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假新闻的真相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关于抗流感疫苗是否有风险的质疑之声也在传播。瑞士科学家马塞尔·萨拉特（Marcel Salathé）为此收集了推特上近50万条消息。他发现那些强调疫苗有风险的消息，主要在本来就反对疫苗的人群中传播，反之亦然。两大阵营各自传播与自己固有判断一致的消息，并不断巩固自己的看法，这样传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对立情绪愈演愈烈。
病毒就是病毒，可信息就不一定真的是信息了。信息可能含糊其词，夸大变形，有些甚至根本就是编造的。真相跟假新闻的传播方式一样吗？美国著名作家、《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作者马克·吐温有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名言：“真相还在穿鞋的工夫，谣言已经走遍天下了。”事实上马克·吐温从没说过这句名言。多么讽刺啊！
但是病毒的传染和信息的传播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病毒在每个个体之间传播，无论双方是什么年龄、职业、种族，每次人与人的接触都有可能造成传染。可信息就不同了，它不会像病毒一样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举例来说，在世界杯足球赛上，法国队刚在决赛中大胜克罗地亚队，是谁会拼命转发冠军捧起大力神杯的图片？当然是法国佬啊。谁又更有可能到处说比赛裁判有问题？那肯定是克罗地亚人。同理，巴拉克·奥巴马的亲民舞姿很容易在支持民主党的网民中传开，而那些亲共和党的人就不见得有兴趣转发它了。不像病毒，信息会有选择性地产生传播路径。在信息内容接受度越高的那部分受众当中，信息更容易流通。而这会产生显著后果。
科学界直到最近几年才能对这个问题提供明确的回答。在2018年3月发表的论文中，剑桥大学的“病毒式营销”研究专家锡南·阿拉尔（Sinan Aral）跟他的同事用了一年的时间，跟踪了300万网络用户间传播的上千条消息，一一比较了它们的真实性与传播度的关系。结果令人不安，谣言的传播速度是真相的6倍！与真实的新闻相比，假新闻传得更远、更快，触及的受众更广泛多元。
他是如何研究“信息流行病”的？在新近的一个项目里，他的团队追踪了脸书上流传的成千上万张图片的轨迹。其中有些你们肯定也看过，比如那个战胜了癌症的小姑娘，米歇尔和巴拉克·奥巴马夫妇在平民舞会上翩翩起舞，各种姿态的猫咪……简单来说，万物皆可以图片形式在网上流传。结果显示，网络上绝大多数的信息传播都极为短命，很多图片被人放到网上以后就被彻底忘了，甚至从未被上传者以外的人看到。能够被超过10个人转发的图片都很有限。因此我们可以说，比起病毒的环球旅行，一条信息的起步要更艰难。不过，一旦其传播被触发了，那么信息的“传染”速度会十分惊人，在数秒之内即可传播到成千上万人那里去。
锡南·阿拉尔的研究还揭示出，这一真假反差在政治新闻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就为此付出了代价。投票前的那些日子，脸书上假新闻的阅读量与美国19家主流媒体报道的阅读量持平。BuzzFeed新闻资讯网站举出了社交网络上流传最广的三大假新闻：一、教皇支持特朗普；二、希拉里·克林顿跟伊斯兰国之间搞军火交易；三、某民主党候选人涉嫌谋杀联邦调查局特工。201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也不能免俗，对选举破坏性最强的假新闻包括：梅朗雄戴的劳力士价值18 000欧元，马克龙接受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选举经费，还有各种据称是移民犯下的暴力袭击的视频。
最擅长研究这个问题的是一群大数据领域的计算机科学专家，他们属于美国顶尖大学或数字化时代的企业巨头，如脸书、亚马逊或者微软的研究中心。他们当中有一位叫尤雷·莱斯科夫（Jure Lescovek）的，他戴着小眼镜，衬衣一直扣到领口，看上去就像个害羞的高中尖子生。但人不可貌相，他可是大众研究学界的未来之星，现在已经是闻名遐迩的斯坦福大学一个50人左右的科研团队的领军人物了。他的课题，就是理解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流行病”。
