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结实牢固，容易形成，且具有强大的传播能力，怪不得自然规律也偏爱它。最近，这些研究者把他们自己之间的合作关系也画成了网络。猜猜是谁充当了枢纽呢？当然了，正是瓦茨和巴拉巴西，毕竟他们在1999年发表的这项成果被引用了上万次，成了学科新方向的出发点。
最终，瓦茨和巴拉巴西又发现，这个看似复杂精妙的结构靠一条简单规则就能编织出来。只要找一张规则的结构化网络，就像一张渔网，随机取下这张网上的一条线，重新连接到别的地方去，最好是接到那些已经连了很多线头的区域。如此反复几次，我们就得到了一张“小世界”网络！换言之，只需要做一些随机的重新连接，并且优先接到既有连接最多的那些节点上。
人际网络的中心
还不止这些！“小世界”网络是极佳的传播链路。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它的通路传遍整个网络。村里的闲话也好，网上的病毒也好，大脑里的神经脉冲也好，HIV这样的性传播疾病也好，都是如此。而且这张网非常牢固。就算随机切断数条连线，对整体传播效率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演员们的人际关系网被各路科学家当成一个新奇的研究对象，放在显微镜下看了又看，很快变得像榨干了汁的柠檬，再也找不到什么新的秘密了。好在第二只柠檬很快又出现了，这次它的出现地点跟上次的一样出人意料，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小镇弗雷明翰（Framingham）。
随着研究的推进，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这项发现的应用范围之广泛。“小世界”并不独属于人，可以说它无处不在！比如大脑神经元的连接，互联网上连接不同网站的可点击链接，美国电网的布局，都属于“小世界”！甚至就连性关系网络也呈现出“小世界”的特征。不错，这世界上确实存在“性关系枢纽”人物，篮球运动员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不是就号称跟两万名女性有过关系吗？
从1948年起，这座美国小镇一直是一项重要临床医学研究的对象。波士顿大学的心脏病学专家每两年在这里进行一次普查，测量当地15 000名居民的心率、血压、体重、运动习惯、情绪稳定度、烟酒史等等，并将一切信息详细记录在案，目的在于找出诱发心脏疾病的因素。这项研究被公认为迄今为止最详尽的医学调研之一，后来有数千篇论文运用到了研究中的数据。正是这项调查第一次为我们揭示了吸烟、肥胖和缺乏运动这三大因素与心脏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三个小伙子的网络图印证了米尔格伦的六度分隔理论。凯文·贝肯并不是演员世界唯一的中心。事实上，任意两个演员都能靠少数几个中间人产生联系。匈牙利物理学家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发现了这张网的另一个特点：网络都包含着一些“枢纽”。有些超级大明星能连接的人数是一般人的十倍，甚至百倍，这和我上面例子中提到的奥巴马是一样的。这类与渔网截然不同的网络被命名为“小世界”（small world）。
2002年，关于人际关系网络的研究正如日中天，哈佛大学的医生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忽然有了个想法，能不能把弗雷明翰镇居民之间的社交网络也制成一张图？原来，在翻阅这些临床资料的时候，克里斯塔基斯医生跟同事詹姆斯·富勒注意到，所有被调查居民也同时填写过他们的亲友信息：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同事……都在表上。当时记录这些信息是为了避免与调查对象失去联系。这些文件资料锁在柜里60年，早已积满灰尘，无人问津。但在两个科学家眼里，它们顿时变成了一座金矿。他们立即意识到，是重新发掘这些资源的时候了。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凯文·贝肯登上了舞台。三个影迷小伙子的表现传到了瓦茨的耳朵里，他立刻联系了他们。距离三人组在宿舍里绘制著名影星之间的人际关系网已经有4年过去了，但这张关系网正中瓦茨研究的靶心。这是研究人员第一次有机会审视我们人际关系网络的一部分，而其结构是无比惊人的。
