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长大了一些，但我还是觉得与同学来往和交朋友很困难。升入中学的几个月后，我有幸结识了里恩。他是印度裔英国人，他们一家人在50年前从印度移民到英国。里恩又瘦又高，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常会从书包里拿出梳子梳头发。他掉了两颗牙、上唇有道疤，经常被同学嘲笑，他为此害羞而紧张。或许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不能融入集体的边缘人，所以就成了好朋友。我和里恩上课的时候总是坐在一起，课间休息时，其他同学跑到操场玩，我俩就在走廊里边散步边聊天。里恩常常背诗给我听，他读过很多诗，自己也写诗，对文字和语言感兴趣，这是我们的另一个共同点。
体育课也是如此。我喜欢那些不需要跟别人互动的项目，最想参加的是跳蹦床和跳高。可惜的是，体育课大部分时间玩的是橄榄球、足球这类需要彼此配合的团队活动。队长被选出后，会接着选自己的队员，我最怕这个时候了，因为每次挑选完，都会剩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里。倒不是我不会奔跑和传球，只是不知道该何时移位、何时传球、何时将位置让给别人。赛场上总是很吵，我的大脑会自动屏蔽外界而进入封闭状态，直到有球员或教练跑来提醒我要“专心”或“参与”，我才会意识到身在何处。
里恩非常喜欢伦敦，他经常搭乘地铁满城逛，拜访过不少著名诗人曾居住或工作过的历史景点，每个周五他还会去温布尔登的清真寺祈祷。我在伦敦住了十几年，却只认得家门口的几条街，这让他十分惊讶，于是他决定在周末带我一起去开开眼界，搭乘地铁去见识一下伦敦塔、大笨钟和白金汉宫。替我买好车票后，他带我进阴暗潮湿的站台等车。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低头时，发现脚边还有一根划过的火柴和一个被踩扁的香烟盒，烟盒上写着“警告：吸烟有害健康”。
当然，也有我不喜欢的学科，课上得也辛苦，例如木工课。其他同学会兴致勃勃地锯木头、打磨、组装，我因为听不懂老师的指令而总是落在后面。有时候，老师会对我失去指导的耐心，直接过来替我做。老师以为我在偷懒，但实际情况是我不想待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
上车后，里恩给我看地铁线路图，图上标识着不同颜色的线路和停靠站点：黄色的是环线、蓝色的是维多利亚线、绿色的是区域线。行进中的地铁摇晃得很厉害，就像在打喷嚏。我不喜欢伦敦市中心——人群拥挤、声音嘈杂，到处都充满着不同的气味和声光，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归类，这真让我伤脑筋。里恩带我躲过这些热闹，去了博物馆、图书馆和画廊这些比较安静的地方，我的感觉才好些。我喜欢和里恩待在一起，他总是让我觉得放心又安全。
霍华德·桑杜姆（1888-1967），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贫穷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年当选为共和党众议院议员，3年后入选参议院，时年不过36岁。1930年当选州长，1938年11月，击败64岁的民主党现任总统埃文·克雷默而成为新总统。桑杜姆战时受任，于1941年向纳粹德国和日本宣战。1944年11月（总统选举每6年一次），桑杜姆被民主党候选人威廉·格里芬击败，从此隐退政坛。桑杜姆在退休后撰写的回忆录于1963年出版，他唯一的儿子查尔斯，追随父亲的足迹，踏入政坛，在1966-1986年间担任众议员。
在学校，里恩经常因为生病而缺席。他不在的日子，我形单影只，既要打发一个人的孤单，又要忍受同学的嘲讽，时间变得很难挨。课间活动时，如果图书馆没开，我就一个人沿着走廊不停地向前走，直到上课铃声响起。班里的集体活动，只要有里恩在，我就高兴地跟他同组；要是他不在，我就惨了，没人愿意跟我同组。每到这个时候，老师就会压低声音问：“谁好心帮我个忙，可以跟丹尼尔同组？”还是没人跟我同组，这倒也好，与其跟不熟悉的人一起，我宁可一个人待着。
我从11岁起就开始创建自己的历史人物世界，包括总统和总理，我还替每一个人编写了完整且复杂的传记。我脑海中会毫不费力地浮现出人名、日期和事件，需要我动脑筋思考的是那些构成事件的材料和统计数据，一些源自我对真实历史事件的认识，另一些则完全靠想象。直至今天，我仍然会思考自编的这套历史年表，并不时地增加一些新的人物和事件。以下就是我想象出的一个历史人物：