这些假新闻都是从哪儿来的？假新闻中的“零号病人”产自何方？英国《卫报》一项调查显示，如果追根溯源，大部分此类消息都产自各党派拥趸的网站，尤其是极右翼的网站。《卫报》进一步追踪，发现百余个不断推送支持特朗普的假新闻的博客，背后竟然是同一个大本营——位于巴尔干半岛上的神秘马其顿小城韦莱斯（Veles）。可谁是这些新闻幕后的推手？调查者们绞尽脑汁。是以东欧为基地的秘密特工在暗中密谋一场大规模假情报运动吗？掌握这些网站的是俄罗斯间谍吗？
如果说今天病毒的旅行方式是坐飞机，那么信息又如何传播呢？在黑死病的时代，关于瘟疫的流言口耳相传，很可能与疾病扩散的过程是同步的。但时代已经改变，研究者们需要到互联网上去跟踪信息的“流行病”轨迹。
不，其实这只不过是一帮青春期少年在一边打发时间，一边挣外快！在网上散布谣言的利润相当可观，而且过程一点不费力：你建一个网站，给它起个吸引人的名字，“惊天奇闻”之类的，然后找个广告代理机构注册你的网站。从此以后，每当有访客浏览你的网站，每条出现在网站上的广告都能让你挣几分钱。简单吧？剩下的就是想办法用假新闻钓网民了。比如在脸书上发些最耸人听闻的八卦，诱惑网民点击你的链接以一探究竟。好事者一拥而上去访问你的网站，而你只要开心地数钱就好。移民问题、科学阴谋或者税款遭到挪用等话题，都是赚钱的好机会。《纽约时报》就介绍过这么一段发迹史：卡梅隆·哈里斯（Cameron Harris）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政治学专业大学生。他看透了谣言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开了一个叫“基督教时报”（Christian Times Newspaper）的亲天主教网站，专门炮制各类假新闻。“美国大选期间，我每星期工作30分钟，就有数万美金的进账。”小伙子自己说。他最成功的一次创作，是谎称有几万张希拉里·克林顿的假选票在一个大仓库里被发现，这则谣言在脸书上被转发了600万次。真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大流行病。
画完这张地图以后，布洛克曼又有了个新主意。他要画另一种世界地图，图上两个城市的距离与在它们之间流动的人口数量成反比。在这张古怪的地球平面图上，巴黎跟纽约离得很近（每天8 500人在两城之间穿梭），却跟拉罗谢尔市（La Rochelle）很远（每天只有400人往返）。在这张变形的地图上，今日世界上种种流行病的扩散进程和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扩散模式一样一目了然：以“零号病人”所在地为中心形成了环形波纹，疾病像水波扩散一样传染。诺布尔的这一发现，不仅简洁优雅，而且别具价值。
如果不牵涉真的政治利益，那为什么假新闻都是对特朗普有利的？很简单，因为他的支持者多半都反对传统媒体，也就更容易成为此类假消息的受众。谷歌现在终于决定停止付钱给此类制造假消息的网站，而在法国，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考虑出台一条惩罚此类造假行为的法规。
不用说你也猜得到，人口的流动性就是答案。全球化的效应之一，就是今天的人类总是在移动中。我们不断地从地球上的一点移向另一点，流行病的传播也就变得难以预料了。德国物理学家迪尔克·布洛克曼（Dirk Brockmann）根据空运繁忙程度的相关复杂数据，将世界上的每日航空客流绘制成地图。只要看上这图一眼，我们就会对今日人类的流动性留下深刻印象。如果我们把仅仅一天之内这颗蔚蓝星球上每个旅客的里程串联起来，总长度会达到140亿公里，足以冲出太阳系……
有时候，不存在真正的过错方，一条真消息却在社会传播的过程中以讹传讹，成了假新闻。不确定的细节越积越多，直到完全取代了原来的真消息本身。有一种游戏表现的就是这种现象，它在法国叫“阿拉伯电话”，在美国叫“中国悄悄话”或者“俄罗斯丑闻游戏”。这些名字说得好像信谣传谣的总是其他人？
可惜，诺布尔博士对传染病的描述已经不适用于当今形势了。今天的流行病传播的速度更快，而且更加不规律。2009年，H1N1流感病毒蔓延全球时，平均传播速度达到每天300公里。病原体以这个速度环游世界，比《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的福格绅士的旅行速度还要快。如今，大流行病的传播速度大约是黑死病瘟疫的100倍，而且其暴发更加难以预料。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