两人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把连接5 000余名研究对象的超过50 000条社会关系一一整理出来。跟演员人际关系网不同，弗雷明翰居民社交网络中包含了大量关于个人健康状况和行为习惯的信息。
又过了30余年，一位年仅27岁的澳大利亚年轻人的研究，最终揭示了这张“人网”的奥秘。1998年，邓肯·瓦茨成为康奈尔大学数学家史蒂文·斯托加茨（Steven Strogatz）的博士生，他的研究工作就是天天晚上戴着头灯爬树抓蝗虫。他的研究课题是蝗虫的集体鸣声。他想知道，群虫当中的个体是如何彼此影响的。他的思考一步步将他引向了米尔格伦的“六度分隔”理论，随后是人际网络。但由于缺乏分析数据，他的研究陷入瓶颈。
不出所料，这张网络同样符合“小世界”特征。出人意料的是，网络上每个研究对象的分布位置并不是随机的：那些位于紧邻区域的人有着相似的个人资料。比如抽烟的人、喝酒的人、肥胖的人、抑郁的人、快乐的人都扎堆分布，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给小镇上的居民分组。这些社交群组里，有的可以多达数百人，而每两个人之间只需要三个中间人就能联系起来。如果一个调查对象是吸烟者，与他交往的人当中极可能出现另一个吸烟者，后者又连着另一个同好，而此人又会有一个抽烟的亲朋好友。
说到底，米尔格伦的研究基本上并未解答问题，但他至少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事实：“人网”与渔网的结构并不相同。两个人之间或多或少需要一些中间人才能产生联系，而这自然使信息的传播链变长了。
如何解释这种相关性？你也许会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抽烟的人有机会在吸烟区结识另一个抽烟者，胖人更容易接受另一个跟自己同样体形的人并与之结婚。因为两人有共同点，他们之间就更易于产生社会联系。
也就是说，从我连上奥巴马只需要两步，从他再多走一步，就能连到地球上差不多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而从这位国家元首往下找，又能很快连上其他人，不管是一个中国工人，还是一个澳大利亚原住民。再举一例，奥巴马肯定认识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奥朗德又不可能不认识法国驻摩洛哥大使，而大使碰巧曾经是我亲爱的妈妈的上司。所以，我只需要包括美国前总统在内的五个中间人，就能和我妈妈关联上——当然，我也可以抛开这五人，晚上下班回家直接给她一个拥抱。
不过，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给出了一个相反的、稍微有悖常识的解释：正是因为两个人有社交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才变得相似。这叫“社交传染”。烟酒瘾、饮食习惯、运动偏好、情绪状态……这些都跟病毒一样会传播。
找到人与人之间最短连接路径的方法总是一样的：眼光先“往上走”，试着找出一个人际网络的中心人物，他或者她可能与最多的人有交集，就比如奥巴马。然后再“降下来”，找出他或她与目标人物的可能联系。这跟在法国搭乘高速铁路是一个道理：要从法国西海岸的圣纳泽尔（Saint-Nazaire）去西南部波尔多附近的小城贝尔热拉克（Bergerac），最好到位于法国中心的巴黎蒙巴纳斯火车站换乘。法国的首都与美国的总统在网络中的功能一致，都充当枢纽的角色。我们得通过中心才能将交通网络或人际网络的一点与另一点连接起来。
例如，我们可能仅仅因为经常拜访胖子朋友就增加了体重。这种惊人的联系可能缘于训练效应（training efect）：“这个星期六我要搞一个奶酪火锅派对，星期天接着吃干酪焗土豆，你来不来？”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规范受到朋友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如果你亲近的人里已经有几位发福的朋友，那么对你来说，长胖是更容易接受的。