13岁那年，父亲教我下国际象棋。有一天，他拿着棋盘和棋子问我要不要学，我点点头，于是他教我每个棋子在棋盘上具体的走法以及基本的游戏规则。父亲的棋艺并不精通，他是自学的，只是偶尔借着下棋打发时间。我第一次玩就赢了他，这让他很吃惊。“新手的运气就是好。”他不甘心，重新摆好棋盘，再次开战，我又赢了。于是，父亲想到了让我到棋社跟别人下，这会有助于提高我的棋艺。我家附近就有一家棋社，父亲说下周就带我去。
中学期间，我还喜欢历史。我从小就喜欢列表里的内容，历史课上就能接触到各种列表，包含君主、总统、首相名字和在位时间的世系年表，都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喜欢纪实类的历史胜过虚构的小说，研读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史实和人物，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享受。我还试着理解不同思潮和不同历史局势之间的相互关联。我惊讶于历史事件的连锁效应，一个看似孤立的偶发事件竟然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历史的复杂性令我着迷。
国际象棋里面有很多数学问题，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著名的“骑士之旅”——骑士必须走遍所有的格子，而且每个格子只能走一次。几百年来，许多知名数学家都研究过这个问题。我曾完成过这个“骑士之旅”，举例如下：
在做“三张卡片”这道概率题时显然也不能跟着感觉走。问题是这样的：有三张卡片，第一张两面都是红色，第二张两面都是白色，第三张一面是红色，一面是白色。将三张卡片混在一起，然后抽出其中一张放在桌上，朝上的一面是红色，那么另一面也是红色的概率有多大？有人说，有红色面的卡片只有两张，一张的另一面是红色，一张的另一面是白色，所以，红色面出现的概率是1/2，即红色与白色出现的概率各占一半。而实际的答案是，这张卡片另一面也出现红色的概率是2/3。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两面都是红色的那张卡片，一面写A，另一面写B；一面红色、一面白色的那张，在红色那面写C。需要我们判断的那张卡片，已经显现出的红色面，有可能是A、B或C。如果是A，则另一面就是B；如果是B，则另一面是A；如果是C，则另一面就是白色。所以，这张卡片的另一面出现红色的概率是2/3。
多数人不能靠直觉算出概率，就像这道题：“一位母亲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女孩，另外一个也是女孩的概率是多少？”答案并不是多数人会想到的1/2，而是1/3，因为这位母亲已经有了一个女孩，就不可能有两个男孩，所以剩下的可能就是：男女、女男和女女。
父亲带我去的那家棋社，离我家走路需要20分钟，他每周都陪我去。棋社就在图书馆隔壁，那儿的负责人叫布莱恩，个子矮矮的，脸干瘪得像梅干。棋室里摆放着几组桌椅，下棋的老人家都弯着腰，聚精会神地盯着棋盘。这里很安静，只听得到棋子落下的声音、钟表的滴答声、鞋子有节奏地在地板上抖动的声音和白炽灯的嗡鸣声。父亲把我介绍给布莱恩，说我刚开始学下棋，很害羞，但很喜欢下棋。布莱恩问我是否会摆棋盘，我点头。我在一张空桌子上摆好开场用的棋盘和棋子之后，布莱恩请来一位戴着厚厚镜片的老人家跟我对局，然后他和父亲站在我的身后观战，我感觉到他们有点儿紧张。半小时后，跟我下棋的老人家将他的国王推过来，接着站起身，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布莱恩随即靠过来对我说：“下得好，你赢了。”
数学当然是我最喜欢的学科。开学那天，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一个数学的分班考试，然后按照成绩从高到低，分成1～4这4个等级。我被分在等级最高的一级班。刚一入班，我就发现这个班的进度比我在小学的班级要快很多。每个同学对数学都很感兴趣，很投入，老师教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我最喜欢的内容是数列，例如斐波那契数列（1、1、2、3、5、8、13、21……），其中每个数字都是前两个数字之和。此外，我还喜欢数据处理（例如计算一组数据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和概率问题。
我每周都喜欢去棋社，那里很安静，也不需要经常与别人打交道。不去棋社的时候，我就去图书馆借棋谱回家来看。没多长时间，我就张嘴闭嘴都是棋经了，还跟人说我长大了要当个专业棋手。后来，在布莱恩问我是否愿意代表棋社参加棋社间的比赛时，我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因为这意味着我会有更多的下棋机会。每次比赛，布莱恩都开车来接我和另外一位选手去比赛地点。棋赛比平时在棋社正规些，选手们要在事先发的纸上记录自己的每一步棋。在多数比赛中，我都赢了，因此没多久我就成了棋社的常任比赛选手。