艺术家克莱蒙·瓦拉（Clement Valla）为了表现这一现象，让500个人接力临摹一幅画，最终这幅画变得面目全非。一条简简单单的竖直线越来越扭曲，直到断成数截，然后演变成一个字母，甚至一张人脸……在科学领域，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Frederic Bartlett）在1931年最早分析了信息失真的本质。他没用竖直线或者中性的几何形状作为实验样本，却选择了在一个西方文化背景的被试群体中接力传播一幅来自其他文化的图案。结果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猫”，在这些当代西方临摹者的笔下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只迪士尼风格的、头戴蝴蝶结的卡通小猫。还有一个非洲面具图案，它逐渐转变成了一张标准人脸像。实验的结论很明显，信息总会被传播的群体中占主导的文化模式重新塑造。
流行病是如何扩散的？1974年，美国物理学家朱利安·诺布尔（Julian Noble）研究了人类历史上致死率最高的瘟疫之一——黑死病。在14世纪中叶，约4 000万欧洲人死于这场疫病，大约相当于当时全欧洲人口的半数。朱利安·诺布尔从中世纪留下来的资料判断，细菌在全欧洲的扩散方式实际上非常简单，就如同将一粒石子投入水中时形成的涟漪。起始的扩散中心就位于东地中海，接着波浪一圈一圈往外推，疾病以每天4公里的稳定速度向四面八方蔓延。诺布尔凭借基础物理学原理，理解了传染病产生的不同源头和传播范围。
在实验室里观察流言
发现一种病毒引起的流行病并预言其未来的演化趋势绝非易事。从“零号病人”开始，病毒的传播轨迹会分化出许多路径，迅速形成新的传染和疫情暴发，有时甚至发生在与疾病源头很远的地域。这个扩散现象本身引起了物理学家的兴趣，他们试图通过近些年来流行过的埃博拉、H1N1流感，还有2003年肆虐全球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来分析这一现象。
我对自己从事的这行最满意的一点，就是能追随自己的直觉，随时自由地投入新的科研计划。信息传播这个主题，恰好在此时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很少有人专门去研究与危机相关的流言传播，就像埃博拉肆虐时随之四起的传言。信息在扩散过程中是如何演变的？它们对人群的行为方式又有何影响？这些问题足够开展一项新实验了。一年之计在于春，于是2015年春，我着手开始实验。
穿过人群
被试10人一组，就像玩“阿拉伯电话”一样，人人都不知情地充当了传播链中的一环。不过这通“电话”里要讲的事可不是哄小孩子的故事了，我们要传播的消息令人惴惴不安，与一种有可能扰乱人体内分泌的化学物质二氯苯氧氯酚[2]有关，但其危害性尚未确证，仍存有争议。这种化学物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有人怀疑它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各种不良影响，小到过敏，大到致癌。然而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确定这种威胁是否存在、有多严重。对于这样不确定的消息，大众会如何反应呢？
埃博拉病毒与围绕着它的惊世流言，两者的散播方式一样吗？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说：“谣言和恐慌比疾病传播得更快。”让我们一探究竟。
第一位被试独自开始了实验，他将是第一个传出消息的人，我们的“零号病人”。按照实验规定，他读了一些有关上述化学物质的好处与风险的文章，其中既有媒体报道和维基百科词条，也有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份触目惊心的报告，还有药妆公司的让人打消顾虑的通稿。重要的是，所有材料里的正面因素跟负面因素一样多。
幸亏我还没来得及干这些傻事。关于瘟疫的恐慌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最新猛料，媒体的兴趣很快就从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关注转向其他热门话题，比如2014年“欧洲好声音”（Eurovision）的折桂者孔齐塔·维斯特刚出版的自传。