我跟自己的朋友们讲起这个反直觉的结论时，他们经常不相信，反驳我说，肯定不是对什么人都适用吧！你跟生活在另一个半球上的某个离群索居者之间，比如跟一个住在美国芝加哥南部郊区的流浪汉之间，六步怎么连得上？至少也得十几步吧！不信我们就来算算……冬天的时候，这个流浪汉多半去过某些社区收容中心留宿。在那里他很有可能见过收容中心的主任。而这位收容中心的主任，又有很大概率因其对慈善事业的贡献而被市长接见过。不难想象，芝加哥的市长可能在某个场合跟奥巴马总统交流过，比如说在伊利诺伊州召开的一次政治会议上。而2009—2012年，哲学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曾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政府中担任要职。桑斯坦教授碰巧不止一次访问过我所在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所以我跟他也打过交道。只需要五次关联，问题就搞定了。
两位科学家通过他们掌握的数据，甚至测算出了这种“传染”的强度系数。在弗雷明翰镇，如果一个人有一位亲友在过去几年内体重暴增，则此人日渐增重的概率会提高57%！如果先胖起来的那位跟此人的社交关系里隔着一位中间人，比如说，你好朋友的一位同事增重了，你跟着长胖的概率会提高20%；隔着两位中间人的情况下，发福的概率还是会增加10%。简单来说，你兄弟的老板的表亲能让你长胖，也能使你染上烟瘾，变成酒鬼，抑郁消沉，运动健身，可能促成你离婚，也可能使你幸福……
这一类人际互动的网络又像什么呢？渔网、蜘蛛网，或者干脆像搅在一起的一团乱麻？科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来解决这里面的谜团。1969年，斯坦利·米尔格伦给出了第一个答案。他猜测这张社会联络网具有某种独特结构特性，因此设计了一个日后将成为心理学经典案例的实验。他随机挑选出296名堪萨斯州等地的居民作为收信人，向他们发出了一封神秘的信。信上有一个远在2 000公里外的波士顿股票经纪人的名字和照片，以及一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指令：“如果您认识此人，请把这封信转寄给他。如果您不认识他，请把信寄给您的朋友中最可能认识他的人。”每转寄一回，参与者也应同时通知米尔格伦，好让研究者能追踪信息传递的轨迹。想不到，投出的296个“漂流瓶”，最终竟然有64个到达了目的地。中间环节少得惊人，平均只需要五到六个人而已。由此诞生了著名的“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论：地球上任何两个人之间，最多只需要六个中间人，就能彼此产生联系。
我们在社交网络中的位置，就是如此真切地塑造着我们。就算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也可能把他们的生活方式转手传染给你。如果你是个不抽烟、爱运动、有点忧郁气质的人，那也是你的社交圈子决定的！
以我研究的行人群体为例，它的网络结构简单，好比一张渔网。每个个体与身边的人相连，而身边的人又与自己身边的人相接，如此延展。无论是拥挤踩踏、缓慢前进还是集体逃生的行为，也都是以一个人影响身边另一个人的方式传遍整个人群的。然而社会网络并不局限于大街上走在我们身边的人，还包括我们的朋友、同事、家人，他们有时身处地球的其他角落。比如我给我住在澳大利亚或者南美洲的叔叔发了条信息，只用了一眨眼的工夫，它就传到了世界的另一端。
那我们个人的自由意志呢？难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跟一条小小的沙丁鱼一样，只会身不由己地跟着浩浩荡荡的沙丁鱼群往前游，什么选择也没有？对于这个问题，两位科学家还比较乐观。“正好相反，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表率，把身边人往好的方面感染。”两位科学家之一的富勒教授，在做了这项研究之后更是身体力行。他努力健身减重，并且每天下班回家时面带笑容。“因为我明白，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不只会影响到我自己和家庭，也许还能把好习惯带给我孩子的朋友的家长们。”