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我终于可以独自一人坐车去上学了。站牌离我家很近，而且我还记得所有的发车时刻，所以我从来不会错过车次——除非公交车误点。我们每天到校后都要先去自己的班级报到，然后根据当天的课表去不同的教室上课。不幸的是，我生来没有方向感，就算在住了多年的街区，我除了几条特意记忆过的街以外，还是会迷路。在学校，解决的办法就是跟在同学后面走。
每次赛后，我都把记录比赛棋步的纸带回家，然后坐在房间的地板上，摆开棋盘，重下一遍，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这方法是我从棋书上看来的，可以借此提高棋艺，还能熟悉各种不同的棋局。
放学后，直到所有的同学都走了，我才走向那个我认得的公交车站牌，因为我早上就是从那里下车的。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搭乘公交车，我不知道原路返回必须要坐反方向的车才可以。公交车到了，我上了车，将我在心里反复练习过的几句话讲给司机听，也就是告诉他我要在哪一站下车，然后我就自顾自地掏钱买票，司机回答些什么，也没听清。司机又大声地重复刚才的话，而我正努力克制着自己的紧张慌乱，还是没听懂他的话。我一直堵在车门口，没办法，司机摇了摇头，收下我的钱，递给我车票。我找了就近的一张空椅子坐下，沿途望着窗外，看是否会出现我熟悉的街景，但窗外的景色一片陌生，好像方向也不对。我担心起来，然后就意识到自己坐错了车，我跑到车门口，焦急地等着停车开门。下车后，我走到对面去坐车，告诉司机我要下车的站名，这回司机没说什么，只告诉我票价，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我暗自松了口气，这回终于坐对了。20分钟后，我心里更踏实了，因为我从车窗看见了我家在的那条街，总算安全到家了。
对我而言，下国际象棋最难的就是必须连续两三个小时高度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深入思考，但不能长时间持续这种状态，否则我就无法集中注意力。我总是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哪怕是一些细微的小事，例如有人呼吸声大些，也会影响到我。有几场开局很好的棋赛，就因为我无法专心致志而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每到此时我就会备感挫败。
上小学的时候，我中午吃母亲为我准备的盒饭。上了中学，父母希望我吃学校的午餐，因为我们是低收入家庭，有代金餐券。看了半小时书后，我来到餐厅，就餐的人没剩多少了，我就可以拿着餐盘一个人在餐台选自己想吃的食物。我选了炸鱼、薯条和豆子，因为很饿，又在点心区拿了一个甜甜圈。我走到收银台，将餐券递给收银员，她按了几个按钮后告诉我，代金券的面额不够买那个甜甜圈，需要补差额。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又着急又羞愧，脸一下子红了，感觉自己马上要哭出来。收银员看到我的窘状，安慰我说没关系，因为是开学第一天，甜甜圈留着吃好了。我找了一张空桌子坐下，虽然餐厅的人不多，但我还是担心会有人走过来跟我坐在一起，所以我飞快地吃完，立刻起身离去。
每期的国际象棋杂志我都会去图书馆里看。有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一个赛事预告，在我家附近将举办一场国际象棋比赛，参赛费的要求是，提前预付，优惠（off）5英镑；当日付费，20英镑。我通常都是按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所以不知道这里的所谓“off ”具体指什么，我想大概就是“交纳”（offer）的意思吧。在父母同意我参赛后，我按地址汇去了5英镑。两个星期后，我去了参赛地点，报上我的名字，负责接待的人仔细看了名单，说我可能误会了，预付款不够，还需补交15英镑，好在我身上还有钱，补足差额后，我还是莫名其妙的。
新班级里没有几个巴利小学的老同学，好朋友巴巴克去了另外一所学校。我紧张得不敢和班里的任何人说话，甚至不肯做自我介绍。上课时，我会不停地看表，希望指针可以走快些，好让这一天马上过去。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全都冲向操场，我害怕被跑出教室的学生冲撞到，所以尾随在后面。我来到隔壁的图书馆，从参考书书架上拿了一本百科全书，一个人坐下来看。我不断地抬头看图书馆墙壁上的表，因为担心要是上课迟到就会被已经在教室里坐好的同学盯着看，那会让我浑身不自在。午休铃声响起后，我又坐在了图书馆同一张桌子上看书。