他读完以后，实验室里进来了第二位被试。第一位被试开始和他围绕二氯苯氧氯酚的话题聊天，时间不限，观点自由。凭借安装在实验室里的录音装置，我能从办公室收听他们的谈话。因为第二位被试之前从未读过相关资料，我自然只能够听见第一位被试开始滔滔不绝地讲，第二位被试全神贯注地听，并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谈完以后，从前一位那里得到充分信息的第二个人成为信息链上新增的一环，并与一直等候的第三人开启新一轮的讨论。以此类推，直到第十位被试参加完讨论。这样10人一组，我一共做了20组。
路过报亭，德国首都的地方性报纸《柏林人日报》（Berliner Zeitung）的头版跃入了我的眼帘。耸人听闻的标题“埃博拉病毒登陆柏林！”旁边配着一幅巨大的显微镜下的病毒图片。事实上，报道只是说到一位病情可控的感染者从非洲遣返。可是我看都没看报道，就匆匆在朋友中散播消息：“柏林有人感染埃博拉了！”让人担心迹象在我身边比比皆是。一个同事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有个朋友最近肚子疼，邻居这周没出来倒垃圾……我要疯了！要不要赶紧去超市囤粮抢水，就像电影《传染病》（Contagion）里马特·达蒙演的那样？在当时的我看来，关在家里吃几个月的青豆罐头也许是最明智的办法了。
实验得出的数据令我哭笑不得。首先，信息量在传播过程中逐步缩水，第一位被试传出的信息由一千多个单词构成，传到最后只剩小几百个单词了。同时，信息的准确性也大打折扣，变得越来越模糊。比如，材料涉及一个在小白鼠身上做的二氯苯氧氯酚的实验。第一个被试原本发出的信息是“啮齿动物的心脏泵血功能衰退了25%”，经过传输以后，细节已经不重要了，参与者说：“耗子们得心脏病死了。”
中招那天，我正一边听着伊迪丝·皮雅芙（Édith Piaf）的歌，一边煮我的意大利面。电话响了，是一个住南特的朋友。他声音紧张地告诉我，当地的医科教学与医疗中心（CHU）刚发现了一名埃博拉患者，这是他朋友从推特上看到后告诉他的。其实这是条假消息，不过越传越真，我们全都相信了。其实不久之后，那家医院就发布了辟谣的公告，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条消息却鲜有人问津。媒体上并未出现有关这次感染的报道。但我还是不安地发现，已经有几十名疑似接触过那位患者的病人被隔离了。有一个几内亚裔学生回了法国，他所在小学的学生家长就纷纷阻止自己的孩子去上学。机场开始测体温，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的医生形象开始出现在各大报纸上。恐慌简直要把我压垮了！
信息传播不仅会丢失原始版本中的重要细节，往往也会加入新的要素，再传播给其他人。比如，被试中有一位特别健谈，聊到自己有些担心还在哺乳期的姐妹。没想到这点家长里短很快就成了证据确凿的事实——“二氯苯氧氯酚对哺乳期母婴有危害”。
其实，埃博拉病毒并没有在美国境内继续传染。整个欧洲也只有一名西班牙护工感染了，因为她照顾了一名去过塞拉利昂的传教士。不过那又怎么样？谣言和恐慌依旧迅速扩散。到2014年秋天，连我也被“传染”了。
有时候，信息越传越可怕，其警告色彩被加强，而另一些时候则正相反。二氯苯氧氯酚威胁健康的风险在有些组里传着传着就淡化了，聊天的重点更多的是媒体在这个问题上的夸张态度，或者未得出定论的实验结果。这样的差别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有的组会将危险信号放大，而另一些组会对危害轻描淡写？秘密就在于每组成员的构成。如果组员中的大多数本来就担忧化学品会影响内分泌，那么消息就会越传越严重。相反，在大部分人都不太为之困扰的那一组里，一模一样的信息则会被越传越轻松。就像巴特莱特的实验所展示的，一个人群的主流倾向会扭曲在其中传播的信息。
美利坚合众国警钟长鸣！一支传染病专家组立刻进驻达拉斯，找出所有与邓肯有过接触的人。他的家人、邻居、医护人员……第一批15个密切接触者在全世界媒体惊疑的目光下被隔离了三个星期，由传染病专家严密监控其健康状况。等到病毒感染的症状在其中两名护士身上开始显现时，另一种“流行病”也开始在欧洲和美国蔓延，那便是谣言和恐慌。
我们在实验完成后测试了参与者对二氯苯氧氯酚的担忧程度。大部分人的判断都比之前更极端：组员大多忧心忡忡的那一组被试，变得比实验前更担心这种化学物质对人类的危害；而那些进了组员心态更轻松一组的参与者，则觉得这个问题更不值得操心了。很显然，多数人所持的观点被放大了。
埃米尔的死仅过去9个月后，传染病换上了一副新面孔。美国达拉斯的得州卫生长老会医院在半夜接诊了一名42岁的男子托马斯·埃里克·邓肯，他刚从利比里亚旅行回来，发了高烧。当夜，医院给他开了些抗生素让他回家休养。两天之后，他又回来了，这回是救护车送回来的，而且生命垂危。2014年10月8日，邓肯离世。埃博拉病毒横渡了大西洋。
