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推理的话，精于算计的贾似道大概率一开始就不打算遵守这些口头约定，仅仅将其当作诱使蒙古退兵的权宜之计，毕竟，贾似道的私下谈和并未得到临安方面的授权，并无履约能力。
当然，贾似道有可能在口头上向蒙古人承诺了一些让步条件，但几无可能是称臣割地，岁币就顶天了。忽必烈日后颁布征宋诏书（《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当谈及南宋背盟，也仅提到了“愿奉岁币于我”，如果确有称臣割地，忽必烈没有理由不昭告天下。
鄂州议和整件事的真相很可能是，贾似道瞒着南宋中枢，擅自与蒙古人接洽，希望通过一些没有约束性的口头好处，劝服攻城已陷入僵局的蒙军撤围退兵。如果没有忽必烈争位一事，贾似道出于敬畏蒙古的军力，可能事后还会通过一些秘密途径给点钱安抚蒙古人，但既然蒙军主力北调，贾似道出于无赖习性与侥幸心理，决定当作一切都没发生，连和蒙古人虚与委蛇都付之阙如了，钱也不打算给了，以达到对临安方面隐瞒谈和秘密，打造一个贾似道鄂州完胜蒙军而迫使忽必烈败退的战争神话。
简明扼要地说，“有鄂州议和，但并无‘鄂州和议’”，此次宋蒙议和既未达成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更未形成书面文字，仅仅是一个意向。
在鄂州议和中，贾似道和忽必烈都制造了各自版本的政治神话。
较公允的说法是，贾似道因未掌握忽必烈将北上争位的情报，的确主动遣使节与蒙古人接洽谈和，“请罢兵息民”，但并未提出“屈辱的议和条件”，也就是所谓的“请称臣”和“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
神话归神话，贾似道仍然是鄂州之战的胜利者。战术上，蒙宋两军难言胜负；但在战略上，贾似道的确挫败了忽必烈战前快速攻陷鄂州，进而直下临安的计划。
2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始有学者质疑“鄂州和议”的存在，认为这是称帝后的忽必烈亲自编造的神话，一是为攻鄂失利开脱，二是为灭宋制造口实。
鄂州解围后，贾似道却险些殒命疆场。当时贾似道受命移师黄州，随行只有七百骑兵，却在途中意外与蒙军遭遇。《宋季三朝政要》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当时的场景：
但这大概率曲解了历史真相。
黄在鄂下流，中间乃鞑骑往来之冲。孙虎臣将精骑七百，护送至青草坪。候骑曰：“前有兵。”似道愕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战。似道叹曰：“死矣，惜不光明俊伟尔。”既而鞑兵乃老弱部，止掠金帛子女而回。
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于是遂至亡国。
这段记录中的贾似道无英雄气可言，在生死关头竟还虚荣无谓地在乎什么“光明俊伟”。但是，贾似道怕归怕，毕竟也没打算临阵脱逃，有点决绝赴死的意思。
其集大成者就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所述，将南宋亡国责任尽数推诿于先议和后毁约的贾似道：
鄂州之战的尾声，贾似道仍然没有缺席。兀良合台的蒙古南路军北撤时，贾似道命骁将夏贵率水师在长江堵截，最终斩杀蒙军殿后部队一百七十人。这一战规模并不大，但可能因为是“最后一战”，且是喜守惧攻的宋军的罕见攻势胜绩，贾似道极为看重，将其视作个人政治生涯十件盛事之一。
前者契合了元朝对“无敌之师”“正义之师”的自我塑造，后者照应了儒家忠奸观对权奸误国的历史想象，各得其所，各安其位，这往往是主流历史叙事的盛大之路。
《宋史·贾似道传》也记录了宋军这次胜绩，翔实程度为鄂州之战之最，大有杀伤区区“百七十人”就是贾似道守鄂最大战功的意思，其中也不无刻意贬低贾似道鄂州战功的言外之意。
而在宋方看来，贾似道守鄂不仅无功，反倒有祸国之过，奸相之奸是一以贯之的。
从这一收尾战也可以部分地看出，贾似道并未在谈判后与蒙古人形成某种默契，进而放任蒙军北撤，反倒趁对方无心恋战之时，在主动进攻中小有斩获。
对蒙方来说，蒙古大军在鄂州并没有受挫，更没有被迫撤围，退兵是应宋人求和所请，日后兴兵灭宋是因为宋人毁约在先。
数月后，也就是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贾似道奉命入朝，宋理宗诏令百官出城列班迎接，给予他北宋中后期“四朝元老”文彦博一般的政治待遇，即所谓“依文彦博故事”。这正是宋廷礼遇重臣的最高政治象征。
此种叙事同时满足了蒙宋双方的历史需求。
宋理宗早年依仗史弥远，晚年寄重贾似道，对权相似乎有天然的依傍耽溺，宽宏优容，不是那么在乎所谓的皇权旁落，但他对武将却又总无端猜忌，刻薄寡恩，以致孟珙和余玠这两位盖世英雄都含恨忍屈，郁郁而终。其中的天差地别，正是宋理宗对重文而抑武的祖宗家法的遵守。