比赛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刚开始的时候我很有自信，思路敏捷，判断准确，很快就占据优势，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了。然而我的对手在走完一步棋后，突然按停了计时的表，然后站起身来。我看着他在我旁边走来走去，他则等着我的下一步棋。他的这个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让我一下子脱离了比赛的状态。他那双鞋在光滑坚硬的地板上发出摩擦的咯吱声，让我无法凝神思考。就在这样心神不定的状态中，我走错了几步关键的棋，导致最终输掉了那场比赛。我懊恼至极，根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继续比赛，只好放弃了接下来的比赛，走出赛场回了家。我觉得，这种比赛性质的玩法并不适合我。
我就读的是巴金修道院中学。报到第一天，父亲帮我打好领带，扣好衬衫的袖扣，然后带着我坐公交车来到学校。在校门口，他鼓励我要勇敢面对新环境，迎接开学第一天的大挑战。我目送他离开，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才怯生生地跟着其他学生走进体育馆，校长要在那里向全体新生致词。体育馆很小，几位老师靠墙而立，全体新生只能席地而坐，纷纷坐下的瞬间，地板上的尘土飞扬起来。校长马克斯韦尔先生要求大家保持安静，然后开始讲话。我坐在后面，发现自己很难听进去，只好低着头，用手指来回拨弄地板上的灰尘，等着结束。分完班级和老师后，学生排着队去了各自的教室。我高兴地发现我的教室位于校图书馆隔壁。注册后，我领到了新学期第一周的课表，原来每门课都由不同的老师在校内不同的教室里上。从小学升入中学，最让我难以适应的就是上课需要不断地换学科、换教室、换老师。
我常坐在房间的地板上摆开棋盘，自己一个人玩。家里人知道我的习惯，每到这个时候，他们都绝对不会进入我的房间。国际象棋有固定的规则，棋局和步数会反复出现，一个人下棋时可以不受外界干扰，能更充分地发挥我的潜力。16岁那年，我发明了象棋18步走法，并把这个棋步投给了一家国际象棋杂志。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我的投稿发表在杂志的读者专栏里，而且还列在首位。父母以此为荣，还将杂志的那一页裱起来，挂在我房间的墙上。
1990年9月，我升入中学。母亲特地领我去市中心为我买了我的第一套学校制服：黑色外套、长裤、白衬衫和红黑相间的条纹领带。父亲教我打领带，可我怎么也学不会。于是，他让我只将领结弄松，需要戴的时候，直接套上拉紧就可以。这套制服穿在身上很不舒服，面料的质地粗厚，压在身上很沉，黑色的新皮鞋穿起来也会将脚趾夹得生疼。我还买了新书包和文具。
同年初，也就是1995年，我参加了普通中学教育文凭考试，历史得了最高分A+，英国语言和英国文学、法文、德文都得了A，科学科目得了两个B，木工课得了C。在最开始的数学考试中我得了A，但最后一次考试得了B，因为我的代数不好。数学方面，我仅对数字有联觉和心理反应，但对数学中出现的文字则没有感觉，因此我对代数中的方程式一窍不通。于是，我放弃了数学，而选择历史、法文和德文作为我晋级的科目。
1991年，我们再一次搬家，搬到马斯顿街一栋四室的房子。我们住的是整片房子中的一栋，离商店和公园很近，房后的院子也很大。但我们住过的所有房子，包括这栋，都只有一个浴室，以至于我们常常需要在浴室门外排长队等着洗澡。客厅和餐厅隔着几道不上锁的门，可以来回穿越。当需要想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楼下的几个房间穿来走去，从客厅到餐厅，经过厨房、走廊，再回到客厅。走的时候低着头，双臂紧贴身体两侧，旁若无人地来回穿梭，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库柏女士是A级法文的老师之一。在我17岁那年，她帮我安排了我的第一次出国旅行，目的地是南特，那是一座位于法国西北部卢瓦尔河畔的海滨城市。老师认识那里的一个家庭，他们非常愿意接待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很多担心：离家远、坐飞机、到陌生的地方，但一想到可以在国外讲法文，我就兴奋得不得了，也就抛开了那些顾虑。我在南特待了10天，接待我的家庭对我非常好，只要我需要，就会给我足够的个人空间，让我独处。他们总是鼓励我讲法文，给我创造很多练习机会，不论是玩桌球、海边散步还是悠闲地吃海鲜大餐，我们都讲法文。10天后，我回到家中，除了因为皮肤敏感略有晒伤，可以说是毫发无损。