这一结果难道不令人惊讶？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找几位意见相近的人，在他们当中散布一个与他们原有看法相左的信息，这样做的本意是改变他们的看法，可是过不了多久，这条信息就会被传走样，变成跟他们最初的意见一致的看法。你的沟通不仅不能改变他们的主意，还会使他们更顽固！请注意，这种现象并不会表现在个体层面。大部分人在独处时都足够聪明，能认清并接受真相。但在群体层面，事情就不同了。每一次信息传播都对原始信息进行了微不足道的点滴篡改，积少成多之后，会让某一部分观点得到显著的放大。
从“零号病人”埃米尔开始，长达2.8万人的传染链迅速形成。经由一次次传播，病原体很快于2014年3月抵达了首都科纳克里（Conakry），一个300万居民的大城市。几个星期以后，埃博拉病毒跨越国境线，入侵邻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瘟疫所到之处，一共造成11 300例死亡。
那该怎么做呢？你怎么才能说服一群人，让他们明白他们错了？毕竟你的沟通只会巩固他们的固有成见。在这方面，独裁者们有一个方法十分奏效：禁止交流争议话题。因为没有互动，自然就没有观点的放大。事实上，社交网站上的言论自由确实是诱发“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的原因之一。好吧。但如何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防止极端团体的形成呢？也许可以依靠教育和培训？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开设了“谣言粉碎机”类的栏目，意在指导公众识别假新闻，但这显然远远不够。鼎鼎大名的《华盛顿邮报》最近索性停了它的“何为假新闻”专栏。这些分辨消息真伪的专栏的读者，本来就是自己会积极寻找真相的个体。而那些对假新闻趋之若鹜的乌合之众，并不会去读“何为假新闻”栏目。
当地的医生傻了眼，这是霍乱，还是疟疾？当小埃米尔的奶奶也开始出现同样的症状时，老太太不愿坐以待毙，于是去了盖凯杜市（Guéckédou）的医院看病。那里是几内亚第三大城市，住着近35万居民，他们都成了病毒的潜在宿主。埃博拉病毒横扫西非的死亡之旅从此开始。[1]
最新的技术趋势也并不足以让我们放心。人们试着运用电脑程序进行信息过滤，比如谷歌正在开发一种算法，去关联每一条信息的“可信指数”，脸书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努力。而这种算法过滤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自动拦截那些被判断为不可靠的信息。不过说到底，电脑又是谁来操纵的呢？
总之，那天回来他就病了，一直高烧不退，呕吐。疾病在48小时之内就夺走了他的小生命。4天以后，2014年1月1日，他的姐姐菲洛梅纳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很快也去世了。接着是他们的妈妈，还有这家人的一个朋友。梅连度村的居民共有14人遭受了同样的不幸后离世，死亡人数几乎占整个村子的一半人口。
[1] 本节中关于2013—2014年西非埃博拉首批感染者的具体经过和详细日期，与本书参考文献所引用的流行病学调查简报有出入。对简报内容的引述，可参考《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中信出版社，2020年5月）第8章。——编者注
2013年12月26号这一天，小埃米尔到底遇上了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组不能完全确定。柏林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的一个田野调查组认为，这小淘气在路上有那么几分钟丢下了他的球，靠近了一只受伤的蝙蝠。他会不会顺手摘了一个沾染过蝙蝠粪便的野果子吃了？
[2] 二氯苯氧氯酚（triclosan）是一种广谱抗菌剂，对葡萄球菌属链球菌与革兰氏染色菌有较强的杀菌力，被广泛应用于肥皂、牙膏等日用化学品之中。
球在泥泞的地上飞快地往前滚。两岁的埃米尔跳过灌木，跨过枝丫，绕着棕榈树跑圈，追到球后又狠狠踢了它一脚，再大笑着重新追了起来。这个男孩曾经生活在梅连度（Meliandou），这是一座位于西非国家几内亚的一个偏僻的林中村庄。“他调皮得很！喜欢听广播，整天追着球玩儿。”几个月后，面对世界各地接踵而至的流行病学家和新闻记者，埃米尔的父亲这样介绍他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