒙古水军已有制胜之能，鄂州渡江如此，此前史天泽指挥的川江水战也如此。
其二，乘胜自鄂州顺江直下，速战速决，攻陷临安，基本完成灭宋大业。这并非痴人说梦：十五年后，蒙古人拿下鄂州，继而仅用了十三个月就入主临安。届时，无论是奄有江南的雄厚财力，还是一举灭宋这泼天军功，举世间又有谁能与忽必烈一争？
对岸的南宋军队据说有十万之多，舰船两千艘。但在这场鄂州之战的前哨水战中，南宋水军似乎是一触即溃，三战三败，被缴获的大型舰船就有二十艘，吕文德的弟弟吕文信也当场战死。
也就是说，鄂州之战的主线仍然是争位。忽必烈战前的选项也无非两个：直接北归争位，有时间之利；先取鄂后争位，有军功之利。
蒙军先锋正是董文炳，他亲率两个弟弟，及近百名“敢死士”，“载艨艟鼓棹疾趋，叫呼毕奋”。
忽必烈选择了先取鄂后争位，但这并不算是一个决策失误，而更像是一场赌局。既然鄂州没拿下，赌局输了，忽必烈的理性选择不是将错就错，越陷越深，而是认赌服输，尽早止损。也就如郝经所言：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
据《元史·世祖本纪》，蒙军渡江时，“天为开霁”，这或许是个巧合，但军队士气却往往因此类“神迹”而为之一振。据《史集》记载，为了让迷信的蒙古将士安心渡江，军中还特意给士兵配备了“护身符”。
正在此时，忽必烈之妻察必来了一封信，向忽必烈密报了阿里不哥阵营的一些可疑动向，特别是对方正调兵遣将，威胁忽必烈的大本营开平。
忽必烈不以为然。此时，曾追随忽必烈南征大理的董文炳主动站出来请战：“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尝之。”忽必烈闻之大喜，便命诸将扬旗伐鼓，强令全军冒风雨抢渡长江，三道并进，相约先达南岸者，举烽火为应。
郝经的劝谏，察必的情报，最终让忽必烈下了决断。
蒙哥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初四黎明，蒙古军集结于长江北岸准备渡江时，风雨大作，天昏地暗，“诸将皆以为不可渡”。除了天气原因，蒙军将领可能对在长江天堑遭遇南宋水军仍有畏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