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他大部分时间的言谈举止跟原来一样，但有时会突然发作，讲话颠三倒四、神志不清，还会躲开家里人。之后的几年里，他经常住院，每次都要几个星期。再后来，父亲的病好像一下子就好了，就像他得病时一样突然。他变得能吃能睡，体力恢复了，心情也好起来了，慢慢有了信心和勇气。父母的关系也好转了，接下来的1990年夏天，家里添了第八个孩子安娜玛利亚。17个月后，距离我满13岁还有4天，家里添了最后一个孩子雪莉。
同年夏天，一个叫延斯的德国男生来我们学校进修英语。因为我是班上唯一一个会讲德语的学生，所以延斯上课的时候跟我坐同桌，课间休息时，无论我到哪儿他都跟着。我喜欢下课的时候有人陪我聊天，和延斯交流的时候，我们会将德语和英语混在一起讲。延斯教了我很多以前我不会的德语词汇，例如，handy（手机）、glotze（电视机）。延斯回国后，我们用电子邮件保持联络，他写英文，我写德文。
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以前，母亲在各个方面都很依赖父亲，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不太讲话，彼此间的默契也了无踪影，就像换了两个人，而且要开始一种不一样的关系。吵架成了他们交流的主要方式，声音越吵越大、越吵越凶。我不得不堵住耳朵来躲避他们的争吵声。有时，大吵一架后，母亲会走进我的房间，静静地跟我坐一会儿。我真想把这安静变成一条柔软的毯子，将母亲裹起来。
我在青春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个子长高了，嗓音变粗了。父母教我使用体香膏，教我刮胡子，但我觉得太难了，感觉不舒服，常常任由胡子长得很长。荷尔蒙也让我改变了对别人的想法和感觉。一个懵懂的少年并不清楚感情是什么，只是想和喜欢的人亲近，却不知道那正是感情的开始。我会靠近其他在操场上的同学，离他们近到我的肌肤能感受到他们的体温。那时我尚不知道什么是个人空间，也并未意识到我的举动会让人感觉不舒服。
父亲出院时，大家并没有为此而庆祝，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家里的生活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尽管父亲尝试着做他生病前的日常家务——换尿布、做晚饭，但还是不一样。我那时就已经知道，那个竭尽全力照顾我、保护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连他自己都需要照顾、需要保护的人。在医生的叮嘱下，父亲每天都吃药，还需要多休息，午饭后，他就回到楼上的房间睡几个小时。当父亲休息的时候，母亲要求家里的孩子都像我一样小声说话，免得吵到父亲。如果小一点儿的孩子哭起来，母亲就马上抱着他们冲到院子里去，然后才哄他们。
从11岁开始，我就被男孩吸引着，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班里的其他男生都对女生感兴趣，常在一起讲女生的事情，而我从不这样，但我并不会因此而更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所不同——因为我早就知道自己跟他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我从没因为自己在性别方面与其他男生感觉不同而觉得羞耻，那不是我刻意为之，而是像青春期的身体变化那样，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青春期的时候，别人总是笑话我不能自在正常地跟男性来往，我因此变得更加没有自信，也不可能找人约会。我对学校性教育方面的课程根本不感兴趣，也从不跟人提及我经历过的那种感觉。
父亲住院这件事，大人们给我们的解释是：父亲累了，要在医院休息，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父亲住院的这几个星期里，孩子们被禁止去探望，母亲则乘车去看他。父亲在一家收治慢性精神病患者的疗养院里接受治疗，那时我们还太小，不知道“精神病”是什么概念。母亲从不跟我们讲父亲的病情，只说他病情在慢慢好转，而且很快就能出院了。母亲忙着照料父亲的时候，家里的7个孩子（有5个是4岁以下）全靠姥姥、姥爷、家里的亲友和义工帮忙照看。我和弟弟作为年龄稍大些的孩子，被要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减轻大人们的负担，例如帮忙打扫、擦干碗盘、拎袋子等。