称臣、岁币、划江而治，这“鄂州和议”的条件甚至比绍兴十一年秦桧签的“绍兴和议”更为苛刻。
宋理宗将贾似道之功盛赞为“再造王室”，“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自卿建此不世之殊勋，民赖之而保其居，朕赖之而保其国”。
宋贾似道遣使来，愿请行人以和，璧请行……璧登城，宋将宋京曰：“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
四十七岁的贾似道至此置身元老重臣与股肱之臣之列。
《元史·赵璧传》倒是没提“称臣”，但多了一条“割地”，岁币的数额也明确了：
这并不是宋理宗个人的偏幸，“此时举国对贾似道鄂渚蒙宋之战的活国之力都深信不疑，并无异辞”，至于对贾似道的攻讦，那都是十余年后丁家洲之败的后话了，不无落井下石之嫌。
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伤者至万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诣军中请称臣，输岁币，不从……似道再遣京议岁币，遂许之。
七十四岁的诗人刘克庄，将鄂州解围视作“不世之功”，“以衮衣黄钺之贵，俯同士卒甘苦卧起者数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扫如山之铁骑，不世之功也”；文天祥日后在诗中指斥丁家洲兵败时，也怅然于贾似道曾经的雄姿英发，“己未鄂渚之战，何勇也”。
据《宋史·贾似道传》，贾似道为了求和，竟主动提出了“称臣”与“岁币”两大让步条件：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朝野内外无人知晓贾似道鄂州议和的隐秘，《宋史·贾似道传》所谓“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贾似道上表宋理宗时只字不提议和，将蒙古北撤尽数归因为自己主导的“大捷”，“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
正是在此种巨大的信息差之下，贾似道做出了一个在后世争议极大，至今仍聚讼纷纭的举动：遣使者与蒙古人接触。在正史中，贾似道被塑造为签订城下之盟的请和者，而忽必烈撤军甚至主要不是为了北上争位，而是答应了贾似道的求和条件。
为将鄂州军事神话盖棺论定，贾似道还指示门客廖莹中等人撰写了一本歌功颂德的奇书——《福华编》。有论者认为，书里书外，贾似道梦想缔造一个虚幻的“福华”时代，天下士人尽情渲染“福华”时代，君臣朝野醉生梦死于“福华”时代。
但南宋情报机关没有在第一时间获取的关键信息是，一场由蒙哥之死引发的蒙古内战正山雨欲来，忽必烈要紧急北返争位。
书成后，廖莹中还得意扬扬地作词《木兰花慢》，又是自吹自擂，“请诸君著眼，来看我，福华编”；又是献谄贾相，“一时多人物，只我公，只手护山川”，“知重开宇宙，活人万万，合寿千千”。
只要蒙古人有足够的韧性与耐心，就与后来苦守六年仍难逃失陷的襄阳一样，鄂州、潭州被破恐怕也是迟早的事。毕竟，宋军守城有余，但反击能力严重欠缺。
贾似道回朝当月，与他有隙，同时也为宋理宗不喜的左丞相吴潜遭罢相，挟不世之功归来的贾似道被进封为少师、卫国公，更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相，从此独揽朝政达十五年之久，跨越了宋理宗、宋度宗和宋恭宗三朝。
站在南宋的角度，说蒙古人会撤军是有些不可思议的。虽然蒙哥暴毙，蒙军在鄂州和潭州双双陷入僵持，但蒙古人毕竟还处于攻势，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湖北、湖南、广西和江西四省兵连祸结。
对于贾似道事功的“真”与“假”，有一种看法似为持平之论：
对忽必烈撤军最缺乏心理准备的可能是南宋。
贾似道的显赫事功虽有虚假的一面，但真实的一面更多，他以一定的实际事功加上巧妙的欺骗，赢得了个人威望的顶峰，加之他与理宗的特殊关系，其入相自是水到渠成。
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一月有余的蒙古南路军，也在同期奉命北撤，与忽必烈留下的接应部队会师。南路军主帅兀良合台当年曾追随忽必烈远征大理，是时候在汗位之争中明确选边站了。
无论如何，贾似道的相权独尊在当时似乎是众望所归，天下士人寄望于这位中兴名臣“早早归廊庙，天下尽欢娱”已久，似乎只要贾相在位，从此天下无事，西湖歌舞绵绵无绝期。
数日后，蒙军从容撤出鄂州，鄂州之围遂解。
对此，忽必烈恐怕也无暇破坏，他正在开平，也就是未来的上都，进行着一场登基大战。
蒙哥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启程北归，为稳定军心及防止宋军尾随追击，一边对外佯称直取临安，一边留下部分军队继续围攻鄂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