人与人之间是如何关联的？这无疑是传播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我们传播的是思想、流言、时尚潮流还是观点意见，传播都取决于人与人编织的巨网。社会关系就如同遍布我们身体四肢的血管，后者给各个器官带去氧气和能量，而前者决定着人与人之间信息或行为的传递方式。那么，这张巨网当中的“静脉”和“动脉”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像血液一样循环
剖析一项重大发现
人全身的血管粗细不一，各有功用。人际网络的“动脉”和“静脉”也一样。有些只朝一个方向传递信息，另一些则不传递任何信息。比如，弗雷明翰镇的人际网络研究表明，假如一个男人的哥们儿增重，他自己长胖的风险也会增加，但假如他这个朋友是女性，他就没有长胖的风险。事实上，有关体形标准的问题，主要在同性亲友间传播。换言之，两兄弟或两姐妹之间互相影响体重的可能性，要比兄妹或姐弟之间的大得多。
三个人一夜成名。他们马上写了本书，开发了一款多人桌游。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娱自乐地画了一张超级电影工业网络图，在上面把所有的好莱坞演员都联系了起来。四年之后，这张网络图出现在某位叫邓肯·瓦茨的人的办公桌上。三个大学生当时还不知道，他们的游戏成了一个数据库，将大众研究带到了前所未有的维度。
人际关系中，哪些渠道的传播最广泛、最有效？与研究好莱坞的演员关系网、弗雷明翰的居民关系网的时代相比，今天的网络媒体提供了海量的可供研究的数据。花好几年时间手动整理人际关系网的时代已经过去。脸书这张巨型的社交网络上整整有20亿活跃用户，每人平均有177个“好友”，大量的数据唾手可得，很容易就能满足好奇的大众研究学者。2007年的《纽约时报》文章甚至将马克·扎克伯格的脸书网站称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培养皿”，有关人类行为的多种研究均可从中取样。各种五花八门的研究由此开展。比如，有些研究者在这个平台上发心理学调查问卷，把结果与填写问卷者的脸书个人资料关联起来，这样就能够追踪我们的性格与点赞内容之间的关系。不过有时结论也让人怀疑。他们发现凯蒂猫的粉丝大多“具有开放精神，情感不太稳定，有民主倾向”。他们还说智商高的一类人喜欢点赞科学内容，喜欢电影《教父》，或者暴雨天；而智商分值较低的群体则与哈雷摩托车、丝芙兰美妆或者乡村民谣音乐联系在一起。这些研究者声称，他们只需要在脸书上看看你点赞的内容，就能推断出你的种族背景、政治倾向、性取向等等，平均准确率达到90%！
原来克雷格、布莱恩和迈克这三位嘉宾是宾夕法尼亚州奥尔布赖特学院（Albright College）的大学生，他们在一个下雪的晚上躲在宿舍里看电影打发时间。这天他们先看了《浑身是劲》，接着是《灌篮高手》（The Air Up There），后面还有好几部电影，每部都有凯文·贝肯。他们越想越觉得好玩，于是有了这个游戏的主意——通过电影，把任意一个演员跟他们最喜欢的明星凯文·贝肯连上。没想到，无论他们怎么试验，所需步骤从没超过六步。三人由此得出结论：围绕着凯文·贝肯，一定存在某种神奇现象。这个晚上的巧合催生了一系列后续事件：三人建了一个网站，取名“凯文·贝肯——宇宙的中心”。这个游戏先是在大学同学间传开，接着很快走出校园，获得了当红广播节目“霍华德·斯特恩秀”的盛情邀请，让全美国人都认识了他们。
关于社会影响力的传播渠道呢？脸书又能告诉我们什么？来看看锡南·阿拉尔和迪兰·沃克（Dylan Walker）2012年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的研究结果吧。他们跟踪了一款简单的电影类应用程序，测量用户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网络好友。结果发现，社交纽带的强度并不是均等的。男性对朋友的影响力要比女性强，30岁以上的人的影响力比30岁以下的强。研究者还将人分成两组：有影响力组和易受影响组。无论是思想还是商品，影响通常都是从前一组输向后一组。在人群之中，传播其实是有一定方向的。
从一个演员到另一个，三人组每次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整理出他们的偶像和其他演员的关系网。主播激动地说：“你们几个真棒啊！”直到凯文·贝肯本人直接把电话打进来，跟这三人组聊上了，而大主播这时候实在想不出什么好话，居然拿这位喜剧明星妻子的体形开起玩笑来……整个节目品位并不高，很难想象它居然和21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有什么关系。但是……