16岁，我第一次有了迷恋的对象。那时，我们班只有十几个同学。那一年，班里转来了一个新同学，引起了我的关注。他个子高大，颇有自信，尽管是新来的，但很快就和同学打成一片了，他的性格与我截然相反，然而我们有一点共通之处——都修A级历史。每次看到他，我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心跳加快、口干舌燥、肠胃翻搅。光是看到他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在教室里看不到他的身影，我就会因为张望他的到来而无法专心听课。
第二天，家里比往常安静，感觉也很冷。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想着父亲的病，寻找着对父亲该有的感觉，但却找不到。过后几天，我才感觉出，缺少了父亲这个家就不够完整，于是我盼着父亲能早点儿回家。
有一天，我走进图书馆时正巧看到了他，就情不自禁地坐在他旁边。我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没做自我介绍，还好他认得我是他的同班同学，点头示意后，他继续看书。我努力地想打破沉默，但没有成功，就这样静默了15分钟，直到上课铃声响起，他起身离去。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从历史学习入手，作为跟他交往的开始。于是，我抄录了那个月的历史课笔记，再次在图书馆看到他时，将厚厚的一沓笔记递给他。他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告诉他，我想帮助他，因为他是新生。他向我道谢，然后收下了笔记。后来我又整理了其他笔记送给他，在我保证这并不麻烦之后，他才肯收下。
10岁那年，我正巧看到父亲第一次发病。那之前的几个月，父亲会无端地倒下或发出很怪异的声音，母亲总是设法不让我们看到这些。但那天我恰好走进客厅，眼看着父亲扑倒在地板上，眼睛睁得又大又向外凸，嘴里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不知在讲些什么。我安静地站在原地，看着父亲，不知该有怎样的感觉，也不知该做些什么。母亲听到父亲扑倒的声音，赶紧跑进客厅，她轻轻地推开我，让我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她说父亲只是不舒服，她已经叫医生了。1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停在我家门口，鸣笛声随之停歇。我从楼梯上看见救护人员将父亲抬上担架，在他身上搭了一条毛毯，然后将他抬走了。
不过，他还是没有像对待朋友那样对待我，哪怕是跟我说上一句话。我心里为此而惴惴不安，于是将自己的感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下课的时候，在图书馆交给他，然后马上离开，我实在没有勇气看着他阅读我内心深处的想法。那天放学后，我刚走到校门口就见他站在路边。我想掉头跑开，因为还没有勇气面对他，但太迟了，我们都看到了彼此。我们并肩站着，那一刻虽然短暂，我却感觉到了幸福，仿佛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一样。他将纸条还给我，简单又礼貌地解释说，他不可能成为我希望的那个人。他耐心地看着我，没有生气，没有伤心，也没有马上走开，倒是我垂着头，先走开了。
父亲逐渐显露出病态，是在有了双胞胎妹妹之后。他的生活习惯也不同往日，很少在院子里做事，也不再去见老朋友了。他有时会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可有时又一言不发。短短几个月，父亲看上去老了10岁，体重骤减，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行动越来越迟缓。
我带着伤心难过的心情回到家里，唯一可以抚慰我的就是听我喜欢的音乐。在美妙的旋律中，我的心总能找到归宿。我最喜欢的歌手有卡朋特兄妹、艾莉森·莫耶以及海滩男孩。我可以不厌其烦地反复听，用随身听连续几个小时播放同一首歌。
我数过，从父亲在客厅艰难地迈开步子到他扑倒在自己的影子里，一共是7秒。他倒下后，喘着粗气，瞪大眼睛看着我，眼里满是红血丝。
高中最后两年，还发生了别的让我不顺心的事，那就是课程结构和内容发生了改变，让我难以适应。历史课的内容枯燥乏味，还增加了大量作业，我不得不写一大堆尽管知道却不感兴趣的事情。值得安慰的是，历史老师沙斯登非常欣赏我对历史的钻研，他常在下课的时候跟我聊一些我感兴趣的历史话题。此外，A级历史的课程进度很有弹性，学生在课业方面有一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因为班上人很少，授课的内容也还算深入。我最后一学期的期末考试考得不错，但我却提不起精神，因为我无法预料毕业后我该何去何从。