这项研究成果成了“病毒式营销”专家的福音。他们在全体人口中精确定位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个人，确保营销内容通过他们有效地散播到大众中去。2010年11月2日，美国总统大选当日，富勒的团队做了另一项实验。结果表明，你在脸书的朋友圈里简单地发一句“我要去投票”，能让投票总人数多出34万。这一公民行为通过身边人的依次传播，最终争取到了网络中数量可观的一部分人。
接着主播把问题抛给听众：“头一个难倒这三位的听众，就能赢两张拳王里迪克·鲍下一场比赛的门票！”游戏规则超级简单，电话线那头的听众随便说一个演员的名字，这三位嘉宾就得把这个名字跟喜剧明星凯文·贝肯关联起来，中间的步骤越少越好。“玛丽·麦克唐纳？容易！她在《与狼共舞》里跟凯文·科斯特纳演过对手戏，而凯文·科斯特纳跟凯文·贝肯一起演过《刺杀肯尼迪》。两步！”这三人组合似乎战无不胜：“彼得·威勒跟朱迪·戴维斯演过《裸体午餐》，而朱迪·戴维斯在《巴顿·芬克》里跟史蒂夫·布西密演过对手戏，史蒂夫·布西密与克里斯·潘合作过《落水狗》，克里斯·潘在《浑身是劲》里碰上了凯文·贝肯。四步！”
锡南·阿拉尔的实验采集了130万个样本，富勒的实验样本量则有6 200万。科学实验的样本群变得前所未有地丰富而庞大。对于任何一位科研人员来说，将脸书平台作为开展实验的场所都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不过他们也得小心，别做得太过。脸书的用户很喜欢猫咪，他们才不愿意乖乖充当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扎克伯格的公司就不得不为这样一项越界的研究公开道歉。这是一项有关于情绪扩散的实验，这一课题前景可期，但相对而言不那么广为人知。亚当·卡拉梅（Adam Kramer）于2014年在一家知名期刊上发表了一项有关“情绪传染”的研究，称互联网上的情绪传染比现实中的更强烈。这项实验令人瞩目，但研究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原来，科学家随机抽选了70万网民，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为其中一部分用户屏蔽掉那些带负面情绪的信息，而让另一部分人完全看不到任何积极的内容。结果在看了一星期的负面新闻之后，用户接下来一段时间内自己发出的内容也都有点灰色，反之亦然。然而，这个实验中的“小白鼠”事先并未同意，甚至并不知情。也许读到这里的你也曾经历过被过滤掉一半信息的情况！后来科学家解释，这项实验是符合脸书的用户使用条款的。这家国际互联网公司只好承认错误，出面向用户道歉。
1994年的这一天早晨，他的演播室里迎来了三个大学生：克雷格·法斯、布莱恩·特特尔和迈克·吉内利，三人造型都特别“90年代”。还没等他们坐稳，大主播就向他们摊出底牌：“我说小伙子们，听说那天晚上你们喝多了，就开始扯些关于凯文·贝肯（Kevin Bacon）的瞎话，是有这么回事吧？”布莱恩不紧不慢地嚼着口香糖，酷酷地答道：“对呀，霍华德，就是这么回事。”
社交层面的“传染”的深度和广度，正是这样一步步被科学家们发现和意识到的。这种传播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广泛传播的不只是流言，还有行为和情绪，只不过后两者的传播方式比大流感更复杂。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掌控这种现象，进而使大众变得更明智呢？
北美大陆的又一个早晨，“霍华德·斯特恩秀”（Howard Stern Show）的声音乘着电波如期响起。这档广播节目打着政治不正确的旗号，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大红大紫。它的明星主播霍华德·斯特恩留着一头和摇滚歌手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一样的长发，在演播间里戴墨镜，满手巨大戒指，最擅长挑动听众情绪。他那舌头可从没个停下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